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GOOGLE因涉嫌違反歐盟反壟斷規定而被罰款43.4億歐元，理由是GOOGLE利用Android系統作為鞏固搜索引擎主導地位的工具，企圖限制其他企業參與競爭；不僅使對手無法進行創新，也讓歐洲消費者無法分享多元競爭後的好處。
近來GOOGLE又傳出將重返中國市場，提出計劃代號為Dragonfly（蜻蜓）的搜尋引擎，並可能與中資合夥做為探路。若消息屬實，新的搜尋引擎將具有自我審查機制，能夠過濾掉中國政府禁止的網站與敏感訊息。
短短兩個月，GOOGLE兩度被迫上火線。在中國部分，可能是公司內部洩密，很快在員工間引起軒然大波，千人連署反對；在歐盟部分，美國總統特朗普（川普）獲知消息後，則抨擊歐盟此舉是佔美國便宜，呼應先前他稱歐盟為「敵人」之說。
乍看之下，這些是發生在歐美中三大地區的兩件事，除了主角都是GOOGLE之外，似乎並無關聯；但事實上，GOOGLE的案例不只反映了美歐、美中之間的法律及互聯網方面的觀念差距，也凸顯了三方其實一直都在進行較少人發掘的數位貿易（Digital War）戰爭，而這場戰爭的重要性更甚於現在的關稅戰，因為它代表着未來。
中美歐數位貿易體量龐大
先來了解何謂「數位貿易」。數位貿易指的是利用網路搜尋、下載、行銷，以及買賣商品與服務的交易行為，但不包括商品本身的價值。通常分為資訊與通信科技（ICT）服務，與潛在ICT（Potentially ICT-Enabled，PICTE）服務一同被歸類為服務貿易。比如在電子平台訂購智能手機，被列入計算潛在ICT消費金額的可能有交易手續費、運費、保險費、網路連結費、電子平台租金等，而手機的金額並不在其中。
了解國際貿易的人都知道，數位貿易對美國經濟至關重要。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的估算，2016年美國ICT服務出口約660億美元（下同）、順差240億，PICTE服務出口約為4000億、順差近1600億。
歐盟大致相同，若排除內部貿易，2016年ICT與PICTE服務出口近5700億，順差約1500億。歐盟是美國ICT相關服務最大的出口地，而美國也是非歐盟會員國的最大出口地。
中國方面由於資料較難取得、定義也不盡相同，所以BEA沒有相關統計，但可知2016年美國在ICT服務上對中國享有7億順差、PICTE為87億順差，數字並不算大。若依照世界銀行的計算，2016年中國ICT服務出口近840億，美國近1780億，相差頗為懸殊。
再以雲端計算服務為例，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的統計結果顯示，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市場。2016年美國雲端計算服務支出約為621億、歐盟為190億、中國為23億。如此可知美國不但是ICT服務的最大生產者，也是主要消費者，因此格外重視ICT領域的發展與安全。
中國ICT相關服務出口雖不如美歐，但數位貿易同樣重要，只是主要集中於國內部分。根據2014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計算，中國的網路國民生產毛額（iGDP 即網路相關支出佔GDP的比重）為4.4%，高於美國的4.3%。MGI更指出，數位化將是促進中國GDP的主力，預計到2025年可能貢獻4到14兆人民幣。
以零售電商交易額為例，2016年中國就已直逼9000億，美國只有4000多億；在移動支付上，中國更達7900億，是美國的11倍。隨着中國中產階級的興起，中國國內的數位貿易應還有成長空間。正是這種空間，再加上彼此的歧見，造就了中美，乃至於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貿易衝突。
具體來看，數位貿易戰的衝突點主要有二：一是美國、歐盟對上中國的市場准入；另一是歐盟對上美國的法規標準。
美歐VS中國的市場准入
以GOOGLE為例，歐盟通過立法，以反壟斷和保護隱私為由挑戰美國科技業者，但對美國來說，過多的監管不利商業或是執法。
具體來看，GOOGLE的市場支配地位並不違法，但它有三種做法是歐盟決定裁罰的關鍵：綁定搜索和瀏覽器應用程序，使製造商無法預先安裝某些應用程序；提供製造商財務獎勵，降低他們預先安裝其他搜索應用程式的動力；阻止製造商使用未經批准的Android替代版本，並要他們承諾不開發、銷售其他系統。
歐盟要求GOOGLE限期改善，而GOOGLE已決定上訴，官司很可能會纏訟數年。這也令人想起上世紀歐盟與微軟之間長達10年的反壟斷紛爭，受到歐盟監管的微軟業務由此大受影響。相較之下，除了天價罰款，歐盟看來仍未對GOOGLE下重手，可能忌憚引起特朗普（川普）政府的報復。
另一方面，中國認為GOOGLE若想重返，就得依循本地法律並配合政府要求，但就美國看來，GOOGLE不應只追求營利，更應堅持核心價值觀和提出負責任的企業公民承諾。
眾所皆知，2006至2010年間，GOOGLE曾在中國營運審查版的搜索引擎，遭到嚴厲的批評。之後GOOGLE發表聲明，以中國政府限制言論自由、封鎖網站和破解其電腦系統為由，宣布撤出中國，當時還曾一度獲得喝采。
誰料如今GOOGLE重返又面臨閹割批評，而高層目前仍三緘其口，未有正式回應。美國國會也已注意到此事，兩黨數名參議員正在展開動作，打算邀請GOOGLE的CEO進行說明，以進一步了解GOOGLE重返中國的條件。
進一步而言，美國認為中國阻止訪問某些網路服務、過濾特定關鍵字，以及要求屏蔽搜索結果之類的政策，都是戕害美國商業利益。儘管中國政府設立防火牆的主要目在於社會維穩，但同時也對外資設下各種非關稅屏障（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NTB），起到保護並壯大中國網路、電信企業的效用。
也就是說，中國政府基於以上原因對美國的網路平台服務多所刁難，使得美國企業不得不陸續退出中國市場。像是過去GOOGLE還在中國經營的年代，就有人發現訪問者會被重新定向到百度，雅虎與微軟的搜尋引擎亦然，反應中國政府利用審查制度來實現中國企業的經濟利益。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中國網路企業已經成長到世界頂級的規模，足以與美國企業分庭抗禮，更傲視各國。但即使中國政府不必再用重新定向這類手段，仍陸續推出一些法令政策引起美國與西方不滿，這可從美國貿易代表處（USTR）每年的「國家貿易評估」（NTE）得知。
去年NTE指出，除了網路過濾與封鎖的老問題，中國還有對於雲端計算和數據流的限制，因為政府不允許外資企業直接在中國境內提供這類服務。基於《網絡安全法》，中國開始嚴格限制使用外企通常用來與母國總部交換資料、或進入內部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的虛擬私人網路（VPN）或租用線路。中國一旦設限就會造成跨境傳輸的困難，外企可能要裝設額外的安全設備、增加營運成本。
「數據本地化」培養自家冠軍
今年NTE又特別指出數據本地化（Data Localization）的障礙，指的是一國政府規定該國公民的數據存儲於境內或管轄區，並限制跨境數據流動。許多國家，如奈及利亞（尼日利亞）、俄國、土耳其、越南、印尼、韓國等，都有類似的要求。但中國獨特之處在於數據本地化的全面性，不僅包括個人資訊，還包括關鍵信息基礎設施（CII）的重要數據。
依照中國《網絡安全法》，除了通信、金融、公共服務、電子政務等領域屬於CII之外，凡是會影響國安、民生等條件的基礎設施也都被囊括，等於涵蓋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這些數據都必須存儲在中國境內，若要向國外傳輸，則需政府相關單位批准。雖然整體監管和標準制定工作仍不完整，但模糊的法律讓USTR認為已對外企構成障礙。
另外，本地化策略還要求使用本地生產的硬體或軟體，或規定網路電信運營商購買通過國家安全審查的產品和服務。中國目前只有十家電信商、網絡服務商通過審核，全部都是中企，包括阿里、華為、中國移動等巨頭，得以運行雲端計算服務，內容則多屬於處理電子政務。
若是外企想要參與，則必須與中企結成夥伴關係。像是去年蘋果與中國國企雲上貴州合作，在貴州建立iCloud數據中心，儲存中國用戶的資料。儘管蘋果表示沒有為中國政府留後門，但雲上貴州已成立共產黨的相關工作委員會來監督業務，很難讓人相信不存在政治力量干涉。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企業與政府未必同調，有時應是無可奈何的選擇。數年前中國《網絡安全法》未誕生、美中貿易衝突也還能相容，網路巨頭「阿里巴巴」的智庫「阿里研究院」，就曾強烈支持網路的開放性。它強調跨境數據流動對阿里創辦人馬雲設想的eWTO非常重要，並批評數據本地化的法律最終會造成網路世界的分裂。
本地化要求也可能對「智慧財產權」（IPR）構成威脅，例如以市場份額逼迫合作夥伴轉讓技術或專利。這部分非常難調查，因為許多外資為了中國市場，往往簽下秘密協議。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聯邦儲備銀行曾經做過估算，他們的模型顯示，至2010年，中國高科技公司所擁有的技術一半以上來自外國公司。
在奧巴馬（歐巴馬）政府時代，這些問題多被談判淡化，或是透過WTO機制排解，始終未獲能有效處理。到了特朗普上任，情勢有所轉變，USTR的報告指出，就中國強制技術轉讓、侵權與盜竊美國的IPR，決定以301法案對中國展開報復。美國政府更強化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角色，做為保護IPR的最後關卡。
歐中數據保護制度趨同
另一方面，中國近來也公布個人信息安全規範的國家標準，列出需要個人同意與不需同意便可蒐集資訊的情形，以及存儲、共享、轉讓個人數據等相關規定。有論者認為，這比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更為嚴密繁瑣，亦可見歐盟和中國在數據保護制度上的趨同。
最明顯的是兩者都具有「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的特徵，GDPR規定即使是在歐盟之外的資料控管者或處理者，只要是對歐盟人民或公司等資料主體提供有償或無償的商品與服務，都適用於本規則；中國《網絡安全法》雖明文表示適用於境內，但也提到若境外組織或個人危害其CII，同樣會追究法律責任。
兩者雖形似，但仍有差異性。對歐盟來說，數據保護既包括安全性，也包含隱私權；但在中國，更強調的是安全而非隱私。如百度董事長李彥宏曾表示中國人對隱私較為開放、不如西方敏感，且願意以隱私交換安全或便利。
而歐盟的治外法權是為了解決管轄權的衝突，而不若中國打算以法律維護所謂的「網絡空間主權」。目前治外法權的概念在全球蔓延，甚至連奉行市場自由主義的國家也不例外。
如美國今年剛通過「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數據」（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CLOUD），授權執法部門能合法要求網路服務商提交數據，無論數據是在境內或境外，而此法案的起源正是美國政府對於監管數據的一次大膽嘗試。
幾年前美國政府為調查犯罪，要求微軟提交存於愛爾蘭的資料，遭到微軟以保護隱私為由拒絕，雙方數度對簿公堂，微軟屢獲勝訴。愛爾蘭政府也聲援微軟，強調美國可以透過司法互助（MLA），而非單邊行動。種種跡象都顯示美國現行法律已經跟不上時代變化，亦無法和他國有效協調。
因此，美國國會火速通過CLOUD，雖然此法案誕生的契機是與微軟的官司，但CLOUD其實有助於美國創立新標準，在保護隱私與政府治理之間取得平衡。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碰上GDPR勢必會面臨許多問題，若有法律依靠，也多了談判籌碼。如上述微軟一案，微軟若未經愛爾蘭同意交出資料，便有極大的可能會觸犯GDPR罰則。
需注意的是，CLOUD可說是MLA的升級版，並非立法建構網路主權。因為它允許外國政府在徵求美國政府同意後，得獲取存儲於美國的該國公民相關記錄，亦允許外國政府得以執行與美國相同的執法方式，像是監聽、追蹤等，但不包括搜索。請求調查的範圍則限於嚴重犯罪，且該國政府要能遵守對公民自由的實質性與程序性的保護。
歐盟VS美國法規
再者，中國的《網絡安全法》等相關網路法律，較之歐盟缺少可行性與可信度，主要是用來對內而非對外，因此尚不致於影響到世界。但歐盟立法除了保障數據外，更想要藉此推進其價值觀，成為全球網路法律的規則制定者，這就不免會與美國發生衝突。
說穿了，激發歐盟訂立GDPR的主因之一，是美國政府與企業的妄為。例如史諾登（斯諾登）揭露美國政府的監視計畫，以及FB、UBER等企業爆發的數據醜聞，林林總總都加深歐盟與美國的嫌隙。
最近，歐盟議會通過決議，要求暫停「隱私盾（Privacy Shield）協議」，原因是美國執行法規不夠努力，未能為歐盟公民提供足夠的數據保護，亦即FB的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洩露事件。隱私盾是歐美在2016年簽訂的個人數據保護協定，歐盟以此要求美國符合歐盟的數據法規。
諷刺的是，歐盟執委會去年年底才剛結束隱私盾的年度審查，報告顯示大致符合歐洲數據保護標準。雖然此決議不具拘束力，但也獲得部分行政官員贊同。多數歐盟人士均認為，隱私盾稍嫌過時，幸好現在有GDPR可提供更完整的保護；在不停止隱私盾的前提下，美國必須對歐盟做出適當回應，以平息疑慮。
掀開數位貿易戰面紗 美歐中三面貌
綜上所述，不難理解數位貿易戰的初貌。美國格外強調數據自由跨越國界，有利於其主導全球雲端與網路業務的超級巨人；中國樹立強大的防火牆，並尋求培養自己的冠軍；歐盟企圖以規則約束網路強權，保護得來不易的利益與隱私。
過去國際貿易的主要玩家是發達經濟體與跨國公司，隨着全球化的腳步，發展中經濟體也陸續加入，但畢竟仍是少數。再隨着數位全球化的發展，數以千萬計的小公司，甚至個人都有機會參與數位貿易的行列。這讓任何人都可藉由網路與遠方的買賣家做生意，形成新型的依賴關係。
但也就是這種依賴，使得國家變得脆弱。以隱私盾為例，若是喊停，美歐之間會有三千多個認證組織、數十萬人受到影響；圍繞著美中IPR的紛爭，也因為關稅問題使得美企或其他外資將更難進入中國市場。各方都了解這場戰役的危險，但沒有誰願意先認輸。
相較於歐盟立法的捷足先登、中國市場的廣納百川，美國察覺到自己的弱勢，正在開始急起直追，從民間到政府各有不同的做法。如微軟倡議締結「數位日內瓦公約」（Digital Geneva Convention），要求各國不要發起對私人部門、關鍵基礎設施或智慧財產權的網路攻擊。這既是為了維護安全開放的ICT環境，也是在回應俄、中等國提出的國際資訊安全行為準則，其目的在於宣揚與控制網路國家主權。
就後者而言，特朗普政府偏好雙邊協商甚於多邊協定，一來想達成多邊協定曠日費時，解決個別網路問題比追求集體規範更加實際；再來歐中兩大經濟體各有打算，都想推廣自己的模式，已經不存在多邊協商的氣氛。三者的目標既重疊又相斥，在無法產生共識前，未來將可見更多的衝突。
（徐子軒，LUCIO策略顧問總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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