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林猛：舊瓶怎裝新酒？——評趙鼎新《當前中國最大的潛在危險》

趙鼎新教授的文章《當前中國最大的潛在危險》發表後引起廣泛關注。這一點不難理解，因為它直接觸及了當下的政治，觸及對這二三十年社會進程的觀察、評價，可以說每個人都置身其中，多多少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自然就引起了多層次、多角度的討論。

首先，文章確實有很多精彩之處，頗能給人啟發。比如作者分析「正態分布的公共輿論空間」如何有助於人保持現實感，比如他指出與統治意識形態接近的極端思想往往帶來最大挑戰，都讓我們領略到作者以往作品中常見的那種敏鋭犀利。同時，作者在分析各個派別時，努力保持超然的態度，客觀冷靜地分析其優劣成敗，這也值得肯定。他不喜歡中國大陸的自由派，幾乎溢於言表，但並不諱言後者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恰如其分地說它實際「承擔了在其他社會中左派所承擔的責任」；此外對新左派、激進學生左派乃至他視為罪魁禍首的「雙面人左派」，作者也都努力做持平之論。

趙鼎新教授不喜歡中國大陸的自由派，幾乎溢於言表，但並不諱言後者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恰如其分地說它實際「承擔了在其他社會中左派所承擔的責任」。

然而，這種超然之中也並非沒有摻雜成見，這在字裏行間時有流露。文章中，作者提到自由派在八十年代的得勢，提到劉賓雁這樣「名噪一時」的人物，「其實都是被政府的批判文章給炒了起來的」。以作者的學術地位和成果，他或許有理由認為國內自由派公知都水平不高，盛名之下其實難符。

然而，對劉賓雁先生作這樣的論斷卻未見得公允。說劉賓雁的名聲是源於當局的批判，並不比說趙鼎新教授的名聲是出於外國人的哄抬更接近事實。每個時代都會尋找自己的代表人物，八十年代殘存的社會主義理想恰恰是在諸如劉賓雁先生這樣的人物身上找到了代言人，寄託自己尚未消逝的道德熱情，這一點作者是過來人，不知為何沒有體會。

說劉賓雁的名聲是源於當局的批判，並不比說趙鼎新教授的名聲是出於外國人的哄抬更接近事實。

事實上，這個命題反過來表達也許更能成立。劉賓雁先生之所以只能名噪「一時」，恰恰是由於政府的批判和封殺，後來的讀者無從接觸到那些作品，在公共生活中也不再能聽到這些成熟的智慧發表他們的聲音。這種狀況不獨見於劉賓雁先生，有些作品甚至連「名噪一時」的機會也不曾有過。就此而言，趙鼎新教授的說法是顯著地不公允的，甚至略顯刻薄，帶上了他慣有的優越感，缺乏對具體時空情境下人之角色的深入理解。

舊瓶難裝新酒

這還只是一個無關宏旨的小細節。從我的角度來看，文章更主要的問題在於，作者用一種稍顯陳舊、已經顯著不合於現實的框架，來分析近二十年來的中國大陸公共輿論場，簡言之就是左與右（自由主義）二分的框架。

文章更主要的問題在於，作者用一種稍顯陳舊、已經顯著不合於現實的框架，來分析近二十年來的中國大陸公共輿論場。

確實，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前期的一部分時間裏，在涉及中國大陸政治經濟體制一些基本方面的問題上，「左右二分」的框架確實產生着重要影響。然而，隨着1989年的鎮壓，以及1992年以後經濟改革所催生的種種問題，根本性的政治議題在公共輿論場已經冷卻，各種社會性議題凸顯，就這些議題而論，左右之爭就顯得過於宏大、不夠切題。公民社會/市民社會的概念在這種時候應運而生，可以說並非巧合，它傳遞出民間在這些議題上主動捲入的意願，人們不願再作為某種自上而下的治理政策的被動的承受者。

尤其重要的是，這種意識與行為的變化並不局限於少數精英，而是通過種種活動和網絡擴散到更廣泛的人群，擴散到普通人中。毫不誇張地說，這是那個時代最引人注目、最昭示未來方向的成果。這樣一個新生的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概念，可以說稀釋、也補充了自由主義的概念，從而容納下更多的聲音。

與之相關的一個事實是，在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大陸高校已不再代表社會最前沿的領域、最進步的力量，相反這些都要在大學院牆以外、在各種雨後春筍般興起的民間志願行動中找尋。這一點與八十年代恰成對照。更有甚者，從九十年代末開始，高校甚至可以說興起了這個時代最保守的一股勢力，與社會出現的那種湧動向前的潮流成了鮮明對比。

在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大陸高校已不再代表社會最前沿的領域、最進步的力量，更有甚者，從九十年代末開始，高校甚至可以說興起了這個時代最保守的一股勢力。

但在趙鼎新教授的敘述裏，我們卻很難捕捉到這種時代氣息。即使面對同樣的事實，他所用的框架也極大地誤導了他自己，而不是有助於他看清其間的意義。他在文章裏提到圍繞怒江建壩所產生的爭論，在他看來，這代表的是對自由主義的反制力量的興起；然而，如果換成前述視角，我們會更願意把這場爭論的雙方看成市民社會內部在一個議題上的不同聲音，人們都試圖積極參與到公共議題中，用論辯的方式展示自己看到的維度，作為彼此的補充。政府不再壟斷這些議題的討論，社會的橫向聯繫加強，公眾從這種論辯中獲得更充分的信息。這一切的積極意義是不言自明的，但趙鼎新教授卻恰恰將其意義驅趕到一個極其狹窄的弄堂裏，認為這意味着自幹五群體的興起和公共輿論空間的正態化，讓人啼笑皆非。

事實上，即使出現了近年來年的高壓，這一社會自我學習的過程仍在持續。比如近年來女權派與自由派的碰撞，雖然其間常有過火之處，但這也同樣不必看作對自由主義的反制，而是同屬於市民社會內部的日常爭論，新價值藉此逐漸滲入、補充舊價值，這是社會轉型時期的常見現象。自由派只是市民社會內部較具有政治關懷的一個分支，而各種社會議題都自有其專業性和利益多元性，沒有一個派別可以壟斷偉大光榮正確，能夠不受批判，這已經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自由派與其他派別一樣，共同推進平等、參與、法治等新理念，所以它們之間的關係，絕非一個「反制」所能加以盡述的。

近年來女權派與自由派的碰撞，雖然其間常有過火之處，但這也同樣不必看作對自由主義的反制，而是同屬於市民社會內部的日常爭論。

所以，像趙文那樣，把方舟子和環保人士的爭論，把圍繞韓寒代筆的爭論，看成自由主義與非/反自由主義的論爭，就顯得言不及義，甚至破綻百出。方舟子難道就一定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嗎？支持韓寒的就一定是自由主義者嗎？那怎麼解釋反韓寒陣營中的自由派？而且把這個爭論簡單區分為「支持」和「反對」韓寒兩方也是荒謬的，我看到有相當多的人既不支持、也不反對他，但他們卻在非常理性地檢視、質疑方舟子提出的證據——我印象裏馬伯庸、嚴鋒、寶樹等微博上的大V都可歸入此類。

我無意重新挑起這個話題，只是想說，把它看成一個新興的公共輿論場（也是市民社會的一部分）在慢慢探索合理批判的界限，遠比看成圍繞自由主義的爭論要合理得多，也遠比仍然糾纏於反對韓寒反對自由派的一方是否更加強大要有意義得多。單單舉出某位民辦教育家的議論作為證據，來為這場爭論定性，實則是學術觀察的偷懶行為。

真正的危機究竟是什麼？

趙鼎新教授這些非常隔膜的表述也讓我想到，前面所說的他的超然，可能更近似於生物學家在觀測他的實驗動物時所表現的那種超然：他選取自己感興趣的方面，必要時記錄一些數據，但他並不在意它們生活的細節和感受，更不會走入它們的生活。這樣來觀察和解釋人群的生活，似乎有根有據，卻可能距離人們的實際感知很遠。

正由於抱着這樣一種略顯陳舊的框架，趙鼎新教授沒有從他羅列的現象裏看到，近年來真正的危機不是輿論場兩極化，左右雙峰型分布（他說的現在極右這一峰，又有什麼表現和代表人物？），而是中國大陸正在起步、正在自我學習和自我完善的市民社會/公共輿論場，被逼退回到一個隔絕、孤立的狀態。

近年來真正的危機不是輿論場兩極化，左右雙峰型分布，而是中國大陸正在起步、正在自我學習和自我完善的市民社會/公共輿論場，被逼退回到一個隔絕、孤立的狀態。

而他之所以無視這一點，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過於專注於政權視角下的政治穩定。不難看出，政治穩定始終是這篇文章的出發點和中心題旨。誠然，趙鼎新教授希望把一個西方多元社會的政治穩定模式嫁接到中國現實中，所以他會說聲音多樣會有助於政治穩定。然而這種移花接木的手法卻未必能真正說服他希望去說服的人，因為在這片土地上，始終有另一種根深蒂固的政治穩定概念。我們不妨一問：毛時代政治穩定嗎？一一這一在原文中避而未談的毛式政治穩定概念，正是此際浮現在許多人心頭的陰影：沒有雙峰型分布，沒有政治不穩定，有的只是被牢牢壓在五行山下的社會。只談政治穩定，並不能破這個局。

在萬馬齊喑的時代，重致謝意

總而言之，中國大陸「左右之爭」這一框架曾經是豐滿、有意義的，但在今天的現實中已經變得乾癟了，遠遠無法囊括近二十年的現實，無法辨析出其中最有意義的變化。年輕的世代，大概絕少有人會去引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樣的名人名言，更不要說把它奉為了不起的政治智慧。他們首先警惕的，可能就是這種說話姿態本身。就今天而論，再用這樣的框架來思考現實，為現實歸類，不僅會在具體事例上犯下莫名其妙的錯誤，甚至它本身就藴含了簡單化地思考政治穩定問題的危險。

在這個萬馬齊喑的時代，趙鼎新教授挺身而出，對現今的治理亂局作坦率而留有情面的批評，無疑體現出一位知識分子的責任擔當。

行文到最後，需要做的卻是向趙鼎新教授表達一下謝意。在這個萬馬齊喑的時代，趙鼎新教授挺身而出，對現今的治理亂局作坦率而留有情面的批評，無疑體現出一位知識分子的責任擔當，它所激起的關注和討論事實上也在持續着那個社會自我學習的過程。此外，他雖然是着眼於維護現有的權力格局，卻不同於一些臭名昭著、一味迎合的學者，在文章裏甚至明確表達出他對公開施暴行為的否定，這無論如何都是值得肯定、值得學習的。

（林猛，大學教師，政治思想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