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在武侠小说之外,报人金庸的“决定性时刻”

而在武侠小说以外的金庸,他近百岁人生中的现实抉择,都在关键时刻,构成了后人看待与评价他的“决定性时刻”。
《明报》创办人、著名作家查良镛(又名金庸)逝世,享年94岁。

2018年10月30日,94岁的金庸离开人世,走完了他堪比武侠小说般戏剧化的一生。除却无人不知的武侠小说家身份外,他是著名报刊《明报》的创办人。在《明报》草创期间,他一手写武侠连载吸引读者,一手写社论纵论时事,关注共产主义中国的风云变幻。

中国大陆的武侠爱好者与文学家,他们在20世纪末会激烈争论,金庸的作品到底是否文学,激烈贬之者有之,热情褒扬者亦有。到如今,金庸所塑造的武侠世界,早已通过文字与各类改编的影像,进入无数华人内心。

而在武侠小说以外的金庸,他近百岁人生中的现实抉择,北上还是南下,《明报》坚持中立还是批判,对中国共产党是拥护或反对……都在关键时刻,构成了后人看待与评价他的“决定性瞬间”。

在香港,避开了“镇反”

1951年,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划分为阶级敌人(地主),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被处决。

1726年,金庸(查良镛)的祖辈查嗣庭被派去做科举江西乡试正主考,他出的考题,被雍正皇帝指控为“心怀怨望,讽刺时事,心怀不端”,下旨批捕全家,杭州海宁县望族查氏从此没落。次年春天,查嗣庭大受拷掠,死在狱中。

两个世纪后,金庸在香港《明报》连载《鹿鼎记》(1969年)时,第一回的回目“如此冰霜如此路”,正是来自查嗣庭的哥哥查慎行——他在离开家乡赴京投狱的路上写下这行诗,不久离世。在《鹿鼎记》的注释中,金庸写下自己家族历史上的这段文字狱,以表达对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满腔愤懑。

创办《明报》以前,年轻的金庸在辉煌落幕前的《大公报》,接受了自己的新闻启蒙训练。1948年,在上海《大公报》任职翻译的金庸,随总编辑胡政之奔赴香港,为复刊的《大公报》香港版做电讯翻译工作。最初赴港时,金庸和王芸生约定,只待半年就回杭州,但时代的变化翻天覆地,国民党在内战中大势已去,《大公报》也由“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民间独立报纸,转变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左派”报纸。

彼时,金庸对新政权怀抱希望,他从《大公报》离职,北上京华,希望进入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但出身地主家庭,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以及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犹豫,让他不可能成为北京政府的外交官。断了念想之后,金庸再度南下,回到香港《大公报》工作。这一回到香港,他刚好避开了中国内地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然而他的父亲没能逃过时代的变革,因此丧命。

1951年,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划分为阶级敌人(地主),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被处决。噩耗传到香港,据金庸后来回忆,他哭了三天三夜。要到35年后,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查枢卿案才被复查,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正式平反。

虽然家人未能幸免,但正是这次年轻时代的南下,才有了后来“金庸”出现的可能。也因此,有人认为,金庸是香港在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但这种评论,无疑忽略了金庸在关键时刻的主动抉择。

2003年7月25日,金庸就创办《金庸茶馆》杂志在杭州剧院举行演讲会。
2003年7月25日,金庸就创办《金庸茶馆》杂志在杭州剧院举行演讲会。

做“公正与善良”的报纸,决定报道“逃港潮”

从这时候起,社评开始比武侠小说更能代表金庸。

1952年,金庸转入《大公报》新创办的《新晚报》担任副刊编辑,后来他就以“金庸”为笔名开始在这份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一手构造了中国人想象的江湖。

写作武侠小说的同时,金庸也对《大公报》越来越不满。在政治上,《大公报》已经是一张“左派”报纸,跟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金庸也对国民党不怀期望。他仍然怀念1949年之前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的《大公报》。

1959年5月20日,36岁的金庸创办了《明报》,初衷只是刊载武侠小说,以应对猖獗的盗印行径,这更多的是生意考量。这份创办初期由金庸“左手写小说,右手写社评”勉强维持的小报,后来成为香港最具公信力的报纸之一。

为了同香港非左即右、政治取向明显的其他家报纸作出区别,金庸在《明报》十八期的社评《我们的立场》中,提出了“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他写道:“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1962年是《明报》和金庸的关键一年。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试验失败,1959年到1962年中国内地粮食短缺,出现历时三年的大饥荒(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部分受困于饥饿的广东农民偷渡逃到香港。1962年5月,“大逃港”达到高潮,每天有数千人从深圳、东莞、惠阳等地方逃入英国殖民地香港。

香港政府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仓皇无措,只能派遣警察将他们围堵在梧桐山一带。面对如此重大的新闻,当时香港的“左派”报纸(《大公报》、《文汇报》、《晶报》、《香港商报》等)一概噤声,报道内地的负面新闻不符合他们的政治立场。

金庸本也不愿登载逃港者的新闻,他出身自《大公报》,深知得罪了“左派”只会惹来是非,“他们对付起异己毫不留情”。但最终,金庸还是选择了忠于《明报》的办报理想,对逃港潮进行大篇幅报导。

从1962年5月15日,《明报》头版头条刊登《梧桐山上惨绝人寰》,配以另一篇报道《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者心酸肠断》,描绘逃难者惨状,并颇为震撼地发表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呼吁官方救人。甚至更进一步,一向中立的《明报》组织读者捐款,安排记者送救济品到边境分发给难民。

大量的独家细致报道,金庸独辟蹊径的社评,以及直接下场救人的义举,让《明报》成为一份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报纸,深受香港市民喜爱。报纸的销量,由原来的2万多份突破到5月份的3万多份,到下半年已经达到了4万多份。

也是从这时候起,社评开始比武侠小说更能代表金庸。

金庸创作多部武侠小说。
金庸创作多部武侠小说。

笔战《大公报》,精准预测“文革”

《纽约客》刊载了金庸生前最后一次访问,在报道里,金庸承认了自己最后的几部小说,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寓言。

“逃港潮”之后,金庸锋芒渐露。他每天一篇社评,对时局进行评议,其中不免有对中国政府的批评。“逃港潮”报道积下的旧怨,和不断炮轰北京的“新仇”,终于也引起了“左派”报纸对他的回击和“报复”。

1962年8月31日,金庸在社评中批评北京,在内地粮食不足的情况下,送了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给阿尔及尔新政府。9月18日,他更是以《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为题写作社评,对内地要给斯里兰卡二十万吨粮食的传闻给予评论。这样的社论,即便放在2018年,似乎也尚未过时。

10月30日,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表示“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之后,金庸发表社评《宁要裤子,不要核弹》以表明他的反对立场:“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尖锐的批评彻底激怒了“左派”报纸,《大公报》、《新晚报》、《香港商报》等群起攻之。《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称金庸和《明报》“恶毒反华”,“下流反华”,“妖言惑众”,“造谣生事,大发反华妖论”。

金庸对此一一反驳,他在《批评中共就是反华?》中写道:“反对政府的某些措施,反对执政党的某一种做法或主张,是表示反对国家?人民有没有批评政府或执政党的权利?”关键时刻,他没有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全面出击,在诸多敏感话题上请《大公报》“指教”:要不要民主自由?要不要收回俄地?要不要援助外国?

《明报》和“左派”报纸的笔战,便如武侠小说一般精彩,这也让报纸的销量节节攀升,到1965年5月稳定在8万份以上,超过《大公报》和《文汇报》。但事后来看,金庸所面临的处境,实则也凶险无比,在六七暴动期间,他成为香港第二号被暗杀对象,不得不去港避祸。

金庸的社评,不仅是对时事的快意恩仇、嬉笑怒骂,而且对中国政局走向的判断也极其精准。

1966年5月,以“文化大革命”为名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内地发生。文革开始前夕的3月,金庸就已经在社评中准确预测,“中共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相当大的变动”。他从久不露面的林彪公开出现中,推演出政局的一系列变化。

5月6日,金庸在《郭沫若认错求饶》社评中写道:“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一小部分。斗争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为人所知。”

5月10日、12日、20日,他连续发表三篇社评,指出“相信不出一个月,中共就会正面清算这位‘大老板’了”。他所说的“大老板”,指的是当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半个多月后,彭真被撤职。

8月19日,金庸在社评中说:“‘文革’的主要内容是权力斗争。”他判断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会从第六位升到第二位,而原来的“接班人”刘少奇会降到第八位。

9月10日,金庸在《“炮打司令部”》社评中再次表示,红卫兵的真正目的是“斗争党内的当权派”。他指出当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是这场运动要打倒的对象。这让“左派”报纸纷纷抨击《明报》“造谣”,但后来的一切证明,他的沙盘推演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1969年,中国九大通过党章,确立林彪为“接班人”后,金庸却再次语出惊人,发表社评《林副统帅,功高震主》,预言“一场新的矛盾和斗争,在中共内部又开始酝酿”,又是一语成谶。

在社论与新闻以外,金庸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近乎直白地表现在他最后几部小说里。《笑傲江湖》写于1967年到1969年间,正是内地“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香港“六七暴动”引得市民人心惶惶之时。他把这部罕见的架空历史的小说,写成了政治寓言。黑木崖教徒对东方不败、任我行的谄媚跪拜,影射的似乎是红卫兵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2018年4月,《纽约客》刊载了金庸生前最后一次访问,在报道里,金庸承认了自己最后的几部小说,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寓言。他本人亲自确认,《鹿鼎记》中要教徒参见和颂念“仙福永享,寿与天齐”的神龙教教主洪安通,其影射的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

2008年9月17日,金庸书院在浙江海宁奠基,金庸出席奠基仪式。
2008年9月17日,金庸书院在浙江海宁奠基,金庸出席奠基仪式。

“好人应该有好报”

金庸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谈到赵紫阳,他再次泣不成声,他坦言自己一直支持赵紫阳的改革,动情地说,“我觉得一个好人应该有好报。”

尽管在《明报》上,金庸对中共有严厉批判,但如金庸自己所言,他有浓重的“家国情结”,也因此,中国一旦经历改革开放,他便是邓小平的坚定拥护者。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被批斗时,金庸就在《明报》上刊发《我希望刘邓派获胜》,以示声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掌权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一向钦慕邓的金庸,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因此转变。1986年,金庸在《什么是言论自由》中写道:“《明报》以前对中共的政策猛烈抨击,近年来却赞扬多而抨击少,这并不是我们自律了,而是根据理性的判断,以前中共专制横蛮的政策必须予以抨击,目前中共开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赞扬鼓励。”

作为有很深民族情怀的人,金庸对一个开放的中国充满期待,也支持香港回归,他怀抱极大热情,投入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中。

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金庸以个人身份担任起草委员。在预备会议上,金庸关于香港政制提出了一个“新协调方案”,建议1997年后香港政制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行政长官由千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2011年下半年,由全民投票,决定是否进入第二阶段,即全民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的阶段。这个方案由于太过保守,民主进程太慢,香港舆论一片反对。

1989年,金庸对中国的乐观遭受了巨大打击。5月19日,六四事件发生前夕,当李鹏与杨尚昆宣布派军队入城之后,金庸立即辞去了基本法起草委员的职位,以表示抗议,这一次的关键抉择,也让北京再度批判金庸这位“老反共分子”。

6月19日,接受香港电视的采访时,谈及清场的镇压,金庸在镜头前失声恸哭。一直到2005年,自六四事件后被长期软禁的前国家领导人赵紫阳逝世,金庸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谈到赵紫阳,他再次泣不成声,他坦言自己一直支持赵紫阳的改革,动情地说,“我觉得一个好人应该有好报。”

金庸的一生犹如他的武侠小说,沉浮起落,得意失意,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评价金庸是“香港良知的灯塔”,但也有人认为金庸只是“香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他是投机者,而非现实社会中的“侠之大者”。

2008年9月17日,金庸书院在浙江海宁奠基,金庸出席奠基仪式。
2008年9月17日,金庸书院在浙江海宁奠基,金庸出席奠基仪式。

2000年,金庸在中国内地文学刊物《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自传式散文,在文章的最后一段里,他是这样写道: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终于在2018年,当金庸远去后,他不需要再面对和思考如今的世界和中国,不需要面对所有的褒贬和悲欢。他和池田大作一起“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的美好理想,也还远未来到。

斯人已逝,当我们回顾金庸近一个世纪的跌宕人生时,会发现他在所有的“决定性时刻”,或犹豫或坚定后所做的最终抉择,“好人应该有好报”这句评价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的简单信条,就几乎是金庸在他的武侠世界和社评文章里所要讲的全部事情。

(杨杨,自由撰稿人)

读者评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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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看这篇文章看得哭了。。。正是有强大家国情怀的人才能爱之深痛之切。。。。。

  2. 写得真好,今天看到葬礼时一排的中央最高领导人送的花圈,许多人还惊叹可以算是最高规格的“国葬”了时觉得非常讽刺,明明他们最与金庸先生的思想信念背道而驰

  3. 等这篇文章等很久了

  4. 去港避祸是近似于文言的写法,但是不属于错别字,校对员在此谢过各位~

  5. 教「一国两制」的老师曾提过金庸退出起草委员会,但直到读完此篇才知道其缘由。
    感谢。

  6. @圭峰山人 “去”,就是离开的意思。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也。”

  7. 《明报》和“左派”报纸的笔战,便如武侠小说一般精彩,这也让报纸的销量节节攀升,到1965年5月稳定在8万份以上,超过《大公报》和《文汇报》。但事后来看,金庸所面临的处境,实则也凶险无比,在六七暴动期间,他成为香港第二号被暗杀对象,不得不去港避祸。其中“不得不去港避祸”应该为“不得不离港避祸”

  8. 認識了金庸的另一面,好文!

  9. 唉,这样坦坦荡荡、无需遮掩的好文章只能在墙外看到

  10. 「每個人都應該過一種無所恐懼,不受欺壓與虐待的生活。」
    先生走好!

  11. 中国越来越倒退,明报如今也逐步被染红失去了风骨,不知充满家国情怀的查先生目睹这一切会否感到唏嘘

  12. 看完這篇才有更了解金庸大師的感覺

  13. 這篇真的好!耙梳了一個一般人較少了解的金庸面向,就是做為報人的查良鏞,不管如何,他的武俠小說成為我成長過程中瞭解歷史與俠義的養份,而每次翻看他的作品,我都深深珍惜自己的母語是中文,因為金庸作品中的文化內涵,是非母語的讀者相當難以體會的!

  14. 看完这篇文章,感觉对金庸先生的认识更立体了。

  15. 好棒的一篇,辛苦撰稿人和編輯熬夜。
    不過如果能進一步了解2000年後的金庸,就更好了。
    近20年代的他,似乎很沉默了。不知道對於于品海的香港01,他作何感想?

  16. 这个评论客观而内敛,值得点赞!

  17. 希望作者能補充查先生晚年的經歷

  18. 好文,希望端可以做一個「南來文人」系列,讓讀者可以透過那些作者,認識1949年後逃到香港的知識份子,勾畫出那個時代。
    另外,繁中版標點有錯:
    …金庸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感…
    」文化大革命「 -> 「文化大革命」

    1. 謝謝讀者,已修改

  19. 泪目……可惜这并不是一个“好人应该有好报”的世界。

  20. 武侠的精神在金庸自己身上得到体现。

  21. 看到眼眶紅了,以前只知寫小說和辦明報的金庸,這篇立體多了

  22. 金庸一生都没有看清中共的本质,老了老了跑去当中共的人大代表,可以说清誉尽毁,晚节不保。

  23. 太棒了,看到流淚。謝謝端!
    金庸先生,香港良知的燈塔,祝您在彼岸獲得寧靜。

  24. BTW这篇真的写得好好,已经转发了。完胜内地媒体写的…..

  25. 可不可以把评论的标签改成“讣告”,想转发

  26. 寫得好!謝謝🙏🏻

  27. 哪怕做不成大俠,在看先生作品的時候也有過俠者之心。感恩。

  28. 看过的最真切的悼念文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