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田方萌：“学伴”风波只是症状，病根出在中国教育界“洋跃进”运动

近日，网上曝光了山东大学针对留学生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照顾措施，引发了中国大陆广泛的舆论批评。笔者身为北京的大学老师，曾为各国留学生授课六年。在我看来，中国的留学生问题日趋严重，公众的怨气越积越多，迟早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只是没有料到“学伴项目”成了导火索。

十年未止留学潮

一个年轻人来到异国他乡求学，难免人生地不熟，需要找人帮忙解决生活和学习上的问题。笔者在香港科技大学求学时，该校每年都会接收相当数量的交换学生。科大为了帮助这些学生适应当地环境，特别组织了名为“红龙（Red Dragon）”的双语交流活动。为了锻炼英语沟通能力，我报名参加了其中一组，还教过留学生打麻将。麻将规则简单易学，一圈下来，有的外国学生已经“和”了。通过双语交流，大家找了乐子，练了口语，交了朋友，不亦快哉？

一个年轻人来到异国他乡求学，难免人生地不熟，需要找人帮忙解决生活和学习上的问题。

学伴制度也一直存在于中国校园，或是校方组织，或是自愿组合。据北大中文系教授夏晓虹回忆，早在1979年，她就被校方抽调充当留学生的学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我也常看到有中国学生在留学生楼的布告栏贴出海报，希望找个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作“语言学伴（language partner）”。山东大学的学伴项目若有助于中外学生彼此交流，相互学习，则不仅无可厚非，还值得提倡。可为什么这一项目最近饱受网民诟病，甚至不乏谩骂攻击之辞？

一是有“拉郎配”的嫌疑。我想山大校方并无意充当婚姻中介，只是为了吸引更多志愿者，使用了容易让人误解的“促销手段”。二是种族主义的背景。晚清以来，国人就惯以肤色为人类排序，近年来对黑人的贬低和诋毁更是愈演愈烈。由于近年非洲留学生大幅增多，他们也成为一部分网民发泄种族主义情绪的对象。三是一些批评中提到的“超国民待遇”。相对于本国学生，中国高校为留学生提供的优待其实早已存在。1990年代末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就参观过同班留学生的两人间宿舍，而我还住在八个人的拥挤房间。不过，那时留学生数量很少，更鲜有人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这种差距尚不至引起强烈的抱怨。

为什么山东大学的学伴项目饱受网民诟病，甚至不乏谩骂攻击之辞？一是有“拉郎配”的嫌疑；二是种族主义的背景；三是“超国民待遇”。

然而，最近十年的留学生扩招计划强化了中外学生在各方面的差异，并让这些差异变得更加显眼。2010年9月，中国教育部发布《留学中国计划》，提出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毕业生。”《留学中国计划》还列出了具体的政策指标：“到2020年，全年在内地高校及中小学校就读的外国留学人员达到50万人次，其中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达到15万人。”

九年后，教育部已经非常接近，甚至超额完成当年制订的政策目标。仅就学生数量而言，中国不仅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也是与英国并列的全球第二大目的国。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历年来华留学生简况，中国的留学生总数从2010年的26万人增长到2018年的49.2万人。同期接受学历教育的留学生则从10.7万人增至25.8万人，在2014年就达到了15万人的原定目标。接收留学生的中国大学也从620所上升到了超过千所，因此很多校园里都出现了越来越多肤色各异的学生。

2010年9月，中国教育部发布《留学中国计划》，提出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九年后，教育部已经非常接近，甚至超额完成当年制订的政策目标。

虽然留学生在国内高校学生中的比例还很小，其增长速度却远高于中国学生。从2010年到2015年，学历留学生的年增长率均在10%以上，而根据《留学中国计划》的初始目标，这一群体数量的年增长率本应保持在4.7%。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增长尤其迅速，例如，2015年非洲学生相对上一年的增幅高达20%，虽然他们的总量不过3.5万人，在所有大洲中排倒数第二。

在笔者看来，当前与留学生有关的诸多问题，根本上源于2010年的那份《留学中国计划》。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招这么多外国学生呢？

为争排名国际化

《留学中国计划》明确指出，这一政策旨在“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加强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来华留学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规划纲要》则为中国高等教育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问题在于，是否“一流”并不取决于中国大学，也不取决于教育部的官员，而是由某些国际媒体发布的全球大学排行榜决定的。这些大学排行榜原本为考生择校提供参考，最后却演变成高校改革的权威指南，因为家长和政府都以此衡量本国的大学发展状况。这些国际知名的排行榜往往根据留学生占全校学生的比例衡量一所大学的国际化程度。这一比例越高，该校得分就越高，在排行榜上的名次也越靠前。

问题在于，是否“一流”并不取决于中国大学，也不取决于教育部的官员，而是由某些国际媒体发布的全球大学排行榜决定的。

例如，QS咨询公司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合作推出的年度排行榜即包含这样一项指标——大学里国际学生相对于本国学生的比例，并在分值计算公式中赋予它5%的权重。一所大学留学生的比例越高，QS榜单的评分也就越高，而与生源质量无关。于是，在国内一些教育政策制订者看来，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就意味着增强“国际竞争力”，意味着“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对中国人来说，这种追求数量的激进政策并不陌生，至少在文革结束后就曾推行过一次。为了加速现代化进程，当时的领导层要求“解放思想”，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缩短从谈判到进口再到投产的时间。据说邓小平很干脆地讲过：“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 1978年，中国在短期内从国外进口了大批成套设备，引进了多种先进技术。结果，这些技术设备超出了中国的外汇支付和产业配套能力，在当年年底引发了一系列经济问题。类似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这一政策失误被历史学家称为“洋跃进”。

1978年，中国在短期内从国外进口了大批成套设备，引进了多种先进技术。结果这些技术设备超出了中国的外汇支付和产业配套能力，引发了一系列经济问题，这一政策失误被历史学家称为“洋跃进”。

近年来的留学生扩招政策，正属于一场改头换面的“洋跃进”，只是这次引进的不是外国的设备技术，而是外国人。

有论者认为，留学生扩招政策服务于中国当前的外交战略，背后有着国际关系方面的考量，这一点的确不能否认。例如，为了配合“一带一路”倡议，有些高校加大了针对沿线国家的招生力度。2017年5月，中国教育部负责人就承诺，每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万个奖学金新生名额。在一篇近作中，媒体人王明远介绍了1970年代苏联扩招留学生的一段历史，指出“苏联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与其全球政治军事扩张方向是高度匹配的，增量部分主要来自亚非拉国家。”作者没有明言中国当前的留学生政策具有类似的性质，我们却不难从中读出借洋讽华的味道。

这次“洋跃进”的主要动力，主要来自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大目标，“一带一路”的外交战略方面考虑只是次要因素。

但在笔者看来，这次“洋跃进”的主要动力，主要来自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大目标，外交战略方面的考虑只是次要因素。《留学中国计划》制订于2010年，早在习近平政府上台之前，更不必说先于“一带一路”倡议了。“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如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原本就是中国主要的留学生来源国家。根据中国石油大学栾凤池教授的研究，实施倡议后，沿线国家生源在来华留学生中的比例从2010年的37.3%上升到了2015年46.1%，属于总量增长中的结构性调整。2018年，有6.3万名留学生领取了中国政府奖学金，每年为沿线国家保留一万个奖学金名额，也只占其中六分之一。

欲速不达吞苦果

《留学中国计划》的问题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手段。

就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大规模进口，中国高校也已经尝到了这次“洋跃进”的苦果。据2018年的《来华留学人员情况统计》，在中国就读本专科的留学生已达17万人，还有近六万名硕士研究生和两万多名博士研究生。这些人都需要安排校舍，解决师资，配备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人员。一般来说，中国高校的排名越高，留学生的规模和比例也越大。因此这一问题在重点大学尤其严重。

为了完成教育部的留学计划，各大学的招生人员想方设法吸引外国学生前来申请。一些中国高校为此不惜将中国学生赶出宿舍，为留学生腾出居住空间，有时还引发了群体性事件。提供高额奖金学则成为更常见的招生手段。教育部在2015年发布的留学生简报中承认：“中国政府奖学金对来华留学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青海、宁夏、贵州、云南、江西、四川和广西等中西部地区和边境省区的留学生规模显著扩大，奖学金对周边国家生源的拉动作用明显。”说得通俗一点，很多留学生拿不到钱，就不来中国了。

为留学生设计的教学项目占用了高教部门相当可观的教育经费和师资力量，可生源质量却不能匹配如此巨大的投入。为了扩大留学生规模，许多大学不惜降低录取标准，让滥竽充数的申请者也混了进来。中国高校招收本国学生和留学生的双重标准由来已久，近年来由于后者大幅扩招，两者差距进一步被拉大。我在北京某校教过的学生，应该属于来华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但我怀疑，其中水平最差的学生若生为中国人，能否考取“三本”大学恐怕都是问题。如果校方能够按照相近的标准录取中外学生，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为留学生设计的教学项目占用了高教部门相当可观的教育经费和师资力量，可生源质量却不能匹配如此巨大的投入。

中国教育部的领导们很可能了解实情，但是留学计划的工作方针是“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扩大规模”总是重于“保证质量”的，在2018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的一次会议上，分会理事长刘京辉就明确表示，只谈质量属于“头脑发热”，“脑子里还是要有数量”。然而，就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而论，大陆高校尚不能从其他国家吸引到一流的学生（中国学生还在源源不断地求学于西方国家）。教育部的留学生政策本是为了“打造中国教育的国际品牌”，由于重视规模胜过质量，反倒降低中国大学的国际声誉。

因此，中国高校目前实行的留学生扩招政策，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国际化。这种做法不仅减少了中国考生的入学机会，也不利于低分录取的留学生。举例来说，中国某名校的本科留学生如占比一成，就意味着相同数量的国内优秀学子只能进入差一些的大学就读，而相对优良的学生便只能进入更差一些的院校。如果招生政策使用同一标准，这些中国学生本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他们自然会产生不平之感。同时，低分录取的留学生几乎一入校门就进入“差生”行列，整个学习阶段都面临巨大压力，有些人就自暴自弃了。如果他们进入与自己水平相当的学校，本有可能继续投入喜爱的专业。

中国高校目前实行的留学生扩招政策，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国际化。

除了吸收他国人才的政策目标，扩招留学生的意义常常被认为有助于促进双向文化交流。引进留学生被认为利于传播中国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最近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培养全球栋梁之才》如此夸耀留学事业的贡献——“中国70年的来华留学教育事业为留学生生源国培养出一代代优秀学子，成为他们各自国家的总统、总理和各行各业的翘楚、栋梁，进而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 例如，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就曾在北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不过，目前北大好像也就培养了这一名外国总统。

更具政策意义的问题在于，大部分留学生到底有多了解中国？在华留学生常常生活在较封闭的小圈子里，较少与中国学生来往，这可能也是山东大学等院校组织“学伴项目”的原因之一。近年来，一些具备师资条件的中国高校开办了全英文授课的项目，参加这些项目的留学生并不需要讲汉语，了解中国的语言障碍就更大了。重阳研究院的报告也承认：“在实际操作中，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与民族宗教形势，以及教学设施、师资力量等限制性因素，共同导致来华留学生‘知华’培养上的种种不足。”

当年胡适作《非留学篇》，曾遥想唐朝的留学盛况：“洎乎唐代，百济、新罗、日本、交趾，争遣子弟来学于太学。中华经籍，都为异国之典谟；纸贵鸡林，以觇诗人之声价。”以历史上的“洋跃进”为鉴，中国不应急着做留学大国，在规模上同欧美争多寡；而应首先发展思想学术，等到拥有一批真正的一流大学，自会有外国学生仰慕而来，那时中国也将重新成为留学强国。

（田方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博士，任教于北京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