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GOOGLE因涉嫌违反欧盟反垄断规定而被罚款43.4亿欧元，理由是GOOGLE利用Android系统作为巩固搜索引擎主导地位的工具，企图限制其他企业参与竞争；不仅使对手无法进行创新，也让欧洲消费者无法分享多元竞争后的好处。
近来GOOGLE又传出将重返中国市场，提出计划代号为Dragonfly（蜻蜓）的搜寻引擎，并可能与中资合伙做为探路。若消息属实，新的搜寻引擎将具有自我审查机制，能够过滤掉中国政府禁止的网站与敏感信息。
短短两个月，GOOGLE两度被迫上火线。在中国部分，可能是公司内部泄密，很快在员工间引起轩然大波，千人连署反对；在欧盟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川普）获知消息后，则抨击欧盟此举是占美国便宜，呼应先前他称欧盟为“敌人”之说。
乍看之下，这些是发生在欧美中三大地区的两件事，除了主角都是GOOGLE之外，似乎并无关联；但事实上，GOOGLE的案例不只反映了美欧、美中之间的法律及互联网方面的观念差距，也凸显了三方其实一直都在进行较少人发掘的数位贸易（Digital War）战争，而这场战争的重要性更甚于现在的关税战，因为它代表着未来。
中美欧数位贸易体量庞大
先来了解何谓“数位贸易”。数位贸易指的是利用网路搜寻、下载、行销，以及买卖商品与服务的交易行为，但不包括商品本身的价值。通常分为信息与通信科技（ICT）服务，与潜在ICT（Potentially ICT-Enabled，PICTE）服务一同被归类为服务贸易。比如在电子平台订购智能手机，被列入计算潜在ICT消费金额的可能有交易手续费、运费、保险费、网路连结费、电子平台租金等，而手机的金额并不在其中。
了解国际贸易的人都知道，数位贸易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估算，2016年美国ICT服务出口约660亿美元（下同）、顺差240亿，PICTE服务出口约为4000亿、顺差近1600亿。
欧盟大致相同，若排除内部贸易，2016年ICT与PICTE服务出口近5700亿，顺差约1500亿。欧盟是美国ICT相关服务最大的出口地，而美国也是非欧盟会员国的最大出口地。
中国方面由于资料较难取得、定义也不尽相同，所以BEA没有相关统计，但可知2016年美国在ICT服务上对中国享有7亿顺差、PICTE为87亿顺差，数字并不算大。若依照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ICT服务出口近840亿，美国近1780亿，相差颇为悬殊。
再以云端计算服务为例，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统计结果显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2016年美国云端计算服务支出约为621亿、欧盟为190亿、中国为23亿。如此可知美国不但是ICT服务的最大生产者，也是主要消费者，因此格外重视ICT领域的发展与安全。
中国ICT相关服务出口虽不如美欧，但数位贸易同样重要，只是主要集中于国内部分。根据2014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计算，中国的网路国民生产毛额（iGDP 即网路相关支出占GDP的比重）为4.4%，高于美国的4.3%。MGI更指出，数位化将是促进中国GDP的主力，预计到2025年可能贡献4到14兆人民币。
以零售电商交易额为例，2016年中国就已直逼9000亿，美国只有4000多亿；在移动支付上，中国更达7900亿，是美国的11倍。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中国国内的数位贸易应还有成长空间。正是这种空间，再加上彼此的歧见，造就了中美，乃至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冲突。
具体来看，数位贸易战的冲突点主要有二：一是美国、欧盟对上中国的市场准入；另一是欧盟对上美国的法规标准。
美欧VS中国的市场准入
以GOOGLE为例，欧盟通过立法，以反垄断和保护隐私为由挑战美国科技业者，但对美国来说，过多的监管不利商业或是执法。
具体来看，GOOGLE的市场支配地位并不违法，但它有三种做法是欧盟决定裁罚的关键：绑定搜索和浏览器应用程序，使制造商无法预先安装某些应用程序；提供制造商财务奖励，降低他们预先安装其他搜索应用程序的动力；阻止制造商使用未经批准的Android替代版本，并要他们承诺不开发、销售其他系统。
欧盟要求GOOGLE限期改善，而GOOGLE已决定上诉，官司很可能会缠讼数年。这也令人想起上世纪欧盟与微软之间长达10年的反垄断纷争，受到欧盟监管的微软业务由此大受影响。相较之下，除了天价罚款，欧盟看来仍未对GOOGLE下重手，可能忌惮引起特朗普（川普）政府的报复。
另一方面，中国认为GOOGLE若想重返，就得依循本地法律并配合政府要求，但就美国看来，GOOGLE不应只追求营利，更应坚持核心价值观和提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承诺。
众所皆知，2006至2010年间，GOOGLE曾在中国营运审查版的搜索引擎，遭到严厉的批评。之后GOOGLE发表声明，以中国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封锁网站和破解其电脑系统为由，宣布撤出中国，当时还曾一度获得喝采。
谁料如今GOOGLE重返又面临阉割批评，而高层目前仍三缄其口，未有正式回应。美国国会也已注意到此事，两党数名参议员正在展开动作，打算邀请GOOGLE的CEO进行说明，以进一步了解GOOGLE重返中国的条件。
进一步而言，美国认为中国阻止访问某些网路服务、过滤特定关键字，以及要求屏蔽搜索结果之类的政策，都是戕害美国商业利益。尽管中国政府设立防火墙的主要目在于社会维稳，但同时也对外资设下各种非关税屏障（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NTB），起到保护并壮大中国网路、电信企业的效用。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基于以上原因对美国的网路平台服务多所刁难，使得美国企业不得不陆续退出中国市场。像是过去GOOGLE还在中国经营的年代，就有人发现访问者会被重新定向到百度，雅虎与微软的搜寻引擎亦然，反应中国政府利用审查制度来实现中国企业的经济利益。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网路企业已经成长到世界顶级的规模，足以与美国企业分庭抗礼，更傲视各国。但即使中国政府不必再用重新定向这类手段，仍陆续推出一些法令政策引起美国与西方不满，这可从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每年的“国家贸易评估”（NTE）得知。
去年NTE指出，除了网路过滤与封锁的老问题，中国还有对于云端计算和数据流的限制，因为政府不允许外资企业直接在中国境内提供这类服务。基于《网络安全法》，中国开始严格限制使用外企通常用来与母国总部交换资料、或进入内部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虚拟私人网路（VPN）或租用线路。中国一旦设限就会造成跨境传输的困难，外企可能要装设额外的安全设备、增加营运成本。
“数据本地化”培养自家冠军
今年NTE又特别指出数据本地化（Data Localization）的障碍，指的是一国政府规定该国公民的数据存储于境内或管辖区，并限制跨境数据流动。许多国家，如奈及利亚（尼日利亚）、俄国、土耳其、越南、印尼、韩国等，都有类似的要求。但中国独特之处在于数据本地化的全面性，不仅包括个人信息，还包括关键信息基础设施（CII）的重要数据。
依照中国《网络安全法》，除了通信、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领域属于CII之外，凡是会影响国安、民生等条件的基础设施也都被囊括，等于涵盖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这些数据都必须存储在中国境内，若要向国外传输，则需政府相关单位批准。虽然整体监管和标准制定工作仍不完整，但模糊的法律让USTR认为已对外企构成障碍。
另外，本地化策略还要求使用本地生产的硬体或软体，或规定网路电信运营商购买通过国家安全审查的产品和服务。中国目前只有十家电信商、网络服务商通过审核，全部都是中企，包括阿里、华为、中国移动等巨头，得以运行云端计算服务，内容则多属于处理电子政务。
若是外企想要参与，则必须与中企结成伙伴关系。像是去年苹果与中国国企云上贵州合作，在贵州建立iCloud数据中心，储存中国用户的资料。尽管苹果表示没有为中国政府留后门，但云上贵州已成立共产党的相关工作委员会来监督业务，很难让人相信不存在政治力量干涉。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与政府未必同调，有时应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数年前中国《网络安全法》未诞生、美中贸易冲突也还能相容，网路巨头“阿里巴巴”的智库“阿里研究院”，就曾强烈支持网路的开放性。它强调跨境数据流动对阿里创办人马云设想的eWTO非常重要，并批评数据本地化的法律最终会造成网路世界的分裂。
本地化要求也可能对“智慧财产权”（IPR）构成威胁，例如以市场份额逼迫合作伙伴转让技术或专利。这部分非常难调查，因为许多外资为了中国市场，往往签下秘密协议。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联邦储备银行曾经做过估算，他们的模型显示，至2010年，中国高科技公司所拥有的技术一半以上来自外国公司。
在奥巴马（欧巴马）政府时代，这些问题多被谈判淡化，或是透过WTO机制排解，始终未获能有效处理。到了特朗普上任，情势有所转变，USTR的报告指出，就中国强制技术转让、侵权与盗窃美国的IPR，决定以301法案对中国展开报复。美国政府更强化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角色，做为保护IPR的最后关卡。
欧中数据保护制度趋同
另一方面，中国近来也公布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国家标准，列出需要个人同意与不需同意便可搜集信息的情形，以及存储、共享、转让个人数据等相关规定。有论者认为，这比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更为严密繁琐，亦可见欧盟和中国在数据保护制度上的趋同。
最明显的是两者都具有“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特征，GDPR规定即使是在欧盟之外的资料控管者或处理者，只要是对欧盟人民或公司等资料主体提供有偿或无偿的商品与服务，都适用于本规则；中国《网络安全法》虽明文表示适用于境内，但也提到若境外组织或个人危害其CII，同样会追究法律责任。
两者虽形似，但仍有差异性。对欧盟来说，数据保护既包括安全性，也包含隐私权；但在中国，更强调的是安全而非隐私。如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曾表示中国人对隐私较为开放、不如西方敏感，且愿意以隐私交换安全或便利。
而欧盟的治外法权是为了解决管辖权的冲突，而不若中国打算以法律维护所谓的“网络空间主权”。目前治外法权的概念在全球蔓延，甚至连奉行市场自由主义的国家也不例外。
如美国今年刚通过“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CLOUD），授权执法部门能合法要求网路服务商提交数据，无论数据是在境内或境外，而此法案的起源正是美国政府对于监管数据的一次大胆尝试。
几年前美国政府为调查犯罪，要求微软提交存于爱尔兰的资料，遭到微软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双方数度对簿公堂，微软屡获胜诉。爱尔兰政府也声援微软，强调美国可以透过司法互助（MLA），而非单边行动。种种迹象都显示美国现行法律已经跟不上时代变化，亦无法和他国有效协调。
因此，美国国会火速通过CLOUD，虽然此法案诞生的契机是与微软的官司，但CLOUD其实有助于美国创立新标准，在保护隐私与政府治理之间取得平衡。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碰上GDPR势必会面临许多问题，若有法律依靠，也多了谈判筹码。如上述微软一案，微软若未经爱尔兰同意交出资料，便有极大的可能会触犯GDPR罚则。
需注意的是，CLOUD可说是MLA的升级版，并非立法建构网路主权。因为它允许外国政府在征求美国政府同意后，得获取存储于美国的该国公民相关记录，亦允许外国政府得以执行与美国相同的执法方式，像是监听、追踪等，但不包括搜索。请求调查的范围则限于严重犯罪，且该国政府要能遵守对公民自由的实质性与程序性的保护。
欧盟VS美国法规
再者，中国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网路法律，较之欧盟缺少可行性与可信度，主要是用来对内而非对外，因此尚不致于影响到世界。但欧盟立法除了保障数据外，更想要借此推进其价值观，成为全球网路法律的规则制定者，这就不免会与美国发生冲突。
说穿了，激发欧盟订立GDPR的主因之一，是美国政府与企业的妄为。例如史诺登（斯诺登）揭露美国政府的监视计划，以及FB、UBER等企业爆发的数据丑闻，林林总总都加深欧盟与美国的嫌隙。
最近，欧盟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暂停“隐私盾（Privacy Shield）协议”，原因是美国执行法规不够努力，未能为欧盟公民提供足够的数据保护，亦即FB的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泄露事件。隐私盾是欧美在2016年签订的个人数据保护协定，欧盟以此要求美国符合欧盟的数据法规。
讽刺的是，欧盟执委会去年年底才刚结束隐私盾的年度审查，报告显示大致符合欧洲数据保护标准。虽然此决议不具拘束力，但也获得部分行政官员赞同。多数欧盟人士均认为，隐私盾稍嫌过时，幸好现在有GDPR可提供更完整的保护；在不停止隐私盾的前提下，美国必须对欧盟做出适当回应，以平息疑虑。
掀开数位贸易战面纱 美欧中三面貌
综上所述，不难理解数位贸易战的初貌。美国格外强调数据自由跨越国界，有利于其主导全球云端与网路业务的超级巨人；中国树立强大的防火墙，并寻求培养自己的冠军；欧盟企图以规则约束网路强权，保护得来不易的利益与隐私。
过去国际贸易的主要玩家是发达经济体与跨国公司，随着全球化的脚步，发展中经济体也陆续加入，但毕竟仍是少数。再随着数位全球化的发展，数以千万计的小公司，甚至个人都有机会参与数位贸易的行列。这让任何人都可借由网路与远方的买卖家做生意，形成新型的依赖关系。
但也就是这种依赖，使得国家变得脆弱。以隐私盾为例，若是喊停，美欧之间会有三千多个认证组织、数十万人受到影响；围绕著美中IPR的纷争，也因为关税问题使得美企或其他外资将更难进入中国市场。各方都了解这场战役的危险，但没有谁愿意先认输。
相较于欧盟立法的捷足先登、中国市场的广纳百川，美国察觉到自己的弱势，正在开始急起直追，从民间到政府各有不同的做法。如微软倡议缔结“数位日内瓦公约”（Digital Geneva Convention），要求各国不要发起对私人部门、关键基础设施或智慧财产权的网路攻击。这既是为了维护安全开放的ICT环境，也是在回应俄、中等国提出的国际信息安全行为准则，其目的在于宣扬与控制网路国家主权。
就后者而言，特朗普政府偏好双边协商甚于多边协定，一来想达成多边协定旷日费时，解决个别网路问题比追求集体规范更加实际；再来欧中两大经济体各有打算，都想推广自己的模式，已经不存在多边协商的气氛。三者的目标既重叠又相斥，在无法产生共识前，未来将可见更多的冲突。
（徐子轩，LUCIO策略顾问总监，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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