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俞俊哲：卡瓦诺就职、党争极化，“司法独立”成了谁的挡箭牌？

10月6日，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获提名通过，10月8日，卡瓦诺宣誓就职，纷扰数月的大法官争议暂告一段落。然而，卡瓦诺提名风波，实际上是分析美国司法中的政治斗争、反思“司法独立”的极佳案例。

“司法独立”这一概念在美国一向为人津津乐道，但政治在司法中的参与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美国宪法规定，每个联邦级别的法官上任都需要由掌管“行政”的总统提名、负责立法的参议院确认；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各级上诉法院负责审理美国最为政治化的案件，法官们的判决将决定大量政策和法律的合法性，以及奠定未来立法和政策所必须满足的条件。这种高度政治化的职能，使得这些法官的人选对两大政党来说格外重要。

虽然法官不为政治理由断案，但他们的判决倾向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处于政治光谱两侧的政治立场，因此他们的任命过程很难与政治摆脱干系。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实中，司法独立在美国主要指“司法部门的决策不受行政和立法部门干涉”这一狭义的含义。

由于最高法院往往处在美国两党政治斗争的中心，大法官的任命过程也在近五十年内多次成为两党交锋的战场，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程序对于司法独立来说，有值得探究的意义。

卡瓦诺帮助开启保守时代，自由派欲狙击

民主党就算成功阻止卡瓦诺的提名，特朗普仍然有机会重新提名争议较小的保守派法官。即便如此，美国此时政治分化严重，民主党们显然不会让卡瓦诺轻易过关。

今年6月底，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将于7月31日进入退休状态（senior status）的消息传出。7月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联邦特区巡回法院法官布莱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是保守主义司法组织联邦主义社会 (The Federalist Society）的长期成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法官。他不像宣布退休的肯尼迪大法官，虽然肯尼迪立场总体十分保守，但他和很多保守派大法官一样，上任之后立场逐渐左移，在2010年之后成为了在一些关键议题中定夺最终结果的“摇摆票”。

卡瓦诺的保守程度比已故的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Antonin Scalia）和现任的保守主义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更甚，接近目前最高法院中处于右翼末端的克拉伦斯·汤玛斯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卡瓦诺上任之后，处于最高法院政治光谱正中的大法官就变成了立场保守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约翰·罗勃兹John Roberts），这意味着保守派大法官在最高法院占据多数的时代开始了。

尽管自由派人士对立场极其保守的卡瓦诺高度警惕，但只在参议院占据49席的民主党不具备直接否决提名的票数，加上共和党在去年4月取消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程序性议事阻挠，因此民主党没有任何手段可以阻止卡瓦诺的任命。更何况，民主党在即将进行的中期选举中夺回参议院多数席位的可能性低于三成，就算成功阻止卡瓦诺的提名，特朗普仍然有机会重新提名争议较小的保守派法官。

即便如此，美国此时政治分化严重，加之将至的中期选举结果仍未分晓，民主党政治家们显然不会让卡瓦诺轻易过关。

左右拉锯：听证会、性侵指控、FBI调查

这几个议员具体打着怎样的算盘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他们的决策毫无疑问地与自己选民的意志和自己作为政治家的立场挂钩。

对于票数不足的民主党来说，拖延时间是抵抗卡瓦诺提名的为数不多的选项之一。在听证会开始之前，白宫拒绝提供10万多页与卡瓦诺相关的文件，就遭到民主党的抗议。9月4日，听证会正式召开，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们立刻表示，需要更多时间审阅听证会前夜才收到的42000多页、卡瓦诺在布什总统内阁就任时期留下的相关文件。然而在委员会主席葛雷斯利（格雷斯利，Chuck Grassley）的主持下，听证会还是在抗议者频繁的打断下得以进行。

9月16日，克里斯蒂·福特（Christine Ford）对卡瓦诺的实名性侵指控被《华盛顿邮报》正式报导。9月17日，福特和卡瓦诺均表示愿意就性侵指控公开作证，福特在次日表示希望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可以在她作证之前展开调查。9月23日晚，《纽约客》报导了针对卡瓦诺的一则新的性骚扰指控，指控者Ramirez同样表示希望联邦调查局可以展开调查。经过与福特律师团队的一周谈判，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最终决定在9月27日召开有关性侵指控的听证会。

客观来讲，福特这样的性侵指控很难被证实。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在缺乏决定性的物证和人证的情况下，福特几乎不可能证明这件事情确实发生；只是大法官提名相关的听证会并不是刑事法庭，就算指控者无法消灭参议员们的“合理质疑”，也可以通过可信的证言改变他们的主意。

然而从最终结果来看，尽管关键摇摆票有数人，但只有两个人最终的投票结果受到了福特的影响。

听证会之后，就在事态似乎没有进展的时侯，9月28日下午，共和党议员杰夫·弗雷克（Jeff Flake）在司法委员会就卡瓦诺的提名进行投票时表示，最终参议院全院投票必须推迟一周，以让联邦调查局对福特的指控进行调查。

在共和党多数人都铁了心想要尽快将卡瓦诺送进最高法院的情况下，弗雷克的要求显得有些高风亮节。然而弗雷克此举背后，有柯林斯（Susan Collins）和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这两位、公开表示赞成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的温和派共和党参议员撑腰。事实上，政治立场极其保守的弗雷克几乎不可能投票反对卡瓦诺，参议院共和党也几乎不可能请求联邦调查局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因此此举为政治作秀的可能性极大。

当日，白宫在司法委员会的要求下指示联邦调查局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调查。白宫和参议院共和党对调查范围施加了多重限制，而原本就遭到过来自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政客攻击的联邦调查局此时最不愿意被卷入党派斗争，因此只有乖乖听命。最终在舆论压力下，联邦调查局拓展了调查边界，但直到10月4日调查结束，仍有一些认为自己可以提供相关证据却未被联邦调查局理睬的相关人士，包括指出卡瓦诺有可能做伪证的卡瓦诺的大学室友。

调查结束后，白宫和共和党政客们表示，调查结果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证实福特指控的证据。在关键的这几张摇摆票中，自由派主要将希望寄托在柯林斯和穆尔科斯基两位议员身上——如果她们和所有民主党议员一致反对，那么理论上有可能以51票反对的结果否决卡瓦诺提名（作者注：若出现50比50的结果，则将由副总统决定投票结果。）然而这几张重要的摇摆票在听证会后出现了各不相同的意向，例如尽管满怀希望的自由派人士用各种方式向柯林斯施压，她仍然表示会投票赞同卡瓦诺的任命；穆尔科斯基则表示她反对卡瓦诺任命；令不少民主党人大失所望的是，来自红州的民主党参议院乔·曼钦（Joe Manchin）表示将会投赞成票，而同样来自红州的海蒂·海特坎普（Heidi Heitkamp）则表示会投票反对。

这几个议员具体打着怎样的算盘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他们的决策毫无疑问地与自己选民的意志和自己作为政治家的立场挂钩。例如柯林斯是否会在2020年竞选连任还是个未知数，但来自自由派的庞大压力似乎使她感到了恶意，反倒起了反作用。而今年竞选连任的海特坎普在最新的几个民调中都落后于对手，或许是选择了在可能是“最后”的任期中遵循自己的良知投票。同样竞选连任的曼钦则稳妥地选择了站在共和党阵营，与他相比，乔·唐纳利（Joe Donnelly）这位代表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就在投票反对卡瓦诺任命之后遭到了选区内一些共和党选民的责难。

历史上的大法官提名与政治斗争

在上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在最高法院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保守派人士们逐渐认识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判决倾向的重要性，从而开启了近50年来围绕大法官提名展开政治斗争的先河。

在为期三天（第四天的听证会为相关证人发言的时间）的听证会中，卡瓦诺以不对政治事件置评为由拒绝评论特朗普批评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的推文，并拒绝回答现任总统是否可以被法院传唤的问题。他表示，“司法独立”的原则之一就是法官应当在对评论时事和政治争议保持谨慎。当他被问及自己批判建立堕胎权利的罗诉韦德案（注1）的邮件时，他避而不谈自己的观点，只表示此判例“非常重要”且“多次被高院维护”。同样，在同性婚姻等敏感问题上，卡瓦诺均含糊其辞，拒绝正面回答参议员的提问。卡瓦诺这样的做法并不新鲜，而是从历史上争议较大的大法官提名听证会中吸取了经验的策略。可以说，在任命听证会这个政治剧场中，“司法独立”反而成了候选人的挡箭牌。

不少人认为法官的职责应当是解读并执行法律，而不是创造法律。然而如上所述，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直接决定了大量的司法规则，因此就算是最遵循宪法原旨主义的保守派大法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无法避免“在法庭上立法”（Legislating from the Bench）。在上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在最高法院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保守派人士们逐渐认识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判决倾向的重要性，从而开启了近50年来围绕大法官提名展开政治斗争的先河。

1967年，民主党人林登·庄逊（林登·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总统提名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遭到了来自两党保守议员的反对。投票反对的罗拔·伯德（罗伯特·伯德，Robert Carlyle Byrd）议员称马歇尔为“司法活动家”，一些议员还试图用资历不足的理由来反对在司法业界经验丰富的马歇尔。尽管马歇尔最后还是成为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非裔大法官，但约翰逊在试图将立场偏左的亚伯拉罕·方特斯（Abe Fortas）大法官提升为首席大法官时再次遭到了保守派的坚决阻挠。这回方特斯原本就身陷道德丑闻，又遭到参议院的坚决反对，最后不得不从最高法院辞职。

等到共和党总统尼克逊（尼克松，尼克森）上台，阻拦大法官提名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斗争的选项。掌控参议院的民主党与尼克逊政权作对，成功地阻止了哈罗德·卡斯威尔（Harrold Carswell）和克莱门特·海恩斯沃特（Clement Haynsworth）的提名，并尝试了阻止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的任命。

到了雷根（里根）时代，他提名的第一个大法官人选是史上第一个女性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er），民主党没有反对这个在堕胎权利问题上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候选人。之后，里根在1986年将伦奎斯特提名为首席大法官，遭到民主党参议员们反对，不过反对失败。有趣的是，里根在提名第一位意大利裔候选人斯卡利亚成为大法官时，刚刚在伦奎斯特听证会上唇枪舌剑的民主党，无心再阻拦这位拖家带口出席听证会的保守派候选人，斯卡利亚在谈笑间顺利过关。

1987年，罗伯特·波克（Robert Bork）的提名听证会标志着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争议的又一个高潮。曾经在尼克逊的指使下执行“星期六夜大屠杀”的波克在保守主义世界是顶顶有名的司法学者，当时正担任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论资历完全可以胜任大法官职务。然而他的保守主义观点成为了自由主义人士最为关心的问题，在听证会开始前就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各路进步主义组织就表示会坚决反对波克的任命。

在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们不断针对堕胎权利、第一修正案和种族平权等议题向波克发问。虽然波克在听证会上把自己在其他议题上所持有的保守主义观点包装得较为温和，但他却坚决主张宪法不包含罗诉韦德案中所建立的“隐私权”。这一反堕胎权利的主张和波克毫不避讳的回答方式使得长达三周的听证会充满了火药味。

波克的任命最终以42票支持、58票反对的结果流产。尽管掌握参议院多数的政党把握审核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权利乃是宪法所授，但激烈的政治斗争无可避免地终将造成党派积怨。虽然民主党司法委员会主席乔·拜登主持听证会的风度当时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赞誉，但这个听证会至今仍被保守主义人士们视为民主党进行恶性党派斗争的最好例子之一。

不过，波克任命的失败与其说是党派间恶性斗争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民心所致。与卡瓦诺的任命投票一样，议员们就波克的任命投票表决时，除了出于党派的考虑，选民的意志和长期的政治后果也都是被纳入考量的因素。听证会开始时，民调显示选民们还没有做出波克是否应当被任命的决定，但白热化的听证会结束之后，多数选民开始认为波克不适合成为大法官。

无独有偶，托马斯的提名争议

托马斯当年同样面临性骚扰指控，他的前下属阿妮塔·希尔在他提名后声称遭到托马斯性骚扰，随后托马斯任命的焦点立刻转移到了这些指控上。

在所有出现广泛争议的大法官提名中，卡瓦诺事件与将近30年前（1991年）的托马斯大法官提名风波最为相似，托马斯目前仍是最高法院上最为右翼的大法官。当年，民权组织和自由主义人士反对托马斯的程度和反对波克一样强烈，但托马斯的非裔身份、和从一贫如洗一路拼搏成为联邦法官的励志人生，使得他受到了许多非裔选民和一些自由主义人士的支持。

另一方面，托马斯当年同样面临性骚扰指控，他的前下属阿妮塔·希尔在他提名后声称遭到托马斯性骚扰，随后托马斯任命的焦点立刻转移到了这些指控上。在公众知道这些指控之前，FBI已经进行了调查，但白宫发表声明称调查报告显示希尔的指控毫无根据。直到希尔提交指控近一个月后，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才设法拿到这份报告，令公众得知。后来，希尔出席听证会，在14名男性参议员面前作证，指控托马斯在80年代多次不正当地向她表达性方面的兴趣并用色情语言骚扰她。

在听证会上，男性参议员们轮番用不恰当的问题羞辱希尔，其中宾夕法尼亚参议员阿伦·斯派克特甚至当面表示拒绝相信希尔，指责希尔作伪证。之前发表过支持希尔的声明的另一位遭到托马斯性骚扰的受害者安杰拉·怀特（Angela Wright）看到希尔的遭遇，吓得不敢站出来作证。同时，共和党参议员不希望更多女性在听证会上进行指控，而民主党则在希尔的听证会之后开始怀疑其他女性的指控是否具有说服力，最终希尔成为了唯一在听证会上作证指控托马斯的女性，这个听证会也成为了时任司法委员会主席的乔·拜登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希尔与福特的指控过程有许多相似之处：希尔和福特都通过了测谎仪测试，而托马斯和卡瓦诺则没有接受测谎；希尔与福特均在向参议院提交指控之后等待多时才在媒体的帮助下将消息公之于众。

最终，参议院以52票赞成、48票反对的结果任命托马斯成为大法官，掀起轩然大波。当时民主党占据了参议院的57席，但有11位代表红州或南方地区的民主党参议员出于种种原因投票支持托马斯。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支持托马斯的南方选民为数不少，二是波克听证会的余波使得一些新生代民主党议员畏惧因政治立场否定大法官提名。给托马斯投票的民主党议员纷纷遭到了女性和自由主义人士的谴责，其中来自托马斯家乡佐治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维奇·富勒（Wyche Fowler）和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阿兰·迪克森（Alan Dixon）在1992年的大选中纷纷出其不意地落马。

不过，希尔在听证会上遭遇的厌女（Misogynistic）对待给了美国的不少女性当头一棒，大量女性于1992年参选，这一年参议院多出了4位女性议员，1992年因此被称为“女性之年”。

大法官任命与司法独立

卡瓦诺提名的历史意义，或许除了在于彻底改变最高法院格局之外，还在于再次掀开了最高法院司法独立的面纱，让美国公众再次认识到大法官提名过程的政治化。

1969年以来，共和党总统所提名的大法官人数几乎是民主党所提名的两倍，这也部分造成了最高法院判决倾向的右移。奥巴马总统在2016年3月提名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之后，共和党控制的司法委员会直到奥巴马的任期于2017年1月结束，都以各种没有任何先例的理由拒绝召开听证会，将这一席位留给了特朗普所选的尼尔·哥萨奇（Neil Corsuch）。

虽然党派积怨不断加剧，但2016年大选的结果使得共和党政治家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斗争方法确实有效。与托马斯的提名不同，卡瓦诺的提名过程争议更大，而他突破困难，被成功任命这一结果正是近年来共和党政治斗争的手法不断极端化所带来的又一个重大胜利。卡瓦诺提名的历史意义，或许除了在于彻底改变最高法院格局之外，还在于再次掀开了最高法院司法独立的面纱，让美国公众再次认识到大法官提名过程的政治化。卡瓦诺任命的得票差距比托马斯还要微小，是1881年以来票差最小的任命投票，同时与托马斯那时不同，这次只有两位议员选择背离自己政党的方针。

五十年来，大法官的任命程序中不断出现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政治斗争。从提名人选到听证会准备，再到听证会上的提问与回答，再到司法委员会和参议院全院投票，每一步都有政治博弈的空间。就连大法官的退休的时间，也有人认为与掌控白宫和参议院的政党有关。

在政治分化严重的今天，卡瓦诺这样的大法官候选人们已经不再正面回答与敏感政治话题相关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广义的司法独立是在高度政治化的听证会上躲避政治问题的挡箭牌，而狭义的司法独立也要等他们上任之后才能实践。

当然，他们能够上任，一切都是因为政治。

（俞俊哲，美国福坦莫大学法律博士候选人）

注1：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73年对于妇女堕胎权以及隐私权的重要判例。此案判决妇女的堕胎权受到宪法所授予公民的隐私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