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在武侠小说之外，报人金庸的“决定性时刻”

2018年10月30日，94岁的金庸离开人世，走完了他堪比武侠小说般戏剧化的一生。除却无人不知的武侠小说家身份外，他是著名报刊《明报》的创办人。在《明报》草创期间，他一手写武侠连载吸引读者，一手写社论纵论时事，关注共产主义中国的风云变幻。

中国大陆的武侠爱好者与文学家，他们在20世纪末会激烈争论，金庸的作品到底是否文学，激烈贬之者有之，热情褒扬者亦有。到如今，金庸所塑造的武侠世界，早已通过文字与各类改编的影像，进入无数华人内心。

而在武侠小说以外的金庸，他近百岁人生中的现实抉择，北上还是南下，《明报》坚持中立还是批判，对中国共产党是拥护或反对……都在关键时刻，构成了后人看待与评价他的“决定性瞬间”。

在香港，避开了“镇反”

1951年，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划分为阶级敌人（地主），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被处决。

1726年，金庸（查良镛）的祖辈查嗣庭被派去做科举江西乡试正主考，他出的考题，被雍正皇帝指控为“心怀怨望，讽刺时事，心怀不端”，下旨批捕全家，杭州海宁县望族查氏从此没落。次年春天，查嗣庭大受拷掠，死在狱中。

两个世纪后，金庸在香港《明报》连载《鹿鼎记》（1969年）时，第一回的回目“如此冰霜如此路”，正是来自查嗣庭的哥哥查慎行——他在离开家乡赴京投狱的路上写下这行诗，不久离世。在《鹿鼎记》的注释中，金庸写下自己家族历史上的这段文字狱，以表达对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满腔愤懑。

创办《明报》以前，年轻的金庸在辉煌落幕前的《大公报》，接受了自己的新闻启蒙训练。1948年，在上海《大公报》任职翻译的金庸，随总编辑胡政之奔赴香港，为复刊的《大公报》香港版做电讯翻译工作。最初赴港时，金庸和王芸生约定，只待半年就回杭州，但时代的变化翻天覆地，国民党在内战中大势已去，《大公报》也由“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民间独立报纸，转变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左派”报纸。

彼时，金庸对新政权怀抱希望，他从《大公报》离职，北上京华，希望进入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但出身地主家庭，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以及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犹豫，让他不可能成为北京政府的外交官。断了念想之后，金庸再度南下，回到香港《大公报》工作。这一回到香港，他刚好避开了中国内地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然而他的父亲没能逃过时代的变革，因此丧命。

1951年，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划分为阶级敌人（地主），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被处决。噩耗传到香港，据金庸后来回忆，他哭了三天三夜。要到35年后，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查枢卿案才被复查，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正式平反。

虽然家人未能幸免，但正是这次年轻时代的南下，才有了后来“金庸”出现的可能。也因此，有人认为，金庸是香港在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但这种评论，无疑忽略了金庸在关键时刻的主动抉择。

做“公正与善良”的报纸，决定报道“逃港潮”

从这时候起，社评开始比武侠小说更能代表金庸。

1952年，金庸转入《大公报》新创办的《新晚报》担任副刊编辑，后来他就以“金庸”为笔名开始在这份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一手构造了中国人想象的江湖。

写作武侠小说的同时，金庸也对《大公报》越来越不满。在政治上，《大公报》已经是一张“左派”报纸，跟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金庸也对国民党不怀期望。他仍然怀念1949年之前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的《大公报》。

1959年5月20日，36岁的金庸创办了《明报》，初衷只是刊载武侠小说，以应对猖獗的盗印行径，这更多的是生意考量。这份创办初期由金庸“左手写小说，右手写社评”勉强维持的小报，后来成为香港最具公信力的报纸之一。

为了同香港非左即右、政治取向明显的其他家报纸作出区别，金庸在《明报》十八期的社评《我们的立场》中，提出了“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他写道：“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1962年是《明报》和金庸的关键一年。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试验失败，1959年到1962年中国内地粮食短缺，出现历时三年的大饥荒（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部分受困于饥饿的广东农民偷渡逃到香港。1962年5月，“大逃港”达到高潮，每天有数千人从深圳、东莞、惠阳等地方逃入英国殖民地香港。

香港政府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仓皇无措，只能派遣警察将他们围堵在梧桐山一带。面对如此重大的新闻，当时香港的“左派”报纸（《大公报》、《文汇报》、《晶报》、《香港商报》等）一概噤声，报道内地的负面新闻不符合他们的政治立场。

金庸本也不愿登载逃港者的新闻，他出身自《大公报》，深知得罪了“左派”只会惹来是非，“他们对付起异己毫不留情”。但最终，金庸还是选择了忠于《明报》的办报理想，对逃港潮进行大篇幅报导。

从1962年5月15日，《明报》头版头条刊登《梧桐山上惨绝人寰》，配以另一篇报道《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者心酸肠断》，描绘逃难者惨状，并颇为震撼地发表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呼吁官方救人。甚至更进一步，一向中立的《明报》组织读者捐款，安排记者送救济品到边境分发给难民。

大量的独家细致报道，金庸独辟蹊径的社评，以及直接下场救人的义举，让《明报》成为一份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报纸，深受香港市民喜爱。报纸的销量，由原来的2万多份突破到5月份的3万多份，到下半年已经达到了4万多份。

也是从这时候起，社评开始比武侠小说更能代表金庸。

笔战《大公报》，精准预测“文革”

《纽约客》刊载了金庸生前最后一次访问，在报道里，金庸承认了自己最后的几部小说，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寓言。

“逃港潮”之后，金庸锋芒渐露。他每天一篇社评，对时局进行评议，其中不免有对中国政府的批评。“逃港潮”报道积下的旧怨，和不断炮轰北京的“新仇”，终于也引起了“左派”报纸对他的回击和“报复”。

1962年8月31日，金庸在社评中批评北京，在内地粮食不足的情况下，送了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给阿尔及尔新政府。9月18日，他更是以《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为题写作社评，对内地要给斯里兰卡二十万吨粮食的传闻给予评论。这样的社论，即便放在2018年，似乎也尚未过时。

10月30日，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表示“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之后，金庸发表社评《宁要裤子，不要核弹》以表明他的反对立场：“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尖锐的批评彻底激怒了“左派”报纸，《大公报》、《新晚报》、《香港商报》等群起攻之。《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称金庸和《明报》“恶毒反华”，“下流反华”，“妖言惑众”，“造谣生事，大发反华妖论”。

金庸对此一一反驳，他在《批评中共就是反华？》中写道：“反对政府的某些措施，反对执政党的某一种做法或主张，是表示反对国家？人民有没有批评政府或执政党的权利？”关键时刻，他没有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全面出击，在诸多敏感话题上请《大公报》“指教”：要不要民主自由？要不要收回俄地？要不要援助外国？

《明报》和“左派”报纸的笔战，便如武侠小说一般精彩，这也让报纸的销量节节攀升，到1965年5月稳定在8万份以上，超过《大公报》和《文汇报》。但事后来看，金庸所面临的处境，实则也凶险无比，在六七暴动期间，他成为香港第二号被暗杀对象，不得不去港避祸。

金庸的社评，不仅是对时事的快意恩仇、嬉笑怒骂，而且对中国政局走向的判断也极其精准。

1966年5月，以“文化大革命”为名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内地发生。文革开始前夕的3月，金庸就已经在社评中准确预测，“中共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相当大的变动”。他从久不露面的林彪公开出现中，推演出政局的一系列变化。

5月6日，金庸在《郭沫若认错求饶》社评中写道：“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一小部分。斗争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为人所知。”

5月10日、12日、20日，他连续发表三篇社评，指出“相信不出一个月，中共就会正面清算这位‘大老板’了”。他所说的“大老板”，指的是当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半个多月后，彭真被撤职。

8月19日，金庸在社评中说：“‘文革’的主要内容是权力斗争。”他判断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会从第六位升到第二位，而原来的“接班人”刘少奇会降到第八位。

9月10日，金庸在《“炮打司令部”》社评中再次表示，红卫兵的真正目的是“斗争党内的当权派”。他指出当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是这场运动要打倒的对象。这让“左派”报纸纷纷抨击《明报》“造谣”，但后来的一切证明，他的沙盘推演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1969年，中国九大通过党章，确立林彪为“接班人”后，金庸却再次语出惊人，发表社评《林副统帅，功高震主》，预言“一场新的矛盾和斗争，在中共内部又开始酝酿”，又是一语成谶。

在社论与新闻以外，金庸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近乎直白地表现在他最后几部小说里。《笑傲江湖》写于1967年到1969年间，正是内地“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香港“六七暴动”引得市民人心惶惶之时。他把这部罕见的架空历史的小说，写成了政治寓言。黑木崖教徒对东方不败、任我行的谄媚跪拜，影射的似乎是红卫兵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2018年4月，《纽约客》刊载了金庸生前最后一次访问，在报道里，金庸承认了自己最后的几部小说，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寓言。他本人亲自确认，《鹿鼎记》中要教徒参见和颂念“仙福永享，寿与天齐”的神龙教教主洪安通，其影射的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

“好人应该有好报”

金庸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谈到赵紫阳，他再次泣不成声，他坦言自己一直支持赵紫阳的改革，动情地说，“我觉得一个好人应该有好报。”

尽管在《明报》上，金庸对中共有严厉批判，但如金庸自己所言，他有浓重的“家国情结”，也因此，中国一旦经历改革开放，他便是邓小平的坚定拥护者。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被批斗时，金庸就在《明报》上刊发《我希望刘邓派获胜》，以示声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掌权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一向钦慕邓的金庸，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因此转变。1986年，金庸在《什么是言论自由》中写道：“《明报》以前对中共的政策猛烈抨击，近年来却赞扬多而抨击少，这并不是我们自律了，而是根据理性的判断，以前中共专制横蛮的政策必须予以抨击，目前中共开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赞扬鼓励。”

作为有很深民族情怀的人，金庸对一个开放的中国充满期待，也支持香港回归，他怀抱极大热情，投入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中。

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金庸以个人身份担任起草委员。在预备会议上，金庸关于香港政制提出了一个“新协调方案”，建议1997年后香港政制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行政长官由千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2011年下半年，由全民投票，决定是否进入第二阶段，即全民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的阶段。这个方案由于太过保守，民主进程太慢，香港舆论一片反对。

1989年，金庸对中国的乐观遭受了巨大打击。5月19日，六四事件发生前夕，当李鹏与杨尚昆宣布派军队入城之后，金庸立即辞去了基本法起草委员的职位，以表示抗议，这一次的关键抉择，也让北京再度批判金庸这位“老反共分子”。

6月19日，接受香港电视的采访时，谈及清场的镇压，金庸在镜头前失声恸哭。一直到2005年，自六四事件后被长期软禁的前国家领导人赵紫阳逝世，金庸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谈到赵紫阳，他再次泣不成声，他坦言自己一直支持赵紫阳的改革，动情地说，“我觉得一个好人应该有好报。”

金庸的一生犹如他的武侠小说，沉浮起落，得意失意，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评价金庸是“香港良知的灯塔”，但也有人认为金庸只是“香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他是投机者，而非现实社会中的“侠之大者”。

2000年，金庸在中国内地文学刊物《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自传式散文，在文章的最后一段里，他是这样写道：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终于在2018年，当金庸远去后，他不需要再面对和思考如今的世界和中国，不需要面对所有的褒贬和悲欢。他和池田大作一起“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的美好理想，也还远未来到。

斯人已逝，当我们回顾金庸近一个世纪的跌宕人生时，会发现他在所有的“决定性时刻”，或犹豫或坚定后所做的最终抉择，“好人应该有好报”这句评价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的简单信条，就几乎是金庸在他的武侠世界和社评文章里所要讲的全部事情。

(杨杨，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