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令溪：在保守與革新之間——巴黎聖母院修復之爭

4月15日，巴黎聖母院身陷驚世大火，在逾12個小時的燃燒之後，約三分之二的中世紀屋頂架構焚燬，19世紀的標誌性尖塔倒塌，教堂內堆滿焚落的橡木殘骸，一片廢墟景象，舉世為之悲歎。萬幸三個玫瑰花窗和主體建築結構得以保存，大多數珍貴藝術品亦已安全轉移至盧浮宮，進行檢測和清潔等修復工作。

法國總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隨後宣布，將發起重建巴黎聖母院尖頂的全球設計競賽，邀請全世界建築師提交重建方案，新設計「將反映當今時代的技術和挑戰」。法國總統馬克龍亦表示，重建將於5年內完工，於2024年巴黎奧運會之際交給大家一個「比之前更美」的大教堂。

日前火災原因仍未明朗，富商捐款動機備受質疑，此舉激起了新一輪的批評和爭議。強大的重建動力、迅速籌措的逾10億歐元重建捐款和社交媒體上氾濫的抒情性追思，都無法消解如今面臨的真正難題：如何修復？由誰修復？修復什麼？依何種樣式和理論？而聖母院本身的歷史，即凝聚了修復史上這些至今懸而未決的爭論。

權力干預都市景觀：一種法國特色

在馬克龍誓言重建聖母院之後，各界立即積極響應，其中幾位商界巨頭捐出鉅款，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Gucci、YSL、Balenciaga等奢侈品牌背後的開雲集團董事長皮諾特（François-Henri Pinault）率先承諾捐出1億歐元，LVMH集團和歐萊雅（L’Oréal，台譯萊雅）集團隨後相繼捐出2億歐元，法國石油巨頭道達爾（Total）公司首席執行官普伊安（Patrick Pouyanne）也宣布捐款1億歐元。

縱覽法國歷史，這種「總統發起，大亨出資」的政商聯合推動都市景觀更新的模式，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法國特色，在城市發展的各階段中皆起到了主導作用。巴黎的優雅壯美雖是數個世紀逐漸發展和積累而成，卻並不意味着這是自下而上的自發過程，相反，如今整齊劃一的城市布局與巴洛克街道景觀，是在歷代君主的直接構想下，依託於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體系才得以最終形成的。

縱覽法國歷史，這種「總統發起，大亨出資」的政商聯合推動都市景觀更新的模式，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法國特色，在城市發展的各階段中皆起到了主導作用。

1540年，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邀請博洛尼亞建築師Sebastiano Serlio擔任皇家建築諮詢師，將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古典建築理論引入法國建築傳統，創造出與正在壯大的帝國首都應有的宏偉風貌相匹配的新範式，為上流社會開了建築之先潮，各個君主開始介入城市建築的發展。

亨利四世（Henri IV）抱着為民居發展樹立樣板的想法，於1606年和1612年發起建設了多菲內廣場（Place Dauphine）和孚日廣場（Place des Vosges），這些圍繞着公共庭院的相連而統一的時髦商業住宅，成為整體居住廣場的先鋒典範，私人房地產主競相追隨皇家設計師設計的官方立面形式。路易十四為盧浮宮增加了體量巨大的古典外立面，創立了榮軍院（Hôtel des Invalides，又譯傷兵院），在廢棄的中世紀城牆遺址上修建了環形林蔭大道，並開闢了城市景觀的控制軸線——香榭麗舍大道（Champs-Élysées），路易十五在其上建立了巨大的交通環島，即後來的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這些舉措進一步強化了文藝復興風格的整體透視效果。

受拿破崙三世直接委任，奧斯曼的宏大工程徹底改變了城市的中世紀風貌。

在大革命的中斷之後，受拿破崙三世直接委任，奧斯曼（Eugene-Haussmann）的宏大工程徹底改變了城市的中世紀風貌，林蔭大道兩側連續排布着精巧複雜的建築，都市景觀真正達到了統一，聖母院也是在此期間得以恢復榮光。這些建設由皇室支持的獨立商人或與皇室結盟的投機地產商提供資金，由國家中央政府監督，他們設立了新的城市建築法規，並建立學院對建築師進行統一培訓。

這一傳統亦延續至現代，法國第五共和的總統們在任內大多留有「建築政績」：龐比度（Georges Pompidou，龐畢度）有Renzo Piano設計的龐比度藝術中心，希拉克（Jacques Chirac，席哈克）有Jean Nouvel設計的布朗利堤岸博物館（Musée du Quai Branly），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更是有着法國國家圖書館、巴士底劇院和貝聿銘設計的盧浮宮玻璃金字塔。在巴黎城市風貌業已基本成型之後，這些現代建築雖曾經飽受爭議，卻最終為都市文脈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馬克龍提出使用當代設計或新材料的構想後，立即遭到了不小的反對聲浪。有批評指馬克龍設定的五年期限是想在任內創造政績，同時將反對者火力暫時轉移，解「黃馬甲」之急。依據BVA此前發布的民調顯示，在聖母院大火之後，馬克龍的支持率上升了3個百分點，回升到了去年九月運動爆發前的水平。而在隨後的「黃馬甲」示威集會上，有參與者打出「我也是聖母院」的口號，對富賈慷慨捐款背後的資源分配不公和麪對更大的社會問題不作為表示抗議。亦有憤怒群眾發出「讓建築師走開！要修復不要重新設計」的呼聲，「依照原樣修復聖母院」的線上請願活動已收集到逾5萬個簽名。

與此同時，馬克龍任命了一位前軍隊五星上將Jean-Louis Georgelin，作為重建工程總負責人，協調各方工作並直接向總統負責，以其「果敢」「堅決」督促工程準時完工，此舉在文化部內部已激起不小分歧，「將重建工作留給專業人士處理」似乎只是願景，權力中心依然不會停止干預。

在保守與革新兩極之間

通過國際競賽重建尖塔的消息發布之後，反對黨人士亦是一片憤慨。極右翼國民聯盟的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立即發推表態「不要碰聖母院！」，右翼共和黨的領導人瓦奎茲（Laurent Wauquiez）也呼籲進行恢復原樣的重建，在政治光譜上傾向保守一端的這兩位黨魁，均激烈批評了馬克龍的方案「傲慢」而「瘋狂」。

從盧浮宮金字塔、埃菲爾鐵塔一直回溯至19世紀的聖母院重建，這種反應並不陌生。文化遺產，尤其是以作為神權、王權象徵的教堂、宮殿建築為代表的歷史建築，在現代保護語境中歷來面對着普世性與民族性兩個維度間的張力，其作為藝術品的獨立價值被分割出來是非常晚近的事。

文化遺產，尤其是以作為神權、王權象徵的教堂、宮殿建築為代表的歷史建築，在現代保護語境中歷來面對着普世性與民族性兩個維度間的張力。

法國大革命期間，古蹟作為最直觀的封建遺產，其破壞亦有合法法令支持。1792年國民公會決議如下：「自由和平等的神聖原則不再允許古代紀念性建築傲然矗立，不允許偏見和暴政留在人們的眼前。」大革命之後，1802年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發表了《基督教真諦》一書，捍衞了中世紀古蹟的歷史價值，認為「只有歷經幾個世紀的滄桑之變，燻黑的橫梁上留下了歷史的印記之後，這個古蹟才會令人肅然起敬」。政論家斯達爾夫人（Madame de Staël，斯戴爾）則將教堂與愛國精神相連，因其使人想起公共事件、領袖和公民在教堂裏分享的親密情感，「連續的歷史」被認為代表了人類的榮譽與命運。

這種觀念的轉變，催生了法國歷史性古蹟的國家管理。隨着教會、封建領主和國王財產轉變為國家財產，它們的照料和保護責任也被過渡至國家，開始出現專門化、專業化的保護部門和相關法令，如「古蹟委員會」（Commission des Monuments）等，並開始將古蹟分級、建立清單，建立監管體系。

古蹟被視作建構民族國家歷史文化身份認同的重要一環，其保護的重要性不再經受質疑，反映在修復倫理上，卻導向了完全相悖的原則。

一派觀點將建築實存視作歷史物證，認為其承載着完整經歷的時間，任何一處的輕易添加和刪除都涉嫌為歷史做偽證，因此提倡「最小干預」的保守式修復理念。

一派觀點將建築實存視作歷史物證，認為其承載着完整經歷的時間，任何一處的輕易添加和刪除都涉嫌為歷史做偽證，因此應以嚴謹的考古學研究為基礎，提倡「最小干預」的保守式修復理念。其中最極端者當屬英國「反修復運動」領軍人物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他認為「修復是古蹟能經受的最徹底破壞」，並推崇自然衰頹建築物的「畫意風格」，應保留「歲月留下的黃金般珍貴的印記」。羅馬的提圖斯凱旋門（Arch of Titus）和南法的奧朗日凱旋門（Arch of Orange）皆為加固式保守修復的成功範例，其原本形態、甚至牆體上的裂縫都得以保留。

站在其極端對立面的、被其激烈抨擊的修復者，則正是聖母院19世紀重建工程的負責人之一勒杜克（Viollet le-Duc）. 當時的建築領域被折衷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統治， 「野蠻和無知留在建築上的痕跡」被清除或復原，國家古蹟紛紛被以相應的風格修復，作為國家成就和榮耀加以展示。

哥特復興運動重新肯定了中世紀建築的美學價值，勒杜克的「風格式修復」理念建立在此基礎之上，更加重視建築作為「活着的傳統」的實用價值，要求通過細緻的歷史考據，將建築依據其自身的風格，還原到一種甚至從未在歷史上出現過的「完整原初」狀態。受到啟蒙思想影響，建築不再被視為神性意志的體現或對自然的模仿，而是人依據建築內在法則的邏輯創造，其「完整原初」狀態是絕對的，不以時間和歷史為轉移。物質也僅僅被視作原則的功能形式，古蹟的史實價值被徹底拋棄，勒杜克開展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重建工作，自始至終飽受爭議。

勒杜克的「風格式修復」理念更加重視建築作為「活着的傳統」的實用價值，要求通過細緻的歷史考據，將建築依據其自身的風格，還原到一種甚至從未在歷史上出現過的「完整原初」狀態。

雨果雖然在聖母院保護中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其觀點卻處於保守派別。他在1852年發表了名為《向破壞者宣戰》的文章，激烈抨擊了毀壞、忽視遺產的法國人，並批評了將古蹟「修復」成古典主義形式、或輕率使用水泥或鐵材進行修繕的做法。雖然他成功喚起了對古蹟的重新重視，卻並沒有贏得這場修復方法的論戰。

勒杜克與更富經驗的拉敘斯（Jean-Baptiste Lassus）以其對哥特式建築的了解，最終贏得了巴黎聖母院的修復競賽，後者嚴格遵照「科學」與「實證」的嚴謹修復觀念征服了大多數鍾愛巴黎聖母院的人。在其於1857年去世後，勒杜克在第二階段的修復工作中新建了側邊的聖器室和中央尖塔（即在這次大火中焚燬倒塌的部分），被無數人視為聖母院的象徵。

如今看來，人們又一次站在了維護歷史傳統的保守價值觀和與時俱進的進步態度兩極。「修復」以其專業態度再次被與「設計」對立起來，後者被視為不專業、不尊重歷史遺產的輕率之舉。拉斯金與勒杜克的爭執是現代修復的開端，後世的修復學家皆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擺盪，在兩者理論之間努力尋找平衡點。

當代修復原則的演進

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思潮和實證哲學的興起為古蹟修復提供了理論基礎，現代科學和考古的發展為其提供了技術支持，經過幾代學者的辯論和實踐，最終形成了被基本普遍接受的「經典保護理論」。

這種理論只是一種概稱，建立在被廣泛實踐的方法論基礎之上，並非某一個人的理論思想或某一份國際公約可以囊括。其支柱性底線即是真實性與客觀性，現代科技被廣泛應用，如共聚焦顯微鏡、X射線衍射分析或拉曼光譜分析等。科學性保護獲得了廣泛成功，純粹的技術討論已逐漸取代理論辨析，「文獻式修復」與「科學性修復」的理論奠基人Camillo Boito認為，修復是一門有着精確要求和嚴格規範的科學，理論除了設立基本的倫理框架外，哲學思辨已經退居其次。

其支持者Gustavo Giovannoni進一步將紀念物區分為「死古蹟」與「活古蹟」，並設立了相應的修復原則：前者如阿多諾所言的博物館藏，「在死去的過程中不再具有和觀者活着的關聯」，應如實保存不做任何改變，後者則應逃脱這樣的命運，在不損害其歷史價值和美學價值的前提下，做出材料、技術與功能上的改進，以適應當今的需要。他在1931年作為意大利代表推動起草了《雅典憲章》，這是文物保護領域的第一份國際性公約。

在文明空前的劫難面前，修復條件受到諸多限制，細緻詳盡的考古與科學考察不再可能，最小干預原則必須被超越。

然而在戰後，經典保護理論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文明空前的劫難面前，修復條件受到諸多限制，細緻詳盡的考古與科學考察不再可能，最小干預原則必須被超越。同時，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的史學思想（「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亦影響了修復理念，客觀性原則受到挑戰，歷史不再被視為一門科學，而是行動主體的主觀詮釋。科學對於基於信仰、喜好和冀望的決策幾乎束手無策，歐洲大教堂大多歷經幾個世紀修建而成，其上有層層疊加的歷史痕跡，其「原真狀態」完全是主觀評判，這催生了大批「批判式修復」的實踐，其中不乏由國際知名建築師主導的成功案例。

聖母院被一場火災再次推到了歷史的分岔口，「原真性」與「客觀性」在後現代詮釋語境中已然式微，訴諸歷史與科學的捍衞是失效的。然而「如何修復」這一問題，雖然缺乏統一的理論，卻仍建立在明晰原則之上。最小干預原則雖然對已焚燬屋頂束手無策，對於倖存部分依然有效。聖母院主體石材為鬆散多孔的碳酸質石灰巖，在過去幾個世紀的硫氮化物侵蝕、以及使用兼容性極差的水泥和透水性低的緻密石材的不當修復影響下已有明顯退化，在火災熱衝擊和大量澆水的複合作用下更加脆弱。教堂負責人貝姬•克拉克(Becky Clark)表示，首先會設置臨時頂棚保護遺址，並進行結構加固。

而「真實性」則演變為了更具操作性的「不作偽證」和「可辨識性」原則，即在不破化整體審美效果的前提下，明顯區分出新添加部分，避免混淆歷史信息。法國遺產保護基金會副主席Bertrand de Feydeau稱法國已不再有足夠高大的樹木來重建橡木屋頂，而即使木材可以從海外市場購入，木材的乾燥和加工處理亦需要大量時間和工匠，中世紀原始圖紙現未留存，我們對過去工匠的營造方法至今知之甚少。修復的對象不僅是「原始」外觀，作為形式與功能緊密結合的哥特式教堂，其建造技法也是重要一環，而這很可能永遠丟失了。使用金屬框架或較小木材的替代選項，也不失為另一個選擇，與文物修復的基本原則並不相沖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總幹事、法國前文化部長阿祖萊（Audrey Azoulay）也認可了使用新技術材料的可能性。她表示，UNESCO承認每一代人蔘與人類文化遺產的權利，包括「通過對自然和歷史進程轉變的適應」以及「技術發展提供的新的可能性」。這些革新方案的最穩妥做法應符合可逆性原則，在未來出現問題或更好的選項時可被順利移除，不對現存文物造成永久的、不可逆的損傷，將珍貴的文物遺產完整地傳遞給下一代。

巴黎聖母院總不是同一個巴黎聖母院。它的美和價值不是塵封的歷史遺物，而是還在被它的偶然命運所書寫的東西，這次大火，這次重建，由此所激發的複雜情感，都將會銘刻書寫的進程中。

無論是保守復原還是採用新技術、新設計，無論哀悼聖母院是「公民身份的紀念儀式」還是「痛惜人類文明的損失」，都是將聖母院看作某個大寫觀念的表徵，它的美都與某種永恆不變的宏大觀念關聯起來。但當我們在歌頌這樣的同一性歷史的時候，我們就把歷史的偶然性排除出去了，彷彿這樣一燒，就必然象徵着文明的衰敗，彷彿如果建築這個永恆的見證者保持不變，我們就能相信歷史總是同一個歷史。

沒有人有權利去阻止為這場大火而悲傷，但這起事件只是這棟建築生成差異的一個過程，就算沒有起火，它也在以緩慢的速度在變化，巴黎聖母院總不是同一個巴黎聖母院。它的美和價值不是塵封的歷史遺物，而是還在被它的偶然命運所書寫的東西，這次大火，這次重建，由此所激發的複雜情感，都將會銘刻書寫的進程中。

（令溪，波隆納大學文物修復專業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