评论｜周保松：805记者会，林郑的新论述

本文转载自作者个人脸书。

特首林郑昨天（8月5日）的记者会，核心信息其实主要是：“整个反送中事件已经彻底变质，抗争者在颠覆香港，摧毁社会稳定，挑战国家主权，也即在搞革命，所以政府必须要用更强硬的手段对付示威者。”这是相当清楚的信息，也是政府首次如此定性这场运动。

换言之，事情发展至此，林郑及中国政府已铁定不会答应香港人提出的五大诉求，林郑及其他官员也绝对不会下台。不仅不会，林郑还在记招上开辟一个新论述：香港人，你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就必须站在我这一边，并接受我的“维稳”铁腕；否则，你就是站在搞乱香港和否定一国两制的另一边，而这对你绝无好处。

我认为，林郑这次记招绝对不是在无意义地重复之前的东西，而是有了重大的策略改变。而这个改变，我大胆估计，是自六月以来，将会令她首次在民意上得分。

两个策略

她的策略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她不再在逃犯条例修订问题上和记者及公众纠缠。她选择彻底认衰（i.e. the bill was dead)。既然已衰到底，也就不会因此失更多的分。至于那些坚定要求五大诉求的抗争者，她也不再在意，因为她知道她不可能给出一个令抗争者满意的答案。

所以，在记者会上，我们见到她再次断然否定这些诉求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最明显是否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而她当然知道这是最多香港人希望她做，甚至是解决当下困局的唯一可能出路。

既然林郑不走这条路，为什么还要开记招？更何况在记招之中，她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方案（除了警察以后会每日开一次记招）。

关键不在具体的东西，而在于一套关于当下香港现况的新论述。如果这套论述讲得通，并能打动相当部份香港人，林郑就有可能在回归以来最严峻的管治危机中找到一个翻盘机会。这是这次记招的目的。

这套论述是什么？

一点也不新鲜，就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稳定和发展（唔好乱和有饭食），简直是香港这个“逃亡社会”（逃离大陆）长期形成的深层文化基因。对许多老一辈香港人来说，安定繁荣，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远远比自由和民主来得重要。也正因为此，它们超越黄丝和蓝丝这些意识形态分野，并成为许多香港人共同的“存在意识”（existential consciousness)。

林郑在记招告诉所有香港人，香港正面临两大危机，就是社会已很乱，以及经济正在下滑，甚至即将出现衰退。在这个情况下，只有她及她的团队，才能平乱及阻止经济衰退。因此，香港人应该原谅她在反送中事件的过失，让她及她的团队继续管治下去，并且运用更强硬的手段来“平乱”。

这就是林郑和张建宗、陈茂波在记招唱这台戏的主要目的。她要用这套新论述来打动香港人，争取香港人的同情，并分化抗争阵营，将街头抗争者边缘出去。

两个用心

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她在记招上每句话的用心所在。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她要为事件重新定性。她说，事态发展至今，整场抗争运动已经彻底变质，早已不再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而是要革命，要夺权，要颠覆一国两制，要否定国家主权，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要香港“玉石俱焚”。

简言之，这些十多二十岁的年青人，要多可怕有多可怕，要多邪恶有多邪恶。他们是搞乱香港的罪魁祸首。

这场变了质的运动，不仅会大大触怒中央政府，而且令香港处于动乱边缘，势必使得所有香港人失去安定、安全、安稳的生活。

果不其然，林郑早上开完记招，从下午开始，催泪弹便开始在各区遍地开花，一直延续到深夜而不止。香港人在罢工日，看著电视的直播画面，很难不认同特首所说，香港真的很乱很乱啊，从天水围、元朗、屯门、大埔、旺角、深水埗、黄大仙、金钟、湾仔到北角，整个香港史无前例地烟雾弥漫，警察狠狠地打。

香港在哭泣。

许多年轻人，在牢房渡过他们人生最难熬的一夜。他们的父母，定必彻夜难眠。而我们，连他们的姓名和样子都不知道。　

我们尊贵的特首一定会说，如果他们不是暴徒，警察怎么会无端端放那么多催泪弹？！
治乱世，必须用重典。接著下来的大规模的镇压、拘捕和检控，遂变得顺理成章，而且迫在眉睫。

第二，林郑叫陈茂波用苦瓜干一样的脸，惨兮兮地告诉大家，香港经济已大难临头，衰退在即，而零售、旅游、饮食业很多人很快就会饭碗不保。他没有明言，却有意识地令许多香港人由此联想，香港这两个月的社会运动，正正是导致经济变差的主要内因，而如果再这样乱下去，香港人很快就会连饭都无得食，齐齐揽住死。

社会安定重要吗？当然重要。经济繁荣重要吗？当然重要。既然重要，现在的年轻人抗争还应容忍它继续吗？当然不应该。

这就是林郑的新论述。

这套论述如果能够打动香港人（当然不需要所有），整个社会舆论就会改变，这场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香港自由之夏运动很可能就会受到严重挫折。（为什么我称之为“自由之夏”，以后另文再谈。）

读者或会问，一套论述无论说得多么动听，如果本身没有合理性及没有社会基础支持，从而得到香港人的认可，它就不可能具有正当化的力量（legitimation force）。

是的，确实如此。一套政治论述的正当化过程，往往就是在公共场域中，诉诸人们的道德价值和道德情感的证成过程。林郑政府在接著下来，必然会动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来令大家相信她的这套论述（包括每天的记招）的合理性。

既然如此，指出林郑这套论述的不合理（例如自由民主制度才能令香港有真正合理的稳定），以及使得它的社会基础变得薄弱（例如抗争和暴力其实没有必然关系），就是当下每位抗争者在行动时，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我经常问，抗争者没有枪没有炮，凭什么能够争取人们的支持，并且令得更多人愿意加入抗争的队伍，从而令社会改变发生？

因为道德感召，因为我们令许多香港人见到和相信，我们站在对的一方。因为我们是对的，所以才能得到市民的认同和支持，包括许多公务员的支持。

林郑开始明白，政府和警察之前的失败，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令得他们道德破产，因而不再得到人们的信任和尊重。而他们学得很快，正在努力尝试用新的论述和政治公关来说服香港人：他们才是对的一方，因此他们对抗争者的镇压，是合理的，是值得香港人支持的。而我们，没有理由如此容易受骗及堕入这个陷阱。

因此，千万不要轻视观念和道德的力量，同时在行动时也须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多人的认可和支持。

这场运动，属于我们每一位香港人。我们要一起让将来的历史，记下我们的善良、正义、高贵和爱。

2019.8.6, 4:50am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