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路：「偉大的責任來自偉大的力量」——中國的老二困境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12月18日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強調了中國將「永不稱霸」，宣示中國至少目前沒有挑戰美國老大地位的意願，主動給「新冷戰」的說法降温。但其實霸主並不一定是壞事。「霸主」(hegemon)一詞在當代漢語中略含貶義，容易讓人產生「惡霸」、「欺凌」的聯想。但在國際關係語境中，這是一個較為中性的概念，更接近「盟主」、「領袖」的意思。這裏的基本推論是：因為國際社會的本質是無政府的，因此會出現公共品缺失的問題——公海上的海盜需要有人打擊，國際援助需要有人資助，戰爭需要有人調停，國際規則需要有人維護。在國際社會中確立一個提供公共安全和秩序的霸主也就是必要的。以一個霸主為核心的國際秩序，會促進總體福利的增進。

事實上，中國在外交政策中，常常擁抱這種「霸主穩定」秩序。12月17日，中國常駐世貿組織代表張向晨在「美國貿易政策審議」中發言說：

…我最喜歡的是蜘蛛俠，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並不是他的超凡能力，而是他的責任感。我記得蜘蛛俠在電影裏說過，『偉大的力量來自偉大的責任。』（編註：以上為張原話，但正確理解應為『偉大的責任來自偉大的力量』。）蜘蛛俠做到了這一點。力量和責任的關係不僅適用於超人，也適用於普通人和國家。斯坦‧李去了，把蜘蛛俠也帶走了。令人同樣遺憾的是，自上次審議之後，特別是這一年來，在貿易政策領域，我們看到了另外一個美國，一個力量和責任嚴重不匹配的美國。

「偉大的責任來自偉大的力量」（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這句今天常見的「名言」，在國際關係討論中經常出現，也是一個常見的「霸主穩定」世界觀的註腳。這部《蜘蛛俠》電影上映的2002年，美國正處在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邊緣，政界學界正就這場戰爭的必要性和合法性進行激烈辯論，而這句蜘蛛俠台詞也常常被人用來強調美國的「國際責任」。中國外交官的「蜘蛛俠比喻」，背後的基本邏輯是：美國是老大，但是這個老大沒有老大的樣子，濫用力量，卻不履行責任，破壞國際秩序的穩定。

這句話在二十年前，或許會有許多同情和支持。但放在今天，更多的人則可能反問：中國是否承擔了和自身實力相匹配的責任？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中國在實力迅速增長的同時，不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就會出現力量和責任的錯配，導致「搭便車」(free-riding)的問題。發達國家今天普遍批評中國「利用」（game）了西方主導建立的國際貿易規則，鑽字面法規的空子，以鄰為壑，就是對於這種搭便車行為的反彈。無論中國願不願意，國際社會的基本結構導致中國作為老二，不可能一直躲在老大後面「養晦」。

中國在正式場合反覆強調的「中國方案」到底是什麼，官方論述目前仍流於宣傳口號層面，缺乏討論基礎。但這並不妨礙我們通過實例來倒推歸納這其中的一些特質。而這其中最合適的案例，莫過於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秩序輸出。「中國方案」這個詞第一次出現在正式場合，也正是在2013年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上。

然而在亞太經濟秩序方面，中國在提升領導地位方面卻是願望和能力並存。如果中國要站出來領導亞太經濟秩序，是會有聽眾的。

在亞太安保秩序方面，中國尚有心無力。美國在亞太的一系列安保基礎設施，從美日韓軍事同盟，到與東南亞諸國的準軍事同盟，乃至對台灣的安全保證，都是中國無法，也沒有動力挑戰的。雖然在一些問題上與美國有分歧，但現存的亞太安全結構對中國總體是利大於弊的–特別是考慮到這種安全秩序大部分時候由美國買單。

然而在亞太經濟秩序方面，中國在提升領導地位方面卻是願望和能力並存。今年中國即使在外部壓力大增的的環境下，仍然保持了對東盟（ASEAN）國家貿易高速增長，連續九年保持東盟最大貿易伙伴地位。同時，即使是澳大利亞這樣的「西方」國家，其國內經濟也對中國經濟高度敏感（澳大利亞做出資源出口國對中國保持着巨大的貿易順差）。因此，如果中國要站出來領導亞太經濟秩序，是會有聽眾的。

事實上這樣的需求也很強烈。現有的國際貿易秩序，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代表，自2001年之後就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善，拖延14年的多哈回合談判在2016年宣告事實失敗。全世界上一輪貿易自由化的紅利已經釋放殆盡，關税不再是自由貿易的最大阻礙。而貿易產生的分配和環境問題，市場準入和公平競爭，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新經濟形式，還有知識產權保護，就成為了改善國際貿易環境最為迫切的問題。因此，任何新的國際經濟秩序，都需要在這些問題上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所謂「中國方案」，本可以在此找到突破。

只不過，這些國際秩序「痛點」背後的問題，正是中國自身的困境。中國今日的許多經濟特徵——如社會分配的極度不平衡，脆弱的的生態環境和落後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本身就是現存國際經貿規則的映射。如果中國要以自身為模板，對外輸出秩序，那必然難以解決這些問題。

TPP和RCEP的例子用來說明這個問題再恰當不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是最早由美國主導的新一代國際貿易準則，一度被寄希望成為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黃金準則」。其與傳統WTO秩序的最大不同在於，TPP把規則擴展到了非傳統貨物貿易的領域，比如，TPP試圖促進成員國大幅開放超過160個服務貿易項目，採用全面的「負面清單」模式管理投資（意味着大部分投資領域都將互相開放），同時歷史上第一次為跨境電子商務建立規則，還首次以國際貿易協定的方式禁止童工和強迫勞動，並對成員國提出了一系列環保方面的要求，作為經濟協定的內容，這些都是有開創性的。

而另一邊，由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則提出了一個「低配」的國際貿易規則。其本質是WTO的延伸，重點在於繼續擴大貨物貿易，而在一些全球貿易的「痛點」問題上，並無太多建樹：原因很簡單，作為主要推手的中國，在制定規則時，必須要以本國情況作參考，而中國國內相對滯後的國企、競爭以及勞動力改革，使得中國不可能在公平競爭和勞動力保護方面制定太高的國際標準。

RCEP當然也不是沒有意義。一旦最終成形，這個貿易協定將會強化中國與亞太國家間的傳統貿易及投資往來，在現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域內國家的經濟與中國綁定，但在內容方面的實際貢獻則非常有限。

特朗普上台之後「履行競選承諾」退出TPP，是美國國際領導力的重大倒退，可以說是「老大」自廢武功。對於「老二」中國來說，本該是天賜良機，正好藉此機會以RCEP取代TPP，樹立亞太地區經濟秩序領導者的地位。但是事實上證明，TPP所提出的一系列準則對域內國家的吸引力實在太大，以至於在美國退出之後，剩餘的TPP成員國仍然有很強的動力，在不引入中國的情況下，繼續完成這一協定。除美國之外的11個原始TPP成員在2018年3月提出了新版TPP（TPP11/CPTPP），保留了絕大部分TPP的內容，目前已有6個國家批准，有望在2019年全面生效。

RCEP雖然也在同樣推進，但未來如果TPP11和RCEP同時存在，中國將面臨一個直接的問題：有不少國家同時參與RCEP和TPP，而國際規則很多時候「就高不就低」。比如一個日本廠商在中國生產半導體產品，並出口到智利。根據TPP11，這個製造商需要滿足較高的不少知識產權保護規定，雖然中國並沒有這個要求，但是因為日本和智利受到TPP11約束，這個日本製造商就需要要求其中國合作者執行相應的規定。這對中國來說自然是一種很不理想的情況，也反映了所謂「中國方案」或許在較為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中有一些市場，但卻很難適用於與亞太這樣既有發達國家，又有發展中國家的多元經濟地區。

「中國方案」的基本經濟邏輯是：以威權政府強力干預的形式，壓低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四大要素，從而在短時間內獲得高成長和國際競爭優勢（學者秦暉所謂「低人權優勢」）。而這種「優勢」的反面則是中國在國際關係中的困境。

「中國方案」的基本經濟邏輯是：以威權政府強力干預的形式，壓低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四大要素，從而在短時間內獲得高成長和國際競爭優勢（學者秦暉所謂「低人權優勢」）。而這種「優勢」的反面則是中國在國際關係中的困境——出於自身利益，「中國模式」的國際版不可能與國內體制差別太大，因為這樣的改變會提高中國自身的發展成本。以勞動和分配政策為例，中國在國內城鄉差距仍然巨大，財富分配政策仍然扭曲，工會權利基本不存在的情況下，不可能有動力在國際貿易條約中主張工會權利、提高最低工資或者是提高勞動保護標準。國內改革的高度，決定了世界願景的高度。而在今天，中國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的國內改革，已經嚴重製約了中國世界願景的提升。如果不在國內改革上取得突破，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老二困境」——力量和責任不匹配，還將長期存在。

（楊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