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南平原上一片面積70公頃，原本屬於「台灣糖業公司」的甘蔗園，如今座落着一棟黑白相間的巨大建築，它由建築名家姚仁喜操刀，取法濃墨、飛白、渲染的中國傳統書法意象。這概念正符合這幢建築的身份：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儘管磨刀霍霍的媒體在開幕前幾天就搶先爆料，南院現場還是飛沙走石的工地。但故宮南院在2015年12月28日舉行了落成開幕儀式，院方安排了原住民兒童合唱團和京劇表演，幾位與南院無關的馬英九政府的官員致詞令台下昏沉。
最終完成的故宮南院，距離「他們」最初的規劃，雖然並沒有相差太遠，但「他們」不是缺席典禮，就是被冷落在一旁。像是在陳水扁政府時期，最早提出故宮南院計畫的前院長杜正勝；以及當時讓嘉義從20個遴選點的激烈競爭中，打敗台中西屯及高雄左營而勝出的前縣長陳明文。
這場開幕儀式的前後細節，充滿着台灣今昔對比的政治現實，也挑動了台灣社會最敏感的神經。
成龍贈物引爭議，挨批文化統戰
故宮南院開幕之初引發的最大爭議，是具有中國政協委員身份的影星成龍致贈了圓明園的「十二生肖」獸首複製銅像作庭院裝置。此舉被一部分台灣學者和政治人物批評為「居心難測」的「文化統戰」。
隔天下午，身着黑衣的陳儀庭和陳妙婷兩人，爬上龍馬銅像淋上鮮紅油漆，同時在臉書高調宣示「反抗中華文化侵略，龍馬潑漆行動」，表示自己「作為一個台灣人，決不接受文化侵略與殖民，不做文化上的中國人。」他們說，作為與台灣在地連結的故宮南院，庭院裝置不該放上象徵中國的圓明園獸首複製品，應該是黑熊、藍鵲、獼猴等台灣本土意象。
這起抗議事件，完全展現了部分台灣人堅持的「台灣主體性」；面對這批銅獸首以及贈與人所結合的「中華/中國意象」時，那種被輕易挑起的刺痛感。
兩次政黨輪替的政治現實，故宮南院成了民進黨政府提出，國民黨政府修改計畫後完成的妥協產物。15年的籌建過程中，充滿政治角力的鑿痕。
故宮南院的全名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 Southern Branch of National Palace Museum ），籌建總預算新台幣109.34億元（折合港幣27.33億元），定位為亞洲文化藝術博物館的重要文化建設，強調以中華與亞洲文明的交流史角度，重新詮釋故宮館藏的文物。
這個定位，讓南院處於兩邊意識形態皆不討喜的尷尬位置。保留故宮原有中華概念的南院，台灣色彩不重而不為本土派人士所喜；以亞洲作為框架以致於稀釋中華道統色彩的企圖，在最初也不為「中華派」接受。正是故宮南院不中也不台的定位，使其成為藍綠皆不愛的燙手山芋。
兩次政黨輪替的政治現實，故宮南院成了民進黨政府提出，國民黨政府修改計畫後完成的妥協產物。15年的籌建過程中，充滿政治角力的鑿痕。
「如果兩個中國造就兩個故宮，那麼南院和北院就是兩個台灣。」著有《兩個故宮的離合》一書、前朝日新聞台灣特派員野島剛向端傳媒記者分析。
作為一個熱愛故宮的日本人，野島剛多年研究、追蹤及多次採訪兩岸故宮的重要人事，他以第三者的眼光、政治及外交角度，詳盡拆解故宮如何因中華民國而誕生，又因大時代一分為二。他駐台期間也經歷了南院的籌建過程，對其波折與台灣政治的關係瞭若指掌，書裏多有着墨。
野島剛認為，世界上的國家級博物館不可避免具有國族建構的政治色彩，但故宮強烈的政治性格卻相當罕見。台北與北京故宮成了兩個中國的重要象徵；到台灣後，故宮則迴避不了台灣內部政治格局的變化。
故宮＝中華繼承者正統性？
回溯故宮歷史，1925年成立於北京紫禁城，由民國政府繼承了清朝皇室收藏，歸為國有開放公眾。
1933年中日戰爭爆發，19621箱文物隨着戰事向西南大後方展開多次長途遷移。1945年二戰結束後隨即陷入國共內戰，讓蔣介石政府決定再精選3824箱精品運到台灣，暫存在台中霧峰北溝山洞裏，直到1965年孫中山百歲冥誕紀念日，故宮在台北外雙溪復院，並且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併，改名為國立故宮博物院。
雖無直接史料證明，但一般認為，蔣介石藉由故宮來建構中華繼承者的正統性；1965年，中國文化大革命大肆破壞傳統文物，故宮在台北的復院和論述，取得了時代的正當性。
但事實上，故宮南遷的文物僅四分之一來到台灣，大部分文物還是留在北京及南京，台北故宮擁有的算是有特色的精品，並不足以代表華夏文明的全部。惟「北京故宮是空殼，台北故宮保存了中華文化」這套論述，依舊深植在兩岸華人、甚至是外國的中華文化愛好者心中。
根據前院長石守謙的研究，故宮文物在戰火中大遷徙的戲劇性身世，更讓這批國寶被神格化。「文物有靈」成了中華民族的信仰，也代表着中華民國的命脈所在。只是，這個道統隨着台灣民主化而逐漸受到挑戰，遂展開了一段漫長而痛苦的解構過程。
1947年二二八事件族群衝突之後，台灣意識遭到壓抑，蔣介石政權所代表的中華正統，在許多本省人心中成了高壓的政治及文化霸權。經過五、六十年代的壓迫，七十年代的鬆動，八十年代開始街頭運動風起雲湧，台灣社會伏流已久的本土意識開始對這兩種霸權挑戰；其中，「中華文化霸權」具體象徵的故宮，就成為黨外人士最直接的批判對象。面對強大社會壓力，故宮也不得不作出調整。
（前故宮院長）杜正勝真正顛覆的，是以台灣為中心輻射出去的史觀。這對習於從中國凝視台灣，作為中華民族文物守護者的老故宮，產生巨大衝擊。
在故宮服務37年的現任院長馮明珠回憶，當年她剛進圖書文獻組不久，院長秦孝儀為了回應台灣社會，在任內舉辦系列的台灣檔案史料展，呈現清康熙27年（1688年）台灣被納入大清版圖後的相關史料，並且花了8年時間，將清宮典藏的台灣史料編輯出版。
九十年代李登輝執政時期，透過國會改選、修憲、廢省等政治改革，將中華民國實質台灣化，島內的台灣意識高漲。2000年，台灣在眾人意想不到的情況下，完成了第一次政黨輪替。扁政府任命的中國史學者杜正勝，成了第一任本省籍的故宮院長。這位學術界知名的中國上古史專家，上任後隔年，提出「故宮新世紀建設計畫」，其中包含以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為概念的「南院籌建規劃」。
他對故宮提出一連串的改革及主張，除了引進現代化博物館管理及當代策展思維外，杜正勝真正顛覆的，是以台灣為中心輻射出去的史觀。這對習於從中國凝視台灣，作為中華民族文物守護者的老故宮，產生巨大衝擊。
詮釋中華文化的新立足點
「我一直在思考，面對中華文化時，台灣的角色是什麼？」南院開館前一週，在中研院歷史語言所的研究室裏，被古書圍繞的杜正勝向端傳媒記者回憶15年前的初衷。
當時他一入主故宮，就邀集台灣史權威曹永和等學者，花3年籌備「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特展；以更宏觀的海洋史及世界史視角來看台灣，其企圖可見一斑。
對於故宮69萬件文物，杜正勝的想法是可挑出其中非華夏文明而難以展示的收藏，以華夏文明與亞洲文明交流史的視野來策展，創造出另一種詮釋中華文化的眼光，那是一種既身在其中又抽離的位置，是台灣獨特的立足點。
一般人印象北京故宮是空殼，事實上台北故宮的青銅器、書畫、玉器大約有1萬件，北京故宮卻有14萬件。宋元以前的宮廷珍品是台北的優勢，但明清文物北京取勝。而過往台北故宮在青銅器等上古文物的優勢，也隨着對岸60幾年來的不斷開挖出土，使得北京故宮的院藏已經超越台北。
杜正勝要解構的不是中華也不是故宮，而是文化優越感。
「台北故宮頂多是有特色的精品，量已經不能取勝，如果詮釋的視角和中國一樣，那麼大家去北京故宮就好。」杜正勝認為，故宮文物與其說是華夏文化的代表，其實更接近清乾隆皇帝的私人收藏，若只是無限上綱，反而偏離真正的歷史認識。
南院就是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中被提出。和杜正勝後來擔任教育部長期間所提出的「同心圓史觀」一樣，南院計畫並非單一思考的產物，而有一貫的邏輯：台灣應該從認識自己出發，進而了解周邊國家，並且產生實質互動，才可能成為世界的台灣。
南院作為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的方向，就是這種歷史意識下的選擇。他原本的想法比較單純，認為當時台灣經濟不錯，可以編列預算添購一些東北亞和東南亞的文物，再用故宮收藏與鄰近亞洲國家交換借展，因此沒有特別注重南院的典藏，而更像一個展覽館。
藉此，杜正勝想將多元、平等的文化觀帶進故宮過去獨尊中華的單一價值觀中，且要與周邊的亞洲各國博物館頻繁交流，擴展國人視野。他要解構的不是中華也不是故宮，而是文化優越感。
例如故宮南院展出的伊斯蘭玉器，在館方的介紹裏，它帶着實用及寫實主義風格，和華夏文明中玉器作為通靈神器的厚重思維不同。這批伊斯蘭玉器是十四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早期，透過陸上及海上絲路傳入中土，分別在中亞、南亞、西亞和東歐等地發展出強大帝國的玉雕工藝，可展現出文化交流下的痕跡。但過往在華夏文明正統的台北故宮裏，這些文明只能是陪襯的配角，但在今日的南院，卻是開幕的十大特展之一。
南院重要館藏來自台灣人
2004年，一批非常關鍵的佛像收藏品捐贈，讓故宮南院的概念更能落實，往真正的博物館去思考。
前駐日大使羅福全還清楚記得自己走進位於東京六本木，一個佔地400坪的庭院深宅，看到一棵百年的老銀杏樹。這個5層樓的大宅，其中有4層都是金銅佛像收藏，像博物館一樣的展示廳讓羅福全印象深刻。
這批金銅佛現在被安放在剛開幕的故宮南院。2004年時，早年離鄉到日本闖蕩，已歸化日本的台僑彭楷棟（日本名為新田棟一），在93歲生日當天，捐贈了361件價值新台幣4億多元的畢生收藏給故宮。
居中牽線的羅福全接受端傳媒訪問時笑着說，是用3顆鮑魚讓彭楷棟慨然點頭，他也記得彭楷棟曾說起收藏金銅佛的緣由。
彭楷棟是出身新竹竹南的客家人，年輕時到日本發展因房地產等生意致富。六十年代曾為了寄美金給在海外求學的子女，誤觸法律被關了23天。他在獄中想起一輩子最快樂的時光，是童年和母親一起坐着糖廠小火車，從新竹到雲林北港朝天宮朝拜的經驗，看到媽祖像的感動令他難忘。
彭楷棟從此篤信佛教，而一生橫跨全球的佛像搜集之旅就此展開。晚年，他念茲在茲的是，這批收藏必須回到台灣──母親的故里。
彭楷棟收藏（新田收藏）範圍廣大，在世界知名。其中有兩尊被日本列為國寶，無法收入南院庫房。除了涵蓋東亞的中國、日本、南韓，還及於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喀什米爾及西藏，東南亞的緬甸、泰國、柬埔寨、印尼。彭楷棟前後的捐贈總計407件，主要以金銅佛為主，具有開闊格局的佛像收藏視野，符合南院的亞洲觀，因此撐起佛像常設展的需求。
南院3樓常設展館裏的「佛陀形影──院藏亞洲佛教藝術之美」，透過彭楷棟的收藏，可以看到從印度發源，在各國經歷在地化，展現不同地域人種特色的佛像。而來自西元三世紀的古印度，深受希臘寫實風格影響的犍陀羅佛像，也是罕見的收藏。
杜正勝對故宮的改革大體是好的，但太急着否定前朝的意識形態和老故宮深信不已的優越感，政治手腕不夠成熟。
雖然得到重要院藏，南院的發展依舊波折，如同兩地故宮的命運，以及台灣民主進程的起伏；15年來，南院被政治高度左右，中間一度可能胎死腹中。打破中華文化獨尊、注重本土、強調南北均衡，這些民進黨的政治意識形態典型，雖然現在已經是十分主流的主張，但15年前算相當激進，遇到不少反彈。
野島剛認為，杜正勝對故宮的改革大體是好的，但太急着否定前朝的意識形態和老故宮深信不已的優越感，政治手腕不夠成熟。2004年杜正勝轉任教育部長，由中國美術史學者石守謙接任故宮院長，而後再由前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林曼麗接手，南院計畫的推動，在扁執政時屢屢遭到國民黨籍立委杯葛。
2008年5月，南院規畫案嚴重延宕，許多合約爭議待決，而這時台灣的政治風向又吹回了國民黨，馬英九挾着高人氣及台灣社會對民進黨執政的幻滅，帶領國民黨再度完全執政。
故宮前任院長周功鑫在國民黨重返執政後接掌故宮。她是輔大博物館所的所長，過去曾在兩任前院長蔣復璁、秦孝儀身邊擔任秘書，十分熟悉老故宮的思維。她曾在2007年對媒體表示，設分院可能拉低故宮水平，既然要定位亞洲博物館，可以就蓋一個「亞洲博物館」，不需要掛上故宮招牌。
2008年選後，周功鑫在上任前即對採訪她的野島剛表示，故宮不是亞洲的博物館，是中華文化單一主題的博物館，她將重新檢討南院的定義和定位。
之後周功鑫接受陸媒專訪時直言，她不贊成民進黨南北平衡和本土化政策下的南院，她認為把南院蓋在一個「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農業縣不易發展，可能會淪為蚊子館。此話在嘉義地方引發軒然大波，被認為是城鄉歧視。
藍綠政治現實左右南院命運
2008年莫拉克風災，整地中的南院基地淹水嚴重，這塊位於朴子溪出口處的土地遭海水倒灌積水10公尺之深，液化嚴重。整地進度落後，也使得原本2010年開館的計畫跳票。2009年周功鑫陸續提出花卉博物館以及西遊記主題樂園的變更構想，遭到嘉義縣政府強烈抗議；直到3月縣市長選舉前，馬英九總統到嘉義助選時，親口保證南院名稱、計畫不變，2012年開館試營運。
馬英九開口向地方承諾，南院的定位終於不再搖擺。周功鑫隨後提出第二次變更計畫，中止和 Antoine Predock 國際設計團隊的合約；原本以嘉義玉山作為設計概念的南院建築，重新招標由姚仁喜的書法設計中選，而開館時間再從2012年延至2015年12月底，由馬英九連任成功後接手的現任院長馮明珠執行完成。
南院策劃了十大首展，從嘉義在地出發，延伸到亞洲佛教、亞洲織品、亞洲茶文化等常設展。特展除了院藏的伊斯蘭玉器展外，故宮也邀及南韓「高麗青瓷」與日本「伊萬里瓷器」的國際借展，與院藏的青花瓷做對照。
明代的青花瓷，16世紀傳到越南和朝鮮，17世紀從朝鮮傳到日本，在明末清初戰亂國力虛弱之時，日本瓷器快速崛起國際貿易瓷市場，影響景德鎮官窯的地位，也可看出文化交流之外的全球化競爭。
舉瓷器為例，可以看出南院這一系列亞洲與中華文明交流的策展視野，離15年前的初衷不遠。
「坦白說我很意外，南院最後還是接近杜正勝的構想完成。」野島剛對於當年周功鑫的態度，及隨之的做法印象深刻。
雖然他對於嘉義是否能長出一個世界級的博物館持保留態度，但他當年的確明顯感到國民黨政府不想要南院。在2011年出版的書中，他以「風中殘燭」形容南院的處境，甚至悲觀預測，南院應該會從代表國家的世界級博物館，淪為地方級博物館和休閒主題公園。
野島剛認為，2008年到2011年是南院最風雨飄搖的時期，之後馬政府比較認真推動南院，「我想因為是需要政績」。他認為在陳水扁任內完成不了，但在馬英九任期結束前草草開幕的南院，充滿着台灣文化政策的特色，「變動往往與政黨政治的變化息息相關。」
馬政府在卸任前完成了這個台灣重要的文化建設。馮明珠再三強調，嘉義南院就是隸屬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南部院區，並且請出北院的鎮館之寶「翠玉白菜」、「龍藏經」等到嘉義坐鎮。
雖然主張台灣主體性的觀點認為，以亞洲為概念的博物館不需靠中華色彩濃厚的故宮沾光，但馮明珠對外一再強調南院屬於故宮的保證，事實上是故宮不得不回應嘉義當地的堅持——周功鑫時期一直想將故宮南院和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脫鉤，受到嘉義縣政府的嚴正抗議。地方知道故宮在國際的高知名度是重要的文化觀光財，比起憑空打造一個亞洲藝術博物館，更能帶動觀光收益。
「故宮就是故宮，不能把南院叫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前嘉義縣長、現任立委陳明文說，「嘉義要一個以亞洲文化為主體的博物館，但故宮畢竟是個品牌，開館先用這品牌打響，未來特展再慢慢來。」
故宮已在台灣落地66年，跟外省人一樣，已是台灣一部份，你不能否認它和台灣這塊土地的關係。
15年來波折不斷，在2016年大選前繞富意味的時刻，南院是開幕了。雖然人事全非但離初衷不遠，猶如台灣民主化的縮影。
中華文化實難激起台灣人的認同感，故宮每年500多萬的參觀人數，9成以上是陸客。台灣社會對故宮的疏離，有其歷史脈絡，也有對自身定位不明的尷尬。
2014年太陽花運動後的九合一大選可以看出，台灣選民的藍綠結構已經出現黃金交叉。當台灣意識已不再是禁忌與悲情的代名詞，年輕人都是天然獨或台灣本土的中華民國認同，新共同體儼然形成，捍衛台灣主體性是從政治到文化層面，故宮宛如哽在喉嚨裏的魚刺——揮之不去的微刺感令人不適。
作為一個局外人，野島剛認為台灣對故宮的抗拒很可惜，因為台北故宮的確為台灣帶來很大利益，何不接受自己有一個重要博物館的事實，讓愛好文化的外國人來台灣，可以有不只是逛夜市的好理由。「無論是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或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也有很多和英美無關的文物，大家不會這麼在意吧。」他提醒。
杜正勝則分析，台灣400年的移民史中，除了原住民的南島文化外，和大約100年的異族統治，台灣主體的漢人文化，屬於華夏文明是事實，「而且故宮已在台灣落地66年，跟外省人一樣，已是台灣一部份，你不能否認它和台灣這塊土地的關係。」杜正勝說。
他認為台灣主體性的建構已經完成，再也不須像之前「奮鬥」。而故宮的中華文物就是人類的文化遺產，可以用更開闊的心胸接納它、了解它，才有能力提出自己的主張去詮釋它，才能真正從民族主義走向世界主義。
而南院所隱喻台灣走出單一的中華文化觀，進而有亞洲格局的視野與企圖，更需要具體的知識實踐來充實，否則再宏大的論述，都只是沒有內蘊的空殼。「15年來台灣已經越來愈瞭解自己，如果以同心圓出發，是時候要開始瞭解周遭的亞洲國家。」杜正勝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