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自由人與共和國理想：從Bac哲學試題看法國式「洗腦教育」

最近幾年來，每當六月份法國Bac（高中畢業會考）季節一到，各種風格迥異的中文版「Bac哲學試題」譯文風靡網絡，常常引來許多對中國大陸高考作文滿肚子怨氣的人們大聲驚歎和無限羨慕。

然而，這些聲音中不乏牽強附會地揣度這些試題背後的「命題意圖」、或頭頭是道地分析子虛烏有的「熱門話題」，人們依舊按自己慣有的思維和語言惰性，有意無意地曲解法國的高中哲學課和Bac哲學考試的本來意義。

依照「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的古訓精神，本文對法國高中哲學教育和Bac哲學考試這一體制的形成﹑本質及其特點作一簡單梳理，以便於人們對法國Bac哲學試題有一個更為完整的認識。

獨立判斷與自由思想：法式「洗腦教育」 的核心

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法國高中哲學課和Bac哲學考試的特色的話，那麼，說它是法國的「政治課」、甚至「法式洗腦教育」，或也許是一個比較貼近實際的比喻。

法國高中哲學教育的現狀大致是：只在普通高中和技術高中三年級畢業班開設哲學課；對所有人都是必修課，但不同學業方向每週的課時不同：例如在普通高中，文科班學生每星期8小時哲學課，社會經濟班每週4小時，理科班每週1小時；最後須在Bac高中畢業會考時通過一門哲學筆試，作為這一學科學習的證明。

本屆政府目前正在推動的高中學業與Bac考試改革於2021年正式實施後，不同科目學生的哲學課時將統一為每週4小時，哲學筆試將作為新版Bac的4門筆試科目之一得到保留，也就是說，即便改革之後，它的「王牌考試」科目的地位仍將獲得維持。

法國並不是設立中學哲學教育的唯一國家；歐洲不少國家其實都有這一傳統。比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在高中開設必修的哲學課，學習時間兩年至三年；而具有悠久哲學傳統的德國卻不對中學生設強制性的哲學必修課；其它歐洲國家如瑞士﹑波蘭﹑瑞典等也把哲學作為中學生的選修課開設。

法國並不是設立中學哲學教育的唯一國家；歐洲不少國家其實都有這一傳統。

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Jean-Paul Sartre）在被問到「為什麼學習哲學」這一問題時，曾回答過：「為了方便勾引女生」。這是一個既獨特、又直率、且實用主義的戲謔回答。

不過，從當政者角度而言，設立高中哲學教育的目的當然要比薩特的這一答案「深刻」得多，就象法國國民教育部監察總署哲學組總監察歇蘭加姆（Mark Sherringham）在一篇介紹中學哲學教學的文章中明確指出的那樣，它首先是一項旨在培養「開明公民（citoyen éclairé）」的綜合使命，是一項與「共和理想」密切相關的政治計劃（projet politique）。

當然，「洗腦教育」或法國的「政治課」這一比喻的含義，也只到當政者（政治家）的「用心」或「意圖」這一層面為止，因為事實上，這一法國式的「洗腦教育」無論在目標﹑方法，還是在終極效果上，都與世界上專制國家的意識形態「洗腦教育」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這一法國式的「洗腦教育」無論在目標﹑方法，還是在終極效果上，都與世界上專制國家的意識形態「洗腦教育」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導致法式「洗腦」教育最終不同於其它「洗腦教育」的，恐怕是因為在哲學教育的目的選擇上，法國一開始的定位就是「自由思想的能力」，而只不是「維持政權」；或者更確切地說，即便是為了「維持政權」，也是一個應由「開明公民」根據獨立自由判斷能力選擇的「共和國政權」。

在這裏，「自由思想」和「自由人」始終處於核心地位，也是這一教學設立200多年來的一貫堅持。

在哲學教育的目的選擇上，法國一開始的定位就是「自由思想的能力」，而只不是「維持政權」。

按照歇蘭加姆的說法，哲學課程是一項應該超越其本身的課程，它的目的不是哲學本身，它並不是讓學生為了進入高等教育專業學習而掌握某一學科領域；透過哲學，所追求的是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則是公民和人的教育的「構成性自由」（liberté constitutive），是法蘭西共和國理想的基石。在這裡，人們可以見出孟德斯鳩思想的影響，因為他認為共和制度必須以公民的德行為前提，而這一公民德行首先體現為自由行使判斷的能力。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法國的高中哲學教學要服從於一個既高於它同時又完全內在於它的目的；共和國超越哲學教學，但這一教學的內容及其可能條件又同時完全是哲學的。這種哲學教學與一個以「開明公民」和「自由人」為前提的政治體制之間的密切契合，可以說是法國式「洗腦」的根本特徵之一。

正因如此，法國的現行高中哲學教學既反對「百科全書主義（encyclopédisme）」又拒絕「專業化博學」，教學大綱按照「概念」與「作者」這兩大主軸設計，而且刻意使「概念」不以任何學術劃分為參照；目前生效的2003年版普通高中哲學大綱的「概念」涉及「主體」 ﹑「文化」 ﹑「理性與現實」 ﹑「政治」及「道德」這五大領域，技術高中哲學大綱的概念則包括「文化」﹑「真理」和「自由」三大領域；而每一領域又包含一系列相關的概念，例如：「感覺」 「慾望」 「語言」 「宗教」 「論證」 「真理」 「國家」或「責任」等等；

2003年版大綱（Bac高中畢業會考改革之後的新版哲學教學大綱目前正在討論）還在領域及其相關概念之外，制訂了一份「座標（repères）」清單；而這些「座標」通常可以使所學概念與作品產生聯繫，並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橫向可操作性，例如：「絕對/相對」 「抽象/具體」 「原因/目的」 「理想/現實」 「合法/合理」「超驗性/內在性」等等。

與這些概念﹑領域與座標相呼應的另一個軸心，是研讀重要哲學家的原著；大綱規定的哲學家清單包括57人，為普通高中與技術高中的所有科類學生通用，而且，Bac哲學考試採用的作品片斷必須是這一清單作者的作品；作者清單分別按照古代與中世紀（15人）﹑現代（18人）和當代（24人）三個時期遴選；在42位入選的現代與當代哲學家中，有19位是法國或法語作者，10位英國或英語作者，9位德語哲學家。

法國高中的哲學課雖然設在高中畢業班，但教學大綱則公開宣稱它是一項「初階（élémentaire）」教學，也即哲學老師需要以小學教師的姿態向學生傳授哲學思辨與文化的最初基本概念，拒絕任何大學學究式的「博學」；雖然講課必然涉及歷史座標，但拒絕按歷史時間順序羅列業已死亡或過時的哲學理論或體系，因為大綱規定這一教學的首要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個人思考能力」。

法國高中的哲學課雖然設在高中畢業班，但教學大綱則公開宣稱它是一項「初階」教學，也即哲學老師需要以小學教師的姿態向學生傳授哲學思辨與文化的最初基本概念。

此外，這一「自由」與「獨立思考」的原則和精神也貫穿在教學大綱所主張的教學法之中。法國高中哲學的教學法完全是一種「自由與制約」相結合的教學法。「自由」尤其體現在：第一，除了概念清單和作者清單外，沒有任何「統一教材」，老師既不被強加任何一種哲學理論或學說，也沒有任何規定的闡述問題方式；第二，在Bac哲學考試準備過程中，老師可以自由選擇任何哲學著作。

而「制約」則反映在：第一，老師必須講解列入教學大綱的所有「概念」，並且必須避免使課程成為各種哲學學說的歷史闡述或各位哲學家思想的簡單介紹；第二，必須在一份人數有限的哲學家清單範圍之內選擇作品；老師必須通過教會學生如何把概念「問題化」（對概念提出問題），使得整個教學過程成為一件融入了自己創意的「作品」，而不是照本宣科，機械地重複教材或講義。

法國高中哲學教師的這種自由教學法有兩大支柱，一是老師的講課；二是學生的論說文訓練；而這兩者背後所追求的是「個人思考的有條理表達」。但是，無論是老師講課還是學生的作文，其目的主要還不是訓練和掌握論證能力——比如能就任何主題提出有說服力的論證，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法國的哲學課理想目標是使學生通過構建問題，擁有一種自由思考和判斷的能力，也即做一個合格的「開明公民」。

法國的哲學課理想目標是使學生通過構建問題，擁有一種自由思考和判斷的能力，也即做一個合格的「開明公民」。

對於當政者來說，培養有獨立自由判斷能力的「開明公民」，在某種意義上無疑等於「自惹麻煩」，甚至可能是「自掘墳墓」，然而，法國的統治者——無論是拿破崙帝國時代﹑王朝復辟時代，還是歷屆共和國——200多年來，仍然不遺餘力，堅持通過高中哲學課和Bac哲學考試培養「自由人」和「開明公民」，應該說是一種值得欽佩的勇氣與明智；當然，同時也是法國特有的歷史與文化傳統使然。

因此，如若只論課程的終極目的，那麼，包括近幾年受到中國人幾乎瘋狂追捧的Bac哲學試題在內的法國高中哲學教學，與其說是一種純粹的哲學學科教育，還不如說是一門公民素質教育課、一門「法式政治課」更為恰當。

「拿破崙的歸拿破崙」：法國高中哲學教育的淵源

當每年法國Bac哲學試題刷屏，人們紛紛大發感慨之時，可能大多數人都並不知曉這背後所隱含的「天機」，也不會追問這一體制究竟是如何形成、並延續至今的。

當今法國國家的一切機構和制度——上至《民法典》﹑國家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 ﹑國家審計法院，下到省（Département）和省長（préfet）建制——幾乎都可以追溯到拿破崙時代。教育領域自然也不例外，許多延續至今﹑人們習以為常的事物，其實都是拿破崙治下的產物。

例如，法國的高中（lycée）就是由拿破崙於1802年創設；用拿破崙自己的說法，與 《民法典》和榮譽軍團（Légion d’honneur）一樣，以培養「國家精英」為使命的高中，也屬於「國之重器」；法國最早的12所高中成立於1803年，按當時的體制，高中一律屬公立，受大學管轄，只招收男生，並且實行軍事化管理；

又例如，在創立高中之後，拿破崙又於1808年3月17日頒布了一項「關於綜合大學組織的皇帝諭令」，決定設立「業士」（Baccalauréat）學位，也即如今盡人皆知的「高中畢業會考」。

至於哲學教育，1802年在創立高中的時候，曾安排開設一門為期一年的邏輯與道德課；但1802年12月10日頒布的一項關於高中學業組織的部令規定，高中教學的主要課程為拉丁文﹑數學和文學；而且一直到1809年，法國高中教授的實際上也只有這三門課程。

然而，1809年9月19日頒布的「高中教學條例」卻作出規定，設立了一門由一位專任教師負責授課的哲學課。所以，法國高中畢業班必修哲學課的真正設立，是在1809年。不過，當時的哲學教學還處於很邊緣化，傳播不廣，尚未真正納入學歷，只有各學區所在的首府城市和巴黎市的高中才有哲學老師承擔這一教學。

在拿破崙時代，高中還屬於只有極少數精英才能享受的高學歷教育。

在拿破崙時代，高中還屬於只有極少數精英才能享受的高學歷教育；而高中的哲學教學顯然更帶有初創時期的各種侷促和不足。例如據記載，1809年時，全法國總共才有25名哲學老師，人數甚至明顯少於1789年大革命前舊制度時期的250人。不僅如此，當時的高中哲學老師只受過很基礎的哲學訓練，沒有任何正式教材，只能藉助於古代哲學家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或更近一點的孔狄亞克（Condillac）或夏爾•波納（Charles Bonnet）的著作，更沒有適合於高中生的專門教學法，在課堂裏不是聽寫式的授課，就是照本宣科朗讀某一教材。而且學生人數也是少得可憐：1811年時，全法國只有11所高中（其中巴黎4所）有足夠的學生人數在學年結束時頒發「哲學獎」。

至於1808年設立的Bac高中畢業會考，第一屆考試於1809年7月份舉行，當時只有39名候選人蔘加，31人獲得通過；有人曾一直以為那時獲得Bac證書很難，事實上恰恰相反，法國的Bac在設立初期很容易得到，合格率在95%或90%，還略高於目前（80%到90%）：那是因為一方面候選人少，另一方面，初期的Bac只有口試，沒有筆試。這一狀況一直延續到了1830年，那年第一次設立了筆試，但還只是作為選項，到了1840年，筆試才成為Bac的必考科目。

而且，那個時代的Bac考試科目中，還根本沒有現在人們津津樂道的哲學考試。哲學問題被「溶解」在當時的顯學——修辭學或邏輯學之中，作為50個口試問題之一，讓考生抽籤作答。

的Bac考試科目中，還根本沒有現在人們津津樂道的哲學考試。哲學問題被「溶解」在當時的顯學——修辭學或邏輯學之中。

當代意義上的Bac哲學考試最初開始於1866年；從那時起，高中哲學課漸漸成為整個高中學業的「加冕學科」，而Bac哲學考試則也最終摘取了「王牌筆試」的桂冠。

但是，總體而言，拿破崙時代的法國高中哲學教學還未最終成型，形成目前的模式和特徵。拿破崙的功績，主要在於開創了法國現代高中和Bac高中畢業會考體制，並且把哲學納入了培養精英「綜合文化素養」的框架；但是，法國的高中哲學課本身還沒有演化為具有濃重「政治色彩」的「洗腦」教育。

「屬庫贊的給庫贊」： 體制哲學教學的「洗腦」先例

一個哲學教師就是一位道德秩序官員，受國家指派負責栽培精神與靈魂。

說到法國高中哲學教育的特性，不能不談一個絕大多數外國人肯定陌生（對大多數法國人恐怕也一樣）的人——維克多•庫贊（Victor Cousin）。

庫贊是一位法國哲學家和作家，生於1792年，死於1867年，畢生經歷了法國歷史上政治最不穩定的時期。他早年深受拉羅米基耶（Pierre Laromiguière）傳授的洛克（Locke）和孔狄亞克（Condillac）哲學、以及索邦大學哲學教授羅瓦耶—柯拉爾（Pierre-Paul Royer-Collard）的影響；他曾是法國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基佐（Guizot）、及作家和政治家維爾曼（Villemain）的朋友；1815年至1821年曾在索邦大學擔任候補教授；巴爾扎克曾聽過聽過他的課，並讚賞不已；1817年夏天他去德國海德堡度假時結識了黑格爾（Hegel）和其他德國哲學家；從德國回來後，庫贊放棄原先對蘇格蘭常識哲學的興趣，轉而研究康德（Kant）﹑費希特（Fichte） ﹑謝林（Schelling）和黑格爾的形而上學，把「絕對」與「唯心主義」等概念引入了法國哲學，把自我作為原則，調和形而上學與心理學，創立了被人認為是「法國式哲學」的折衷主義（électisme），通常被認為是法國哲學史研究傳統的奠基人。

庫贊曾寫過包括哲學史在內的許多著作，其中最著名（但現在也早已被人忘卻）的著作是發表於1853年的《論真美善》（Du Vrai, du Beau et du Bien），他在該書中全面地闡述了他的折衷主義哲學理論。

1821年，庫贊曾因口才出眾、但其自由派思想對年輕人構成危險，而被巴黎高師和索邦大學解僱，並失去了一切公職。為了生計，庫贊曾當過高官子弟的家庭教師，並從事翻譯與出版活動，翻譯了柏拉圖全集，並出版了笛卡爾著作全集和古希臘哲學家普羅克洛斯（Proclos）的未刊行著作全集等。

1828年3月，當時由自由派掌控的教育部恢復了庫贊在索邦大學的現代哲學史教席；庫贊藉此重返學術界的機會發表了一次著名演講，被人認為既像一堂哲學課，又是一個自由主義政策宣言。

1830年七月革命後，庫贊更加時來運轉。他不僅被任命為索邦大學正教授﹑王家公共教育委員會成員，而且還獲得榮譽軍團二級勛章，被任命為巴黎高師院長﹑國家行政法院法官和貴族院議員，還於1830年11月當選為法蘭西學士院院士，並在2年後又當選為政治與道德科學院院士，可謂臻於巔峰，當時有人甚至戲言他成了「哲學家之王」。

至此，庫贊已擁有一切條件完成另一項比他的哲學研究成果重要得多的事業——實施他的教育政策，組織法國的哲學教育體制，特別是完成法國高中哲學教育體制的「轉型」。

當時，1809年開始設立的高中哲學教學正面臨着師資的換代：第一代哲學老師都曾在舊制度時代當過教師，他們的哲學理論，尤其是關於高中哲學教學的觀念都不是不成熟，就是已顯陳舊，不再適應當時的需要。

從1820年起，庫贊的「折衷主義」哲學學說已經贏得了第二代哲學老師們的認同，庫贊的影響力逐漸擴大，並成為當時法國哲學教育名副其實的「主宰」。

而從1820年起，庫贊的「折衷主義」哲學學說已經贏得了第二代哲學老師們的認同，庫贊的影響力逐漸擴大，並成為當時法國哲學教育名副其實的「主宰」。特別是從1830年起，不僅庫贊的折衷主義哲學成了一種國家的官方學說，哲學教學大綱變成一些折衷主義陳述的羅列，而且庫贊本人還把持了一切關鍵性的權力職務，例如：哲學學銜教師資格競考評審委員會主席，甚至一度還在1840年的梯也爾（Thiers）政府中擔任過幾個月的公共教育部長。

庫贊對當時的高中哲學教學行使絕對的控制，不僅控制理論學說內容，而且對他參與選拔錄用的教師也實行控制，除了將是否認同折衷主義作為選拔標準外，當時的所有哲學教師每年還得向庫贊遞交一份年度教學工作報告。從1840年至1849年，幾乎所有哲學博士論文都以庫贊看重的哲學史為主題，沒有一部以哲學理論為題。而且遞交的論文都在「六經注我」，不是證明亞里斯多德曾經是折衷主義者，就是闡釋柏拉圖是如何尋找折衷主義，或者乾脆斷言所有著名哲學家都是庫贊的先驅。

可以說，庫贊在法國高中哲學教學發展的一個關鍵性時刻強加了一種正統性，一種官方哲學或一種制度化的哲學教學，而且從嚴格意義上說，庫贊所推崇的這種「官方哲學」或「體制哲學」與其說是哲學，還不如說它更接近於政治或意識形態；因此，有的法國評論者乾脆稱庫贊和折衷主義篡奪了國家的「意識形態權力」；毫無疑問，庫贊開了法國高中「洗腦教育」或法國式「政治課」的先例。

從嚴格意義上說，庫贊所推崇的這種「官方哲學」或「體制哲學」與其說是哲學，還不如說它更接近於政治或意識形態。

庫贊當年的政治決定儘管招來許多批評，但還是對法國的高中哲學教學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甚至直至今日，它還在間接地或在潛意識裏影響着法國高中的哲學教育；對於這一點，就連現任法國國民教育部監察總署哲學總監察歇蘭加姆也不得不在他那篇文章中專門提到庫贊對這一體制「主要特徵」留下的影響。

「欠薩特的還薩特」：高中哲學教師——法國教育界的「王牌軍團」

薩特在這裏只是一個藉口，它只是「高中哲學教師」的代名詞。

法國哲學教學這一體制之所以能穿越兩個多世紀延續至今，並得到法國人的認同和尊重，是與「高中哲學教師」這一特殊師資群體的存在密不可分的。

值得說明的是，「高中哲學教師」在法國曆來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頭銜」，無論在教育界還是在社會上，這一群體都享有很高威望。而對於法國國民教育部來說，「高中哲學教師」更無疑是一支為捍衞共和理想﹑培養「開明公民」而奮鬥在最前沿的特種「王牌部隊」。

對於法國國民教育部來說，「高中哲學教師」更無疑是一支為捍衞共和理想﹑培養「開明公民」而奮鬥在最前沿的特種「王牌部隊」。

高中哲學教師既是一個「社會地位（statut）」——即屬於法國中央政府公務員，更是一種特別的「身份認同（identité）」，一種「職系精神（esprit de corps）」。

法國高中哲學教師這一群體從1809年一出現，便呈現了許多與其它學科教師不同的特點：比如，雖然名稱叫「高中」教師，但卻屬於舊時代的大學的成員；許多「高中哲學教師」其實都是大學的哲學教授，最初課程的內容甚至與大學的哲學課沒有多少區別；其次，由於哲學課在高中畢業班才開設，而且是每個學生的必修課，這就賦予哲學課和老師們以某種「收官」或「加冕」學科的優越感和特殊地位；再次，「高中哲學教師」本身的初始教育起點水準高，通過競考招收，職業升遷有保障，他們和高等數學及修辭學教師一樣處於中學教師層級的頂端，屬於一類教師，也是當時報酬待遇最高、但課時最少（每週八小時）的高中教師（目前情形和那時已有很大區別：一名「獲證書哲學教師」的起步月薪淨收入1600歐元，每週課時15小時）

但是，更主要的是「高中哲學教師」群體與他們所教授的學科保持着一種很特殊的關係：他們有一套自己的規範﹑儀式和意識形態參照，具有某種共同的價值。

兩大事件更促使了「高中哲學教師」身份和共同價值觀意識的形成：第一是1823年第一份「Bac高中畢業會考哲學考試大綱」的誕生，它促使對教師課堂授課和考試主考官主考實踐進行規範化，增進了教師對學科職業規範的認識與認同；第二是從1830年起，哲學學銜教師資格考試（agrégation de philosophie）規範化並且擴大招考規模，還設立了正職候補教師（titulaires suppléants）制；而且從1830年起，庫贊開始實際執行1810年頒布的「哲學學銜教師身份地位條例」規定，凡在王家中學任教，必須獲得「學銜教師」（agrégé）資格；

哲學學銜教師資格考試雖然重建於1825年（最早創設於1766年），但只是從1830年起才每年組織一次考試。而且，也是由拿破崙下令創辦的法國最著名學校之一——巴黎高等師範學院（ENS）培養未來高中教師的使命得到了確認，這便在進一步強化高中哲學教師「精英身份」的同時，為人們公認的1860年至1940年法國高中哲學教師「黃金年代」的到來創造了條件。

高中哲學教師之所以能在法國享受崇高地位，除了與哲學教學特殊性有關，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法國當代許多著名哲學家﹑作家和知識分子不僅都出身巴黎高等師範學院，而且都曾當過高中哲學教師。

法國當代許多著名哲學家﹑作家和知識分子不僅都出身巴黎高等師範學院，而且都曾當過高中哲學教師。

例如，薩特1931年在巴黎高師畢業後，曾先後在勒阿弗爾高中（Lycée du Havre） ﹑諾伊巴斯德高中（Lycée Pasteur） ﹑巴黎孔多塞高中（Lycée Condorcet ）等學校當過高中哲學教師；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29年通過哲學學銜教師資格考試後，曾先後在巴黎維克多•杜於依高中（Lycée Victor Duruy）﹑馬賽蒙格朗高中（Lycée Montgrand）和魯昂聖女貞德高中（Lycée Jeanne d’Arc）教授哲學課；與薩特和波伏瓦同時代的著名法國哲學家和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28年以第一名成績獲得哲學學銜教師資格，曾先於薩特在勒阿弗爾弗朗索瓦一世高中當了一年高中哲學教師；再如，法國哲學家梅爾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30年獲得哲學學銜教師資格後，也曾先後在波威高中（Lycée de Beauvais） ﹑夏爾特的馬爾梭高中（Lycée Marceau）和巴黎卡爾諾高中（Lycée Carnot）及孔多塞高中當過高中哲學教師。

由此可見，哲學學銜教師或高中哲學教師是一個飽含法國歷史文化特色的概念。在某種意義上，高中哲學教師不僅是知識與獨立自由精神的化身和傳承者，而且也是法蘭西共和國理想和價值觀的實際守護人之一；他們才是法國高中哲學教育體制的真正基石。

高中哲學教師不僅是知識與獨立自由精神的化身和傳承者，而且也是法蘭西共和國理想和價值觀的實際守護人之一；他們才是法國高中哲學教育體制的真正基石。

最後，不妨以一則軼事結束本文。

多年以前，在克林頓（柯林頓）和白宮實習生萊文斯基（Monica Lewinsky，陸文斯基）的花邊新聞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法國著名的《綁鴨報》（Le Canard enchaîné）曾發表過一則幽默「謎語」，問美國總統和法國總統各自捲入桃色新聞，最後結局的最大區別是什麼？《綁鴨報》自己給出的答案是：美國總統只會珍藏一條沾着精液的內褲，而法國總統卻能生下一個女兒，並把她培養成一位法國「國粹」精英——哲學學銜教師。

這答案後面部分所指的，正是法國前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和他的私生女瑪扎麗娜•班若（Mazarine Pingeot）的故事。作為密特朗和安娜•班若（Anne Pingeot）婚外情的成果，瑪扎麗娜20歲便考上巴黎聖克魯高等師範學院，1997年獲得哲學學銜教師資格，現在巴黎第八大學任教，已出版多部小說，當過電視台文化節目主播，也曾在巴黎柯爾貝高中（Lycée Colbert）當過哲學教師。

瞧，又是一個「高中哲學教師」！

（儒思憂，旅法文化時政評論人，「法蘭西360」網站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