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黎蝸藤：川普治國下，中美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

當八旗出版社編輯邀請我為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Graham Allison）的名著《修昔底德陷阱》寫一推薦時，我第一時間答應了，能與名著有所聯係，這是何種令人高興的事？但「第二時間」，我又躊躇了。因爲這本名著（雖然只是新出版）根本不需要推薦。

「修昔底德陷阱」這個名詞是艾利森教授幾年前發明的。提出後不久，這個名詞就火速從國際關係和歷史學界普及到普羅大衆，現在但凡對國際政治有點關心的讀者，都知道其主要意思。大概只要提醒購書者，艾利森教授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理論的提出者已足夠了。

幸好，我後來還是找到可以下筆的理由——時間差。《修昔底德陷阱》出版在2017年5月，他準備好材料的時候，川普大概還沒有上臺。從2017年川普上臺以來，整個世界格局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艾利森教授多睿智，他也沒可能在書中涵蓋最新發展。

《修昔底德陷阱：從五百年戰爭史，看美國與中國的宿命之戰》

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Trap?

作者：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

譯者： 包淳亮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8/8

川普上台前的中美關係

歐巴馬相信這樣「又拉又壓」的三大政策能把中國限制在「老二」的位置。如果按照這條路走下去，就很可能避免中美一戰。

乍眼看來，《修昔底德陷阱》與中國一些鷹派作者說的「中美終須一戰」很類似。但艾利森教授不是一個強硬派。我有幸聼過他三次相關演講，每次他都強調自己的理論被傳媒誤解了：他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理論的最終目的不是強調「中美終須一戰」，而是希望總結出如何才能避免中美一戰。此言不差。

他在本書第四部分〈爲何戰爭並非無可避免〉，通過分析四個案例總結出十二條和平線索，最後又提出期盼，雙方以史為鑑最終避免一戰。他還列舉了四種提供給美國的避免一戰的方法（為全面計，還包括「醜陋」的方法）：調適（即接納中國的變化）、破壞（即顛覆中國政府）、談判出一種長和平（即重新劃分勢力範圍），與重新定義雙方的關係（即找到可以合作的更大的共同利益）。

這些方法當然不是互相排斥的。其中艾利森教授最推崇最後一種方法。他認爲「肯定的答案幾乎是就在眼前，最重要的是四個『巨型威脅』：核世界末日，核無政府狀態，全球恐怖主義，和氣候變化。面對這些中的任一個，兩個大國所分享的重要國家利益，遠遠大於分裂它們的國家利益。」

中國希望美國用第三种方法，即重新劃分勢力範圍，於是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論。但歐巴馬政府在第二任的方向正是按照艾利森教授教授的設想。歐巴馬把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與反恐）作爲構建與中國關係的重要基石。應該說，在這方面，中國也確實有值得肯定的轉變。中國十幾年前已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國，但二十年如一日地重復「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以中國「歷史人均排放量」遠低於西方國家等理由，搪塞來自國際社會的減排壓力；中國民間更認爲那些壓力是「美國阻礙中國發展的陰謀」。習近平非常重視環保問題，認爲「生態興則文明興」；富裕起來的中國人也終於開始認識到環保的重要性。於是習近平上臺後，中國在氣候問題上出現可喜的轉變。這樣，2014年，歐巴馬與習近平達成氣候協議，中國終於首次承諾在2030年前必定減少總排放放量。2015年，中美都簽訂了《巴黎氣候協議》。

《巴黎氣候協議》被歐巴馬視爲自己最大的政治遺產之一，認爲這證明了中美聯手可以解決世界面臨的諸多共同挑戰。他的另一項政治遺產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通過構建一個比世貿組織「更高層次」的經濟聯盟，制定下一代經貿規則。這個政策看起來是「壓制中國」，但核心理念還是希望中美合作。

只有第三項針對中國的政策，即「亞太再平衡」，要求中國遵守現有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才真正地算是壓制中國。歐巴馬相信這樣「又拉又壓」的三大政策能把中國限制在「老二」的位置。如果按照這條路走下去，就很可能避免中美一戰。

川普上台後，中美關係向「修昔底德陷阱」滑落

現在已經開打的貿易戰已經成為中美實力的大比拼，隱隱已經成爲「新冷戰」。

可是，川普的意外上臺徹底顛覆了美國的策略。除了「亞太再平衡」升級為「印太戰略」，算是延續一貫政策之外，川普上臺後第一時間退出TPP，繼而又退出《巴黎氣候協議》。三大政策去其二，關鍵的「共同利益」已經不復存在。中美關係已向修昔底德陷阱滑落了。

川普的外交思維完全不同於所有戰後的美國總統。

首先，川普強調「美國第一」（American First，一般被譯成語氣上有所弱化的「美國優先」）。他認爲利益是零和遊戲，不承認全球有共同利益，於是處處以美國利益為思考的出發點。而且，他眼中的美國利益是眼前的、可以立即兌現的金錢利益，不承認那種長期的、戰略性的利益。

其次，在這種思路下，川普不再認爲美國有義務當「世界警察」，不能再無償為世界提供公共服務。如果不肯多付錢，就連對盟友也不給臉。他對在全球範圍推行民主自由這一套的價值觀也不感興趣。

第三，川普堅持復古的重商主義，認定「貿易逆差就是壞」，於是又重新祭出關稅大棒這「前全球化時代」的武器。

第四，川普自己也不喜歡「國際規則」。在他眼中，「損害美國利益」的條約和規則都必須重新談判，無非有先有後。

第五，川普迷信美國實力，討厭多邊體系，相信美國在「一對一」的雙邊體系中，以力壓人，才能獲得最大利益。於是可以看到，川普不只「回滾」歐巴馬政治遺產，就連世貿組織、北約甚至聯合國也岌岌可危。

中國對川普上臺毫無準備，撇開很多細節上的錯誤認識不提，最主要的誤判有兩點：

第一，中國把川普不願意無償當世界警察，無意推行自由民主，誤以爲是「孤立主義」、「不願當世界警察」，自此對世界事情撒手不管，專心國内事務。於是，在川普上任後，中國試圖填補美國「孤立」後的空間，一方面繼續大力推行一帶一路，以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旗手自居，又宣傳自己實力已可「彎道超車」，試圖取代美國的地位。

事實上，川普在2017年對中國還相當友好，於是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直接跳過了修昔底德陷阱，熱火朝天地討論「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即在全球權力轉移過程中，如果新興大國不能承擔領導責任，就會導致國際公共財短缺，進而造成全球經濟混亂和安全失序。很多中國學者已經考慮如何著手權力轉移的問題了。

第二，中國認定川普是商人，只注重金錢利益，而中國「最善於與商人打交道」，以爲只要「給夠利益」（無論是給川普家族的利益，還是給美國的利益），中美就能和平共處。中國還暗喜民主黨希拉蕊失敗，因爲中國一向反感民主黨那套軟實力攻勢，希拉蕊又是「亞太再平衡」的策劃人。問題在於，中國當時對何謂「給夠利益」幾乎沒有什麽概念。

中國也低估了美國朝野與國安界從歐巴馬第二任開始就已不斷累積的對中政策的反思。他們日益認識到，吸納中國（Engage China）政策，即通過把中國吸納到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中會令中國變得和美國類似，已經完全失敗。2018年，中國修憲更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條稻草。

中國還低估美國國内的反全球主義的影響力，沒有充分注意到，在2016年美國總統初選與大選中，以桑德斯爲首的左翼進步主義和以川普爲首的右翼美國優先主義，都相當一致地反全球化。他們把支持全球化的「建制派」打得落花流水。中國也因此誤認爲長期打交道的美國「建制派」和跨國企業家能幫助中國避免中美關係惡化。

正因如此，當川普在2018年一改2017年的親善姿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之時，中國依然誤判川普，惡手頻出。直到今年四月美國宣佈制裁中興科技、五月初美國代表團在北京提出苛刻的要求、五月底美國「不顧中美已經達成不打貿易戰的協議」宣佈對中國徵收關稅、川普層層加碼地威脅對所有中國貨都徵關稅後，中國才意識到這種誤判。現在已經開打的貿易戰已經成為中美實力的大比拼，隱隱已經成爲「新冷戰」。

已經調整戰略的中國，做出了持久戰的準備

在中國發現誤判後，調整了戰略，在不主動升級衝突的同時，做出持久戰的準備，要論輸贏還早。

如果中國好好研讀艾利森教授的這本書，又好好研究川普的話，就會知道艾利森教授提出來的四種方法，有三條不可能被川普採用。川普堅持美國第一，美國力量仍足夠大，不存在調適的可能，也不會接受與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更沒有「更大的共同利益」。

唯一可能（或正在）被川普利用的，就是那條「醜陋」的做法，川普原則上對顛覆中國不感興趣，但如果顛覆中國政府或鼓動中國分離主義能幫助美國取勝，他大概也沒有什麽顧忌，唯一的考慮只是需要與否而已。在艾利森教授看來這不算「一戰」，中國大概不這麽看。

貿易戰只是中美衝突的開端，中國看起來處於下風。中國的實力固然沒有中國媒體鼓吹的「厲害了，我的國」那樣強，但正如艾利森教授在書中第一章裡詳細分析了中國的實力，也斷然不至於像一些海外媒體形容那樣不堪一擊。在中國發現誤判後，調整了戰略，在不主動升級衝突的同時，做出持久戰的準備，要論輸贏還早。

美國前白宮策略顧問「國師」班農（Steve Bannon）所言，再過五至十年，美國就再也無法阻止中國超越了；現在提早了五至十年，美國尚有充足的籌碼，但也不見得輕而易舉；而且勝負還不完全取決於實力，策略與盟友也相當重要。令人擔心的是，這種雙方都覺得能取勝的衝突，最容易不受控制地螺旋式升級擴大，甚至用上「醜陋」的方法，最終陷入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

由此看來，中美似乎無法跳出的「終須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幸好，也必須注意到，本書畢竟是寫給美國人看的書，艾利森教授提出的建議是供美國的選項。對中國來説，有什麽樣的選擇可以避免一戰呢？艾利森教授在本書中沒有直接給出建議，但也早就隱藏在十二條綫索中。聰明的讀者一定可以找到。

（黎蝸藤，旅美歷史學者，哲學博士，關注美國政治、領土領海爭議、東海與南海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