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施静菲：什么样的故宫南院，可以定位台湾在亚洲、国际艺术文化中的角色？

编按：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陈其南七月上任时，因为一句“故宫台湾化”在政坛及文化界引发争议。事实上，主要典藏来自中国大陆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台湾本土政治势力的关系向来紧张。在民进党执政时，紧张关系更是突显。

类似“本土政权为什么要保存这些中国的文物”的问题，在台湾日益本土化的政治语境下，始终争议不休。但撇开政治语言上的攻防，这个议题在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时，进入政府服务的学者就曾经做过一番思辩。当时的思路是什么？故宫台北北院和嘉义南院定位上有什么差异？艺术史、博物馆学门的专业人士，又怎么看待处在台湾的故宫？“台湾化”的意义是什么？故宫能不能、要不要“台湾化”？对于这些问题，本文作者疏理了各方论述，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将南院定位为“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应当是当时国立故宫博物院的一个专业决定。说得更大胆一点，如果各项条件成熟，“亚洲艺术文化研究”方向或许是故宫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

国立故宫博物院建立南院，最初的目的是2000年民进党政权首次上台后，为求南北文化资源平衡，也为解决故宫长久以来展示空间不足的问题，由当时的院长杜正胜提出来的。选址在嘉义是当时政府的政策决定，与学术研究无关。政策是政治家在做，但博物馆本身也应该有专业学术研究或文化教育的愿景、定位及内容发展主体性。

将南院定位为“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应当是当时国立故宫博物院的一个专业决定，由杜院长，以及石守谦、林柏亭两位副院长定调。石守谦后来在2004年杜正胜改任教育部长时接任院长。这个决定，不论是从学术研究长程发展方向的角度，或是从台湾整体社会发展的角度，都可说是一个值得发展的方向。说得更大胆一点，如果各项条件成熟，“亚洲艺术文化研究”方向或许是故宫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

从学术发展来说，这是国立故宫博物院未来能够提升其学术发言权、帮助博物馆长远发展的可能方向。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以故宫北院的文物及原有艺术史研究为坚实基础，从亚洲文化艺术交流的新角度来重新诠释故宫文物，与此同时，扩张到文化史的研究，思考台湾在亚洲甚至世界中的位置，发展从台湾角度出发的亚洲艺术文化史研究。

若是更进一步思考，相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其在考古新材料、古建物复原陈设、出版、人才及研究品质方面不断提升），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要如何延续或调整原有的典藏及研究优势（过去一直以“中华文化守护者”、“中国艺术重要典藏”自居，借由展览、出版发声）？就与北京故宫发展方向区隔（或说竞争）的角度来说，国立故宫博物院选择亚洲艺术、文化交流，可能也是一个具有长程发展空间的方向。

对台湾社会来说，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可做为台湾和亚洲、世界文化接轨的一个窗口。大家扪心自问，台湾人最爱去日本、韩国等地观光，但是又有多少人了解这些地方的文化与历史？有感于台湾人对自身所处的亚洲周边文化认识有限，这或许是过去台湾教育结构的问题，多年来一直以学习中国史地为主，后来才加入台湾史，对周边亚洲国家的认识很有限，例如你可能会去印尼峇厘岛、泰国度假，却压根不了解印尼、泰国的地理、历史与文化。

故宫南院发展坎坷路

我在2003-2009年于故宫服务，而有机会亲历了故宫南院筹办期间的策划。以下我想从博物馆策展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谈故宫南院的发展史。故宫南院2015年开幕时，众多的报导鲜有涉及展览内容的发展，大多围绕在政治议题或建筑硬体。只有端传媒一家媒体，完整回顾了整个南院的发展史，并且注意到具体展览内容的规划，引用了野岛刚的说法点出“南院最后还是接近杜正胜的构想完成”。

从故宫南院的内容规划史来看，若说杜正胜院长时代奠立了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的大方向，石守谦院长在任的时代则拟定了具体展览内容及研究方向。艺术史学者石守谦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所的中国艺术史组，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受教于当时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泰斗方闻教授，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台大艺术史研究所（当时甫由原来台大历史所的中国艺术史组独立）。可以说，他的推动对于使台湾的艺术史研究与教育，在人才培养上与国际艺术史学界的社群网络相衔接，是有影响的。

2000年政党轮替时，石守谦为杜正胜延揽而担任故宫副院长，2004年接任院长，可说是在学术研究及行政能力上都是相当胜任的一位领导者，不论对故宫的历史论述（注1），或博物馆未来研究发展方向的擘划，都有专业判断。可惜他在2006年因为内阁改组而下台，后来又被卷进遭冤枉的工程官司中，使得前述的努力一时中止。

接任的林曼丽院长是艺术教育专业，除了积极在教育推广上行销故宫，也秉持对学术的尊重，继续推动故宫南院的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展览规划。但硬体建设方面，因为不履行与原国际得标Antoine Predock建筑团队的合约，造成工程一度延宕。

2008年政权再度轮替之下，周功鑫出任故宫院长，一上任就直言不赞成故宫南院的构想，2009年一度将故宫南院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的定位推翻，想变更成花卉博物馆，且迅速解散了原来的策展团队，改以陆续新聘招的南院人员作为主要的策展规划团队。后来也中止与建筑团队合约，重新招标由姚仁喜设计团队得标营建。

南院发展的人才基础

平心而论，南院策展史中最聪明的一个决定，就是石守谦院长时代把研究人员、教育人员及科技室人员都编入策展小组。不分南院、北院；只有一个整体的故宫，共同规划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充分利用博物馆中的各种资源。这种将各个不同分工角色的成员一起加入策展团队的做法，同时也是一个最理想的策展模式。花卉博物馆构想及解散共同策展团队等仓促决定，马上随著嘉义县长及乡民北上抗议而匆匆落幕。2012年接任的冯明珠院长，深知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是重要的共识，将故宫南院的开馆视为其任内最重要的工作，因此亲自带领年经的研究人员策展，软硬体并进，终于在2015年底促成故宫南院的开馆。

国立故宫博物院（主要典藏为原北平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搬迁来台文物）落脚台湾原本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这些傲视世界的重量级艺术品对台湾来说，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试问，我们真的想要抛弃故宫典藏吗？若不是，如何让它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发挥最大的效应，才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政治论述是免不了的，历任的故宫院长都必须回应这个议题。在杜正胜院长就任后，即一改过去中国艺术史重要典藏的论述，将故宫文物视为“人类文化遗产”，呼吁故宫应该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守护者。这个说法，直到最近林正仪院长的时代，仍然沿用。另一方面，与故宫在台湾一同成长的艺术史学科社群，也同样是台湾珍贵的资产。

从1949年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故宫的艺术收藏带动了艺术史学科在台湾的成立。1970年代台大历史系成立历史所中国艺术史组，故宫支援师资，培养新一代的研究人才；而留在故宫任职的博物馆人员，以及在美、英、日等地深造、受艺术史专业训练的学者们，带回具有国际水准及视野的艺术史专业，陆续成立独立的艺术史研究所，训练出第二代的艺术史学术研究及博物馆人才。

受到专业训练的第二代人才，其中有直接进入故宫或美术馆工作的，也有继续出国深造的。而不论台大、师大、中央等大学中的艺术史研究所，近年也都往东亚、亚洲艺术史的方向扩展。台湾在发展亚洲文化艺术史方面，在人才储备上已经慢慢建立基础，也逐渐建立能与国际接轨对话的成熟局面。这些都对故宫南院的长远永续发展有正面的影响。我们现在讨论南院定位问题，实在应考虑到这个在国际学术生态里的影响力。

台湾想要展示怎样的亚洲艺术文化？

从上述各项条件来看，在台湾发展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不但有其历史发展的合理性，也已经有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为基础。但未来需要更多的合作与资源的投入。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如先放眼世界，看一下目前世界各地的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是什么样的发展现况？

世界上大型艺术文化博物馆，大多有亚洲艺术收藏，欧洲十六、十七世纪王公贵族的奇品收藏室，其实就是现代博物馆的前身，里头就有亚洲文物，后来欧美又有中国风、日本风等文物收藏及建筑相关设计等的发展。欧美博物馆中的亚洲收藏或是亚洲艺术馆，大多从“异国”的角度来设立亚洲区，或以国别来设立日本厅、中国厅、印度厅等；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也都是这样的设计。

近年来因为亚洲经济快速发展，亚洲各国政府或民间单位也都赞助该国展厅的整修或设立（例如欧美博物馆中快速成长的韩国厅）。这些亚洲各国的展厅或展馆中，通常充满了异国风，例如中国馆总是跟龙凤、大红色、高塔的表现连结在一起。日本在百年前就开始谈东亚文化圈，国立东京博物馆中的“东洋馆”，可说是该馆的亚洲馆，按区域划分的方式来策展，有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西域、印度等地艺术的展示。感觉虽然比较传统，但藏品丰富，新的展示主题与陈列都有一定水准以上的品质。

新概念亚洲博物馆：打破区域、国别

在故宫南院规划的初期，亚洲也正在出现一波新概念的亚洲博物馆，可见这确实是世界性的趋势。其中长期持续在做的，都已经有可观的成果。

2005年开馆的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定位在亚洲文化艺术，探讨日本的“美”是如何形成的——并不是自身内部发展而成，而是与周围文化区不断交流的结果。九州国立博物馆在山丘上的建筑相当壮观，以海为意象，展厅设计成功传达亚洲美感与文化的交流。其从亚洲文化艺术出发策划的展览，视野广阔并有学术的高度，2014年故宫文物也曾经外借至九州博物馆与东京博物馆展出。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改建后2005年迁入本来是驻韩美军基地的现址，浩大的博物馆建筑就耸立于优美的龙山家族公园当中，以韩国历史、考古、美术为主轴，顶楼则设计为亚洲艺术馆，常设中国馆、日本馆，还有一个东南亚借展厅。2003年时改建的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旨在呈现新加坡是一个融合周边多民族，展示亚洲不同文化间、与亚洲及世界间的历史联系。

台湾在此时发展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正处在很好的时机，另一方面，也必须具有国际视野，思考得以立足的定位。因此最初具体规划时，也考虑到虽说以故宫丰富的65万件艺术典藏，加上近年陆续收购及受赠的亚洲佛教、织品、陶瓷相关作品，已有一定的藏品基础，但是以“区域”或“国别”的艺术文化作为策展架构，无疑是自曝其短，不能充分表现各区域艺术文化的精彩特点；反而是以亚洲文化圈的跨文化、跨领域交流为策展方向，规划出足以描绘亚洲艺术文化特出之处的几大议题式展览，例如茶文化、织品、佛教、青花瓷等，都是能够贯穿或连结亚洲各地艺术与文化、并显示跨文化动态交流表现的关键主题。

这样的架构不论在思路上、典藏上，都是可以与亚洲、世界博物馆对话交流的，有机会让故宫南院成为国际重要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的根基。特展规划可以与国际上有重要亚洲艺术典藏的博物馆进行策略联盟或交换展，例如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等，也都是可以截长补短的发展模式。2016年开馆时，故宫南院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合作的两个亚洲陶瓷特展“高丽青瓷”、“伊万里瓷器”（展期长达两年），2017年与东京国立博物馆合作的回馈展“日本美术之最”都是很不错的尝试。但我个人认为，南院不能只是“借展”，更长期的规划与密切合作的研究计划是必要的，否则只会流于表面的交流。

我们千万别狭隘地以为只有收藏与展示台湾文物的博物馆才能说是代表台湾。以台湾独特的立足点，在博物馆中展现台湾如何收藏、研究、展示与诠释这些保存在台湾的文物典藏，或者是更能代表台湾的方式。

台湾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故宫？是值得你我切身思考的问题。故宫中数以万计的艺术典藏品是人类文化遗产，也是台湾珍贵的软体资产，可以成为无数文化艺术的灵感来源。过去数十年来围绕这个艺术典藏而发展出来的博物馆及学术研究人才，以及它们在国际博物馆及学界上的成就，不应轻易被忽视。如何好好将这些典藏活化，善用这些人力资源与成果，是当务之急。

总而言之，需要改变的似乎不是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的大方向，而是如何做到由台湾角度出发的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如何具体落实深化研究、策划能与世界接轨、对话的亚洲艺术展览。或许就如故宫前院长杜正胜所言，“以华夏文明与亚洲文明交流史的视野来策展，创造出一种既身在其中又抽离的位置，是台湾独特的立足点”，才最能贴切回应上述的提问。

因此，我们千万别狭隘地以为只有收藏与展示台湾文物的博物馆才能说是代表台湾，从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以台湾独特的立足点，在博物馆中展现台湾如何收藏、研究、展示与诠释这些保存在台湾的文物典藏（包括亚洲与其他文化区域的艺术文物），或者是更能代表台湾的方式。

（施静菲，艺术史工作者）

注1:（石守谦，〈清室收藏的现代转化：兼论其与中国美术史研究发展之关系〉，《故宫学术季刊》卷23期1，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