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令溪：在保守与革新之间——巴黎圣母院修复之争

4月15日，巴黎圣母院身陷惊世大火，在逾12个小时的燃烧之后，约三分之二的中世纪屋顶架构焚毁，19世纪的标志性尖塔倒塌，教堂内堆满焚落的橡木残骸，一片废墟景象，举世为之悲叹。万幸三个玫瑰花窗和主体建筑结构得以保存，大多数珍贵艺术品亦已安全转移至卢浮宫，进行检测和清洁等修复工作。

法国总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随后宣布，将发起重建巴黎圣母院尖顶的全球设计竞赛，邀请全世界建筑师提交重建方案，新设计“将反映当今时代的技术和挑战”。法国总统马克龙亦表示，重建将于5年内完工，于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际交给大家一个“比之前更美”的大教堂。

日前火灾原因仍未明朗，富商捐款动机备受质疑，此举激起了新一轮的批评和争议。强大的重建动力、迅速筹措的逾10亿欧元重建捐款和社交媒体上泛滥的抒情性追思，都无法消解如今面临的真正难题：如何修复？由谁修复？修复什么？依何种样式和理论？而圣母院本身的历史，即凝聚了修复史上这些至今悬而未决的争论。

权力干预都市景观：一种法国特色

在马克龙誓言重建圣母院之后，各界立即积极响应，其中几位商界巨头捐出巨款，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Gucci、YSL、Balenciaga等奢侈品牌背后的开云集团董事长皮诺特（François-Henri Pinault）率先承诺捐出1亿欧元，LVMH集团和欧莱雅（L’Oréal）集团随后相继捐出2亿欧元，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Total）公司首席执行官普伊安（Patrick Pouyanne）也宣布捐款1亿欧元。

纵览法国历史，这种“总统发起，大亨出资”的政商联合推动都市景观更新的模式，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法国特色，在城市发展的各阶段中皆起到了主导作用。巴黎的优雅壮美虽是数个世纪逐渐发展和积累而成，却并不意味着这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相反，如今整齐划一的城市布局与巴洛克街道景观，是在历代君主的直接构想下，依托于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体系才得以最终形成的。

纵览法国历史，这种“总统发起，大亨出资”的政商联合推动都市景观更新的模式，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法国特色，在城市发展的各阶段中皆起到了主导作用。

1540年，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邀请博洛尼亚建筑师Sebastiano Serlio担任皇家建筑咨询师，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古典建筑理论引入法国建筑传统，创造出与正在壮大的帝国首都应有的宏伟风貌相匹配的新范式，为上流社会开了建筑之先潮，各个君主开始介入城市建筑的发展。

亨利四世（Henri IV）抱着为民居发展树立样板的想法，于1606年和1612年发起建设了多菲内广场（Place Dauphine）和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这些围绕着公共庭院的相连而统一的时髦商业住宅，成为整体居住广场的先锋典范，私人房地产主竞相追随皇家设计师设计的官方立面形式。路易十四为卢浮宫增加了体量巨大的古典外立面，创立了荣军院（Hôtel des Invalides，又译伤兵院），在废弃的中世纪城墙遗址上修建了环形林荫大道，并开辟了城市景观的控制轴线——香榭丽舍大道（Champs-Élysées），路易十五在其上建立了巨大的交通环岛，即后来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这些举措进一步强化了文艺复兴风格的整体透视效果。

受拿破仑三世直接委任，奥斯曼的宏大工程彻底改变了城市的中世纪风貌。

在大革命的中断之后，受拿破仑三世直接委任，奥斯曼（Eugene-Haussmann）的宏大工程彻底改变了城市的中世纪风貌，林荫大道两侧连续排布着精巧复杂的建筑，都市景观真正达到了统一，圣母院也是在此期间得以恢复荣光。这些建设由皇室支持的独立商人或与皇室结盟的投机地产商提供资金，由国家中央政府监督，他们设立了新的城市建筑法规，并建立学院对建筑师进行统一培训。

这一传统亦延续至现代，法国第五共和的总统们在任内大多留有“建筑政绩”：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有Renzo Piano设计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希拉克（Jacques Chirac）有Jean Nouvel设计的布朗利堤岸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更是有着法国国家图书馆、巴士底剧院和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在巴黎城市风貌业已基本成型之后，这些现代建筑虽曾经饱受争议，却最终为都市文脉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马克龙提出使用当代设计或新材料的构想后，立即遭到了不小的反对声浪。有批评指马克龙设定的五年期限是想在任内创造政绩，同时将反对者火力暂时转移，解“黄马甲”之急。依据BVA此前发布的民调显示，在圣母院大火之后，马克龙的支持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回升到了去年九月运动爆发前的水平。而在随后的“黄马甲”示威集会上，有参与者打出“我也是圣母院”的口号，对富贾慷慨捐款背后的资源分配不公和面对更大的社会问题不作为表示抗议。亦有愤怒群众发出“让建筑师走开！要修复不要重新设计”的呼声，“依照原样修复圣母院”的线上请愿活动已收集到逾5万个签名。

与此同时，马克龙任命了一位前军队五星上将Jean-Louis Georgelin，作为重建工程总负责人，协调各方工作并直接向总统负责，以其“果敢”“坚决”督促工程准时完工，此举在文化部内部已激起不小分歧，“将重建工作留给专业人士处理”似乎只是愿景，权力中心依然不会停止干预。

在保守与革新两极之间

通过国际竞赛重建尖塔的消息发布之后，反对党人士亦是一片愤慨。极右翼国民联盟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立即发推表态“不要碰圣母院！”，右翼共和党的领导人瓦奎兹（Laurent Wauquiez）也呼吁进行恢复原样的重建，在政治光谱上倾向保守一端的这两位党魁，均激烈批评了马克龙的方案“傲慢”而“疯狂”。

从卢浮宫金字塔、埃菲尔铁塔一直回溯至19世纪的圣母院重建，这种反应并不陌生。文化遗产，尤其是以作为神权、王权象征的教堂、宫殿建筑为代表的历史建筑，在现代保护语境中历来面对着普世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间的张力，其作为艺术品的独立价值被分割出来是非常晚近的事。

文化遗产，尤其是以作为神权、王权象征的教堂、宫殿建筑为代表的历史建筑，在现代保护语境中历来面对着普世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间的张力。

法国大革命期间，古迹作为最直观的封建遗产，其破坏亦有合法法令支持。1792年国民公会决议如下：“自由和平等的神圣原则不再允许古代纪念性建筑傲然矗立，不允许偏见和暴政留在人们的眼前。”大革命之后，1802年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发表了《基督教真谛》一书，捍卫了中世纪古迹的历史价值，认为“只有历经几个世纪的沧桑之变，熏黑的横梁上留下了历史的印记之后，这个古迹才会令人肃然起敬”。政论家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则将教堂与爱国精神相连，因其使人想起公共事件、领袖和公民在教堂里分享的亲密情感，“连续的历史”被认为代表了人类的荣誉与命运。

这种观念的转变，催生了法国历史性古迹的国家管理。随着教会、封建领主和国王财产转变为国家财产，它们的照料和保护责任也被过渡至国家，开始出现专门化、专业化的保护部门和相关法令，如“古迹委员会”（Commission des Monuments）等，并开始将古迹分级、建立清单，建立监管体系。

古迹被视作建构民族国家历史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一环，其保护的重要性不再经受质疑，反映在修复伦理上，却导向了完全相悖的原则。

一派观点将建筑实存视作历史物证，认为其承载着完整经历的时间，任何一处的轻易添加和删除都涉嫌为历史做伪证，因此提倡“最小干预”的保守式修复理念。

一派观点将建筑实存视作历史物证，认为其承载着完整经历的时间，任何一处的轻易添加和删除都涉嫌为历史做伪证，因此应以严谨的考古学研究为基础，提倡“最小干预”的保守式修复理念。其中最极端者当属英国“反修复运动”领军人物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他认为“修复是古迹能经受的最彻底破坏”，并推崇自然衰颓建筑物的“画意风格”，应保留“岁月留下的黄金般珍贵的印记”。罗马的提图斯凯旋门（Arch of Titus）和南法的奥朗日凯旋门（Arch of Orange）皆为加固式保守修复的成功范例，其原本形态、甚至墙体上的裂缝都得以保留。

站在其极端对立面的、被其激烈抨击的修复者，则正是圣母院19世纪重建工程的负责人之一勒杜克（Viollet le-Duc）. 当时的建筑领域被折衷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统治， “野蛮和无知留在建筑上的痕迹”被清除或复原，国家古迹纷纷被以相应的风格修复，作为国家成就和荣耀加以展示。

哥特复兴运动重新肯定了中世纪建筑的美学价值，勒杜克的“风格式修复”理念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更加重视建筑作为“活着的传统”的实用价值，要求通过细致的历史考据，将建筑依据其自身的风格，还原到一种甚至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完整原初”状态。受到启蒙思想影响，建筑不再被视为神性意志的体现或对自然的模仿，而是人依据建筑内在法则的逻辑创造，其“完整原初”状态是绝对的，不以时间和历史为转移。物质也仅仅被视作原则的功能形式，古迹的史实价值被彻底抛弃，勒杜克开展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重建工作，自始至终饱受争议。

勒杜克的“风格式修复”理念更加重视建筑作为“活着的传统”的实用价值，要求通过细致的历史考据，将建筑依据其自身的风格，还原到一种甚至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完整原初”状态。

雨果虽然在圣母院保护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其观点却处于保守派别。他在1852年发表了名为《向破坏者宣战》的文章，激烈抨击了毁坏、忽视遗产的法国人，并批评了将古迹“修复”成古典主义形式、或轻率使用水泥或铁材进行修缮的做法。虽然他成功唤起了对古迹的重新重视，却并没有赢得这场修复方法的论战。

勒杜克与更富经验的拉叙斯（Jean-Baptiste Lassus）以其对哥特式建筑的了解，最终赢得了巴黎圣母院的修复竞赛，后者严格遵照“科学”与“实证”的严谨修复观念征服了大多数钟爱巴黎圣母院的人。在其于1857年去世后，勒杜克在第二阶段的修复工作中新建了侧边的圣器室和中央尖塔（即在这次大火中焚毁倒塌的部分），被无数人视为圣母院的象征。

如今看来，人们又一次站在了维护历史传统的保守价值观和与时俱进的进步态度两极。“修复”以其专业态度再次被与“设计”对立起来，后者被视为不专业、不尊重历史遗产的轻率之举。拉斯金与勒杜克的争执是现代修复的开端，后世的修复学家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摆荡，在两者理论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

当代修复原则的演进

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和实证哲学的兴起为古迹修复提供了理论基础，现代科学和考古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持，经过几代学者的辩论和实践，最终形成了被基本普遍接受的“经典保护理论”。

这种理论只是一种概称，建立在被广泛实践的方法论基础之上，并非某一个人的理论思想或某一份国际公约可以囊括。其支柱性底线即是真实性与客观性，现代科技被广泛应用，如共聚焦显微镜、X射线衍射分析或拉曼光谱分析等。科学性保护获得了广泛成功，纯粹的技术讨论已逐渐取代理论辨析，“文献式修复”与“科学性修复”的理论奠基人Camillo Boito认为，修复是一门有着精确要求和严格规范的科学，理论除了设立基本的伦理框架外，哲学思辨已经退居其次。

其支持者Gustavo Giovannoni进一步将纪念物区分为“死古迹”与“活古迹”，并设立了相应的修复原则：前者如阿多诺所言的博物馆藏，“在死去的过程中不再具有和观者活着的关联”，应如实保存不做任何改变，后者则应逃脱这样的命运，在不损害其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前提下，做出材料、技术与功能上的改进，以适应当今的需要。他在1931年作为意大利代表推动起草了《雅典宪章》，这是文物保护领域的第一份国际性公约。

在文明空前的劫难面前，修复条件受到诸多限制，细致详尽的考古与科学考察不再可能，最小干预原则必须被超越。

然而在战后，经典保护理论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文明空前的劫难面前，修复条件受到诸多限制，细致详尽的考古与科学考察不再可能，最小干预原则必须被超越。同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史学思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亦影响了修复理念，客观性原则受到挑战，历史不再被视为一门科学，而是行动主体的主观诠释。科学对于基于信仰、喜好和冀望的决策几乎束手无策，欧洲大教堂大多历经几个世纪修建而成，其上有层层叠加的历史痕迹，其“原真状态”完全是主观评判，这催生了大批“批判式修复”的实践，其中不乏由国际知名建筑师主导的成功案例。

圣母院被一场火灾再次推到了历史的分岔口，“原真性”与“客观性”在后现代诠释语境中已然式微，诉诸历史与科学的捍卫是失效的。然而“如何修复”这一问题，虽然缺乏统一的理论，却仍建立在明晰原则之上。最小干预原则虽然对已焚毁屋顶束手无策，对于幸存部分依然有效。圣母院主体石材为松散多孔的碳酸质石灰岩，在过去几个世纪的硫氮化物侵蚀、以及使用兼容性极差的水泥和透水性低的致密石材的不当修复影响下已有明显退化，在火灾热冲击和大量浇水的复合作用下更加脆弱。教堂负责人Becky Clark表示，首先会设置临时顶棚保护遗址，并进行结构加固。

而“真实性”则演变为了更具操作性的“不作伪证”和“可辨识性”原则，即在不破化整体审美效果的前提下，明显区分出新添加部分，避免混淆历史信息。法国遗产保护基金会副主席Bertrand de Feydeau称法国已不再有足够高大的树木来重建橡木屋顶，而即使木材可以从海外市场购入，木材的干燥和加工处理亦需要大量时间和工匠，中世纪原始图纸现未留存，我们对过去工匠的营造方法至今知之甚少。修复的对象不仅是“原始”外观，作为形式与功能紧密结合的哥特式教堂，其建造技法也是重要一环，而这很可能永远丢失了。使用金属框架或较小木材的替代选项，也不失为另一个选择，与文物修复的基本原则并不相冲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干事、法国前文化部长阿祖莱（Audrey Azoulay）也认可了使用新技术材料的可能性。她表示，UNESCO承认每一代人参与人类文化遗产的权利，包括“通过对自然和历史进程转变的适应”以及“技术发展提供的新的可能性”。这些革新方案的最稳妥做法应符合可逆性原则，在未来出现问题或更好的选项时可被顺利移除，不对现存文物造成永久的、不可逆的损伤，将珍贵的文物遗产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

巴黎圣母院总不是同一个巴黎圣母院。它的美和价值不是尘封的历史遗物，而是还在被它的偶然命运所书写的东西，这次大火，这次重建，由此所激发的复杂情感，都将会铭刻书写的进程中。

无论是保守复原还是采用新技术、新设计，无论哀悼圣母院是“公民身份的纪念仪式”还是“痛惜人类文明的损失”，都是将圣母院看作某个大写观念的表征，它的美都与某种永恒不变的宏大观念关联起来。但当我们在歌颂这样的同一性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把历史的偶然性排除出去了，仿佛这样一烧，就必然象征着文明的衰败，仿佛如果建筑这个永恒的见证者保持不变，我们就能相信历史总是同一个历史。

没有人有权利去阻止为这场大火而悲伤，但这起事件只是这栋建筑生成差异的一个过程，就算没有起火，它也在以缓慢的速度在变化，巴黎圣母院总不是同一个巴黎圣母院。它的美和价值不是尘封的历史遗物，而是还在被它的偶然命运所书写的东西，这次大火，这次重建，由此所激发的复杂情感，都将会铭刻书写的进程中。

（令溪，博洛尼亚大学文物修复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