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释昭慧：痛定思痛，解析佛门中的“结构性罪恶”

编者按：8月1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北京龙泉寺主持释学诚遭两名男弟子实名举报性侵女弟子，长达 95 页的 PDF 检举文件在网上大范围流传，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中国国国家宗教局也介入调查。事件随后沉寂，直到8月15日内地媒体报导，在当日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国佛教协会接受释学诚辞去会长一职。据称，他还将辞去全国政协常委等社会职务。

当事人被追究责任，理所应当。然而，对于佛教乃至其他宗教来说，传出性丑闻并非第一次，而宗教界中频频传出此类事件，且常存在知而不报的现象，其中个体固然当责，但结构性的问题却才是根源。佛教界为何会产生性丑闻？丑闻之后的处理手法存在哪些问题？向来走在社会前端的台湾昭慧法师，于8月7日在凤凰网上对此事撰写了评论。端传媒获作者授权，在释学诚辞职之际再度编修刊发，以求引起反思。

每当佛门发生负面丑闻时，我总不免被媒体访谈，或是受佛门同道要求，希望我能发声。日前，媒体疯传中国佛教界的重大性丑闻，我当然也不例外地面对了同样的课题。

在主观情感上，我十分期盼：这只是一起对A僧予以人格构陷的恶斗。因为我对A僧所主持的B寺中，那群温文儒雅、学养甚佳的优秀僧人，极具好感。过往无论是在哪个传承体系，我都很少看到男性僧人会如此地“以法为尊”──没有任何虚矫身段，面对一个在中国佛教界被谑称为“魔头”的区区在下，竟然在两次来台参访时造访于我，并且真诚请教。

他们的问题非常深刻，并且往往问到非常核心的关键处，显然他们不只是拥有“清华博士”之类世俗的亮丽文凭，而是在进入佛门后，拥有高质量的修学环境，让他们能在佛法与戒律方面，获得长足的进步。见弟子之素质如此，可以想见其师长之水平，以及这位师长“厚植佛门人才”的高瞻远瞩。因此虽不曾与A僧碰面，但对他自然会有某种程度的敬重，这也是理所当然。

因此，我不想针对这起还在“调查阶段”的事件，作任何对当事人的“人格品评”或“言行品评”，而想来谈谈佛门中的“结构性罪恶”。

丑闻处理三部曲：共构“结构性问题”

面对性丑闻，所有宗教机构的处理态度非常一致，往往导向如下三部曲：

第一部曲：集体禁言。用意在“顾全大局”，以减除该宗教的伤害。

第二部曲：局部地“划清界线”。若已无法集体禁言，则退而求其次，就是将事件导向“个案问题”。亦即：该宗教是没有问题的；千错万错，都是个案当事人的错。个案性格乖谬、观念偏差，以致无法领略该宗教之善之美，而受魔力支配，成为歧途亡羊。

第三部曲：“杜绝言路”。倘有哪个不长眼的晚辈或信徒，胆敢提出询问或质疑，在佛门，必将端出“僧事僧决”、“白衣无权干预”之类，极度拉高僧权的姿态，用以杜绝悠悠之口。其他宗教也有类似手法，在此不赘。

这三部曲，共构了各宗教当局的“结构性问题”。吾人必须从根源处，勘破它所导致的迷思，否则有心人即便再热情护教，也往往只是在“挖肉补疮”，无济于事！

顾全大局的迷思：丑闻曝光，真的是坏事吗？

任何一起性丑闻一旦曝光，对佛门肯定是有伤害的。本次佛门中那些呼吁“顾全大局”的种种言论，其实并不意外，这已是各宗教当局在面对丑闻时，相当一致的“制约反应”。

个人以为，宗教性丑闻曝光，真的不是什么坏事。为了“顾全大局”，而劝受害者隐忍了事，对勇敢揭发丑闻的受害人或第三者，却予以强烈挞伐，让受害者永远躲在阴暗角落独自哭泣，让更多无辜的修道人乃至信众，因无预警而“前仆后继”地羊入虎口，这才真正是因果链上最可怕的“共犯结构”！

个案问题的迷思：佛门中人就请不要掩耳盗铃

将事件导向“个案问题”，让所有罪孽全数由当事人背负起来，这种做法，看似缩小了该宗教所受到的打击面，实则忽略了在根源处的检讨与自清。

以本案为例，A僧已是中国佛教最高领袖，要说这只是他的“个案问题”，把他判为“邪师”、“邪教”，试问其谁能信？更何况，就我前面所述，由B寺学僧水平以观A僧，相貌、学养、谈吐皆在一般之上，要说那仅是A僧个人的“邪恶言行”，其谁能信？

若真诚希望佛教朝向“光明面”来发展，佛门中人就请不要掩耳盗铃，而须认真看待“性丑闻”深层，男女性别间在佛门中“权力不对等”的老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正是举报本次事件的两位男僧，最大的迷思所在。

例如：他们引用了佛门律典对女性管制较严的法规，指控A僧没有依照该诸法规，让尼众受两年学法之戒，于受戒表格上登载不实。但他们却毫不质疑：为何女僧较诸男僧，得加受两年的式叉摩那戒？古代是为了“验孕”而须如此审慎，以现代医学技术而言，“验孕”难道还可构成“女性必须推迟两年出家”的正当理由吗？两位举报人的其中一位，甚至对于女性出家，必须经由男僧投下“赞同票”，不觉有何不妥，只为“将她们送入虎口”而甚感内疚。

实则他们却完全没意会到：正是这些压制女性的佛门“法规”，让女僧人面对男僧人时，往往自惭形秽，理性缴械，主动千方百计地合理化对方的不当言行。本次事件的女性受害人C，与其师长A僧间前前后后的对白，以及C于事后所做的全面反思，倘若完全属实，那恰恰证明了：敝人长期呼吁佛门“应予正视”的，如上“性别权力不对等”课题，正是“佛门死穴”。倘若他们还死守古印度文明中产制“出来的许多非人性”“教条”不放，并且视若“佛说”、“圣旨”，那么，已曝光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肯定尼众理应受到二等待遇”的态度，还会继续打造出更多“性别权力不对等”下的受害人。

也许有人会说，即便性别平等意识，可以百分百落实于佛门之中，难道就不会有性丑闻发生的空间吗？当然还是可能有，但那时，属于“两情相悦”的丑闻必将居多，属于运用男性权柄以胁迫或催眠对方使令就范者，必将大幅减少。

“依师”的迷思：“既自卑，又自大”的矛盾综合体

举报人一再指称A僧为“邪师”，A僧所述为“邪教”，然而笔者认为，最大的“邪恶”，莫过于旁观的第三者，用些诸如“僧事僧决”、“白衣（或尼众）闭嘴”之类理由，来共同“杜绝言路”。因为，这只会再一次地复制高高在上的“男权”与“僧权”，让低“男”一等的女性，低“僧”一等的信众，习惯性地继续“依男”、“依僧”。而这正是本案关键错误──“依师”观念──的根源！
本案举报人检讨B寺情况，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僧人的主业变成了做事，而不是修行”。然而他们“校勘完成的8套32本《南山律典校释系列》”，这岂不是攸关修行的“正事”？倘若连这些“正事”都算不得是“修行”，那么他们本身的“修行”知见就已偏狭。

实则，无论是解脱道还是菩萨道，“修行”都必须依“正见”为导，以“般若”证成。就菩萨道而言，倘能“慈心”与众生相应，如实正观“缘起”，那么，“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笃信“圣教量”的佛弟子，总不会误以为《金刚经》的如上金句，是“邪师”在说“邪教”吧？

因此，个案问题倘若属实，那是在“知见”上就先出错。而且，不只是“男女双修”观念有错，也不仅是“依师”而不“依法”的观念有错，更重要的是，依“性别、僧俗、职级”而树立威权，强化尊卑，罔顾佛陀的“平等”教诫，那是最根源性的错误知见。

此一知见只要一日不除，那么，由“我慢”所延伸出来的种种骄慢或卑慢，必当层出不穷。我常说：许多佛门中人，出家后往往性格大变，不出家还没那么“变态”，原因即在于佛门中“僧尊俗卑”、“男尊女卑”的观念作祟，诱令僧尼二众双输──成为“既自卑，又自大”的矛盾综合体。若在性别、僧俗别之外，再加上了职级尊卑，这就成了日复一日的“魔性训练”，让自视尊贵者将卑微的一方予以物化，让对方成为自己的“池中之物”。

反思：痛定思痛，杜绝佛门“尊卑意识”

此时此刻，中国佛教亟须做的事，不是一手遮天，不是指归个案，不是闭塞言路，而是重拾佛法中“平等”的核心价值，视“尊卑意识”为“魔性训练”。至于个案A，即便所揭露之言行属实，那都只是再一次证明：强化“尊卑意识”的佛门规制，确确实实是容易令人长养魔性的毒药，使得A僧即使过往秉性纯朴，资质优越，依然在“尊卑意识”的长期浸淫之下，不觉“中毒”而魔性大发；A僧在严格意义下，依然是“魔性训练”的受害者，“哀矜勿喜”可也。

此时佛门最重要的课题，是痛定思痛，杜绝那些强化“尊卑意识”，且周而复始地透过日常生活与仪轨操作，而建构牢不可拔之“尊卑秩序”（特别是性别秩序）的“魔性训练”！

（释昭慧，台湾佛教比丘尼，现为玄奘大学宗教学系暨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她向来走在社运前端，关注动保、同婚、赌博等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