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尹月：奧姆真理教造成的日本悲劇，永遠改變了村上春樹的創作

2018年7月6日，日本新興宗教團體奧姆真理教原教主麻原彰晃、原教徒新實智光、早川紀秀、中川智正等7人被執行了死刑。20天後，餘下的6名原教徒也被處以極刑。

奧姆真理教自1984年成立以來犯下累累罪行，其中以1989年11月5日的阪本堤律師一家三口滅門事件、1994年6月27日的松本沙林毒氣事件（死者8人，傷者約600人）和1995年3月20日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以下簡稱「地鐵沙林事件」）最為惡劣，並稱奧姆「三大事件」。

而地鐵沙林事件造成13人死亡，約6300人受傷，不少人留下後遺症，其規模和烈度又遠超前兩次事件，是日本國內迄今為止遭受的最慘重的恐怖襲擊。雖然該事件已過去二十餘年，但電視屏幕映出麻原當年亂髮披肩、眯縫雙眼的形象時仍然令人悚然。

而目睹這一切的村上春樹，正是在1995年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後，完成了自己在創作上的轉向。

從「逃離」日本，到直面現實

大江健三郎認為，濃重的被動、內向、自我、對社會現實漠不關心的傾向，削弱了村上文學描摹和探索現實世界的能力。

1995年堪稱日本的「至暴之年」，天災與人禍並至。1月17日阪神大地震的傷痛尚未撫平，僅兩個月後，日本社會又遭到地鐵沙林事件的打擊。

「一九九五年一月和三月發生的阪神大地震與地鐵沙林事件，是日本戰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極其重要的兩大悲劇，是即使說『日本人的意識狀態因此而前後截然不同』也不為過的重大事件，」村上春樹這樣評價道。

阪神大地震發生時，村上還與太太陽子住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5個月後，他們返回日本，村上很快投入為地震災區募捐的活動。儘管村上曾以地震為素材創作了短篇小說集《神的孩子全跳舞》，但是與「純粹的」天災相比，誘因複雜的「人禍」地鐵沙林事件顯然更令他着迷。

1996年1月起，村上陸續採訪了62位地鐵沙林事件的受害者及其家屬，並於1997年3月出版採訪手記《地下》。他之後又採訪了8名奧姆真理教信奉者和離教教徒，並於1998年11月出版了《在約定的場所：地下2》。村上以簡潔的筆觸為每一個受訪者素描，又將篇篇採訪記錄整理得如物語一般流暢而跌宕，受害者的痛苦回憶和信徒對教團生活的回顧，讀來都令人驚心動魄。兩部《地下》系列，是村上春樹龐大作品群中絕無僅有的兩冊非虛構作品（散文、隨筆、遊記、對談等沒有被他劃入non-fiction的範疇），標誌着村上在創作內容和風格上的轉向。

文藝評論家、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加藤典洋認為，《地下》及《在約定的場所：地下2》「解除」了村上厭惡日本的「武裝」，為他此後的作品「賦予了從未有過的廣度」，也催生了眾多與村上此前塑造的人物形象面目迥異的角色。

此前，村上的「日本嫌惡」表現在很多方面。他早年讀書如飢似渴，卻對日本文學興趣極淺：「在我的整個成長期，從未有過被一位日本作家深深打動的經驗。」從第一部小說《且聽風吟》榮獲「群像新人獎」以來，他便很少與文藝界人士往來。《挪威的森林》的巨大成功，更使他覺得在日本無處藏身，無地落腳。

更重要的是，信奉自由主義的村上難以忍受集體主義氣息濃重的日本社會。他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個性清冷，獨來獨往，吃的是三明治通心粉，喝的是咖啡紅酒，愛好爵士樂和西洋古典樂，身上的日本氣息模糊不可辨，儼然反映出村上「去日本化」的意圖。

雖然《挪威的森林》、《尋羊冒險記》、《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等作品備受歡迎，但村上的創作風格也遭到不少文藝評論家的抨擊。大江健三郎就曾批評村上文學「打定主意對社會，甚至對最貼近個人生活的環境都不持任何能動態度。對時代風俗環境不加抵抗地被動接受，像聽着背景音樂一樣，毫無破綻地編織自己的內在的夢想世界。…（村上作品）未能超越對於年輕人的生活風尚的影響，無法向我國廣義上的知識人群提供從現在到未來的日本和日本人的模型。」

換言之，大江健三郎認為，濃重的被動、內向、自我、對社會現實漠不關心的傾向，削弱了村上文學描摹和探索現實世界的能力。

對此，文學評論家、早稻田大學芳川泰久認為村上已通過1994-1995年出版的《奇鳥行狀錄》（也譯為《擰發條鳥年代記》）對這類批評給出了回應。在這套卷帙浩繁的小說中，村上直筆書寫暴力對人性的摧殘，點明封閉性國家組織是暴力的源頭，而且這種封閉性至今仍固執地存在於日本社會中。不過，兩冊非虛構作品《地下》的問世，則是更為正面而直接地顯示出村上欲在創作中納入能動、外向、多元和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等元素的抱負。

在出版於1996年的對談集《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中，村上告訴心理學家河合，地鐵沙林事件使他對公共事務的態度從detachment（抽離/疏遠）轉變為commitment（參與/介入）。

「封閉的、逃避責任的」日本社會曾令他頭也不回地「逃離逃離逃離」，時常避居海外，但現在他決定不再遠遁，而決心與之正面相抗：「我想差不多該回日本了。返回日本，以不同於小說的形式為深入了解日本而做點像樣的事情吧！這樣有可能使自己找到新的存在狀態和應立足的場所。」

從採訪奧姆真理教開始，書寫個人與體制的對立

「正確的方向」、「美好的意圖」，為何竟會釀出對無辜人群施灑沙林毒氣的慘劇呢？在村上看來，發動亞洲侵略戰爭的天皇制法西斯體制，與奧姆真理教之間可謂一脈相承。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的早上，東京地下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是村上啟動採訪的初衷。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奧姆真理教信徒的採訪手記收錄在《在約定的場所：地下2》中，但第一部《地下》撰寫的後記《沒有標記的噩夢：我們將要去哪裏呢？》，尤其是在第三部分「被轉讓的自我、被給予的物語」中，村上已經對奧姆信徒的心理機制進行了深刻的剖析。

村上寫道，「皈依奧姆真理教的大部分人，看上去都好像為了獲取麻原授予的『自律性動力程序』，而將自我這一寶貴的個人資產、連同鑰匙一併交給了麻原彰晃這座『精神銀行』的外租保險櫃。…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極為愜意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一旦交付給誰，往下就無須自己一一冥思苦索和控制自己了。」

這番分析得到了受訪信徒的佐證。如原教徒巖倉晴美就在訪談中承認：「自己可以不用思考、可以不用下決定，這還是極富吸引力的。他們說一切交給我們來安排就可以了。一切有人會指示，你只要照着行動就好了。而且那指示是由已經解脱的麻原大師所下的，因此一切已經好好地為大家想過了。」而有意思的是，漢娜·鄂蘭（HannahArendt）認為「逃避思考」是自我喪失的主因，是製造惡魔的導火索（即「惡的平庸性」）。

然而，與鄂蘭所說不同的是，奧姆信徒將靈魂交付給麻原和教團，卻往往是出於對人生意義思慮過度，而又排斥書本和學校教育，選擇與形形色色的宗教團體親近，因此這種思考輕易地滑入黑暗深淵，將自我和他人的價值看作極下等低賤之物，所以「毀滅才是宇宙的法則」（原奧姆信徒狩野浩之語）。對於這些在自我厭棄的泥沼中愈陷愈深，眼看就要遭到滅頂之災的人而言，麻原彰晃所顯示的救人「解脱」的神通不啻為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他們不惜散盡家財、與親友斬斷情緣也要抓住不放。

入教後，信徒便不再彷徨失措，一切疑問都得到解答；只要遵照教主指示盡力修行，他們便可得到解脱。因此村上認為，「信徒們並非單方面受到麻原的精神控制（mind control），並非純粹的被動受害者。而是他們本身在積極地尋求被麻原控制，」這是十分準確的判斷。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信徒追隨麻原的目的頗為崇高，堅信教主能從諾查丹瑪斯的世界末日預言中將人類拯救，創造一個新世界——一個「一塵不染的高度理想國」。這種「救世」情結與上文所述的厭世情緒看似對立，卻是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因為憎惡骯髒的現世，所以希求完美潔淨的新紀元；對「美麗新世界」的嚮往，反過來又強化了逃離甚至摧毀現世的慾望。在這兩種情緒的反覆相互作用下，虛無縹緲的願景形成一股魔力漩渦，令人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這種對於『方向的正確性』毫不動搖的信念，不僅在這次採訪的奧姆真理教教徒中，甚至在現今已不再是信徒、並對教團持批判性立場的原信徒中也可時常找見，」村上在《在約定的場所：地下2》的後記中感嘆：「我問他們每個人：『你為曾經加入奧姆真理教後悔嗎？』問他們作為出家信徒脱離現實世界的那幾年『沒有白費嗎』？幾乎所有人都異口同聲地回答：『不，不後悔。不認為那段歲月白費。』這是為什麼呢？答案很簡單：因為那裏確實存在現世中不可能得到的純粹的價值。因為縱使結果轉換成了噩夢性質的東西，其光照輝煌而温暖的初期記憶，至今仍鮮明地留存在他們心中，而那不是其他什麼東西能夠簡單替代的。」

「正確的方向」、「美好的意圖」，為何竟會釀出對無辜人群施灑沙林毒氣的慘劇呢？

村上敏鋭地指出，這過於圓滿和理想的意旨飽含危機：構成現實生活的矛盾、複雜和混亂，被一套看似無懈可擊的思維模式和話語體系置換後，留下大片「道義性空白」，惡和暴力的因素便由此乘虛而入，還藉機披上了理性和救贖的偽裝。

數名受訪的奧姆信徒在教團已經徹底破產後，仍然自詡真理在握。如其中一位信徒狩野浩之認為，「奧姆（教義）之中存在非常有價值的內容。…雖然無法繼續以宗教形式發揚，但必須通過自然科學加以理論化。我對無法以科學測定的東西不怎麼感興趣。…通過測定，可以排除許多危險性。」另一名信徒稻葉光治也發表了類似意見，認為「人的本質上的扭曲」，理應而且能夠通過諸如冥想修行之類的手段加以「糾正」。

有趣的是，村上採訪地鐵沙林事件受害者時靜靜聆聽，很少打斷對方的講述，但在採訪奧姆信徒時，卻時常忍不住與他們爭辯，他回應得也非常精彩：「無法測定的東西恰恰是最重要的」、「我認為人應該同時從事打開無意識的黑匣子和將其原封不動地接受下來這兩種作業。…但我聽了（地鐵沙林事件）罪犯的發言後，意識到他們沒能這麼做。即，分析和感情無法（在他們身上）共存。更深入地說，他們只從事分析，而將感情暫時寄放在他人那裏。」

這幾輪交鋒，揭示出雙方的根本矛盾在於，面對人性和社會的幽深複雜之處，是展開雙臂擁抱、感受、探索，還是背轉身去無視、咒罵、割除。至此，村上給奧姆真理教的癥結做出了診斷。

作為小說家，村上堅信物語（故事）對人生的多重性、開放性表達能遏制一元化宗教（或其他封閉性體制）炮製的粗糙而單純的「junk（垃圾、冒牌貨）」，打破其製造的「精神囚籠」。村上寫道，「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談不上幸福，更多的反而是困惑和壓力。但至少情況是開放式的。你有選擇權，你可以決定你生活的方式。…我寫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些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尋找正確的生存方式的人。」

在出版兩冊《地下》後，村上更加自覺地將「個人與體制的對立、相剋」作為其創作主題。在2009年出版的長篇小說《1Q84》中，村上描寫了男女主人公等「小人物」對邪教組織可怖行徑的抗爭。日本文學翻譯家、研究者林少華指出，該小說「乃是對《地下》中對奧姆真理教及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這一歷史事件的擬寫。可以說，沒有紀實文學作品《地下》，就不會有十幾年之後的《1Q84》。」

2002年出版的《海邊的卡夫卡》和新近出版的《刺殺騎士團長》，村上也接連探討了日本侵華戰爭對包括日本士兵在內的普通民眾的摧傷。在村上看來，發動亞洲侵略戰爭的天皇制法西斯體制，與奧姆真理教之間可謂一脈相承。天皇等於教主，化身為獨佔一切價值的實體，個人的信仰自由只能依附於此而存在；國民等於教徒，其「私領域」是需要被排除的「惡」，在天皇擁有的「終極的價值」的庇護下，一切殘虐的行為都得到了正當化。故此，透過小說揭露封閉性組織的暴力性邪惡本質被村上視為己任。

作為人性污濁晦暗之處的顯性表達，與「地下」有關的場景更在村上作品中頻頻出現。村上在《地下》後記中寫道：「地下對於我始終是小說的重要主題和舞台。如地道、洞穴、地下河、暗渠、地鐵等類東西總是強烈吸引着（作為小說家或作為個人的）我的心。只要瞧見一眼，不，只要把那種意念（idea）放進腦袋，我的心就被領到各種物語那裏。」村上反覆讓筆下人物歷經艱險穿過深長的地道救出愛人；至於以深井來比擬黑暗的潛意識，更是他從《挪威的森林》起便多次使用的手法。

根據研究和翻譯村上作品的哈佛大學教授杰・魯賓回憶，1996年2月，《奇鳥行狀錄》榮獲「讀賣文學獎」。評委之一大江健三郎非常喜愛這部小說，「高聲朗讀了第一部第十三章《間宮中尉的長話（其二）》中那引入注目的一段，即對間宮中尉在蒙古的一口井底等死時在陽光『颯然』泄入井底的那一刻參透生死的描述。」

大江曾在80年代公開批評村上作品與現實世界隔膜太深，但《奇鳥》主人公身上的「積極性或戰鬥性」，終於贏取了他的敬意。

書寫複雜矛盾的多面向，是否模糊了對國家之惡的批判？

當他從非虛構文學回歸虛構文學的領域後，依然秉持其至為推崇的開放性、多重性原則，拒絕對惡的主體下定義、設框架，而致力於呈現其複雜矛盾的多面向。

不過，並非所有評論家都認可村上的嘗試。

兩冊《地下》的相繼問世，本來使東京大學教授、文藝評論家小森陽一對村上的印象大為改觀。他在《村上春樹論》一書中寫道：「由於此前的村上春樹是一個始終刻意同社會現實保持距離、與歷史語境不相干涉的作家，所以這個時候，我對於他能夠直面時代危機有過很高的期待。」然而，幾年後推出的《海邊的卡夫卡》卻令他十分失望。小森認為，這部小說雖然涉及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卻剝奪了出場人物中唯一一名參戰老兵中田的記憶，使他淪為一具「空殼」，無法對戰時和戰後的情形展開有效的回憶和講述。這一情節布置中，無疑潛藏着「拒認歷史、否認歷史、抹殺歷史」的問題。

小森更進一步認為，「在《海邊的卡夫卡》中，不僅限於菲律賓戰役，還有大量足以喚起大日本帝國的常備軍隊發動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之相關記憶的歷史性事件被安插在小說之中。訴諸大眾共有的社會性集體記憶，但在片刻喚起讀者記憶之後，隨即將其作為無可奈何之舉予以寬許，甚至最終將記憶本身消解一空，這是小說《海邊的卡夫卡》文本策略的一個基本結構。」

這番分析可謂一針見血，甚至可以完全移用於《刺殺騎士團長》中涉及戰爭的內容以及相關敘述在整部小說中無足輕重的地位。歷史事件在村上小說中的確常以副線而非主線、點綴而非主體的形態出現，其作用無外乎為人物的身世背景添上幾筆悲情色彩，為多重性敘事再添一種聲音而已。

村上對歷史事件意義的曖昧處理，也反應在他對惡與暴力的呈現上。

一方面，村上傾向於將個體的暴行與「以國家名義組織，並在國家權力強制下行使的人為的集團式暴力」（小森陽一語）混為一談，似乎兩者之間沒有界線，可以任意流動和轉化。

另一方面，雖然村上在採訪奧姆教徒時，對教主和教團活動的邪惡表現出明確的體認，但當他從非虛構文學回歸虛構文學的領域後，依然秉持其至為推崇的開放性、多重性原則，拒絕對惡的主體下定義、設框架，而致力於呈現其複雜矛盾的多面向。

對多元性的追求固然無可厚非，但結果就像林少華在評論《1Q84》時所指出的，村上「模糊了大善大惡大是大非之間的界線，抽空或者置換了惡的主體，使得對惡的批判、對封閉性物語的抵抗顯得軟弱無力。」到了《刺殺騎士團長》，惡與暴力的因子四處瀰漫，隨時都可在主人公「我」、「我」亦正亦邪的神秘鄰居免色涉、「開白色斯巴魯的中年男子」等出場人物身上登陸，與其潛意識中暗藏的暴力性接頭並將其觸發。惡的主體因此更加隱晦難辨，善惡之間的對立被一再相對化。

不過，雖然不乏上述問題，村上在漫漫40年創作生涯中，為「使個人靈魂的尊嚴顯現」而付出的巨大努力，仍然值得尊敬。他於2009年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發表了一篇膾炙人口的演講《高牆與雞蛋》，至今讀來仍感人至深：「我們都是人類，是超越國籍、種族、宗教的個體，是脆弱的蛋，面對着一堵叫作『體制』的堅硬的牆。我們沒有獲勝的希望。這堵牆太高，太強——也太冷。假如我們有任何贏的希望，那一定來自我們對於自身及他人靈魂絕對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來自於我們靈魂聚集一處獲得的温暖。」

在村上春樹心中，也許獨立而堅強的靈魂守望相助，終究能夠抵禦體制之惡的肆虐，令類似地鐵沙林事件的悲劇不再重演。

（尹月，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研究方向主要為政治心理學和日本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