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純：左翼青年與「反國家主義聯盟」

自胡温體制以來，期待經由經濟全球化、民間啟蒙和公民社會運動共同推進中國政治改革的「漸進改良主義」，已經宣告破產，這就使得不甘於接受現狀的思想者和行動者不得不另謀出路。近期的#Metoo運動，在很多社會領域中激發反響，其中之一便是，堅守舊有路線的「自由派」和一些更激進團體，難以就新近湧現的社會議題達成共識，而在自由派陣營內部，那些希望開拓新進路的成員，也和上一代人產生了隔閡。

上一代自由派「失敗」的原因很多，從我自己的觀察角度而言，「組織性」問題是其中之一。一方面，自由主義強調個性的自由發展，而「組織」則有壓抑個性的趨向，所以自由主義者裏面，不管是學者、記者、作家，還是維權律師、公益從業者和社會活動家，基本都是獨立的，或只屬於一些連帶性較弱的機構。另一方面也有大環境的原因：中國政府對任何體制外的「組織性」都十分警惕，那些稍微具有「組織性」特徵的非政府機構，基本都被當局以各種藉口消滅掉了；而為了儘量在政府允許的框架內活動，上一代的自由派也有意不去太多考慮「組織性」的問題。

「組織性」之所以重要，還因為我不太相信這個政權可以再維持幾十年。一旦它崩盤，在不存在良性組織的情況下，中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一個自由民主政體。中間會經歷什麼，建立起來的又會是什麼，我們都只能做好最壞的打算。但我不相信如劉仲敬所言，組織力量來自於帶有「封建」性質的小共同體，那樣的等級制和父權制的社會也絕對不是自由派該去追求的。

此外，自由派陣營的部分中青年學者也開始反思，自由派對中國革命的評價是否過於消極，忽略了它對提升中國國力和國際地位、促進中國社會各方面的平等（儘管又製造了新的不平等）所做出的貢獻。這種意見不無道理，如果對1949-1978這一段時期全盤否定，那不僅大部分中國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從歷史哲學的角度，這種敘事也是難以自圓其說的。恰好此前我重新看了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裏面高度讚揚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組織能力，於是我再次拎起了「怎麼辦」的問題。而要解決這一問題，自由派「閉門造車」是行不通的，必須眼光向外，觀察當下中國左翼青年運動的演進。

作為盟友的托派

我在教書過程中曾經涉及1900-1941年的俄國歷史，其間我對托洛茨基產生了興趣，於是把他的《俄國革命史》、《被背叛的革命》、《論列寧》和《斯大林評傳》等著作都看了，後來又讀了多伊徹寫的《先知三部曲》，為理解托派思想及其中國行動者打下初步基礎。

2018年6-7月間，我陸續去了武漢、北京、上海和南京，和這些地方的左翼青年都有接觸。武漢有托派刊物《驚雷》的兩個編輯，北京有大量的毛左青年，上海和南京也各有一些左翼社團。他們主動聯繫我，並且對我在此前文章中提到的「反國家主義聯盟」非常感興趣，也想知道所謂「左翼自由主義」，和他們理解的自由主義究竟有什麼區別。

相比毛左，托派在中國的左翼裏屬於少數派。有個托派朋友曾經跟我開玩笑說，托派在全國可能也就幾十個人，其中還要分好多派。話雖如此，今年幾乎所有的追求公義的公共事件中都能看到托派的身影。有些人異常活躍，甚至讓一些旁觀者產生「到處都有托派」的假象。和我在武漢見面的托派，平時倒是非常低調，他們主要把時間用於經營《驚雷》雜誌。《驚雷》的常駐作者很少，大部分都是翻譯文章，講的是國外左翼運動的狀況。他們期待通過細水長流的方式，讓托洛茨基的學說在中國生根發芽，由於人數稀少，他們對實際的政治行動暫時不抱太大的希望。

以我對托派和毛派一些理論上和直觀上的認識，我認為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毛派是國家主義的、領袖崇拜的（不管是「毛左」還是「毛右」），而托派則不容易這樣。例如一個著名的托派「秋火」對毛派有過不少批評，其中最突出的兩點，是言論自由和工人的主體性問題。他認為毛派普遍對不同意見缺乏寬容，不管是對派別外的人還是派別內的人。這種批評很符合托洛茨基中後期的理論精神，讓我感到佩服的是，秋火這種對言論自由的堅持，幾乎貫穿在他出現的任何場合。比如他批評另一位托派，說他行為專斷，對待異見「更像一個毛派而不是一個托派」；他在各種左翼群裏，也一直呼籲對各種言論保持寬容，不要過分糾結於派別。

毛派是國家主義的、領袖崇拜的，而托派則不容易這樣。

另外，秋火對「工人的主體性」的強調，有時還經常得罪一些左翼朋友。所謂的「工人的主體性」，指的是社會主義政黨的黨員、工人運動家、左翼青年、進步學生在工人運動中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定要體現工人的意志，要讓普通工人在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簡單來說，不能犯托洛茨基所說的「包辦主義」的錯誤。在秋火看來，毛左網站「時代先鋒」最近對沈夢雨的宣傳就是一種「包辦主義」：裏面把沈夢雨塑造成一個工運英雄，過分強調這位從中大碩士畢業的左翼青年在其中的領導作用。而秋火的批評裏最讓毛派惱火的是，他認為毛派就算有時表現出對「言論自由」和「工人的主體性」的支持，也是基於「實用主義」（或者說搞「統戰」）的考慮，並非發自真心。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不是所有托派都同意秋火對毛派的這些批評，雖然他們都會認同「言論自由」和「工人的主體性」，但有的托派認為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有特殊的處理。

而武漢的兩個托派，又從不同的側面豐富了我的認識。他們所講的角度，更多是基於托洛茨基的理論以及後世托派的理論，而不是具體的托派和毛派的差別。在他們看來，托派的「無產階級民主」和羅莎·盧森堡的「無產階級民主」最大的差別在於，托派還是承認「先鋒黨」的作用的，有的時候工人階級確實不會自己產生社會主義意識，而需要「先鋒黨」來對他們進行引導。但和斯大林派及毛派的差別在於，托派所說的「先鋒黨」並不是先定的，沒有哪個政黨可以事先壟斷這一角色。「先鋒黨」甚至也不是武裝鬥爭的勝利者，而是在無產階級的民主選舉中的勝利者，完全可以有很多代表工人的政黨，一起參加選舉，那個在選舉中得到無產階級大多數支持的政黨，才是「先鋒黨」。

需要補充的是，這種對「先鋒黨」的理解同樣不代表所有托派的觀點（再一次反映了托派立場的多樣性），但在交流當中，一個托派青年對我說，自由派和毛左裏都有「改良」和「革命」之爭，但托派沒有，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並不是真的那麼「分裂」。

左翼自由主義和托派的理論存在極大的兼容空間。而且在實踐中，托派對「言論自由」原則的堅持，不僅強於毛派，甚至可能還要強於某些自由派。

可能是出於對托洛茨基個人的同情，我總覺得托派和左翼自由主義要溝通起來並不是那麼困難。二者都承認「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雖然左翼自由主義講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看起來和「無產階級民主」不太一樣，但左翼自由主義者承認「政治自由」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一種認可平等的政治自由的制度，最好給予每個公民一定的收入保障。左翼自由主義沒有說「工人的主體性」，但同樣強調每個個體的「自主性（autonomy）」。最重要的是，羅爾斯（作為當代左翼自由主義的源頭）認為，跟他的正義二原則完全對應的所有制是「財產所有民主制（property-owing democracy）」或「自由社會主義（free socialism）」，連「福利資本主義（welfare capitalism）」都不符合要求。這些都說明，左翼自由主義和托派的理論存在極大的兼容空間。而且在實踐中，托派對「言論自由」原則的堅持，不僅強於毛派，甚至可能還要強於某些自由派。

重新審視毛左的代際分化

在今年6月10日左派網站「激流網」的講座上，我曾經表達過上述觀點。主持人對此相當肯定，說「我們彼此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共識」。而當天最讓我驚訝的是，除了一個青年說「毛左是國家主義還是反國家主義，要看當時無產階級的整體利益來決定」，其他的毛左青年紛紛表示，他們都是「反國家主義者」。

這種表態讓我印象頗為深刻。因為我原本理解的毛左，就是烏有之鄉式的——他們雖然痛罵鄧和改革開放，但對於中國共產黨本身，還是基本肯定；「漢奸」、「賣國賊」是這些「毛左」辱罵其他人的口頭禪，在涉及國家民族利益的問題上，他們是堅定地站在國家一邊的，不管這些利益是不是與無產階級的利益直接相關。儘管我覺得此前廣州讀書會的「八青年」不太一樣，但要說毛左已經「集體轉向」，我是不太相信的。

新一代對中共已經徹底幻滅，對工人以外的其他弱勢群體的利益也有明確的認同。

後來一位南京的托派朋友告訴我說，並非毛左已經集體轉向，而是新一代的毛左確實和老毛左不太一樣。新一代對中共已經徹底幻滅，對工人以外的其他弱勢群體的利益也有明確的認同，這就是為什麼毛左青年會宣稱自己是「反國家主義者」，還會積極地參與＃Metoo行動。其中，因為在廣州組織讀書會而被捕的北大哲學系畢業生張雲帆就是典型。

我在北京同張雲帆（以及他女友顧佳悅）長談過一次，這次會面，讓我確信他真的是毛左，而不是一個偽裝成毛左的自由派。他似乎預感到我對有些問題會有不同看法，所以提前講到毛左和托派在歷史問題上的分歧：兩邊在對斯大林和毛的歷史評價上，幾乎沒有什麼共識，可以說一談就吵，但就具體的現實問題，反而有不少共識。

張雲帆眼中的蘇聯歷史，和我自己的閲讀經驗當然很不一樣。比如他說，「斯大林體制」（尤其是工業化和集體化）雖然冠以斯大林之名，但卻不是斯大林的本意，他是被官僚集團綁架了，「斯大林體制」的設計者和推行者都是這些官僚集團。所謂的「大清洗」，也不是斯大林的主意，主導者是葉若夫。後來斯大林把葉若夫換成了貝利亞，大清洗才終於緩和下來。發布秘密報告的赫魯曉夫，本來就是大清洗的積極參與者和既得利益者，他後來殺掉貝利亞，將大清洗的一切責任推給斯大林，完全是倒打一耙，官僚集團自此大獲全勝。

同樣，張雲帆和顧佳悅對毛和文革的解釋，肯定和我這個自由派有很大的出入。這裏面有一些是我完全無法認同的，比方說他們認為文革中的一些錯誤，如暴力批鬥、血統論、抄家和破四舊等，都要算在官僚集團和保皇派紅衞兵的頭上，而毛、四人幫和造反派紅衞兵都是好的。他們舉出的例子是，文革中有人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江青將後半句其改成「老子反動兒造反」，意思是不認同血統論出身論。我對這些事實性的東西沒法和他們達成共識，但從他們將那些錯誤推給官僚集團和保皇派紅衞兵來看，他們至少也是不認同暴力批鬥、血統論和抄家的。

另外一些，我雖然不完全贊同，但也可以理解。比如他們說，毛發動文革的動機是為了反對官僚集團，保皇派紅衞兵利用文革來大規模地整人，在文革中死得最多的不是高級知識分子，而是造反派。這種觀點我很早就在一些左派對文革的論述裏看過，而且有一定的事實根據。

再有一些則屬於他們較為獨特的看法，比如他們覺得文革中的「大民主」，不僅僅是政治機制，更深層的意義其實是生產關係的變革。這種說法我第一次是在汪暉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裏看到，他們似乎也是沿着這個思路，即文革打破了生產上的社會分工，可以從根源上消滅等級制和官僚主義。在武漢的時候，張雲帆就對我們說，他們在生產上認可的是「鞍鋼憲法」，即所謂的「兩參一改三結合」。他們還給我推薦了一本夏爾·貝特蘭的《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從各個領域描繪文革中生產關係的變化。

我之前對「毛左」的歷史和內部構成並不了解。而在張雲帆看來，最早的一批「毛左」，其實就是從牢裏出來的那些造反派。1990年代有幾十萬此類人獲得釋放，其中一些人看到改革以來國有資產流失、工人下崗、「資產階級」重新登場、社會貧富分化，感到痛心疾首，於是開始了自發的活動。張雲帆和顧佳悅親切地把這些造反派稱作「老造」，他們變成「毛左」，同這些造反派對他們的影響是分不開的。顧佳悅說，她以前也曾相信自由主義，覺得文革是毛為了搞權力鬥爭而鬧出來的「十年浩劫」，但她剛上大學時接觸了一些「老造」，將她整個觀念都顛覆了。顧佳悅的這種經歷，我非常能理解：當一個國家的歷史著作受到嚴格審查，那些親歷者所口述的歷史，當然要比書本上冷冰冰的文字要顯得更加可信。而且在她看來，即使是那些自由派寫的關於文革的著作，它們能出版，估計也是符合某種政治宣傳的需要，而這種需要就是用文革的恐怖來反塑改革的合法性。

我個人其實對造反派抱有一定的同情。一方面，正如張雲帆所說，很多造反派本來就是出身「地富反壞右」，他們和保皇派紅衞兵參與文革的動機，確實是不一樣的。另一方面，文革中對造反派的清算，也是規模浩大、極其慘烈，造反派並不能算是文革中的獲益者，這些錢理群先生在《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一書中有詳細的描述。楊小凱認為，中國當代的政治反對，可以追溯到造反派身上，這種說法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烏有之鄉」上不僅僅有毛左，還有別的左派。而有些毛左對「烏有之鄉」也有很大的意見，自由派最討厭的幾個毛左人物，被很多毛左認為是投機分子。

自由派對當代的毛左，確實存在着不少誤解。我本人就曾經認為毛左等於「烏有之鄉」，可實際上，「烏有之鄉」上不僅僅有毛左，還有別的左派。而有些毛左對「烏有之鄉」也有很大的意見，自由派最討厭的幾個毛左，例如張宏良、孔慶東、司馬南等，被很多毛左認為是投機分子。薄熙來當年搞「唱紅打黑」，烏有之鄉就把希望寄託在他身上，但毛左裏面也有一些清醒的人，從來不覺得薄熙來和其他的當權派有什麼不同。張雲帆就是其中一個，他記得薄熙來在大連的時候，就曾經打壓過工人的抗爭運動，薄的政治作秀，並不能改變他對薄的根本看法。

前幾年有人做了一個中國各個省份的意識形態光譜，其中偏「右」的前五名是上海、廣東、浙江、北京、江蘇，偏「左」的前五名是新疆、貴州、廣西、寧夏、河南，給人一種「沿海開放、內陸保守」的整體觀感。但這種劃分實際上比較粗糙，並不能體現出官民之間的緊張關係：有些地方的「左」，是官方的「左」，比如新疆；有些地方的「左」，是民間的「左」（主要是毛左），比如河南。以洛陽一地為例，這裏的毛左據點經常組織各種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活動，不時和官方發生衝突，被抓走者不計其數，放出來後又繼續和官方對抗。我問張雲帆，為什麼毛左人數這麼龐大，卻得不到相應的關注呢？他笑着說，怎麼可能，毛左既反資本主義又反體制，是最危險的群體，自由派不喜歡，當局更是頭疼，怎麼會讓我們曝光？

有些自由派認為毛左和中共存在着某種合謀，互相藉助來打壓自由派。這種說法可能低估了兩者之間的衝突。

這種看法並非沒有道理。有些自由派認為毛左和中共存在着某種合謀，互相藉助來打壓自由派。這種說法可能低估了兩者之間的衝突。實際上，毛左參與了相當多的實質性抗爭，比如各地的抗議強拆和護廠運動，而且他們鬥爭性很強，不怕坐牢，因為抗爭而坐牢的毛左可能要遠多於自由派。這些在自由派的主流敘事中，都是被屏蔽了的，因為自由派掌握着大部分體制外的媒體資源（包括外媒關注），所以坐牢的自由派得到許多的報導和同情，但是同樣坐牢的毛左卻鮮有人知道。

反國家主義聯盟：一個巨大聯合空間

在與這些左翼青年對談期間，不論托派還是毛左，許多人都表達出對「反國家主義聯盟」的認同，但必須說，這個聯盟的困難，是不難預見的。自由派和毛左之間的嫌隙，並非一朝一夕，要讓雙方產生互相信任，也不可能是一日之功。在這次＃Metoo運動中，劉瑜老師將當事人在網上揭露性侵和性騷擾比作「大鳴大放大字報」，遭到了激烈批評，這也從側面說明，「文革」在自由派那裏，依然是一個精神上的禁忌。反過來說，托派和毛左對自由派同樣有不少刻板印象。他們和我對談時，聽我講到對羅爾斯兩條正義原則的詮釋，感到十分新鮮，因為他們所理解的自由主義就是張五常或者任志強那一套。

在不少自由派看來，毛左是最危險的敵人，甚至比當局還要危險——他們人數眾多，有組織性，有戰鬥力，在組織內部容不下異見，在組織外，一旦得勝就有可能把盟友一個個滅掉。這些說法在歷史上不是一點根據也沒有。不過放在現實來說，這種憂慮暫時還是多餘的：因為90後和00後的青年，基本是在一個「準自由主義」的環境（或借用慈繼偉先生的術語，「原始自由民主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對於一些最基本的自由有着天然的認同和追求，對於「個性」也有着比前代人更高的承認，這不僅可以讓我們推出「潛在的青年自由派並不少」這個結論，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新一代的毛左和老毛左會有所不同。毛左內部如果不進行「整風」，這樣的「準自由主義」傾向不會那麼容易消滅。但就目前而言，毛左也不可能進行這樣的「整風」，因為他們內部遠非鐵板一塊，各個派別彼此獨立，而且暫時沒有一個毛澤東式的人物。

還有的自由派認為，毛澤東思想本來就是國家主義，毛左宣稱自己是「反國家主義」，只不過是權宜之計，完全不能相信。這種說法忽略了新一代毛左的精神起源和精神特質。儘管造反派在文革中一樣存在着暴力行為和內部鬥爭，但造反派從未真正地掌握權力，他們的精神後代也尚未習得「國家主義」。張雲帆在對談的時候，還笑着把中國在海外進行勢力擴張的行為稱作「中特帝」，即「中國特色帝國主義」。當然，不排除他們掌握權力以後，也和他們痛恨的官僚集團沒有區別，但這種邏輯上的可能性，無法構成我們事先指控他們「國家主義」的理由。

毛左讓人擔憂的地方在於，由於共同分享着對毛的崇拜，新一代毛左和老一代毛左依然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也有被後者統戰的可能。

在我看來，毛左讓人擔憂的地方在於，由於共同分享着對毛的崇拜，新一代毛左和老一代毛左（烏有之鄉式的「保黨愛國派」）依然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也有被後者統戰的可能，在那種情況下，新毛左也不介意暫時放下「反國家主義」的姿態。換言之，「反國家主義」並不是毛左的根本原則所在，對毛的崇拜和反官僚主義才是，在這一點上，新老毛左或許沒有本質的區別。

另一個困難來自自由派內部。＃Metoo蔓延到公知圈之後，尤其是在劉瑜老師的文章出來以後，自由派內部的撕裂極其嚴重。一些較為保守的自由派更希望這個運動基於無罪推定的前提，講究程序正義，以法治的落實為目標，這在一些較為激進的自由派（比如我）看來既不現實也不可欲。說不現實，不僅是因為這個國家本身並不是法治國家，還因為這個運動是去中心化的，真正的主體是那些受到性侵和性騷擾的當事人，而不是平時掌握着話語權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沒有能力決定這個運動以一種什麼樣的形式來進行。說不可欲，是因為這會使＃Metoo的目標變得單一化，且失去它為女性賦權、撼動父權制的真正意義。

站在自由派陣營內部，我未必不能理解這些較為保守的自由派的角度：他們認為暴力革命所帶來的結果，要麼是革命者被盡數消滅，要麼是革命者取代了原來的統治者，最後也變得和他們沒有兩樣，所謂的「屠龍少年變成惡龍」是也。在我看來，儘管較為保守的自由派已經不能為中國的政治反對者提供有借鑑意義的願景，但他們並非（至少暫時不是）後者的敵人。較為保守的自由派裏，有不少人對國家主義一樣痛恨，也希望以某種方式擺脱一個不受約束的強權政府。他們有一些人也做出過實際的行動來嘗試改變這個國家，為自己曾經的理想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至今沒有後悔。即便以「保守」命名，體制內外的自由派也不會比體制內的左派要更保守。相比之下，某些「學院左派」一方面以所謂「激進哲學」為學術招牌，另一方面又對現實苦難視而不見，甚至為權力背書，可謂兩頭討好。

在進步的自由派、女權主義者、托派和堅定的反國家主義毛左之間，可以有更大程度的共識，從而具備一個巨大的聯合空間。

在進步的自由派（左翼自由主義者）、女權主義者、托派和堅定的反國家主義毛左之間，可以有更大程度的共識，從而具備一個巨大的聯合空間。這種共識除了我在兩篇講左翼青年的文章中所說的民主、反國家主義、反父權制之外，從最近的一些討論中還可以獲得補充：我們承認，真正的「平等」並不只是形式上的權利平等，而是要考慮社會的「權力結構」；不獨政治地位會產生權力，資本和知識，甚至性別和種族，都會產生權力；一個良序社會，應該在考慮權力結構的前提下，讓所有成員都擁有真正的個人自由、機會平等和民主參與；這樣的社會如果有不平等，也應該讓這樣的不平等以有利於最弱勢群體（在各個方面）的方式存在。

對於在洛克、伯克、哈耶克薰陶下成長起來的較為保守的自由派，或許很難接受這樣的原則作為共識，不過我想再次提醒的是，如果承認壓迫的存在，那了解受壓迫的人的需要，支援受壓迫的人的鬥爭，不是順理成章嗎？除非他們說，他們只想要找機會移民，或者在這樣的政權下能過一天是一天，又或者指望某些意外事件的發生，否則，當下由更有行動力的群體主導的抗爭，難道不是唯一的出路？

需要補充的是，這只是我觀察到的一個側面，不排除我看到的很多是假象，也有可能聯合的困難會遠超預期。我只是希望，所有認可上述共識的人，能夠放下與「自由派」和「左派」這樣的派別標籤有關的爭論，全心全意去關注當下的現實鬥爭，並且在鬥爭實踐中進一步提煉理論和共識。

或許這是在賭國運以外，我們唯一的出路。

（陳純，中山大學哲學博士，青年學者，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