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黎蜗藤：川普治国下，中美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

当八旗出版社编辑邀请我为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Graham Allison）的名著《修昔底德陷阱》写一推荐时，我第一时间答应了，能与名著有所联系，这是何种令人高兴的事？但“第二时间”，我又踌躇了。因为这本名著（虽然只是新出版）根本不需要推荐。

“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名词是艾利森教授几年前发明的。提出后不久，这个名词就火速从国际关系和历史学界普及到普罗大众，现在但凡对国际政治有点关心的读者，都知道其主要意思。大概只要提醒购书者，艾利森教授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已足够了。

幸好，我后来还是找到可以下笔的理由——时间差。《修昔底德陷阱》出版在2017年5月，他准备好材料的时候，川普大概还没有上台。从2017年川普上台以来，整个世界格局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艾利森教授多睿智，他也没可能在书中涵盖最新发展。

《修昔底德陷阱：从五百年战争史，看美国与中国的宿命之战》

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Trap?

作者：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

译者： 包淳亮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8/8

川普上台前的中美关系

奥巴马相信这样“又拉又压”的三大政策能把中国限制在“老二”的位置。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就很可能避免中美一战。

乍眼看来，《修昔底德陷阱》与中国一些鹰派作者说的“中美终须一战”很类似。但艾利森教授不是一个强硬派。我有幸聼过他三次相关演讲，每次他都强调自己的理论被传媒误解了：他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最终目的不是强调“中美终须一战”，而是希望总结出如何才能避免中美一战。此言不差。

他在本书第四部分〈为何战争并非无可避免〉，通过分析四个案例总结出十二条和平线索，最后又提出期盼，双方以史为鉴最终避免一战。他还列举了四种提供给美国的避免一战的方法（为全面计，还包括“丑陋”的方法）：调适（即接纳中国的变化）、破坏（即颠覆中国政府）、谈判出一种长和平（即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与重新定义双方的关系（即找到可以合作的更大的共同利益）。

这些方法当然不是互相排斥的。其中艾利森教授最推崇最后一种方法。他认为“肯定的答案几乎是就在眼前，最重要的是四个‘巨型威胁’：核世界末日，核无政府状态，全球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面对这些中的任一个，两个大国所分享的重要国家利益，远远大于分裂它们的国家利益。”

中国希望美国用第三种方法，即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于是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但奥巴马政府在第二任的方向正是按照艾利森教授教授的设想。奥巴马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反恐）作为构建与中国关系的重要基石。应该说，在这方面，中国也确实有值得肯定的转变。中国十几年前已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国，但二十年如一日地重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中国“历史人均排放量”远低于西方国家等理由，搪塞来自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中国民间更认为那些压力是“美国阻碍中国发展的阴谋”。习近平非常重视环保问题，认为“生态兴则文明兴”；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也终于开始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于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出现可喜的转变。这样，2014年，奥巴马与习近平达成气候协议，中国终于首次承诺在2030年前必定减少总排放放量。2015年，中美都签订了《巴黎气候协议》。

《巴黎气候协议》被奥巴马视为自己最大的政治遗产之一，认为这证明了中美联手可以解决世界面临的诸多共同挑战。他的另一项政治遗产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通过构建一个比世贸组织“更高层次”的经济联盟，制定下一代经贸规则。这个政策看起来是“压制中国”，但核心理念还是希望中美合作。

只有第三项针对中国的政策，即“亚太再平衡”，要求中国遵守现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才真正地算是压制中国。奥巴马相信这样“又拉又压”的三大政策能把中国限制在“老二”的位置。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就很可能避免中美一战。

川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向“修昔底德陷阱”滑落

现在已经开打的贸易战已经成为中美实力的大比拼，隐隐已经成为“新冷战”。

可是，川普的意外上台彻底颠覆了美国的策略。除了“亚太再平衡”升级为“印太战略”，算是延续一贯政策之外，川普上台后第一时间退出TPP，继而又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三大政策去其二，关键的“共同利益”已经不复存在。中美关系已向修昔底德陷阱滑落了。

川普的外交思维完全不同于所有战后的美国总统。

首先，川普强调“美国第一”（American First，一般被译成语气上有所弱化的“美国优先”）。他认为利益是零和游戏，不承认全球有共同利益，于是处处以美国利益为思考的出发点。而且，他眼中的美国利益是眼前的、可以立即兑现的金钱利益，不承认那种长期的、战略性的利益。

其次，在这种思路下，川普不再认为美国有义务当“世界警察”，不能再无偿为世界提供公共服务。如果不肯多付钱，就连对盟友也不给脸。他对在全球范围推行民主自由这一套的价值观也不感兴趣。

第三，川普坚持复古的重商主义，认定“贸易逆差就是坏”，于是又重新祭出关税大棒这“前全球化时代”的武器。

第四，川普自己也不喜欢“国际规则”。在他眼中，“损害美国利益”的条约和规则都必须重新谈判，无非有先有后。

第五，川普迷信美国实力，讨厌多边体系，相信美国在“一对一”的双边体系中，以力压人，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于是可以看到，川普不只“回滚”奥巴马政治遗产，就连世贸组织、北约甚至联合国也岌岌可危。

中国对川普上台毫无准备，撇开很多细节上的错误认识不提，最主要的误判有两点：

第一，中国把川普不愿意无偿当世界警察，无意推行自由民主，误以为是“孤立主义”、“不愿当世界警察”，自此对世界事情撒手不管，专心国内事务。于是，在川普上任后，中国试图填补美国“孤立”后的空间，一方面继续大力推行一带一路，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旗手自居，又宣传自己实力已可“弯道超车”，试图取代美国的地位。

事实上，川普在2017年对中国还相当友好，于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直接跳过了修昔底德陷阱，热火朝天地讨论“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即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财短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很多中国学者已经考虑如何著手权力转移的问题了。

第二，中国认定川普是商人，只注重金钱利益，而中国“最善于与商人打交道”，以为只要“给够利益”（无论是给川普家族的利益，还是给美国的利益），中美就能和平共处。中国还暗喜民主党希拉蕊失败，因为中国一向反感民主党那套软实力攻势，希拉蕊又是“亚太再平衡”的策划人。问题在于，中国当时对何谓“给够利益”几乎没有什么概念。

中国也低估了美国朝野与国安界从奥巴马第二任开始就已不断累积的对中政策的反思。他们日益认识到，吸纳中国（Engage China）政策，即通过把中国吸纳到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会令中国变得和美国类似，已经完全失败。2018年，中国修宪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条稻草。

中国还低估美国国内的反全球主义的影响力，没有充分注意到，在2016年美国总统初选与大选中，以桑德斯为首的左翼进步主义和以川普为首的右翼美国优先主义，都相当一致地反全球化。他们把支持全球化的“建制派”打得落花流水。中国也因此误认为长期打交道的美国“建制派”和跨国企业家能帮助中国避免中美关系恶化。

正因如此，当川普在2018年一改2017年的亲善姿态，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之时，中国依然误判川普，恶手频出。直到今年四月美国宣布制裁中兴科技、五月初美国代表团在北京提出苛刻的要求、五月底美国“不顾中美已经达成不打贸易战的协议”宣布对中国征收关税、川普层层加码地威胁对所有中国货都征关税后，中国才意识到这种误判。现在已经开打的贸易战已经成为中美实力的大比拼，隐隐已经成为“新冷战”。

已经调整战略的中国，做出了持久战的准备

在中国发现误判后，调整了战略，在不主动升级冲突的同时，做出持久战的准备，要论输赢还早。

如果中国好好研读艾利森教授的这本书，又好好研究川普的话，就会知道艾利森教授提出来的四种方法，有三条不可能被川普采用。川普坚持美国第一，美国力量仍足够大，不存在调适的可能，也不会接受与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更没有“更大的共同利益”。

唯一可能（或正在）被川普利用的，就是那条“丑陋”的做法，川普原则上对颠覆中国不感兴趣，但如果颠覆中国政府或鼓动中国分离主义能帮助美国取胜，他大概也没有什么顾忌，唯一的考虑只是需要与否而已。在艾利森教授看来这不算“一战”，中国大概不这么看。

贸易战只是中美冲突的开端，中国看起来处于下风。中国的实力固然没有中国媒体鼓吹的“厉害了，我的国”那样强，但正如艾利森教授在书中第一章里详细分析了中国的实力，也断然不至于像一些海外媒体形容那样不堪一击。在中国发现误判后，调整了战略，在不主动升级冲突的同时，做出持久战的准备，要论输赢还早。

美国前白宫策略顾问“国师”班农（Steve Bannon）所言，再过五至十年，美国就再也无法阻止中国超越了；现在提早了五至十年，美国尚有充足的筹码，但也不见得轻而易举；而且胜负还不完全取决于实力，策略与盟友也相当重要。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双方都觉得能取胜的冲突，最容易不受控制地螺旋式升级扩大，甚至用上“丑陋”的方法，最终陷入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

由此看来，中美似乎无法跳出的“终须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幸好，也必须注意到，本书毕竟是写给美国人看的书，艾利森教授提出的建议是供美国的选项。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选择可以避免一战呢？艾利森教授在本书中没有直接给出建议，但也早就隐藏在十二条线索中。聪明的读者一定可以找到。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关注美国政治、领土领海争议、东海与南海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