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方隅、陈信仲：全联超市“陈文成”争议，不谈白色恐怖就万事太平吗？

全联福利中心（全联）系台湾店数最多的超级市场，拥有超过九百个营业据点。近年来全联与奥美广告公司的行销活动都颇为成功，尤其在社群网站上常引起许多话题讨论。不过，其在本月初（8月3日）播出的一则最新的中元节广告，却引发了台湾一场政治风波。

广告内容是让“鬼魂”自述心得、对许多人表达感谢之意，设计颇为温馨。然而，广告播出后马上有网友发现，有诸多巧合把广告主角与白色恐怖时期一则未解之案的主人公陈文成博士联系在一起——除了外形长相酷似之外，故事时间民国70年（1981年）也与案件时间（民国70年7月2日）吻合，脸书上更一度出现广告男主角的帐号“Allen Chen”，其基本资料如出生年月、就读台大的时间点等，都与陈文成相吻合。

不料，广告播放不到一天之后旋即被全联无预警下架，全联并与奥美发表了联合声明，指称广告并未影射任何真实人物，并为了避免争议、不碰政治议题与立场而停播。有趣的是，几天后全联与奥美又再发出联合声明，指将在YouTube上限时三天放映三支被下架的原版广告，目的是为了让大众“了解广告的发想与初衷”。这三支广告分别疑似影射的人物，除了陈文成外还有丁窈窕（另有一说是林江迈）以及殷海光，都是白色恐怖时期受到迫害的人物。

事件在此一系列操作之后引发更多的讨论，其中最引人联想的是，奥美与全联之间对陈文成案件的操作到底是意外还是有意为之？然而，无论有意无意，事件都反映出，在台湾，“转型正义与历史清算”仍然属于禁忌话题，是启动阅听大众或媒体自我审查的开关。不谈政治、不想惹争议、不想面对或讨论过去这段“很政治”的历史，这种思维模式在台湾仍非常普遍，这是长期以来白色恐怖和戒严的产物。

作者按：台湾戒严令从1949年至1987年共实行了38年，是20世纪全世界最长的戒严令；一直到2011年才被叙利亚（48年）超过。

要理解这样的现象，必须从台湾转型正义的议题与历史加以考察。由此我们才能清楚理解，在人权与历史正义的议题上，相较发生过人权侵害但以积极态度面对、处理乃至清算的地方如德国、东欧等，为何台湾会产生“正义迟缓症”。

白色恐怖时期与“陈文成们”

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谈政治、总是极力避免争议呢？这必须回溯到台湾长时间的威权统治时期。全联广告疑似影射的人物包括陈文成、丁窈窕、以及殷海光，都是白色恐怖时期受到迫害的人，其中尤以陈文成事件对台湾的影响最大，但普遍来说台湾人对这段过去的历史知之甚少。

陈文成1972年负笈美国，博士毕业后，在美国卡内基美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卡尼基美隆大学）统计系任教，学术表现优异，被视为统计学界的明日之星。他在美国时就一直赞助“党外”杂志（编按：白色恐怖时期人民不能组党，反对者只能以党外、非国民党的形式存在；杂志需不断更换名字以规避审查），并公开支持“台湾为主体”的史观立场。

1981年，当他带着全家人回台探亲时即遭到“警备总部”约谈，隔天凌晨就被人发现陈尸于台大图书馆旁。官方宣称陈是“畏罪自杀”，但根据各方报告，陈文成遗体的两只手腕有被捆绑的痕迹、双手和颈部满是刺洞、曾遭受重击，他的皮带绑在胸前，鞋底发现有俗称脚尾钱（刽子手行刑后留给运尸者的钱）的一百元钞票。来台调查的美国法医魏契（Cyril Harrison Wecht，韦契特）也指出，根据遗体的落地方式与地点判断，陈文成是被人扛起往下丢，毫无可能是自杀。

陈文成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众多政治受难者之一，像这样的受难者们的实际人数，目前台湾官方仍没有完整的统计。根据“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呈报的资料，到2014年基金会停止运作为止的15年间，出面递件申请并领取受难补偿的人数有超过13000人；同一基金会的统计指出，曾经在戒严时期因思想或言论涉及“叛乱罪”而被依《动员戡乱时期检肃条例》逮捕的受难者有超过8000人，其中超过1000人被执行死刑；而根据法务部检察官陈守煌1988年曾在立院内政委员会上报告的资料，白色恐怖时期的“军事法庭”曾受理过将近3万件政治案件，无辜受难者约14万人。

然而，关于到底有多少政治受难者这样最基本的事实，都还没有被查明清楚，所有的受害者不仅没有获得法律上的平反，也从来不知道加害者是谁，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一位加害者被指认出来。

此外，更不用去谈法律程序是否正当或者是救济机制是否有效的问题了，因为在当时，法律主要是独裁者拿来对付异己的工具，除了极少数案件符合所谓叛乱或匪谍的行为外，绝大多数都是冤、错、假案。更严重的是还常常出现上级长官（如蒋介石）随意核覆刑期、甚至无故判人死刑的状况。

陈文成事件后来在美国引发高度关注。当时美国媒体已有关于国民党派“职业学生”监视海外留学生的多方报导，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并且在顶尖大学任教的陈文成遇害事件，更让许多美国人开始担忧国民党的情治系统会对美国社会造成威胁，当时《时代》杂志（Time）都报导了这个事件。

后来美国国会召开了多次的听证会，并且决议“禁止对在美国之个人采取恐吓或骚扰形式（之行为）之国家之军事援助或购买案”，明定以停止军售为条件来逼迫外国政府改善在美国校园安插职业学生的问题。后来蒋经国之所以开放党禁与报禁，其实也和美国的压力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在后来发生的江南案（刘宜良）和李亚频案当中，中华民国情治单位直接派员暗杀以及逮捕了具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更让美国决定加深促成台湾民主化的力道。

然而，现在还有很多人对这段历史不熟悉，甚至，整个台湾社会似乎还有不少人对两蒋时期抱持怀念之情，这是独裁者非常高明的政治宣传所致。

避谈政治的历史原因

对言论自由、参政自由，以及各种公民权利的打压，是独裁政权的共通特色。从国民党统治台湾以来，主要严加取缔的言论与行为包括“匪谍”以及“台独”两大类，并把统治的正当性建立在“反共复国”上。在这样的论述下，人们不能表达出思念故乡中国大陆、也不可以跟与中共相关的人事物扯上关系，只要读一点相关的书、讲一些相关言论就可能被举报为匪谍。

“台湾意识”则更要被打压。蒋氏政权以“正统中国”自居，完全不允许有人想要当“台湾人”而不当“中国人”。一直到中华民国的外交大挫败（尤其是1970年代台湾退出联合国、中美建交，台湾遭遇雪崩式断交潮）之后，蒋经国开始启用台籍菁英来巩固统治正当性，这样的论述才渐有改变。然而，从200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开始，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正式联手对付“台独”。与“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的白色恐怖时期相比，国共联手显然是一大讽刺。

不讨论政治、没有言论自由，也是为了维持整个党国的政商结构。风波主角全联超市，其前身就是党国体制的产物：“中华民国消费合作社全国联合社”，也就是所谓的“军公教福利中心”，主要就是靠着特许、国家补贴来笼络特定的群体，改制为公司之后又将资产出售给私人经营。由于台湾并没有进行类似“除垢法”（中、东欧转型正义期间，将独裁时期行使公权力的官员们指认出来并限制他们继续担任部分公职）的转型正义工程，因此过去威权统治机器当中的合作者与各大重要人物及其后代，现在仍在许多领域位居要津，其带来的后果是国家资源配置不当，存在各种补贴和优惠红利，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像全联这种理当属于全民的资产、曾以全民的税金来维持运作的企业，却被用来当成威权时期维持统治机器的工具、且后来莫名其妙就变成私人资产的状况，实在是屡见不鲜，而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希望这些事情被公开讨论或质疑。在许多学术研究当中，国民党一度被认证为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党，长期以来运用庞大的“党产”和大量的公共资源来维持自己在选举当中的优势。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民主化超过二十年之后，一直到2016年台湾才首度出现立法院的政党轮替，也才因此有了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党产会）的成立，开始清算国民党党库与国库不分的状况。

独裁者对各种政治言论进行打压，并且在经济上提供各种合作诱因，“照顾”民众生活的许多面向。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当时不谈政治其实是很“理性”的选择，最起码，也是一种重要的自保手段。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

在巩固政权为优先考量的状况之下，台湾的教育最强调的价值就是服从权威（这也是许多威权国家会强调的价值），所以诸如“司令台”这样的军队产物就照搬进了各级学校，各种服仪甚至是语言的规定（禁说方言，否则要被挂狗牌或者是处罚）都是要训练学生服从的工具。这样的教育理念，配合上经济起飞时期代工业的兴起，使得整个教育过程并不强调创意与思考，而是以追求标准答案为首要目标，人们不被鼓励去思辨不同的价值观以及处理观念间的冲突，一切都以“秩序”或“和谐”为目标。

而在台湾的社会科或历史教科书上，“人权议题”鲜少出现，即使是国民党有意强调与操作的“慰安妇”议题，也只是从“民族伤痛”等“大中华国族主义”的角度来诠释。在民进党执政时，每当当局想要修改课纲强调“白色恐怖”，却往往都会面对强烈的抗议与反弹。

作者按：在台湾的脉络下，所谓大中华国族主义（Chinese nationalism）通常包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所有台湾人都是中国人或中华民族一份子，强烈反对台湾独立或是台湾认同等价值，史观方面通常会认为中华民国仍然是正统的中国，继承中国五千年来的传统。然而，有部分的人现在会认为，“台独”对中国/中华民国的威胁已经大于中共，因此从以往的坚决反共态度，转而不否定中共、甚至希望与中共联手对抗台独。国民党从2005年连战访问中国开始的基调即是如此。

除了教育之外，在威权时期被特许成立的媒体及在这些媒体中成长起来的人，仍有不少是“大中华国族主义者”，长期以来用各种方式阻止台湾主体性的建构。例如，“台语”及各种方言曾经长期被禁说，即使在开放之后，跟台语相关的形象也一直被塑造成粗俗与低下的。在艺文创作方面，由于这段历史曾是禁忌话题，因此长期以来谈论白色恐怖的作品都很少，即使出现，也会被部分主流媒体贬低与打压。仅从这次全联广告事件就可以看到，在当下，白色恐怖相关议题依然要使用隐晦的叙事手段来进入流行文化，而即使这种操作不被批判，也仍会造成很大的反弹与压力。

不过我们同时可以看到，相关的题材在台湾造成的回响有多大。就像去年“返校”这款电脑游戏在台湾造成风潮，也是因为其以戒严时期为背景。当时不仅国外使用者一片好评，连中国都出现许多游戏心得和介绍白色恐怖背景的文章。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仍主要由保守菁英占据权力核心的媒体及娱乐界要尽全力阻止相关题材进入大众流行文化，因为有很多人不想要人们去讨论过去的那段独裁统治对社会造成的伤害。

另外，商业机构现在还要考量到商业行为会否影响投资者以及中国市场。诸如演艺人员在公开场合挥舞国旗（如周子瑜）、表达台湾是一个国家（如宋芸桦），或者曾参与过一些社会运动，便立刻被举报为台独份子、成为中国封杀对象的事件层出不穷。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台湾本土意识与台湾认同持续上升，相关题材也就成为“大中华主义者”及中共的禁忌。最近“叩头政治”正火热，中国展现极大的影响力去施压整个市场上的商业行为，严重影响多国的言论自由空间，也影响台湾及香港。

回到全联广告事件，许多人都在猜测到底全联高层知不知情、是不是仅为广告导演自己“偷渡”所为。不过从商业角度来看，公司高层和广告公司知情也是合理推测，再加上事后商家又把三支广告原型放上网，显然是一种商业操作的手段；而全联始终强调“全联是全民的超市，一向不触碰政治议题，期盼各界不要过度联想”，这本身却是再政治不过了。

菁英领导的民主化进程缺憾

为何发生人权侵害的台湾，转型正义迟迟没有处理，而在本土政权执政的这两年才（至少在宣称上）有点动作呢？除了上述已根深柢固的“不要谈政治、不要碰争议”思维模式之外，这也跟当局推动民主化和转型正义的模式有关。

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虽然不乏民间持续不断的冲撞与奋斗，但使得国民党愿意下放权力的两大重要因素是美国的压力、以及李登辉执政时期的改革措施。也就是说，是一种由上而下、菁英领导的民主化进程。

由菁英主导的民主化模式，在各种议程设定上常会以旧政权菁英的偏好为主要考量，尤其会去顾及到他们的反对意见。例如李登辉任内就有许多安抚“外省人”的举措，在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处理上，最多只能做到补偿受害者家属以及在文化层面上加以纪念。台湾的转型正义工程完全无法对冤假错案进行清算与彻查加害者，甚至追查相关档案或做成相关报告也受阻挠。当局对加害者的究责以及反省尚且不能，更遑论要落实转型正义当中最重要的“建立防止再发生机制”。

一直到近几年，零星个别的个人与团体才借由各种社会运动与社会参与，稍微唤醒台湾社会对于人权议题与政治参与的关心。然而，被这一波重视人权与社会正义的民意浪潮所推上枱面的民进党政府，也常被批评为对转型正义施政牛步。经过一番波折，文化部所辖“国家人权博物馆”才在今年3月成立、5月揭牌，同时，行政院下的独立机关“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也于5月底正式挂牌运作。这仅仅只是许多人花费了数年努力之后才有的起步，后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除了因为菁英们与社会大众对转型正义的认知不足，导致执政者怠惰之外，更因为上述提到的，在教育、传媒、价值观层面的各种影响使得转型正义总是充满正当性危机，看起来总是充满争议。这正是为什么到了今天，明明早该不是禁忌的陈文成博士，又可以因为转型正义本身的争议而被操作、被下架而再次“被消失”的悲剧成因。

转型正义远超意识形态

转型正义常被国民党及中共丑化成“搞台独”、“抄家”等私人的、党派性的恩怨，但其实转型正义的实质意义与影响远远超越意识形态。如果一个侵害人权的不义政权以及加害者们无法被追究、各种历史事件无法被记忆，那么等于告诉后来的政治参与者“凡事皆可为”，因此这是转型正义在道德上的必要性所在。

同时，转型正义揭示的是民主与人权的价值，若要遏止独裁政权对人权的侵害，仰赖的是社会对于人权与民主价值的重视、对于正义的追求。如果说，一个社会将转型正义当成重要的基准与追求的目标时，这样的社会就不容易出现独裁政权；当统治者试图集权或侵害人权的时候，人民也会起而反对和抵抗。这是转型正义的重大政治“效用”。

进一步来说，认识过去曾发生在你我周遭、自己所居住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也是一种重要的、定义“共同体”所追求的价值和范围的方式。如果我们持续追求和谐、避免争议、维持自我审查的习惯，那就永远不可能认识属于这块土地的历史、找到真正的认同。面对过去、处理集体伤痕、建立能够维系彼此并保障共同体成员的制度，对新兴民主国家来说，是迈向“共同的未来”重要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从整个东亚，甚至是世界的脉络来看，台湾目前就是位在中国向外输出威权价值的第一线，如同香港一样。台湾如果能更加注重转型正义，透过文化教育与相关政策更加努力地记忆“陈文成们”，拒绝遗忘过往台湾曾经发生的人权侵害与悲剧，那才更能够真正地去区分台湾和中国的不一样，并且有可能成为各地（例如香港或许多东南亚国家）对抗威权政治的灯塔角色。

这一切，都是“很政治”的事情。

(陈方隅，美国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候选人、菜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陈信仲，国立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