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尹月：奥姆真理教造成的日本悲剧，永远改变了村上春树的创作

2018年7月6日，日本新兴宗教团体奥姆真理教原教主麻原彰晃、原教徒新实智光、早川纪秀、中川智正等7人被执行了死刑。20天后，余下的6名原教徒也被处以极刑。

奥姆真理教自1984年成立以来犯下累累罪行，其中以1989年11月5日的坂本堤律师一家三口灭门事件、1994年6月27日的松本沙林毒气事件（死者8人，伤者约600人）和1995年3月20日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以下简称“地铁沙林事件”）最为恶劣，并称奥姆“三大事件”。

而地铁沙林事件造成13人死亡，约6300人受伤，不少人留下后遗症，其规模和烈度又远超前两次事件，是日本国内迄今为止遭受的最惨重的恐怖袭击。虽然该事件已过去二十余年，但电视屏幕映出麻原当年乱发披肩、眯缝双眼的形象时仍然令人悚然。

而目睹这一切的村上春树，正是在1995年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后，完成了自己在创作上的转向。

从“逃离”日本，到直面现实

大江健三郎认为，浓重的被动、内向、自我、对社会现实漠不关心的倾向，削弱了村上文学描摹和探索现实世界的能力。

1995年堪称日本的“至暴之年”，天灾与人祸并至。1月17日阪神大地震的伤痛尚未抚平，仅两个月后，日本社会又遭到地铁沙林事件的打击。

“一九九五年一月和三月发生的阪神大地震与地铁沙林事件，是日本战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极其重要的两大悲剧，是即使说‘日本人的意识状态因此而前后截然不同’也不为过的重大事件，”村上春树这样评价道。

阪神大地震发生时，村上还与太太阳子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5个月后，他们返回日本，村上很快投入为地震灾区募捐的活动。尽管村上曾以地震为素材创作了短篇小说集《神的孩子全跳舞》，但是与“纯粹的”天灾相比，诱因复杂的“人祸”地铁沙林事件显然更令他着迷。

1996年1月起，村上陆续采访了62位地铁沙林事件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并于1997年3月出版采访手记《地下》。他之后又采访了8名奥姆真理教信奉者和离教教徒，并于1998年11月出版了《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村上以简洁的笔触为每一个受访者素描，又将篇篇采访记录整理得如物语一般流畅而跌宕，受害者的痛苦回忆和信徒对教团生活的回顾，读来都令人惊心动魄。两部《地下》系列，是村上春树庞大作品群中绝无仅有的两册非虚构作品（散文、随笔、游记、对谈等没有被他划入non-fiction的范畴），标志着村上在创作内容和风格上的转向。

文艺评论家、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加藤典洋认为，《地下》及《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解除”了村上厌恶日本的“武装”，为他此后的作品“赋予了从未有过的广度”，也催生了众多与村上此前塑造的人物形象面目迥异的角色。

此前，村上的“日本嫌恶”表现在很多方面。他早年读书如饥似渴，却对日本文学兴趣极浅：“在我的整个成长期，从未有过被一位日本作家深深打动的经验。”从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荣获“群像新人奖”以来，他便很少与文艺界人士往来。《挪威的森林》的巨大成功，更使他觉得在日本无处藏身，无地落脚。

更重要的是，信奉自由主义的村上难以忍受集体主义气息浓重的日本社会。他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个性清冷，独来独往，吃的是三明治通心粉，喝的是咖啡红酒，爱好爵士乐和西洋古典乐，身上的日本气息模糊不可辨，俨然反映出村上“去日本化”的意图。

虽然《挪威的森林》、《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等作品备受欢迎，但村上的创作风格也遭到不少文艺评论家的抨击。大江健三郎就曾批评村上文学“打定主意对社会，甚至对最贴近个人生活的环境都不持任何能动态度。对时代风俗环境不加抵抗地被动接受，像听着背景音乐一样，毫无破绽地编织自己的内在的梦想世界。…（村上作品）未能超越对于年轻人的生活风尚的影响，无法向我国广义上的知识人群提供从现在到未来的日本和日本人的模型。”

换言之，大江健三郎认为，浓重的被动、内向、自我、对社会现实漠不关心的倾向，削弱了村上文学描摹和探索现实世界的能力。

对此，文学评论家、早稻田大学芳川泰久认为村上已通过1994-1995年出版的《奇鸟行状录》（也译为《拧发条鸟年代记》）对这类批评给出了回应。在这套卷帙浩繁的小说中，村上直笔书写暴力对人性的摧残，点明封闭性国家组织是暴力的源头，而且这种封闭性至今仍固执地存在于日本社会中。不过，两册非虚构作品《地下》的问世，则是更为正面而直接地显示出村上欲在创作中纳入能动、外向、多元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等元素的抱负。

在出版于1996年的对谈集《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中，村上告诉心理学家河合，地铁沙林事件使他对公共事务的态度从detachment（抽离/疏远）转变为commitment（参与/介入）。

“封闭的、逃避责任的”日本社会曾令他头也不回地“逃离逃离逃离”，时常避居海外，但现在他决定不再远遁，而决心与之正面相抗：“我想差不多该回日本了。返回日本，以不同于小说的形式为深入了解日本而做点像样的事情吧！这样有可能使自己找到新的存在状态和应立足的场所。”

从采访奥姆真理教开始，书写个人与体制的对立

“正确的方向”、“美好的意图”，为何竟会酿出对无辜人群施洒沙林毒气的惨剧呢？在村上看来，发动亚洲侵略战争的天皇制法西斯体制，与奥姆真理教之间可谓一脉相承。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的早上，东京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村上启动采访的初衷。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奥姆真理教信徒的采访手记收录在《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中，但第一部《地下》撰写的后记《没有标记的噩梦：我们将要去哪里呢？》，尤其是在第三部分“被转让的自我、被给予的物语”中，村上已经对奥姆信徒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村上写道，“皈依奥姆真理教的大部分人，看上去都好像为了获取麻原授予的‘自律性动力程序’，而将自我这一宝贵的个人资产、连同钥匙一并交给了麻原彰晃这座‘精神银行’的外租保险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极为惬意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交付给谁，往下就无须自己一一冥思苦索和控制自己了。”

这番分析得到了受访信徒的佐证。如原教徒岩仓晴美就在访谈中承认：“自己可以不用思考、可以不用下决定，这还是极富吸引力的。他们说一切交给我们来安排就可以了。一切有人会指示，你只要照着行动就好了。而且那指示是由已经解脱的麻原大师所下的，因此一切已经好好地为大家想过了。”而有意思的是，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港台译作：漢娜·鄂蘭）认为“逃避思考”是自我丧失的主因，是制造恶魔的导火索（即“恶的平庸性”）。

然而，与阿伦特所说不同的是，奥姆信徒将灵魂交付给麻原和教团，却往往是出于对人生意义思虑过度，而又排斥书本和学校教育，选择与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亲近，因此这种思考轻易地滑入黑暗深渊，将自我和他人的价值看作极下等低贱之物，所以“毁灭才是宇宙的法则”（原奥姆信徒狩野浩之语）。对于这些在自我厌弃的泥沼中愈陷愈深，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之灾的人而言，麻原彰晃所显示的救人“解脱”的神通不啻为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他们不惜散尽家财、与亲友斩断情缘也要抓住不放。

入教后，信徒便不再彷徨失措，一切疑问都得到解答；只要遵照教主指示尽力修行，他们便可得到解脱。因此村上认为，“信徒们并非单方面受到麻原的精神控制（mind control），并非纯粹的被动受害者。而是他们本身在积极地寻求被麻原控制，”这是十分准确的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信徒追随麻原的目的颇为崇高，坚信教主能从诺查丹玛斯的世界末日预言中将人类拯救，创造一个新世界——一个“一尘不染的高度理想国”。这种“救世”情结与上文所述的厌世情绪看似对立，却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因为憎恶肮脏的现世，所以希求完美洁净的新纪元；对“美丽新世界”的向往，反过来又强化了逃离甚至摧毁现世的欲望。在这两种情绪的反复相互作用下，虚无缥缈的愿景形成一股魔力漩涡，令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这种对于‘方向的正确性’毫不动摇的信念，不仅在这次采访的奥姆真理教教徒中，甚至在现今已不再是信徒、并对教团持批判性立场的原信徒中也可时常找见，”村上在《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的后记中感叹：“我问他们每个人：‘你为曾经加入奥姆真理教后悔吗？’问他们作为出家信徒脱离现实世界的那几年‘没有白费吗’？几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不，不后悔。不认为那段岁月白费。’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那里确实存在现世中不可能得到的纯粹的价值。因为纵使结果转换成了噩梦性质的东西，其光照辉煌而温暖的初期记忆，至今仍鲜明地留存在他们心中，而那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能够简单替代的。”

“正确的方向”、“美好的意图”，为何竟会酿出对无辜人群施洒沙林毒气的惨剧呢？

村上敏锐地指出，这过于圆满和理想的意旨饱含危机：构成现实生活的矛盾、复杂和混乱，被一套看似无懈可击的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置换后，留下大片“道义性空白”，恶和暴力的因素便由此乘虚而入，还借机披上了理性和救赎的伪装。

数名受访的奥姆信徒在教团已经彻底破产后，仍然自诩真理在握。如其中一位信徒狩野浩之认为，“奥姆（教义）之中存在非常有价值的内容。…虽然无法继续以宗教形式发扬，但必须通过自然科学加以理论化。我对无法以科学测定的东西不怎么感兴趣。…通过测定，可以排除许多危险性。”另一名信徒稻叶光治也发表了类似意见，认为“人的本质上的扭曲”，理应而且能够通过诸如冥想修行之类的手段加以“纠正”。

有趣的是，村上采访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时静静聆听，很少打断对方的讲述，但在采访奥姆信徒时，却时常忍不住与他们争辩，他回应得也非常精彩：“无法测定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的”、“我认为人应该同时从事打开无意识的黑匣子和将其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这两种作业。…但我听了（地铁沙林事件）罪犯的发言后，意识到他们没能这么做。即，分析和感情无法（在他们身上）共存。更深入地说，他们只从事分析，而将感情暂时寄放在他人那里。”

这几轮交锋，揭示出双方的根本矛盾在于，面对人性和社会的幽深复杂之处，是展开双臂拥抱、感受、探索，还是背转身去无视、咒骂、割除。至此，村上给奥姆真理教的症结做出了诊断。

作为小说家，村上坚信物语（故事）对人生的多重性、开放性表达能遏制一元化宗教（或其他封闭性体制）炮制的粗糙而单纯的“junk（垃圾、冒牌货）”，打破其制造的“精神囚笼”。村上写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谈不上幸福，更多的反而是困惑和压力。但至少情况是开放式的。你有选择权，你可以决定你生活的方式。…我写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些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找正确的生存方式的人。”

在出版两册《地下》后，村上更加自觉地将“个人与体制的对立、相克”作为其创作主题。在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1Q84》中，村上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等“小人物”对邪教组织可怖行径的抗争。日本文学翻译家、研究者林少华指出，该小说“乃是对《地下》中对奥姆真理教及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的拟写。可以说，没有纪实文学作品《地下》，就不会有十几年之后的《1Q84》。”

2002年出版的《海边的卡夫卡》和新近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村上也接连探讨了日本侵华战争对包括日本士兵在内的普通民众的摧伤。在村上看来，发动亚洲侵略战争的天皇制法西斯体制，与奥姆真理教之间可谓一脉相承。天皇等于教主，化身为独占一切价值的实体，个人的信仰自由只能依附于此而存在；国民等于教徒，其“私领域”是需要被排除的“恶”，在天皇拥有的“终极的价值”的庇护下，一切残虐的行为都得到了正当化。故此，透过小说揭露封闭性组织的暴力性邪恶本质被村上视为己任。

作为人性污浊晦暗之处的显性表达，与“地下”有关的场景更在村上作品中频频出现。村上在《地下》后记中写道：“地下对于我始终是小说的重要主题和舞台。如地道、洞穴、地下河、暗渠、地铁等类东西总是强烈吸引着（作为小说家或作为个人的）我的心。只要瞧见一眼，不，只要把那种意念（idea）放进脑袋，我的心就被领到各种物语那里。”村上反复让笔下人物历经艰险穿过深长的地道救出爱人；至于以深井来比拟黑暗的潜意识，更是他从《挪威的森林》起便多次使用的手法。

根据研究和翻译村上作品的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回忆，1996年2月，《奇鸟行状录》荣获“读卖文学奖”。评委之一大江健三郎非常喜爱这部小说，“高声朗读了第一部第十三章《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二）》中那引入注目的一段，即对间宫中尉在蒙古的一口井底等死时在阳光‘飒然’泄入井底的那一刻参透生死的描述。”

大江曾在80年代公开批评村上作品与现实世界隔膜太深，但《奇鸟》主人公身上的“积极性或战斗性”，终于赢取了他的敬意。

书写复杂矛盾的多面向，是否模糊了对国家之恶的批判？

当他从非虚构文学回归虚构文学的领域后，依然秉持其至为推崇的开放性、多重性原则，拒绝对恶的主体下定义、设框架，而致力于呈现其复杂矛盾的多面向。

不过，并非所有评论家都认可村上的尝试。

两册《地下》的相继问世，本来使东京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小森阳一对村上的印象大为改观。他在《村上春树论》一书中写道：“由于此前的村上春树是一个始终刻意同社会现实保持距离、与历史语境不相干涉的作家，所以这个时候，我对于他能够直面时代危机有过很高的期待。”然而，几年后推出的《海边的卡夫卡》却令他十分失望。小森认为，这部小说虽然涉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却剥夺了出场人物中唯一一名参战老兵中田的记忆，使他沦为一具“空壳”，无法对战时和战后的情形展开有效的回忆和讲述。这一情节布置中，无疑潜藏着“拒认历史、否认历史、抹杀历史”的问题。

小森更进一步认为，“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不仅限于菲律宾战役，还有大量足以唤起大日本帝国的常备军队发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之相关记忆的历史性事件被安插在小说之中。诉诸大众共有的社会性集体记忆，但在片刻唤起读者记忆之后，随即将其作为无可奈何之举予以宽许，甚至最终将记忆本身消解一空，这是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文本策略的一个基本结构。”

这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甚至可以完全移用于《刺杀骑士团长》中涉及战争的内容以及相关叙述在整部小说中无足轻重的地位。历史事件在村上小说中的确常以副线而非主线、点缀而非主体的形态出现，其作用无外乎为人物的身世背景添上几笔悲情色彩，为多重性叙事再添一种声音而已。

村上对历史事件意义的暧昧处理，也反应在他对恶与暴力的呈现上。

一方面，村上倾向于将个体的暴行与“以国家名义组织，并在国家权力强制下行使的人为的集团式暴力”（小森阳一语）混为一谈，似乎两者之间没有界线，可以任意流动和转化。

另一方面，虽然村上在采访奥姆教徒时，对教主和教团活动的邪恶表现出明确的体认，但当他从非虚构文学回归虚构文学的领域后，依然秉持其至为推崇的开放性、多重性原则，拒绝对恶的主体下定义、设框架，而致力于呈现其复杂矛盾的多面向。

对多元性的追求固然无可厚非，但结果就像林少华在评论《1Q84》时所指出的，村上“模糊了大善大恶大是大非之间的界线，抽空或者置换了恶的主体，使得对恶的批判、对封闭性物语的抵抗显得软弱无力。”到了《刺杀骑士团长》，恶与暴力的因子四处弥漫，随时都可在主人公“我”、“我”亦正亦邪的神秘邻居免色涉、“开白色斯巴鲁的中年男子”等出场人物身上登陆，与其潜意识中暗藏的暴力性接头并将其触发。恶的主体因此更加隐晦难辨，善恶之间的对立被一再相对化。

不过，虽然不乏上述问题，村上在漫漫40年创作生涯中，为“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而付出的巨大努力，仍然值得尊敬。他于2009年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演讲《高墙与鸡蛋》，至今读来仍感人至深：“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在村上春树心中，也许独立而坚强的灵魂守望相助，终究能够抵御体制之恶的肆虐，令类似地铁沙林事件的悲剧不再重演。

（尹月，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研究方向主要为政治心理学和日本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