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田方萌：「學伴」風波只是症狀，病根出在中國教育界「洋躍進」運動

近日，網上曝光了山東大學針對留學生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和照顧措施，引發了中國大陸廣泛的輿論批評。筆者身為北京的大學老師，曾為各國留學生授課六年。在我看來，中國的留學生問題日趨嚴重，公眾的怨氣越積越多，遲早會以某種形式爆發，只是沒有料到「學伴項目」成了導火索。

十年未止留學潮

一個年輕人來到異國他鄉求學，難免人生地不熟，需要找人幫忙解決生活和學習上的問題。筆者在香港科技大學求學時，該校每年都會接收相當數量的交換學生。科大為了幫助這些學生適應當地環境，特別組織了名為「紅龍（Red Dragon）」的雙語交流活動。為了鍛鍊英語溝通能力，我報名參加了其中一組，還教過留學生打麻將。麻將規則簡單易學，一圈下來，有的外國學生已經「和」了。通過雙語交流，大家找了樂子，練了口語，交了朋友，不亦快哉？

一個年輕人來到異國他鄉求學，難免人生地不熟，需要找人幫忙解決生活和學習上的問題。

學伴制度也一直存在於中國校園，或是校方組織，或是自願組合。據北大中文系教授夏曉虹回憶，早在1979年，她就被校方抽調充當留學生的學伴。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期間，我也常看到有中國學生在留學生樓的布告欄貼出海報，希望找個英語為母語的留學生作「語言學伴（language partner）」。山東大學的學伴項目若有助於中外學生彼此交流，相互學習，則不僅無可厚非，還值得提倡。可為什麼這一項目最近飽受網民詬病，甚至不乏謾罵攻擊之辭？

一是有「拉郎配」的嫌疑。我想山大校方並無意充當婚姻中介，只是為了吸引更多志願者，使用了容易讓人誤解的「促銷手段」。二是種族主義的背景。晚清以來，國人就慣以膚色為人類排序，近年來對黑人的貶低和詆譭更是愈演愈烈。由於近年非洲留學生大幅增多，他們也成為一部分網民發泄種族主義情緒的對象。三是一些批評中提到的「超國民待遇」。相對於本國學生，中國高校為留學生提供的優待其實早已存在。1990年代末我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本科，就參觀過同班留學生的兩人間宿舍，而我還住在八個人的擁擠房間。不過，那時留學生數量很少，更鮮有人拿中國政府的獎學金，這種差距尚不至引起強烈的抱怨。

為什麼山東大學的學伴項目飽受網民詬病，甚至不乏謾罵攻擊之辭？一是有「拉郎配」的嫌疑；二是種族主義的背景；三是「超國民待遇」。

然而，最近十年的留學生擴招計劃強化了中外學生在各方面的差異，並讓這些差異變得更加顯眼。2010年9月，中國教育部發布《留學中國計劃》，提出雄心勃勃的戰略目標：「到2020年，使我國成為亞洲最大的留學目的地國家……培養一大批知華、友華的高素質來華留學畢業生。」《留學中國計劃》還列出了具體的政策指標：「到2020年，全年在內地高校及中小學校就讀的外國留學人員達到50萬人次，其中接受高等學歷教育的留學生達到15萬人。」

九年後，教育部已經非常接近，甚至超額完成當年制訂的政策目標。僅就學生數量而言，中國不僅成為亞洲最大的留學目的國，也是與英國並列的全球第二大目的國。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歷年來華留學生簡況，中國的留學生總數從2010年的26萬人增長到2018年的49.2萬人。同期接受學歷教育的留學生則從10.7萬人增至25.8萬人，在2014年就達到了15萬人的原定目標。接收留學生的中國大學也從620所上升到了超过千所，因此很多校園裏都出現了越來越多膚色各異的學生。

2010年9月，中國教育部發布《留學中國計劃》，提出雄心勃勃的戰略目標。九年後，教育部已經非常接近，甚至超額完成當年制訂的政策目標。

雖然留學生在國內高校學生中的比例還很小，其增長速度卻遠高於中國學生。從2010年到2015年，學歷留學生的年增長率均在10%以上，而根據《留學中國計劃》的初始目標，這一群體數量的年增長率本應保持在4.7%。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留學生增長尤其迅速，例如，2015年非洲學生相對上一年的增幅高達20%，雖然他們的總量不過3.5萬人，在所有大洲中排倒數第二。

在筆者看來，當前與留學生有關的諸多問題，根本上源於2010年的那份《留學中國計劃》。那麼，中國為什麼要招這麼多外國學生呢？

為爭排名國際化

《留學中國計劃》明確指出，這一政策旨在「落實《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加強中外教育交流與合作，推動來華留學事業持續健康發展，提高我國教育國際化水平。」《規劃綱要》則為中國高等教育提出了明確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建成一批國際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學校，若干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

問題在於，是否「一流」並不取決於中國大學，也不取決於教育部的官員，而是由某些國際媒體發布的全球大學排行榜決定的。這些大學排行榜原本為考生擇校提供參考，最後卻演變成高校改革的權威指南，因為家長和政府都以此衡量本國的大學發展狀況。這些國際知名的排行榜往往根據留學生佔全校學生的比例衡量一所大學的國際化程度。這一比例越高，該校得分就越高，在排行榜上的名次也越靠前。

問題在於，是否「一流」並不取決於中國大學，也不取決於教育部的官員，而是由某些國際媒體發布的全球大學排行榜決定的。

例如，QS諮詢公司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合作推出的年度排行榜即包含這樣一項指標——大學裏國際學生相對於本國學生的比例，並在分值計算公式中賦予它5%的權重。一所大學留學生的比例越高，QS榜單的評分也就越高，而與生源質量無關。於是，在國內一些教育政策制訂者看來，擴大留學生招生規模就意味着增強「國際競爭力」，意味着「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

對中國人來說，這種追求數量的激進政策並不陌生，至少在文革結束後就曾推行過一次。為了加速現代化進程，當時的領導層要求「解放思想」，大力引進國外的先進設備和技術，縮短從談判到進口再到投產的時間。據說鄧小平很乾脆地講過：「同國外做生意，搞買賣，搞大一點，什麼150億，搞它500億。」 1978年，中國在短期內從國外進口了大批成套設備，引進了多種先進技術。結果，這些技術設備超出了中國的外匯支付和產業配套能力，在當年年底引發了一系列經濟問題。類似1950年代末的大躍進運動，這一政策失誤被歷史學家稱為「洋躍進」。

1978年，中國在短期內從國外進口了大批成套設備，引進了多種先進技術。結果這些技術設備超出了中國的外匯支付和產業配套能力，引發了一系列經濟問題，這一政策失誤被歷史學家稱為「洋躍進」。

近年來的留學生擴招政策，正屬於一場改頭換面的「洋躍進」，只是這次引進的不是外國的設備技術，而是外國人。

有論者認為，留學生擴招政策服務於中國當前的外交戰略，背後有着國際關係方面的考量，這一點的確不能否認。例如，為了配合「一帶一路」倡議，有些高校加大了針對沿線國家的招生力度。2017年5月，中國教育部負責人就承諾，每年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一萬個獎學金新生名額。在一篇近作中，媒體人王明遠介紹了1970年代蘇聯擴招留學生的一段歷史，指出「蘇聯高等教育國際化是與其全球政治軍事擴張方向是高度匹配的，增量部分主要來自亞非拉國家。」作者沒有明言中國當前的留學生政策具有類似的性質，我們卻不難從中讀出借洋諷華的味道。

這次「洋躍進」的主要動力，主要來自加快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大目標，「一帶一路」的外交戰略方面考慮只是次要因素。

但在筆者看來，這次「洋躍進」的主要動力，主要來自加快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大目標，外交戰略方面的考慮只是次要因素。《留學中國計劃》制訂於2010年，早在習近平政府上台之前，更不必說先於「一帶一路」倡議了。「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如泰國、巴基斯坦和印度，原本就是中國主要的留學生來源國家。根據中國石油大學欒鳳池教授的研究，實施倡議後，沿線國家生源在來華留學生中的比例從2010年的37.3%上升到了2015年46.1%，屬於總量增長中的結構性調整。2018年，有6.3萬名留學生領取了中國政府獎學金，每年為沿線國家保留一萬個獎學金名額，也只佔其中六分之一。

欲速不達吞苦果

《留學中國計劃》的問題不在於目的，而在於手段。

就像改革開放之初的大規模進口，中國高校也已經嚐到了這次「洋躍進」的苦果。據2018年的《來華留學人員情況統計》，在中國就讀本專科的留學生已達17萬人，還有近六萬名碩士研究生和兩萬多名博士研究生。這些人都需要安排校舍，解決師資，配備行政管理和後勤服務人員。一般來說，中國高校的排名越高，留學生的規模和比例也越大。因此這一問題在重點大學尤其嚴重。

為了完成教育部的留學計劃，各大學的招生人員想方設法吸引外國學生前來申請。一些中國高校為此不惜將中國學生趕出宿舍，為留學生騰出居住空間，有時還引發了群體性事件。提供高額獎金學則成為更常見的招生手段。教育部在2015年發布的留學生簡報中承認：「中國政府獎學金對來華留學的引領作用持續顯現，青海、寧夏、貴州、雲南、江西、四川和廣西等中西部地區和邊境省區的留學生規模顯著擴大，獎學金對周邊國家生源的拉動作用明顯。」說得通俗一點，很多留學生拿不到錢，就不來中國了。

為留學生設計的教學項目佔用了高教部門相當可觀的教育經費和師資力量，可生源質量卻不能匹配如此巨大的投入。為了擴大留學生規模，許多大學不惜降低錄取標準，讓濫竽充數的申請者也混了進來。中國高校招收本國學生和留學生的雙重標準由來已久，近年來由於後者大幅擴招，兩者差距進一步被拉大。我在北京某校教過的學生，應該屬於來華留學生中的佼佼者，但我懷疑，其中水平最差的學生若生為中國人，能否考取「三本」大學恐怕都是問題。如果校方能夠按照相近的標準錄取中外學生，是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

為留學生設計的教學項目佔用了高教部門相當可觀的教育經費和師資力量，可生源質量卻不能匹配如此巨大的投入。

中國教育部的領導們很可能了解實情，但是留學計劃的工作方針是「擴大規模，優化結構，規範管理，保證質量」。「擴大規模」總是重於「保證質量」的，在2018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外國留學生教育管理分會的一次會議上，分會理事長劉京輝就明確表示，只談質量屬於「頭腦發熱」，「腦子裏還是要有數量」。然而，就中國目前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而論，大陸高校尚不能從其他國家吸引到一流的學生（中國學生還在源源不斷地求學於西方國家）。教育部的留學生政策本是為了「打造中國教育的國際品牌」，由於重視規模勝過質量，反倒降低中國大學的國際聲譽。

因此，中國高校目前實行的留學生擴招政策，是一種「打腫臉充胖子」式的國際化。這種做法不僅減少了中國考生的入學機會，也不利於低分錄取的留學生。舉例來說，中國某名校的本科留學生如佔比一成，就意味着相同數量的國內優秀學子只能進入差一些的大學就讀，而相對優良的學生便只能進入更差一些的院校。如果招生政策使用同一標準，這些中國學生本可以獲得更好的教育，他們自然會產生不平之感。同時，低分錄取的留學生幾乎一入校門就進入「差生」行列，整個學習階段都面臨巨大壓力，有些人就自暴自棄了。如果他們進入與自己水平相當的學校，本有可能繼續投入喜愛的專業。

中國高校目前實行的留學生擴招政策，是一種「打腫臉充胖子」式的國際化。

除了吸收他國人才的政策目標，擴招留學生的意義常常被認為有助於促進雙向文化交流。引進留學生被認為利於傳播中國文化，增強國家軟實力。最近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發布的報告《培養全球棟梁之才》如此誇耀留學事業的貢獻——「中國70年的來華留學教育事業為留學生生源國培養出一代代優秀學子，成為他們各自國家的總統、總理和各行各業的翹楚、棟梁，進而推動中外關係的發展。」 例如，埃塞俄比亞前總統穆拉圖就曾在北京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不過，目前北大好像也就培養了這一名外國總統。

更具政策意義的問題在於，大部分留學生到底有多了解中國？在華留學生常常生活在較封閉的小圈子裏，較少與中國學生來往，這可能也是山東大學等院校組織「學伴項目」的原因之一。近年來，一些具備師資條件的中國高校開辦了全英文授課的項目，參加這些項目的留學生並不需要講漢語，了解中國的語言障礙就更大了。重陽研究院的報告也承認：「在實際操作中，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與民族宗教形勢，以及教學設施、師資力量等限制性因素，共同導致來華留學生『知華』培養上的種種不足。」

當年胡適作《非留學篇》，曾遙想唐朝的留學盛況：「洎乎唐代，百濟、新羅、日本、交趾，爭遣子弟來學於太學。中華經籍，都為異國之典謨；紙貴雞林，以覘詩人之聲價。」以歷史上的「洋躍進」為鑑，中國不應急着做留學大國，在規模上同歐美爭多寡；而應首先發展思想學術，等到擁有一批真正的一流大學，自會有外國學生仰慕而來，那時中國也將重新成為留學強國。

（田方萌，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博士，任教於北京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