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自由人与共和国理想：从Bac哲学试题看法国式“洗脑教育”

最近几年来，每当六月份法国Bac（高中毕业会考）季节一到，各种风格迥异的中文版“Bac哲学试题”译文风靡网络，常常引来许多对中国大陆高考作文满肚子怨气的人们大声惊叹和无限羡慕。

然而，这些声音中不乏牵强附会地揣度这些试题背后的“命题意图”、或头头是道地分析子虚乌有的“热门话题”，人们依旧按自己惯有的思维和语言惰性，有意无意地曲解法国的高中哲学课和Bac哲学考试的本来意义。

依照“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古训精神，本文对法国高中哲学教育和Bac哲学考试这一体制的形成﹑本质及其特点作一简单梳理，以便于人们对法国Bac哲学试题有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

独立判断与自由思想：法式“洗脑教育” 的核心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法国高中哲学课和Bac哲学考试的特色的话，那么，说它是法国的“政治课”、甚至“法式洗脑教育”，或也许是一个比较贴近实际的比喻。

法国高中哲学教育的现状大致是：只在普通高中和技术高中三年级毕业班开设哲学课；对所有人都是必修课，但不同学业方向每周的课时不同：例如在普通高中，文科班学生每星期8小时哲学课，社会经济班每周4小时，理科班每周1小时；最后须在Bac高中毕业会考时通过一门哲学笔试，作为这一学科学习的证明。

本届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的高中学业与Bac考试改革于2021年正式实施后，不同科目学生的哲学课时将统一为每周4小时，哲学笔试将作为新版Bac的4门笔试科目之一得到保留，也就是说，即便改革之后，它的“王牌考试”科目的地位仍将获得维持。

法国并不是设立中学哲学教育的唯一国家；欧洲不少国家其实都有这一传统。比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在高中开设必修的哲学课，学习时间两年至三年；而具有悠久哲学传统的德国却不对中学生设强制性的哲学必修课；其它欧洲国家如瑞士﹑波兰﹑瑞典等也把哲学作为中学生的选修课开设。

法国并不是设立中学哲学教育的唯一国家；欧洲不少国家其实都有这一传统。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在被问到“为什么学习哲学”这一问题时，曾回答过：“为了方便勾引女生”。这是一个既独特、又直率、且实用主义的戏谑回答。

不过，从当政者角度而言，设立高中哲学教育的目的当然要比萨特的这一答案“深刻”得多，就象法国国民教育部监察总署哲学组总监察歇兰加姆（Mark Sherringham）在一篇介绍中学哲学教学的文章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它首先是一项旨在培养“开明公民（citoyen éclairé）”的综合使命，是一项与“共和理想”密切相关的政治计划（projet politique）。

当然，“洗脑教育”或法国的“政治课”这一比喻的含义，也只到当政者（政治家）的“用心”或“意图”这一层面为止，因为事实上，这一法国式的“洗脑教育”无论在目标﹑方法，还是在终极效果上，都与世界上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洗脑教育”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这一法国式的“洗脑教育”无论在目标﹑方法，还是在终极效果上，都与世界上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洗脑教育”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导致法式“洗脑”教育最终不同于其它“洗脑教育”的，恐怕是因为在哲学教育的目的选择上，法国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自由思想的能力”，而只不是“维持政权”；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便是为了“维持政权”，也是一个应由“开明公民”根据独立自由判断能力选择的“共和国政权”。

在这里，“自由思想”和“自由人”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也是这一教学设立200多年来的一贯坚持。

在哲学教育的目的选择上，法国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自由思想的能力”，而只不是“维持政权”。

按照歇兰加姆的说法，哲学课程是一项应该超越其本身的课程，它的目的不是哲学本身，它并不是让学生为了进入高等教育专业学习而掌握某一学科领域；透过哲学，所追求的是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则是公民和人的教育的“构成性自由”（liberté constitutive），是法兰西共和国理想的基石。在这里，人们可以见出孟德斯鸠思想的影响，因为他认为共和制度必须以公民的德行为前提，而这一公民德行首先体现为自由行使判断的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法国的高中哲学教学要服从于一个既高于它同时又完全内在于它的目的；共和国超越哲学教学，但这一教学的内容及其可能条件又同时完全是哲学的。这种哲学教学与一个以“开明公民”和“自由人”为前提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密切契合，可以说是法国式“洗脑”的根本特征之一。

正因如此，法国的现行高中哲学教学既反对“百科全书主义（encyclopédisme）”又拒绝“专业化博学”，教学大纲按照“概念”与“作者”这两大主轴设计，而且刻意使“概念”不以任何学术划分为参照；目前生效的2003年版普通高中哲学大纲的“概念”涉及“主体” ﹑“文化” ﹑“理性与现实” ﹑“政治”及“道德”这五大领域，技术高中哲学大纲的概念则包括“文化”﹑“真理”和“自由”三大领域；而每一领域又包含一系列相关的概念，例如：“感觉” “欲望” “语言” “宗教” “论证” “真理” “国家”或“责任”等等；

2003年版大纲（Bac高中毕业会考改革之后的新版哲学教学大纲目前正在讨论）还在领域及其相关概念之外，制订了一份“座标（repères）”清单；而这些“座标”通常可以使所学概念与作品产生联系，并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横向可操作性，例如：“绝对/相对” “抽象/具体” “原因/目的” “理想/现实” “合法/合理”“超验性/内在性”等等。

与这些概念﹑领域与座标相呼应的另一个轴心，是研读重要哲学家的原著；大纲规定的哲学家清单包括57人，为普通高中与技术高中的所有科类学生通用，而且，Bac哲学考试采用的作品片断必须是这一清单作者的作品；作者清单分别按照古代与中世纪（15人）﹑现代（18人）和当代（24人）三个时期遴选；在42位入选的现代与当代哲学家中，有19位是法国或法语作者，10位英国或英语作者，9位德语哲学家。

法国高中的哲学课虽然设在高中毕业班，但教学大纲则公开宣称它是一项“初阶（élémentaire）”教学，也即哲学老师需要以小学教师的姿态向学生传授哲学思辨与文化的最初基本概念，拒绝任何大学学究式的“博学”；虽然讲课必然涉及历史座标，但拒绝按历史时间顺序罗列业已死亡或过时的哲学理论或体系，因为大纲规定这一教学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个人思考能力”。

法国高中的哲学课虽然设在高中毕业班，但教学大纲则公开宣称它是一项“初阶”教学，也即哲学老师需要以小学教师的姿态向学生传授哲学思辨与文化的最初基本概念。

此外，这一“自由”与“独立思考”的原则和精神也贯穿在教学大纲所主张的教学法之中。法国高中哲学的教学法完全是一种“自由与制约”相结合的教学法。“自由”尤其体现在：第一，除了概念清单和作者清单外，没有任何“统一教材”，老师既不被强加任何一种哲学理论或学说，也没有任何规定的阐述问题方式；第二，在Bac哲学考试准备过程中，老师可以自由选择任何哲学著作。

而“制约”则反映在：第一，老师必须讲解列入教学大纲的所有“概念”，并且必须避免使课程成为各种哲学学说的历史阐述或各位哲学家思想的简单介绍；第二，必须在一份人数有限的哲学家清单范围之内选择作品；老师必须通过教会学生如何把概念“问题化”（对概念提出问题），使得整个教学过程成为一件融入了自己创意的“作品”，而不是照本宣科，机械地重复教材或讲义。

法国高中哲学教师的这种自由教学法有两大支柱，一是老师的讲课；二是学生的论说文训练；而这两者背后所追求的是“个人思考的有条理表达”。但是，无论是老师讲课还是学生的作文，其目的主要还不是训练和掌握论证能力——比如能就任何主题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证，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法国的哲学课理想目标是使学生通过构建问题，拥有一种自由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也即做一个合格的“开明公民”。

法国的哲学课理想目标是使学生通过构建问题，拥有一种自由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也即做一个合格的“开明公民”。

对于当政者来说，培养有独立自由判断能力的“开明公民”，在某种意义上无疑等于“自惹麻烦”，甚至可能是“自掘坟墓”，然而，法国的统治者——无论是拿破仑帝国时代﹑王朝复辟时代，还是历届共和国——200多年来，仍然不遗余力，坚持通过高中哲学课和Bac哲学考试培养“自由人”和“开明公民”，应该说是一种值得钦佩的勇气与明智；当然，同时也是法国特有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使然。

因此，如若只论课程的终极目的，那么，包括近几年受到中国人几乎疯狂追捧的Bac哲学试题在内的法国高中哲学教学，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哲学学科教育，还不如说是一门公民素质教育课、一门“法式政治课”更为恰当。

“拿破仑的归拿破仑”：法国高中哲学教育的渊源

当每年法国Bac哲学试题刷屏，人们纷纷大发感慨之时，可能大多数人都并不知晓这背后所隐含的“天机”，也不会追问这一体制究竟是如何形成、并延续至今的。

当今法国国家的一切机构和制度——上至《民法典》﹑国家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 ﹑国家审计法院，下到省（Département）和省长（préfet）建制——几乎都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代。教育领域自然也不例外，许多延续至今﹑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其实都是拿破仑治下的产物。

例如，法国的高中（lycée）就是由拿破仑于1802年创设；用拿破仑自己的说法，与 《民法典》和荣誉军团（Légion d’honneur）一样，以培养“国家精英”为使命的高中，也属于“国之重器”；法国最早的12所高中成立于1803年，按当时的体制，高中一律属公立，受大学管辖，只招收男生，并且实行军事化管理；

又例如，在创立高中之后，拿破仑又于1808年3月17日颁布了一项“关于综合大学组织的皇帝谕令”，决定设立“业士”（Baccalauréat）学位，也即如今尽人皆知的“高中毕业会考”。

至于哲学教育，1802年在创立高中的时候，曾安排开设一门为期一年的逻辑与道德课；但1802年12月10日颁布的一项关于高中学业组织的部令规定，高中教学的主要课程为拉丁文﹑数学和文学；而且一直到1809年，法国高中教授的实际上也只有这三门课程。

然而，1809年9月19日颁布的“高中教学条例”却作出规定，设立了一门由一位专任教师负责授课的哲学课。所以，法国高中毕业班必修哲学课的真正设立，是在1809年。不过，当时的哲学教学还处于很边缘化，传播不广，尚未真正纳入学历，只有各学区所在的首府城市和巴黎市的高中才有哲学老师承担这一教学。

在拿破仑时代，高中还属于只有极少数精英才能享受的高学历教育。

在拿破仑时代，高中还属于只有极少数精英才能享受的高学历教育；而高中的哲学教学显然更带有初创时期的各种局促和不足。例如据记载，1809年时，全法国总共才有25名哲学老师，人数甚至明显少于1789年大革命前旧制度时期的250人。不仅如此，当时的高中哲学老师只受过很基础的哲学训练，没有任何正式教材，只能借助于古代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或更近一点的孔狄亚克（Condillac）或夏尔•波纳（Charles Bonnet）的著作，更没有适合于高中生的专门教学法，在课堂里不是听写式的授课，就是照本宣科朗读某一教材。而且学生人数也是少得可怜：1811年时，全法国只有11所高中（其中巴黎4所）有足够的学生人数在学年结束时颁发“哲学奖”。

至于1808年设立的Bac高中毕业会考，第一届考试于1809年7月份举行，当时只有39名候选人参加，31人获得通过；有人曾一直以为那时获得Bac证书很难，事实上恰恰相反，法国的Bac在设立初期很容易得到，合格率在95%或90%，还略高于目前（80%到90%）：那是因为一方面候选人少，另一方面，初期的Bac只有口试，没有笔试。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了1830年，那年第一次设立了笔试，但还只是作为选项，到了1840年，笔试才成为Bac的必考科目。

而且，那个时代的Bac考试科目中，还根本没有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哲学考试。哲学问题被“溶解”在当时的显学——修辞学或逻辑学之中，作为50个口试问题之一，让考生抽签作答。

的Bac考试科目中，还根本没有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哲学考试。哲学问题被“溶解”在当时的显学——修辞学或逻辑学之中。

当代意义上的Bac哲学考试最初开始于1866年；从那时起，高中哲学课渐渐成为整个高中学业的“加冕学科”，而Bac哲学考试则也最终摘取了“王牌笔试”的桂冠。

但是，总体而言，拿破仑时代的法国高中哲学教学还未最终成型，形成目前的模式和特征。拿破仑的功绩，主要在于开创了法国现代高中和Bac高中毕业会考体制，并且把哲学纳入了培养精英“综合文化素养”的框架；但是，法国的高中哲学课本身还没有演化为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洗脑”教育。

“属库赞的给库赞”： 体制哲学教学的“洗脑”先例

一个哲学教师就是一位道德秩序官员，受国家指派负责栽培精神与灵魂。

说到法国高中哲学教育的特性，不能不谈一个绝大多数外国人肯定陌生（对大多数法国人恐怕也一样）的人——维克多•库赞（Victor Cousin）。

库赞是一位法国哲学家和作家，生于1792年，死于1867年，毕生经历了法国历史上政治最不稳定的时期。他早年深受拉罗米基耶（Pierre Laromiguière）传授的洛克（Locke）和孔狄亚克（Condillac）哲学、以及索邦大学哲学教授罗瓦耶—柯拉尔（Royer-Collard）的影响；他曾是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基佐（Guizot）、及作家和政治家维尔曼（Villemain）的朋友；1815年至1821年曾在索邦大学担任候补教授；巴尔扎克曾听过听过他的课，并赞赏不已；1817年夏天他去德国海德堡度假时结识了黑格尔（Hegel）和其他德国哲学家；从德国回来后，库赞放弃原先对苏格兰常识哲学的兴趣，转而研究康德（Kant）﹑费希特（Fichte） ﹑谢林（Schelling）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把“绝对”与“唯心主义”等概念引入了法国哲学，把自我作为原则，调和形而上学与心理学，创立了被人认为是“法国式哲学”的折衷主义（électisme），通常被认为是法国哲学史研究传统的奠基人。

库赞曾写过包括哲学史在内的许多著作，其中最著名（但现在也早已被人忘却）的著作是发表于1853年的《论真美善》（Du Vrai, du Beau et du Bien），他在该书中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折衷主义哲学理论。

1821年，库赞曾因口才出众、但其自由派思想对年轻人构成危险，而被巴黎高师和索邦大学解雇，并失去了一切公职。为了生计，库赞曾当过高官子弟的家庭教师，并从事翻译与出版活动，翻译了柏拉图全集，并出版了笛卡尔著作全集和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克洛斯（Proclos）的未刊行著作全集等。

1828年3月，当时由自由派掌控的教育部恢复了库赞在索邦大学的现代哲学史教席；库赞借此重返学术界的机会发表了一次著名演讲，被人认为既像一堂哲学课，又是一个自由主义政策宣言。

1830年七月革命后，库赞更加时来运转。他不仅被任命为索邦大学正教授﹑王家公共教育委员会成员，而且还获得荣誉军团二级勋章，被任命为巴黎高师院长﹑国家行政法院法官和贵族院议员，还于1830年11月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并在2年后又当选为政治与道德科学院院士，可谓臻于巅峰，当时有人甚至戏言他成了“哲学家之王”。

至此，库赞已拥有一切条件完成另一项比他的哲学研究成果重要得多的事业——实施他的教育政策，组织法国的哲学教育体制，特别是完成法国高中哲学教育体制的“转型”。

当时，1809年开始设立的高中哲学教学正面临着师资的换代：第一代哲学老师都曾在旧制度时代当过教师，他们的哲学理论，尤其是关于高中哲学教学的观念都不是不成熟，就是已显陈旧，不再适应当时的需要。

从1820年起，库赞的“折衷主义”哲学学说已经赢得了第二代哲学老师们的认同，库赞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并成为当时法国哲学教育名副其实的“主宰”。

而从1820年起，库赞的“折衷主义”哲学学说已经赢得了第二代哲学老师们的认同，库赞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并成为当时法国哲学教育名副其实的“主宰”。特别是从1830年起，不仅库赞的折衷主义哲学成了一种国家的官方学说，哲学教学大纲变成一些折衷主义陈述的罗列，而且库赞本人还把持了一切关键性的权力职务，例如：哲学学衔教师资格竞考评审委员会主席，甚至一度还在1840年的梯也尔（Thiers）政府中担任过几个月的公共教育部长。

库赞对当时的高中哲学教学行使绝对的控制，不仅控制理论学说内容，而且对他参与选拔录用的教师也实行控制，除了将是否认同折衷主义作为选拔标准外，当时的所有哲学教师每年还得向库赞递交一份年度教学工作报告。从1840年至1849年，几乎所有哲学博士论文都以库赞看重的哲学史为主题，没有一部以哲学理论为题。而且递交的论文都在“六经注我”，不是证明亚里斯多德曾经是折衷主义者，就是阐释柏拉图是如何寻找折衷主义，或者干脆断言所有著名哲学家都是库赞的先驱。

可以说，库赞在法国高中哲学教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时刻强加了一种正统性，一种官方哲学或一种制度化的哲学教学，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说，库赞所推崇的这种“官方哲学”或“体制哲学”与其说是哲学，还不如说它更接近于政治或意识形态；因此，有的法国评论者干脆称库赞和折衷主义篡夺了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力”；毫无疑问，库赞开了法国高中“洗脑教育”或法国式“政治课”的先例。

从严格意义上说，库赞所推崇的这种“官方哲学”或“体制哲学”与其说是哲学，还不如说它更接近于政治或意识形态。

库赞当年的政治决定尽管招来许多批评，但还是对法国的高中哲学教学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甚至直至今日，它还在间接地或在潜意识里影响着法国高中的哲学教育；对于这一点，就连现任法国国民教育部监察总署哲学总监察歇兰加姆也不得不在他那篇文章中专门提到库赞对这一体制“主要特征”留下的影响。

“欠萨特的还萨特”：高中哲学教师——法国教育界的“王牌军团”

萨特在这里只是一个借口，它只是“高中哲学教师”的代名词。

法国哲学教学这一体制之所以能穿越两个多世纪延续至今，并得到法国人的认同和尊重，是与“高中哲学教师”这一特殊师资群体的存在密不可分的。

值得说明的是，“高中哲学教师”在法国历来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头衔”，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在社会上，这一群体都享有很高威望。而对于法国国民教育部来说，“高中哲学教师”更无疑是一支为捍卫共和理想﹑培养“开明公民”而奋斗在最前沿的特种“王牌部队”。

对于法国国民教育部来说，“高中哲学教师”更无疑是一支为捍卫共和理想﹑培养“开明公民”而奋斗在最前沿的特种“王牌部队”。

高中哲学教师既是一个“社会地位（statut）”——即属于法国中央政府公务员，更是一种特别的“身份认同（identité）”，一种“职系精神（esprit de corps）”。

法国高中哲学教师这一群体从1809年一出现，便呈现了许多与其它学科教师不同的特点：比如，虽然名称叫“高中”教师，但却属于旧时代的大学的成员；许多“高中哲学教师”其实都是大学的哲学教授，最初课程的内容甚至与大学的哲学课没有多少区别；其次，由于哲学课在高中毕业班才开设，而且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这就赋予哲学课和老师们以某种“收官”或“加冕”学科的优越感和特殊地位；再次，“高中哲学教师”本身的初始教育起点水准高，通过竞考招收，职业升迁有保障，他们和高等数学及修辞学教师一样处于中学教师层级的顶端，属于一类教师，也是当时报酬待遇最高、但课时最少（每周八小时）的高中教师（目前情形和那时已有很大区别：一名“获证书哲学教师”的起步月薪净收入1600欧元，每周课时15小时）

但是，更主要的是“高中哲学教师”群体与他们所教授的学科保持着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规范﹑仪式和意识形态参照，具有某种共同的价值。

两大事件更促使了“高中哲学教师”身份和共同价值观意识的形成：第一是1823年第一份“Bac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考试大纲”的诞生，它促使对教师课堂授课和考试主考官主考实践进行规范化，增进了教师对学科职业规范的认识与认同；第二是从1830年起，哲学学衔教师资格考试（agrégation de philosophie）规范化并且扩大招考规模，还设立了正职候补教师（titulaires suppléants）制；而且从1830年起，库赞开始实际执行1810年颁布的“哲学学衔教师身份地位条例”规定，凡在王家中学任教，必须获得“学衔教师”（agrégé）资格；

哲学学衔教师资格考试虽然重建于1825年（最早创设于1766年），但只是从1830年起才每年组织一次考试。而且，也是由拿破仑下令创办的法国最著名学校之一——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培养未来高中教师的使命得到了确认，这便在进一步强化高中哲学教师“精英身份”的同时，为人们公认的1860年至1940年法国高中哲学教师“黄金年代”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高中哲学教师之所以能在法国享受崇高地位，除了与哲学教学特殊性有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法国当代许多著名哲学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不仅都出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而且都曾当过高中哲学教师。

法国当代许多著名哲学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不仅都出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而且都曾当过高中哲学教师。

例如，萨特1931年在巴黎高师毕业后，曾先后在勒阿弗尔高中（Lycée du Havre） ﹑诺伊巴斯德高中（Lycée Pasteur） ﹑巴黎孔多塞高中（Lycée Condorcet ）等学校当过高中哲学教师；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29年通过哲学学衔教师资格考试后，曾先后在巴黎维克多•杜于依高中（Lycée Victor Duruy）﹑马赛蒙格朗高中（Lycée Montgrand）和鲁昂圣女贞德高中（Lycée Jeanne d’Arc ）教授哲学课；与萨特和波伏瓦同时代的著名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28年以第一名成绩获得哲学学衔教师资格，曾先于萨特在勒阿弗尔弗朗索瓦一世高中当了一年高中哲学教师；再如，法国哲学家梅尔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30年获得哲学学衔教师资格后，也曾先后在波威高中（Lycée de Beauvais） ﹑夏尔特的马尔梭高中（Lycée Marceau）和巴黎卡尔诺高中（Lycée Carnot）及孔多塞高中当过高中哲学教师。

由此可见，哲学学衔教师或高中哲学教师是一个饱含法国历史文化特色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高中哲学教师不仅是知识与独立自由精神的化身和传承者，而且也是法兰西共和国理想和价值观的实际守护人之一；他们才是法国高中哲学教育体制的真正基石。

高中哲学教师不仅是知识与独立自由精神的化身和传承者，而且也是法兰西共和国理想和价值观的实际守护人之一；他们才是法国高中哲学教育体制的真正基石。

最后，不妨以一则轶事结束本文。

多年以前，在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Monica Lewinsky）的花边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法国著名的《绑鸭报》（Le Canard enchaîné）曾发表过一则幽默“谜语”，问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统各自卷入桃色新闻，最后结局的最大区别是什么？《绑鸭报》自己给出的答案是：美国总统只会珍藏一条沾着精液的内裤，而法国总统却能生下一个女儿，并把她培养成一位法国“国粹”精英——哲学学衔教师。

这答案后面部分所指的，正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和他的私生女玛扎丽娜•班若（Mazarine Pingeot）的故事。作为密特朗和安娜•班若（Anne Pingeot）婚外情的成果，玛扎丽娜20岁便考上巴黎圣克鲁高等师范学院，1997年获得哲学学衔教师资格，现在巴黎第八大学任教，已出版多部小说，当过电视台文化节目主播，也曾在巴黎柯尔贝高中（Lycée Colbert）当过哲学教师。

瞧，又是一个“高中哲学教师”！

（儒思忧，旅法文化时政评论人，“法兰西360”网站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