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洛德：滴滴顺风车乘客被害之后，公众该如何要求科技公司？

“刚才坐在前排的司机夸我好漂亮。我有点害怕。”收到朋友S的微信时，我透过屏幕都能感受到她的恐惧——在中国大陆，连续发生的滴滴公司“顺风车”女性乘客遭到司机强奸和杀害事件，已经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愤怒和恐慌。

8月25日，中国浙江省乐清市公安局通报证实，一名20岁的女性在乘坐滴滴顺风车的过程中，遭到司机的强奸和杀害（以下简称 “乐清案件”）。这距离今年5月发生在河南的空姐搭乘滴滴遇害案，只过去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

滴滴出行公司创始人程维和总裁柳青，终于在愤怒的举国民意下，于8月28日发表《郑重道歉》，称“很多同事开始动摇，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做正确的事，全公司开始深刻检视甚至质疑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正确。大家陷入了自我审视、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情绪中。”

顺风车是滴滴公司推出的不同于其快车、专车的网约车服务，其在产品设定与管理上，较专车和快车而言，存在引起极大争议之处：“顺风车”在取得资格上更容易，并且暗含了“社交”乃至“相亲”的功能。而与之相应的就是更大风险，据2016年中国《新快报》报导，深圳公安部门排查当地的网约车司机时的发现：8000名网约车司机中，有吸毒前科的人员1425名、肇事肇祸精神病人1名、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1661名——姑且不论这一统计是否夸张，在顺风车产品的“社交”与“相亲”设定之下，乘客无疑面临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现实的悲剧也不断证实这一点。

这起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公众巨大质疑与责问。无论是滴滴作为平台、却未能负起监管责任的表现，还是事后声明的模棱两可，都让民众感到极为愤慨，并发出不同的讨论面向。从分辨平台与警方的责任归属，到探讨“赋予顺风车产品社交价值是否合理”，每天服务1300万人的滴滴打车，正在经历自成立以来最大的质疑和挑战。

事实上，受到指责的并不只有滴滴一家科技公司。2018年以来，各类负面新闻使全球公众，都对科技公司及其领袖的态度产生了巨大变化。Facebook年初的Cambridge Analytica隐私泄露事件，短视频应用快手、火山小视频中存在未成年孕妇主播现象……

这类事件的不断发生，都使得人们不再被北京和硅谷的热血创业故事所吸引，而是迫切地想让创造这些科技公司的“大孩子”，接受现实社会的检验和质问。

科技公司承载了公众更高的道德预期

所有针对滴滴、Facebook、今日头条的指责，都暗藏了一句话：“你们不应该这样。”

企业的价值观与道德准则，向来是公司研究的重要议题。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相较被颠覆的传统行业，作为后来者的创新企业更容易受到上述拷问。

以出行行业为例，事实上，出租车司机针对女性乘客的伤害案件并不罕见，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更是此类案件的高发区域。2016年，一名上海孕妇在回家途中遭到出租车司机绑架并杀害。事后，该名司机承认自己因欠下赌债，而对乘客谋财害命。此案从动机到手法上，都和本次乐清案件有非常相似之处。

然而，这类发生在传统出租车行业的伤害案件，其引发的讨论深度、广度都远远不如滴滴。乐清案件发生后，社会舆论倾向于认为，滴滴公司价值观存在严重问题，只看重顺风车业务的高利润，却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也未能设置乘客安全防护、平台监管等机制，从而酿成惨剧。不少网友更是晒出截图，显示自己已经删除滴滴 App，以抗议管理平台不作为。这些抗议与抵制，似乎从来没有在出租车行业发生过。

相较科技公司，公众似乎对政府、传统行业抱持着更为“宽容”的态度。这种“不公平”让部分创业者感到难以理解。一位从事数字货币开发的朋友就曾向我抱怨，“银行就是一个黑箱，储户根本不知道自己钱去了哪里，作为贷款放给了谁。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会对银行如此宽容，却不愿意相信算法掌控一切的比特币？”在他的口中，同样是信息泄露，政府可以被认为是“无心之失”，但科技公司就因此饱受指责。

这些争议与指责，折射出一个有趣的面向，即相较传统行业，科技公司承载了公众更高的道德预期。所有人都了解银行的黑箱操作、出租车的安全隐患，但大家似乎已将其视为享受服务的可能风险，甚至对其报以充耳不闻的态度。

然而，传统行业的可能风险，并非不让用户焦虑，用户只是把焦虑投射到了新的科技公司身上。所有针对滴滴、Facebook、今日头条的指责，都暗藏了一句话：“你们不应该这样。”

科技公司偶像化，制造了大量的“伪社会企业”

给企业披上“社会企业”的外衣，将自己包装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们试图将产品、企业这类陈旧的概念从用户心智中抹去，让用户误以为自己加入的是一场准社会运动，从而为之投入更多财力和情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个浅显的原因在于，消费者选择科技初创公司，必然是对于现有的服务感到不满意，因此会对新公司有更高的要求。道德准则、监管能力只是其中的基础要求之一。

但这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公众永远对新公司有所期待，但Facebook们无疑背负了远超过普通公司的道德责任。这恐怕与他们经历的“偶像化”进程不无关系。

对于创新不加批判的追捧，加上充足的资金供应，这些因素使得科技领袖的公众形象，从传统企业家转变为超级英雄。他们被套上一个个样板化故事：Tesla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是上天入地、性格乖张的“硅谷钢铁侠”；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urg）是聪明绝顶、头脑冷静的“少年黑客”；Uber创始人特拉维斯•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更是亲自演出了电视剧《广告狂人》（Mad Men）的桥段。在去年的下台风波中，他被描绘为一名个性强势却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压力的白人男子，这让人联想到《广告狂人》主人公唐•德雷伯（Don Draper）从高处坠落的剪影。

从此，创业、投资成为了一种娱乐化内容，被市场与公众加以消费。在媒体、资本的四手联弹下，创投圈的故事清一色被刻画为《纸牌屋》一样气氛激烈的戏剧。投资人被称为“捕手”，创业者更被视为“颠覆者”、“救世主”、“X 神”。

这些标签化形象，加上“连接世界（Connect the world）”这类布道式的口号，用户开始将内心“改变世界”的野望、对于道德的追求都投射到科技公司及其产品身上。使用Facebook的千禧一代，某种程度上都希望成为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

事实上，这种预期很难在现实中得到回应。首当其冲的一点在于，扎克伯格们实在太年轻而未经检视了，他们并不值得公众无条件的信任与吹捧。

几个月前，我和《复杂经济学》一书的作者、帕罗奥多研究中心（PARC）访问学者布莱恩•亚瑟（Brian Arthur）教授坐下来聊了一个多小时。他最早把“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烧钱获客” 这些在几十年前离经叛道的理论写进了论文里，奠定了此后硅谷经济学的基础。我与布莱恩•亚瑟聊天时，扎克伯格刚接受完国会质询，我问布莱恩教授，“您怎么看待扎克伯格及其创造的公司给普通人带来的恐惧感？”

教授笑了笑说：“当他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未经选举被赋予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但却没有证明自己是一个正直（decent）的人。”

教授点出了问题的本源：缓解焦虑、平复道德预期的唯一方法，是科技领袖们向公众证明自己和自己创造之物的正直。但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做到。因此，硅谷的做法是，一方面在公关公司的精心维护下，通过社交网络展露其创始人与创造之物的人性一面（可能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极力证明，自己所做的事情将会给社会带来益处。

最惯常的做法，是给企业披上“社会企业”的外衣，这使得企业在获客时，容易将自己包装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此次“乐清案件”中的顺风车，就是一个典型。它们试图将产品、企业这类陈旧的概念从用户心智中抹去，让用户误以为自己加入的是一场准社会运动，从而为之投入更多财力和情感。

比如，共享出行公司宣称自己可以让人和车辆的关系，从所有权变为使用权，减少资源浪费，为社会带来正效应。它们希望给用户构建的印象是：共享出行不仅是打车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优化运力分配，节能减排。这一观点契合了时下流行的“断舍离” 概念，也暗含了环保主义的脉络。

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作为与这场“运动”共生的一部分，个体用户很难客观地看待企业发展。人们将一切美好的愿望投射到科技公司身上，得到的却只是产品上的回应。在产品背后、真正做出决策的人，却隐藏了自己。而一旦发生事故，用户却发现，自己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无法对付和拒绝的庞然大物，而这也不断加剧了用户的焦虑和愤怒。

面目模糊的科技公司，是否能承受公众预期？

它们并不比其他种类的公司来得透明、高效，因此需要和任何的商业机构一样，受到同等的关注、质疑和评定。作为用户，我们更应该客观地看待科技公司和它们的故事，洞悉每一场 “社会运动” 背后的商业逻辑与逐利的倾向。

2017年，一家美国3C硬件公司Juicero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这家公司从硅谷知名风投公司凯鹏华盈（KPCB）、Google母公司 Alphabet Inc. 等机构融到近1200万美元的资金，并推出一款售价399美元、主打免清洗的榨汁机。该公司宣称，用户需要购买其贩售的果汁包配合使用，但不少用户发现，自己用手就可以从果汁包中挤压出果汁。近400美元的榨汁机根本就是个摆设。无独有偶，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创始人，宣称凭借一滴血就能进行基因检测，其后也被揭穿，酿成科技融资界的丑闻。

Juicero榨汁机和Theranos的案例，再结合硅谷近年来的丑闻，开始让公众不得不反思“创新”二字的内涵。在以KPI为导向的“创新”下，创业者和公众，都只看到了创新的正效应，却忽略了颠覆本身是一种“破坏”，需要进化出相适应的规范准则加以约束。

这种缺乏反省、以KPI为导向的创新，很可能形成汉娜•阿伦特笔下“例行程序缺失下的无助”，亦即我们惯常所称的“平庸之恶”，而这种“平庸之恶”，实则源于一种“无思性”。在《心智生活》中，阿伦特写道：

“行为罪恶滔天，但行为者……却是十分普通、司空见惯的人，既不像恶魔也不像怪物。从他身上，看不出任何坚定的意识形态信念或特别的邪恶动机的迹象……人们能够从中发现的唯一值得注意的性格，是某种完全否定性的东西：那不是愚蠢，而是无思性……”

公众对本次“乐清案件”的指责焦点之一，是滴滴公司一名女性产品经理对顺风车的构想，也充分展现了这位产品经理的“无思性”所带来的“平庸之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位产品经理认为，顺风车可以“让你认识比较靠谱的人，获得好的社交体验，它就变成了一种收益。这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一个场景，就像咖啡馆、酒吧一样”。她还认为，顺风车的运用场景，是一种很sexy的设想，而顺风车的广告，也在不断地出现程度不同的性暗示——连续发生的乘客被强奸和杀害悲剧，也让公众对这一产品的“邪恶”设定愤怒不已。

我们可以试图推演一下这位产品经理的思考过程。因为“社交”是创业皇冠上的明珠，可以承载非常多的商业模式，而出行，又的确是少数未被腾讯这样的社交巨头涉足的领域。此外，顺风车打着社交的旗号，还可以避开监管部门对网约车的约束。加上它轻运营的模式，怎么看都可以成为企业的“现金牛”。

“说一个好故事”，被认为是创业者的必备技能之一。这位产品经理无疑精通于此。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在现实中站稳脚跟，像滴滴顺风车的大行其道，就忽视了现实社会的不安全隐患。而绝大多数共享经济公司，除了在安全上缺乏考虑，也很少提及自己的“创新”所造成的资源浪费。

2015年，我刚到北京工作，入职第一天就收到了一百多封商业计划书，绝大多数都与共享经济、O2O概念有关。我下楼走了一趟，地铁口被地推大军团团包围，每个人手里举着二维码，告诉来往的行人扫码下载App就可以赠送礼品。

这是庞大的创业-投资闭环的缩影。创业公司拿投资人的钱补贴用户，培育使用习惯，待公司长大后，投资人退出获利，再投资新公司，继续补贴用户。这种看似正常的闭环运转了两三年，直到共享单车造成的大量损耗与浪费后，才开始被公众质疑不合理。而原先，因为钱被烧在虚拟服务（比如美甲、打车）上，所以公众并没有什么感觉。直到类似于“共享单车坟场”的照片大量传出后，大家才开始惊呼：原来我们不知不觉间，已经浪费了这么多资源和钱？

而这时候，民众才发现为时已晚。当他们需要问责的时候，惊讶地发现“科技领袖们”的面目是如此模糊。扎克伯格是一个怎样的人？Facebook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没有人能说得清。这就是硅谷既聪明又愚蠢的地方：“连接世界”这样中性的口号，怎么看都是有利无弊，足以堵住所有人的嘴。放到中国，无论是共享单车的恶性竞争，还是滴滴顺风车的暧昧暗示，所造成的恶性情况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除非酿成如乐清案件一般重大的恶性公共事件，中国公众更加缺乏问责的手段与质疑的权利。

但细究起来，这些口号都普遍缺乏一套自洽的世界观，难以承受现实社会的检验。“Don’t be evil”是正确的方向，那我们应该如何界定evil？比如，硅谷公司惯用的避税手法，这是否算一种evil？乐清案件中滴滴平台将一位女性和杀人犯 “连接”到了一起，这种连接为什么没被产品经理考虑到？为什么从一开始，这种可能出现安全事故的“连接”，被肆无忌惮的鼓励？

针对这些问题的模糊答案，加剧了猜测和阴谋论的形成。公众看似了解这些产品，却对背后的人一无所知。上世纪末，就有谣言称比尔•盖茨是光照派成员，最近又有人认为扎克伯格来自外太空。本次乐清案件爆发后，滴滴总裁柳青的家庭背景，也很快成为讨论焦点。这些传言，有的荒诞不经，有的捕风捉影。但是，无稽之谈也好，空穴来风也罢，这些情况的根本原因，都在于这些科技公司，在成长为巨头的过程中，一直缺乏清晰、正直（integrity）的形象。

因此，几个月来发生在Facebook、滴滴等科技公司身上的丑闻，足以让公众开始改变对待它们的态度。它们并不比其他种类的公司来得透明、高效，因此需要和任何的商业机构一样，受到同等的关注、质疑和评定。作为用户，我们更应该客观地看待科技公司和它们的故事，洞悉每一场“社会运动”背后的商业逻辑与逐利的倾向。

文章最后，我想引用鼠标的发明者Doug Engelbart面对“人工智能之父”Marvin Minsky说的话：

“你想让机器变得更聪明？在此之前，你打算对人类做点什么呢？”

（洛德，互联网从业者，创业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