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纯：左翼青年与“反国家主义联盟”

自胡温体制以来，期待经由经济全球化、民间启蒙和公民社会运动共同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渐进改良主义”，已经宣告破产，这就使得不甘于接受现状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不得不另谋出路。近期的#Metoo运动，在很多社会领域中激发反响，其中之一便是，坚守旧有路线的“自由派”和一些更激进团体，难以就新近涌现的社会议题达成共识，而在自由派阵营内部，那些希望开拓新进路的成员，也和上一代人产生了隔阂。

上一代自由派“失败”的原因很多，从我自己的观察角度而言，“组织性”问题是其中之一。一方面，自由主义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而“组织”则有压抑个性的趋向，所以自由主义者里面，不管是学者、记者、作家，还是维权律师、公益从业者和社会活动家，基本都是独立的，或只属于一些连带性较弱的机构。另一方面也有大环境的原因：中国政府对任何体制外的“组织性”都十分警惕，那些稍微具有“组织性”特征的非政府机构，基本都被当局以各种借口消灭掉了；而为了尽量在政府允许的框架内活动，上一代的自由派也有意不去太多考虑“组织性”的问题。

“组织性”之所以重要，还因为我不太相信这个政权可以再维持几十年。一旦它崩盘，在不存在良性组织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政体。中间会经历什么，建立起来的又会是什么，我们都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但我不相信如刘仲敬所言，组织力量来自于带有“封建”性质的小共同体，那样的等级制和父权制的社会也绝对不是自由派该去追求的。

此外，自由派阵营的部分中青年学者也开始反思，自由派对中国革命的评价是否过于消极，忽略了它对提升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促进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平等（尽管又制造了新的不平等）所做出的贡献。这种意见不无道理，如果对1949-1978这一段时期全盘否定，那不仅大部分中国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这种叙事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恰好此前我重新看了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面高度赞扬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能力，于是我再次拎起了“怎么办”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自由派“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必须眼光向外，观察当下中国左翼青年运动的演进。

作为盟友的托派

我在教书过程中曾经涉及1900-1941年的俄国历史，其间我对托洛茨基产生了兴趣，于是把他的《俄国革命史》、《被背叛的革命》、《论列宁》和《斯大林评传》等著作都看了，后来又读了多伊彻写的《先知三部曲》，为理解托派思想及其中国行动者打下初步基础。

2018年6-7月间，我陆续去了武汉、北京、上海和南京，和这些地方的左翼青年都有接触。武汉有托派刊物《惊雷》的两个编辑，北京有大量的毛左青年，上海和南京也各有一些左翼社团。他们主动联系我，并且对我在此前文章中提到的“反国家主义联盟”非常感兴趣，也想知道所谓“左翼自由主义”，和他们理解的自由主义究竟有什么区别。

相比毛左，托派在中国的左翼里属于少数派。有个托派朋友曾经跟我开玩笑说，托派在全国可能也就几十个人，其中还要分好多派。话虽如此，今年几乎所有的追求公义的公共事件中都能看到托派的身影。有些人异常活跃，甚至让一些旁观者产生“到处都有托派”的假象。和我在武汉见面的托派，平时倒是非常低调，他们主要把时间用于经营《惊雷》杂志。《惊雷》的常驻作者很少，大部分都是翻译文章，讲的是国外左翼运动的状况。他们期待通过细水长流的方式，让托洛茨基的学说在中国生根发芽，由于人数稀少，他们对实际的政治行动暂时不抱太大的希望。

以我对托派和毛派一些理论上和直观上的认识，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毛派是国家主义的、领袖崇拜的（不管是“毛左”还是“毛右”），而托派则不容易这样。例如一个著名的托派“秋火”对毛派有过不少批评，其中最突出的两点，是言论自由和工人的主体性问题。他认为毛派普遍对不同意见缺乏宽容，不管是对派别外的人还是派别内的人。这种批评很符合托洛茨基中后期的理论精神，让我感到佩服的是，秋火这种对言论自由的坚持，几乎贯穿在他出现的任何场合。比如他批评另一位托派，说他行为专断，对待异见“更像一个毛派而不是一个托派”；他在各种左翼群里，也一直呼吁对各种言论保持宽容，不要过分纠结于派别。

毛派是国家主义的、领袖崇拜的，而托派则不容易这样。

另外，秋火对“工人的主体性”的强调，有时还经常得罪一些左翼朋友。所谓的“工人的主体性”，指的是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员、工人运动家、左翼青年、进步学生在工人运动中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定要体现工人的意志，要让普通工人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简单来说，不能犯托洛茨基所说的“包办主义”的错误。在秋火看来，毛左网站“时代先锋”最近对沈梦雨的宣传就是一种“包办主义”：里面把沈梦雨塑造成一个工运英雄，过分强调这位从中大硕士毕业的左翼青年在其中的领导作用。而秋火的批评里最让毛派恼火的是，他认为毛派就算有时表现出对“言论自由”和“工人的主体性”的支持，也是基于“实用主义”（或者说搞“统战”）的考虑，并非发自真心。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是所有托派都同意秋火对毛派的这些批评，虽然他们都会认同“言论自由”和“工人的主体性”，但有的托派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有特殊的处理。

而武汉的两个托派，又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我的认识。他们所讲的角度，更多是基于托洛茨基的理论以及后世托派的理论，而不是具体的托派和毛派的差别。在他们看来，托派的“无产阶级民主”和罗莎·卢森堡的“无产阶级民主”最大的差别在于，托派还是承认“先锋党”的作用的，有的时候工人阶级确实不会自己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而需要“先锋党”来对他们进行引导。但和斯大林派及毛派的差别在于，托派所说的“先锋党”并不是先定的，没有哪个政党可以事先垄断这一角色。“先锋党”甚至也不是武装斗争的胜利者，而是在无产阶级的民主选举中的胜利者，完全可以有很多代表工人的政党，一起参加选举，那个在选举中得到无产阶级大多数支持的政党，才是“先锋党”。

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对“先锋党”的理解同样不代表所有托派的观点（再一次反映了托派立场的多样性），但在交流当中，一个托派青年对我说，自由派和毛左里都有“改良”和“革命”之争，但托派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并不是真的那么“分裂”。

左翼自由主义和托派的理论存在极大的兼容空间。而且在实践中，托派对“言论自由”原则的坚持，不仅强于毛派，甚至可能还要强于某些自由派。

可能是出于对托洛茨基个人的同情，我总觉得托派和左翼自由主义要沟通起来并不是那么困难。二者都承认“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虽然左翼自由主义讲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看起来和“无产阶级民主”不太一样，但左翼自由主义者承认“政治自由”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一种认可平等的政治自由的制度，最好给予每个公民一定的收入保障。左翼自由主义没有说“工人的主体性”，但同样强调每个个体的“自主性（autonomy）”。最重要的是，罗尔斯（作为当代左翼自由主义的源头）认为，跟他的正义二原则完全对应的所有制是“财产所有民主制（property-owing democracy）”或“自由社会主义（free socialism）”，连“福利资本主义（welfare capitalism）”都不符合要求。这些都说明，左翼自由主义和托派的理论存在极大的兼容空间。而且在实践中，托派对“言论自由”原则的坚持，不仅强于毛派，甚至可能还要强于某些自由派。

重新审视毛左的代际分化

在今年6月10日左派网站“激流网”的讲座上，我曾经表达过上述观点。主持人对此相当肯定，说“我们彼此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共识”。而当天最让我惊讶的是，除了一个青年说“毛左是国家主义还是反国家主义，要看当时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来决定”，其他的毛左青年纷纷表示，他们都是“反国家主义者”。

这种表态让我印象颇为深刻。因为我原本理解的毛左，就是乌有之乡式的——他们虽然痛骂邓和改革开放，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还是基本肯定；“汉奸”、“卖国贼”是这些“毛左”辱骂其他人的口头禅，在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他们是坚定地站在国家一边的，不管这些利益是不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直接相关。尽管我觉得此前广州读书会的“八青年”不太一样，但要说毛左已经“集体转向”，我是不太相信的。

新一代对中共已经彻底幻灭，对工人以外的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也有明确的认同。

后来一位南京的托派朋友告诉我说，并非毛左已经集体转向，而是新一代的毛左确实和老毛左不太一样。新一代对中共已经彻底幻灭，对工人以外的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也有明确的认同，这就是为什么毛左青年会宣称自己是“反国家主义者”，还会积极地参与＃Metoo行动。其中，因为在广州组织读书会而被捕的北大哲学系毕业生张云帆就是典型。

我在北京同张云帆（以及他女友顾佳悦）长谈过一次，这次会面，让我确信他真的是毛左，而不是一个伪装成毛左的自由派。他似乎预感到我对有些问题会有不同看法，所以提前讲到毛左和托派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两边在对斯大林和毛的历史评价上，几乎没有什么共识，可以说一谈就吵，但就具体的现实问题，反而有不少共识。

张云帆眼中的苏联历史，和我自己的阅读经验当然很不一样。比如他说，“斯大林体制”（尤其是工业化和集体化）虽然冠以斯大林之名，但却不是斯大林的本意，他是被官僚集团绑架了，“斯大林体制”的设计者和推行者都是这些官僚集团。所谓的“大清洗”，也不是斯大林的主意，主导者是叶若夫。后来斯大林把叶若夫换成了贝利亚，大清洗才终于缓和下来。发布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本来就是大清洗的积极参与者和既得利益者，他后来杀掉贝利亚，将大清洗的一切责任推给斯大林，完全是倒打一耙，官僚集团自此大获全胜。

同样，张云帆和顾佳悦对毛和文革的解释，肯定和我这个自由派有很大的出入。这里面有一些是我完全无法认同的，比方说他们认为文革中的一些错误，如暴力批斗、血统论、抄家和破四旧等，都要算在官僚集团和保皇派红卫兵的头上，而毛、四人帮和造反派红卫兵都是好的。他们举出的例子是，文革中有人写“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将后半句其改成“老子反动儿造反”，意思是不认同血统论出身论。我对这些事实性的东西没法和他们达成共识，但从他们将那些错误推给官僚集团和保皇派红卫兵来看，他们至少也是不认同暴力批斗、血统论和抄家的。

另外一些，我虽然不完全赞同，但也可以理解。比如他们说，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了反对官僚集团，保皇派红卫兵利用文革来大规模地整人，在文革中死得最多的不是高级知识分子，而是造反派。这种观点我很早就在一些左派对文革的论述里看过，而且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再有一些则属于他们较为独特的看法，比如他们觉得文革中的“大民主”，不仅仅是政治机制，更深层的意义其实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说法我第一次是在汪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里看到，他们似乎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即文革打破了生产上的社会分工，可以从根源上消灭等级制和官僚主义。在武汉的时候，张云帆就对我们说，他们在生产上认可的是“鞍钢宪法”，即所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他们还给我推荐了一本夏尔·贝特兰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从各个领域描绘文革中生产关系的变化。

我之前对“毛左”的历史和内部构成并不了解。而在张云帆看来，最早的一批“毛左”，其实就是从牢里出来的那些造反派。1990年代有几十万此类人获得释放，其中一些人看到改革以来国有资产流失、工人下岗、“资产阶级”重新登场、社会贫富分化，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开始了自发的活动。张云帆和顾佳悦亲切地把这些造反派称作“老造”，他们变成“毛左”，同这些造反派对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顾佳悦说，她以前也曾相信自由主义，觉得文革是毛为了搞权力斗争而闹出来的“十年浩劫”，但她刚上大学时接触了一些“老造”，将她整个观念都颠覆了。顾佳悦的这种经历，我非常能理解：当一个国家的历史著作受到严格审查，那些亲历者所口述的历史，当然要比书本上冷冰冰的文字要显得更加可信。而且在她看来，即使是那些自由派写的关于文革的著作，它们能出版，估计也是符合某种政治宣传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就是用文革的恐怖来反塑改革的合法性。

我个人其实对造反派抱有一定的同情。一方面，正如张云帆所说，很多造反派本来就是出身“地富反坏右”，他们和保皇派红卫兵参与文革的动机，确实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文革中对造反派的清算，也是规模浩大、极其惨烈，造反派并不能算是文革中的获益者，这些钱理群先生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杨小凯认为，中国当代的政治反对，可以追溯到造反派身上，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乌有之乡”上不仅仅有毛左，还有别的左派。而有些毛左对“乌有之乡”也有很大的意见，自由派最讨厌的几个毛左人物，被很多毛左认为是投机分子。

自由派对当代的毛左，确实存在着不少误解。我本人就曾经认为毛左等于“乌有之乡”，可实际上，“乌有之乡”上不仅仅有毛左，还有别的左派。而有些毛左对“乌有之乡”也有很大的意见，自由派最讨厌的几个毛左，例如张宏良、孔庆东、司马南等，被很多毛左认为是投机分子。薄熙来当年搞“唱红打黑”，乌有之乡就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毛左里面也有一些清醒的人，从来不觉得薄熙来和其他的当权派有什么不同。张云帆就是其中一个，他记得薄熙来在大连的时候，就曾经打压过工人的抗争运动，薄的政治作秀，并不能改变他对薄的根本看法。

前几年有人做了一个中国各个省份的意识形态光谱，其中偏“右”的前五名是上海、广东、浙江、北京、江苏，偏“左”的前五名是新疆、贵州、广西、宁夏、河南，给人一种“沿海开放、内陆保守”的整体观感。但这种划分实际上比较粗糙，并不能体现出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些地方的“左”，是官方的“左”，比如新疆；有些地方的“左”，是民间的“左”（主要是毛左），比如河南。以洛阳一地为例，这里的毛左据点经常组织各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不时和官方发生冲突，被抓走者不计其数，放出来后又继续和官方对抗。我问张云帆，为什么毛左人数这么庞大，却得不到相应的关注呢？他笑着说，怎么可能，毛左既反资本主义又反体制，是最危险的群体，自由派不喜欢，当局更是头疼，怎么会让我们曝光？

有些自由派认为毛左和中共存在着某种合谋，互相借助来打压自由派。这种说法可能低估了两者之间的冲突。

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有些自由派认为毛左和中共存在着某种合谋，互相借助来打压自由派。这种说法可能低估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毛左参与了相当多的实质性抗争，比如各地的抗议强拆和护厂运动，而且他们斗争性很强，不怕坐牢，因为抗争而坐牢的毛左可能要远多于自由派。这些在自由派的主流叙事中，都是被屏蔽了的，因为自由派掌握着大部分体制外的媒体资源（包括外媒关注），所以坐牢的自由派得到许多的报导和同情，但是同样坐牢的毛左却鲜有人知道。

反国家主义联盟：一个巨大联合空间

在与这些左翼青年对谈期间，不论托派还是毛左，许多人都表达出对“反国家主义联盟”的认同，但必须说，这个联盟的困难，是不难预见的。自由派和毛左之间的嫌隙，并非一朝一夕，要让双方产生互相信任，也不可能是一日之功。在这次＃Metoo运动中，刘瑜老师将当事人在网上揭露性侵和性骚扰比作“大鸣大放大字报”，遭到了激烈批评，这也从侧面说明，“文革”在自由派那里，依然是一个精神上的禁忌。反过来说，托派和毛左对自由派同样有不少刻板印象。他们和我对谈时，听我讲到对罗尔斯两条正义原则的诠释，感到十分新鲜，因为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就是张五常或者任志强那一套。

在不少自由派看来，毛左是最危险的敌人，甚至比当局还要危险——他们人数众多，有组织性，有战斗力，在组织内部容不下异见，在组织外，一旦得胜就有可能把盟友一个个灭掉。这些说法在历史上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不过放在现实来说，这种忧虑暂时还是多余的：因为90后和00后的青年，基本是在一个“准自由主义”的环境（或借用慈继伟先生的术语，“原始自由民主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于一些最基本的自由有着天然的认同和追求，对于“个性”也有着比前代人更高的承认，这不仅可以让我们推出“潜在的青年自由派并不少”这个结论，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新一代的毛左和老毛左会有所不同。毛左内部如果不进行“整风”，这样的“准自由主义”倾向不会那么容易消灭。但就目前而言，毛左也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整风”，因为他们内部远非铁板一块，各个派别彼此独立，而且暂时没有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

还有的自由派认为，毛泽东思想本来就是国家主义，毛左宣称自己是“反国家主义”，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完全不能相信。这种说法忽略了新一代毛左的精神起源和精神特质。尽管造反派在文革中一样存在着暴力行为和内部斗争，但造反派从未真正地掌握权力，他们的精神后代也尚未习得“国家主义”。张云帆在对谈的时候，还笑着把中国在海外进行势力扩张的行为称作“中特帝”，即“中国特色帝国主义”。当然，不排除他们掌握权力以后，也和他们痛恨的官僚集团没有区别，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无法构成我们事先指控他们“国家主义”的理由。

毛左让人担忧的地方在于，由于共同分享着对毛的崇拜，新一代毛左和老一代毛左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也有被后者统战的可能。

在我看来，毛左让人担忧的地方在于，由于共同分享着对毛的崇拜，新一代毛左和老一代毛左（乌有之乡式的“保党爱国派”）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也有被后者统战的可能，在那种情况下，新毛左也不介意暂时放下“反国家主义”的姿态。换言之，“反国家主义”并不是毛左的根本原则所在，对毛的崇拜和反官僚主义才是，在这一点上，新老毛左或许没有本质的区别。

另一个困难来自自由派内部。＃Metoo蔓延到公知圈之后，尤其是在刘瑜老师的文章出来以后，自由派内部的撕裂极其严重。一些较为保守的自由派更希望这个运动基于无罪推定的前提，讲究程序正义，以法治的落实为目标，这在一些较为激进的自由派（比如我）看来既不现实也不可欲。说不现实，不仅是因为这个国家本身并不是法治国家，还因为这个运动是去中心化的，真正的主体是那些受到性侵和性骚扰的当事人，而不是平时掌握着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决定这个运动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说不可欲，是因为这会使＃Metoo的目标变得单一化，且失去它为女性赋权、撼动父权制的真正意义。

站在自由派阵营内部，我未必不能理解这些较为保守的自由派的角度：他们认为暴力革命所带来的结果，要么是革命者被尽数消灭，要么是革命者取代了原来的统治者，最后也变得和他们没有两样，所谓的“屠龙少年变成恶龙”是也。在我看来，尽管较为保守的自由派已经不能为中国的政治反对者提供有借鉴意义的愿景，但他们并非（至少暂时不是）后者的敌人。较为保守的自由派里，有不少人对国家主义一样痛恨，也希望以某种方式摆脱一个不受约束的强权政府。他们有一些人也做出过实际的行动来尝试改变这个国家，为自己曾经的理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至今没有后悔。即便以“保守”命名，体制内外的自由派也不会比体制内的左派要更保守。相比之下，某些“学院左派”一方面以所谓“激进哲学”为学术招牌，另一方面又对现实苦难视而不见，甚至为权力背书，可谓两头讨好。

在进步的自由派、女权主义者、托派和坚定的反国家主义毛左之间，可以有更大程度的共识，从而具备一个巨大的联合空间。

在进步的自由派（左翼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托派和坚定的反国家主义毛左之间，可以有更大程度的共识，从而具备一个巨大的联合空间。这种共识除了我在两篇讲左翼青年的文章中所说的民主、反国家主义、反父权制之外，从最近的一些讨论中还可以获得补充：我们承认，真正的“平等”并不只是形式上的权利平等，而是要考虑社会的“权力结构”；不独政治地位会产生权力，资本和知识，甚至性别和种族，都会产生权力；一个良序社会，应该在考虑权力结构的前提下，让所有成员都拥有真正的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和民主参与；这样的社会如果有不平等，也应该让这样的不平等以有利于最弱势群体（在各个方面）的方式存在。

对于在洛克、伯克、哈耶克薰陶下成长起来的较为保守的自由派，或许很难接受这样的原则作为共识，不过我想再次提醒的是，如果承认压迫的存在，那了解受压迫的人的需要，支援受压迫的人的斗争，不是顺理成章吗？除非他们说，他们只想要找机会移民，或者在这样的政权下能过一天是一天，又或者指望某些意外事件的发生，否则，当下由更有行动力的群体主导的抗争，难道不是唯一的出路？

需要补充的是，这只是我观察到的一个侧面，不排除我看到的很多是假象，也有可能联合的困难会远超预期。我只是希望，所有认可上述共识的人，能够放下与“自由派”和“左派”这样的派别标签有关的争论，全心全意去关注当下的现实斗争，并且在斗争实践中进一步提炼理论和共识。

或许这是在赌国运以外，我们唯一的出路。

（陈纯，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青年学者，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