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杨路：“伟大的责任来自伟大的力量”——中国的老二困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了中国将“永不称霸”，宣示中国至少目前没有挑战美国老大地位的意愿，主动给“新冷战”的说法降温。但其实霸主并不一定是坏事。“霸主”(hegemon)一词在当代汉语中略含贬义，容易让人产生“恶霸”、“欺凌”的联想。但在国际关系语境中，这是一个较为中性的概念，更接近“盟主”、“领袖”的意思。这里的基本推论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无政府的，因此会出现公共品缺失的问题——公海上的海盗需要有人打击，国际援助需要有人资助，战争需要有人调停，国际规则需要有人维护。在国际社会中确立一个提供公共安全和秩序的霸主也就是必要的。以一个霸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会促进总体福利的增进。

事实上，中国在外交政策中，常常拥抱这种“霸主稳定”秩序。12月17日，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张向晨在“美国贸易政策审议”中发言说：

…我最喜欢的是蜘蛛侠，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他的超凡能力，而是他的责任感。我记得蜘蛛侠在电影里说过，‘伟大的力量来自伟大的责任。’（编注：以上为张原话，但正确理解应为‘伟大的责任来自伟大的力量’。）蜘蛛侠做到了这一点。力量和责任的关系不仅适用于超人，也适用于普通人和国家。斯坦‧李去了，把蜘蛛侠也带走了。令人同样遗憾的是，自上次审议之后，特别是这一年来，在贸易政策领域，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美国，一个力量和责任严重不匹配的美国。

“伟大的责任来自伟大的力量”（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这句今天常见的“名言”，在国际关系讨论中经常出现，也是一个常见的“霸主稳定”世界观的注脚。这部《蜘蛛侠》电影上映的2002年，美国正处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边缘，政界学界正就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进行激烈辩论，而这句蜘蛛侠台词也常常被人用来强调美国的“国际责任”。中国外交官的“蜘蛛侠比喻”，背后的基本逻辑是：美国是老大，但是这个老大没有老大的样子，滥用力量，却不履行责任，破坏国际秩序的稳定。

这句话在二十年前，或许会有许多同情和支持。但放在今天，更多的人则可能反问：中国是否承担了和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责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中国在实力迅速增长的同时，不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就会出现力量和责任的错配，导致“搭便车”(free-riding)的问题。发达国家今天普遍批评中国“利用”（game）了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贸易规则，钻字面法规的空子，以邻为壑，就是对于这种搭便车行为的反弹。无论中国愿不愿意，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导致中国作为老二，不可能一直躲在老大后面“养晦”。

中国在正式场合反复强调的“中国方案”到底是什么，官方论述目前仍流于宣传口号层面，缺乏讨论基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实例来倒推归纳这其中的一些特质。而这其中最合适的案例，莫过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秩序输出。“中国方案”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场合，也正是在2013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

然而在亚太经济秩序方面，中国在提升领导地位方面却是愿望和能力并存。如果中国要站出来领导亚太经济秩序，是会有听众的。

在亚太安保秩序方面，中国尚有心无力。美国在亚太的一系列安保基础设施，从美日韩军事同盟，到与东南亚诸国的准军事同盟，乃至对台湾的安全保证，都是中国无法，也没有动力挑战的。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有分歧，但现存的亚太安全结构对中国总体是利大于弊的–特别是考虑到这种安全秩序大部分时候由美国买单。

然而在亚太经济秩序方面，中国在提升领导地位方面却是愿望和能力并存。今年中国即使在外部压力大增的的环境下，仍然保持了对东盟（ASEAN）国家贸易高速增长，连续九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时，即使是澳大利亚这样的“西方”国家，其国内经济也对中国经济高度敏感（澳大利亚做出资源出口国对中国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因此，如果中国要站出来领导亚太经济秩序，是会有听众的。

事实上这样的需求也很强烈。现有的国际贸易秩序，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自2001年之后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拖延14年的多哈回合谈判在2016年宣告事实失败。全世界上一轮贸易自由化的红利已经释放殆尽，关税不再是自由贸易的最大阻碍。而贸易产生的分配和环境问题，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经济形式，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就成为了改善国际贸易环境最为迫切的问题。因此，任何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都需要在这些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所谓“中国方案”，本可以在此找到突破。

只不过，这些国际秩序“痛点”背后的问题，正是中国自身的困境。中国今日的许多经济特征——如社会分配的极度不平衡，脆弱的的生态环境和落后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本身就是现存国际经贸规则的映射。如果中国要以自身为模板，对外输出秩序，那必然难以解决这些问题。

TPP和RCEP的例子用来说明这个问题再恰当不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最早由美国主导的新一代国际贸易准则，一度被寄希望成为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黄金准则”。其与传统WTO秩序的最大不同在于，TPP把规则扩展到了非传统货物贸易的领域，比如，TPP试图促进成员国大幅开放超过160个服务贸易项目，采用全面的“负面清单”模式管理投资（意味着大部分投资领域都将互相开放），同时历史上第一次为跨境电子商务建立规则，还首次以国际贸易协定的方式禁止童工和强迫劳动，并对成员国提出了一系列环保方面的要求，作为经济协定的内容，这些都是有开创性的。

而另一边，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则提出了一个“低配”的国际贸易规则。其本质是WTO的延伸，重点在于继续扩大货物贸易，而在一些全球贸易的“痛点”问题上，并无太多建树：原因很简单，作为主要推手的中国，在制定规则时，必须要以本国情况作参考，而中国国内相对滞后的国企、竞争以及劳动力改革，使得中国不可能在公平竞争和劳动力保护方面制定太高的国际标准。

RCEP当然也不是没有意义。一旦最终成形，这个贸易协定将会强化中国与亚太国家间的传统贸易及投资往来，在现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域内国家的经济与中国绑定，但在内容方面的实际贡献则非常有限。

特朗普上台之后“履行竞选承诺”退出TPP，是美国国际领导力的重大倒退，可以说是“老大”自废武功。对于“老二”中国来说，本该是天赐良机，正好借此机会以RCEP取代TPP，树立亚太地区经济秩序领导者的地位。但是事实上证明，TPP所提出的一系列准则对域内国家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以至于在美国退出之后，剩余的TPP成员国仍然有很强的动力，在不引入中国的情况下，继续完成这一协定。除美国之外的11个原始TPP成员在2018年3月提出了新版TPP（TPP11/CPTPP），保留了绝大部分TPP的内容，目前已有6个国家批准，有望在2019年全面生效。

RCEP虽然也在同样推进，但未来如果TPP11和RCEP同时存在，中国将面临一个直接的问题：有不少国家同时参与RCEP和TPP，而国际规则很多时候“就高不就低”。比如一个日本厂商在中国生产半导体产品，并出口到智利。根据TPP11，这个制造商需要满足较高的不少知识产权保护规定，虽然中国并没有这个要求，但是因为日本和智利受到TPP11约束，这个日本制造商就需要要求其中国合作者执行相应的规定。这对中国来说自然是一种很不理想的情况，也反映了所谓“中国方案”或许在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有一些市场，但却很难适用于与亚太这样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的多元经济地区。

“中国方案”的基本经济逻辑是：以威权政府强力干预的形式，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四大要素，从而在短时间内获得高成长和国际竞争优势（学者秦晖所谓“低人权优势”）。而这种“优势”的反面则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困境。

“中国方案”的基本经济逻辑是：以威权政府强力干预的形式，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四大要素，从而在短时间内获得高成长和国际竞争优势（学者秦晖所谓“低人权优势”）。而这种“优势”的反面则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困境——出于自身利益，“中国模式”的国际版不可能与国内体制差别太大，因为这样的改变会提高中国自身的发展成本。以劳动和分配政策为例，中国在国内城乡差距仍然巨大，财富分配政策仍然扭曲，工会权利基本不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动力在国际贸易条约中主张工会权利、提高最低工资或者是提高劳动保护标准。国内改革的高度，决定了世界愿景的高度。而在今天，中国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内改革，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世界愿景的提升。如果不在国内改革上取得突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老二困境”——力量和责任不匹配，还将长期存在。

（杨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