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林猛：旧瓶怎装新酒？——评赵鼎新《当前中国最大的潜在危险》

赵鼎新教授的文章《当前中国最大的潜在危险》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它直接触及了当下的政治，触及对这二三十年社会进程的观察、评价，可以说每个人都置身其中，多多少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自然就引起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讨论。

首先，文章确实有很多精彩之处，颇能给人启发。比如作者分析“正态分布的公共舆论空间”如何有助于人保持现实感，比如他指出与统治意识形态接近的极端思想往往带来最大挑战，都让我们领略到作者以往作品中常见的那种敏锐犀利。同时，作者在分析各个派别时，努力保持超然的态度，客观冷静地分析其优劣成败，这也值得肯定。他不喜欢中国大陆的自由派，几乎溢于言表，但并不讳言后者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恰如其分地说它实际“承担了在其他社会中左派所承担的责任”；此外对新左派、激进学生左派乃至他视为罪魁祸首的“双面人左派”，作者也都努力做持平之论。

赵鼎新教授不喜欢中国大陆的自由派，几乎溢于言表，但并不讳言后者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恰如其分地说它实际“承担了在其他社会中左派所承担的责任”。

然而，这种超然之中也并非没有掺杂成见，这在字里行间时有流露。文章中，作者提到自由派在八十年代的得势，提到刘宾雁这样“名噪一时”的人物，“其实都是被政府的批判文章给炒了起来的”。以作者的学术地位和成果，他或许有理由认为国内自由派公知都水平不高，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然而，对刘宾雁先生作这样的论断却未见得公允。说刘宾雁的名声是源于当局的批判，并不比说赵鼎新教授的名声是出于外国人的哄抬更接近事实。每个时代都会寻找自己的代表人物，八十年代残存的社会主义理想恰恰是在诸如刘宾雁先生这样的人物身上找到了代言人，寄托自己尚未消逝的道德热情，这一点作者是过来人，不知为何没有体会。

说刘宾雁的名声是源于当局的批判，并不比说赵鼎新教授的名声是出于外国人的哄抬更接近事实。

事实上，这个命题反过来表达也许更能成立。刘宾雁先生之所以只能名噪“一时”，恰恰是由于政府的批判和封杀，后来的读者无从接触到那些作品，在公共生活中也不再能听到这些成熟的智慧发表他们的声音。这种状况不独见于刘宾雁先生，有些作品甚至连“名噪一时”的机会也不曾有过。就此而言，赵鼎新教授的说法是显著地不公允的，甚至略显刻薄，带上了他惯有的优越感，缺乏对具体时空情境下人之角色的深入理解。

旧瓶难装新酒

这还只是一个无关宏旨的小细节。从我的角度来看，文章更主要的问题在于，作者用一种稍显陈旧、已经显著不合于现实的框架，来分析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公共舆论场，简言之就是左与右（自由主义）二分的框架。

文章更主要的问题在于，作者用一种稍显陈旧、已经显著不合于现实的框架，来分析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公共舆论场。

确实，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前期的一部分时间里，在涉及中国大陆政治经济体制一些基本方面的问题上，“左右二分”的框架确实产生着重要影响。然而，随着1989年的镇压，以及1992年以后经济改革所催生的种种问题，根本性的政治议题在公共舆论场已经冷却，各种社会性议题凸显，就这些议题而论，左右之争就显得过于宏大、不够切题。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概念在这种时候应运而生，可以说并非巧合，它传递出民间在这些议题上主动卷入的意愿，人们不愿再作为某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政策的被动的承受者。

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意识与行为的变化并不局限于少数精英，而是通过种种活动和网络扩散到更广泛的人群，扩散到普通人中。毫不夸张地说，这是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最昭示未来方向的成果。这样一个新生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概念，可以说稀释、也补充了自由主义的概念，从而容纳下更多的声音。

与之相关的一个事实是，在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高校已不再代表社会最前沿的领域、最进步的力量，相反这些都要在大学院墙以外、在各种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民间志愿行动中找寻。这一点与八十年代恰成对照。更有甚者，从九十年代末开始，高校甚至可以说兴起了这个时代最保守的一股势力，与社会出现的那种涌动向前的潮流成了鲜明对比。

在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高校已不再代表社会最前沿的领域、最进步的力量，更有甚者，从九十年代末开始，高校甚至可以说兴起了这个时代最保守的一股势力。

但在赵鼎新教授的叙述里，我们却很难捕捉到这种时代气息。即使面对同样的事实，他所用的框架也极大地误导了他自己，而不是有助于他看清其间的意义。他在文章里提到围绕怒江建坝所产生的争论，在他看来，这代表的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制力量的兴起；然而，如果换成前述视角，我们会更愿意把这场争论的双方看成市民社会内部在一个议题上的不同声音，人们都试图积极参与到公共议题中，用论辩的方式展示自己看到的维度，作为彼此的补充。政府不再垄断这些议题的讨论，社会的横向联系加强，公众从这种论辩中获得更充分的信息。这一切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赵鼎新教授却恰恰将其意义驱赶到一个极其狭窄的弄堂里，认为这意味着自干五群体的兴起和公共舆论空间的正态化，让人啼笑皆非。

事实上，即使出现了近年来年的高压，这一社会自我学习的过程仍在持续。比如近年来女权派与自由派的碰撞，虽然其间常有过火之处，但这也同样不必看作对自由主义的反制，而是同属于市民社会内部的日常争论，新价值借此逐渐渗入、补充旧价值，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常见现象。自由派只是市民社会内部较具有政治关怀的一个分支，而各种社会议题都自有其专业性和利益多元性，没有一个派别可以垄断伟大光荣正确，能够不受批判，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自由派与其他派别一样，共同推进平等、参与、法治等新理念，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绝非一个“反制”所能加以尽述的。

近年来女权派与自由派的碰撞，虽然其间常有过火之处，但这也同样不必看作对自由主义的反制，而是同属于市民社会内部的日常争论。

所以，像赵文那样，把方舟子和环保人士的争论，把围绕韩寒代笔的争论，看成自由主义与非/反自由主义的论争，就显得言不及义，甚至破绽百出。方舟子难道就一定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吗？支持韩寒的就一定是自由主义者吗？那怎么解释反韩寒阵营中的自由派？而且把这个争论简单区分为“支持”和“反对”韩寒两方也是荒谬的，我看到有相当多的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但他们却在非常理性地检视、质疑方舟子提出的证据——我印象里马伯庸、严锋、宝树等微博上的大V都可归入此类。

我无意重新挑起这个话题，只是想说，把它看成一个新兴的公共舆论场（也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在慢慢探索合理批判的界限，远比看成围绕自由主义的争论要合理得多，也远比仍然纠缠于反对韩寒反对自由派的一方是否更加强大要有意义得多。单单举出某位民办教育家的议论作为证据，来为这场争论定性，实则是学术观察的偷懒行为。

真正的危机究竟是什么？

赵鼎新教授这些非常隔膜的表述也让我想到，前面所说的他的超然，可能更近似于生物学家在观测他的实验动物时所表现的那种超然：他选取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必要时记录一些数据，但他并不在意它们生活的细节和感受，更不会走入它们的生活。这样来观察和解释人群的生活，似乎有根有据，却可能距离人们的实际感知很远。

正由于抱着这样一种略显陈旧的框架，赵鼎新教授没有从他罗列的现象里看到，近年来真正的危机不是舆论场两极化，左右双峰型分布（他说的现在极右这一峰，又有什么表现和代表人物？），而是中国大陆正在起步、正在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市民社会/公共舆论场，被逼退回到一个隔绝、孤立的状态。

近年来真正的危机不是舆论场两极化，左右双峰型分布，而是中国大陆正在起步、正在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市民社会/公共舆论场，被逼退回到一个隔绝、孤立的状态。

而他之所以无视这一点，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过于专注于政权视角下的政治稳定。不难看出，政治稳定始终是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和中心题旨。诚然，赵鼎新教授希望把一个西方多元社会的政治稳定模式嫁接到中国现实中，所以他会说声音多样会有助于政治稳定。然而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却未必能真正说服他希望去说服的人，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始终有另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稳定概念。我们不妨一问：毛时代政治稳定吗？一一这一在原文中避而未谈的毛式政治稳定概念，正是此际浮现在许多人心头的阴影：没有双峰型分布，没有政治不稳定，有的只是被牢牢压在五行山下的社会。只谈政治稳定，并不能破这个局。

在万马齐喑的时代，重致谢意

总而言之，中国大陆“左右之争”这一框架曾经是丰满、有意义的，但在今天的现实中已经变得干瘪了，远远无法囊括近二十年的现实，无法辨析出其中最有意义的变化。年轻的世代，大概绝少有人会去引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样的名人名言，更不要说把它奉为了不起的政治智慧。他们首先警惕的，可能就是这种说话姿态本身。就今天而论，再用这样的框架来思考现实，为现实归类，不仅会在具体事例上犯下莫名其妙的错误，甚至它本身就蕴含了简单化地思考政治稳定问题的危险。

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赵鼎新教授挺身而出，对现今的治理乱局作坦率而留有情面的批评，无疑体现出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

行文到最后，需要做的却是向赵鼎新教授表达一下谢意。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赵鼎新教授挺身而出，对现今的治理乱局作坦率而留有情面的批评，无疑体现出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它所激起的关注和讨论事实上也在持续着那个社会自我学习的过程。此外，他虽然是着眼于维护现有的权力格局，却不同于一些臭名昭著、一味迎合的学者，在文章里甚至明确表达出他对公开施暴行为的否定，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值得学习的。

（林猛，大学教师，政治思想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