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驱逐胡鞍钢”能走多远？“中国实力第一论”与“红色工程师”的反击

2018是一个清算年。

当中国大陆的宣传机构正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名义，试图巩固人民的支持时，在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贡献最大的国际伙伴美国，却以贸易战的方式清算着中国的冷战红利和对美国利益造成的损害；联合国中的外交官们和国际媒体，也仿佛从过去几年的困惑中清醒过来，开始清算中国对全球化的“修正主义”；马来西亚甚至以政府更迭的另类方式清算着中国在东南亚的“一带一路”政策。

在国内，对中国公众来说，许多人开始在最近几个月中美贸易战的渐次升级中，反思过去六年的深刻变化，许多人开始覆盘，对最近几年连续的微型复辟运动所构成的巨大倒退感到震惊，也终于意识到今年3月如突然袭击一般的修宪是多么难以令人接受。

只是，到目前为止，这种不满情绪还相当克制，分散在不同人群对不同公共事件的集体表达中。仅仅过去几周，从全国各地退伍军人集结抗议到公众对疫苗造假的愤怒，从MeToo运动在公益和媒体界引发的波澜，到P2P网络融资平台利益损失者聚集在北京金融街抗议，甚至一外地人骂街[注]，就能诱发千人规模北京市民冲击派出所。以城市中产阶级和市民为主体的小规模社会运动和抗议行动正此起彼伏。

北京的政治气氛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小道消息满天飞，酷似1976年的情景。虽然这些政治谣言背后指向的权力变化，尚无法得到证实，当局也在努力强调“维护核心”、“定于一尊”，但是可以仍然可以从外界信息，观测到过去几个月来的一连串细微变化：

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从强制各单位组织员工观看到悄然下线，《制造2025》议题淡出媒体；各地发文要求清理“十九大”标语、并从公共机关取下习近平画像，央视“新闻联播”李克强总理的报导比重明显增加；于此同时，《人民日报》头版在过去几年被习近平新闻全面占据的景观也在悄悄变化。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关于改革开放和当下时局的评议文章大面积流传，华东政法大学学者张雪忠也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要求公民制宪权，目标均直指宪法和国家主席的任期问题，当局似乎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

在这个大背景下，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教授胡鞍钢突然进入公众视野，逾千名清华大学校友联署，指责胡搞学术如同儿戏，要求清华大学将其开除。以这封公开信发起人来看，多属198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生，也是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者。

而公开信历数胡氏研究的荒诞不经之处，指其轻率地论证“中国实力已超美国、世界第一”实在误国误民，呼应着过去一个月以来中国大陆的公共舆论，让这场“驱胡”运动继续了“清算年”的进程。

只是，这场发生在知识界的清算，对胡鞍钢个人研究导向的清算，到底能走多远？会否如公众所期望的，达成所谓“清君侧”、或者至少实现“撕开权力体制的一个口子”，非常值得密切观察。

因为，“驱胡”一案的发生，不仅时间点敏感，而且针对胡鞍钢“浮夸学风”的批判，可以导向整个中国智库和社科学界，然后从意识形态层面暴露当局的政策失败。

并且，因为清华校友运动模式，从“家里反了起来”，更带出当前中国政坛“清华系”里，技术官僚出身的“红色工程师”与“红色集团”的裂痕，这对未来政局的影响，或不可低估。

胡鞍钢的浮夸学风：以国情研究名义，“跨界经营”多留恶名

胡鞍钢以所谓国情研究的名义，多年来一直跨界经营，在几乎所有相关学术领域都积累了恶名，北京知识界里，但凡谈起胡鞍钢，莫不摇头。

驱胡公开信中焦点之一，便是他身上的“浮夸学风”，这也是不久前《人民日报》专门撰文提及批评的“浮夸自大、华而不实”，这被坊间视为中美贸易战后，技术精英们开始反思并且批评决策层的信号，清华资深校友们的驱胡联署，便是一次策应之举。

除了胡鞍钢，北京还有另外两位有着相似浮夸学风者，人民大学的金灿荣教授和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此前不久，就有一篇讨伐这三位“浮夸公知”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流传，颇能反映公众对于此类“指鹿为马”型“公知”的不满。

尤其对上了年纪的一代来说，他们对这类“御用吹鼓手”并不陌生：1958年“大跃进”中有论证亩产万斤的钱学森，文革当中更有“梁效”、“石一歌”，也是其中参与学者的终身污点，至于这些“过来人”对于戚本禹、姚文元乃至张春桥的负面印象，更是终身难除。

胡鞍钢以所谓国情研究的名义，多年来一直跨界经营，在几乎所有相关学术领域都积累了恶名，北京知识界里，但凡谈起胡鞍钢，莫不摇头。在知识界看来，可能除了早年胡鞍钢和王绍光合作的关于国家能力的文章还站得住脚，其后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意在制造轰动效应，而非探究问题本身。

最有害的，便是他的浮夸学风，如闯入瓷器店的公牛，仅凭一点粗浅知识，不顾每个问题和领域的复杂性，然后以洋洋洒洒的宏大叙事文风，打动一些同样不具备专业知识的读者——特别是那些外行领导。

而在暴得大名之后，胡鞍钢在各个学科或政策部门都留下一地鸡毛。甚至那篇看起来逻辑还过得去的关于国家汲取能力的文章，也后患无穷，必须为1994年的财政改革政策、以及对延续至今的中央财政膨胀和国进民退的历史发展负责。这份报告被广泛认为，其影响的决策间接损害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再比如，2011年胡鞍钢还与他的学生“胡联合”共同撰文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在民族学领域引发轩然大波。表面上，胡以美国、印度和巴西等民族熔炉政策为参照，引苏联解体为反例，呼吁废除少数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现有民族区别降为族群识别，推广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

理论上，这些说法并不错，学界也讨论良久，并无新知，相关人士均明白其中的复杂，不可贸然转为政策，尤其在当下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形下，落后地区往往与少数民族地区高度重合，任何单一的民族政策变动都不可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而胡文一出，不仅少数民族学者和干部反弹厉害，连同样倡导第二代民族政策、主张修正现行民族政策的著名学者马戎也撰文与胡切割，指当前最危险的是大汉族主义，而非少数民族政策。

而海内外更多的也是担心胡文包含的激进政策，可能演化为所谓“国族种族主义”，对一些少数民族来说可能面临着文化灭绝的危险。

事实上，过去几年在新疆地区的激进政策，如限制双语和淡化民族服装差异等，严重违反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并伤害当地文化，已经招致国际社会的严重批评。

清华国家主义学派的丰硕“成果”

最近引惹公愤的胡鞍钢最新研究“中国实力第一论”，只不过是清华国家主义学派的帝国-全球化理论体系中的一篇策论文章而已。胡鞍钢对国家主义的坚持，甚至浮夸式的坚持，其实已然收获了难以想像的丰硕“成果”。

不过，至少到当时，学界并没有太多对胡鞍钢的负面风评。毕竟，他的研究虽无创见，多故作惊人之语，好歹还遵循一般学术规范，无论早期财政研究还是到2011年的民族问题，大都还使用学术性概念——尽管研究方法有简单化的趋势。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1990年代初关于国家汲取能力的研究开始，作为最早一批国家主义倡导者，胡鞍钢代表甚至引领了一个国家主义思潮的转向，逐渐占据了知识界的最高话语权。

这一转向，从1990年代初到当下近三十年的进程中，先是以胡鞍钢和王绍光的国家能力和财政体制改革为先导，影响了新兴的公共行政管理学科的价值取向；然后以同样是清华大学教授的汪晖为代表的“新左派”，他们以“后现代文化批评”的面目登上中国知识界。“新左派”以《读书》杂志为阵地，逐渐排斥198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伪装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的同时，夹挟着国家主义重构中国现代思想史，并以这种伪装批判性的国家主义重构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朝鲜问题等，除了话语上的晦涩与矛盾，肆意跨界进入各领域的姿态和胡鞍钢并无差别，但是颇有迷惑性，也因此对普通学生和公共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胡鞍钢又在2012年7月发表“人民社会”理论，回应了2011年茉莉花革命“219”胡锦涛讲话、否定公民社会和推动国家治理。从这篇文章起，胡鞍钢彻底放弃了学术范式，转向自创概念的政论体，先后推出所谓“文化复兴论”和“九个总统制”的奇谈怪论，前者效颦蒋介石1960年代的文化复兴，后者则将他所代表的国家主义发展到一个高潮，为政治局九常委的寡头统治模式背书。与之相应的是，清华以及全国院校的公管、连带政治学专业都在这一年纷纷转向“推动国家治理”。

虽然现在看来，胡鞍钢这一明显的政治投机，甫一问世就沦为学界笑柄，却不妨碍其2013年初，被紧急安排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在2018年1月获评清华18名文科资深教授之一，深得有关方面的厚爱。

因此，在清华校内，这一风潮形成了跨中文、社会学和公共管理的国家主义学科联盟，政治上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文化上鼓吹文化保守主义，而意识形态上则恪守教条斯大林主义，对工运、社会问题等等以伪马克思主义的姿态，只限于对抽象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不敢触及任何国家议题。胡氏的浮夸，便和教条的斯大林主义结合成新的清华国家主义学派，对决策层、清华校方和广大学生都颇有煽动性。

有趣的是，在这个组合中，虽然尚缺海德格尔式的哲学创新，却有哲学系的贝淡宁（现调往山东大学）鼓吹儒家民主和贤能政治，可以帮助人们认清清华国家主义学派的法西斯主义理论本质。不过，诡异的是，其核心——新左派的国际战友，加州学派的若干代表人物，他们当中有些在若干年前，曾经加入声援汪晖、反击国内自由派的联署，在过去二十年发展出“新清史”的中国中心主义进路，并返哺中国的新左派，为后者的国家主义提供一个既有全新历史观，又契合当下国家主义之帝国取向的现实需要，亦即“中国模式如何利用全球化进行扩张”的问题。

尊崇马克思主义的加州学派，也跳跃了经典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从内亚史观入手改造了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赋予其新的帝国意涵，从而可能为中国新近在中亚的扩张，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一个历史主义的理论范式，恰似19世纪初德国的历史主义滥觞。

最明显的，例如，汪晖最近也大谈必须区分所谓“帝国和帝国主义”，透过其陈词滥调看到的，是努力切割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而为中式帝国张目。而最近引惹公愤的胡鞍钢最新研究“中国实力第一论”，只不过是清华国家主义学派的帝国-全球化理论体系中的一篇策论文章而已。

因此，声名在外的胡鞍钢只是清华国家主义学派的一部分，这一点至今不为人所察，只是引发了业内少数传统史家的反对。但吊诡的是，这一国家主义研究取向，却吸引了不少自由主义年轻学者的极大兴趣，纷纷以诸如《枢纽》的变形，加入到这一新的帝国合唱中。

由此可见，胡鞍钢对国家主义的坚持，甚至浮夸式的坚持，其实已然收获了难以想像的丰硕“成果”。而自由主义者在它面前，节节败退，甚至倒戈，犹如最高层也曾发生的争执——至少在过去大半年，新权威主义的保守意识形态及其代理人，压过了坚持市场自由主义和混合所有制的自由派，也主导了中美贸易战里的中方强硬立场。

“实力第一论”与“低端全球化”：中国的第三次“大跃进”

第一次大跃进发生在1958年，随后迎来连续三年的大饥荒，毛被迫退居二线。第二次大跃进发生在1978年华国锋主政期间，也被称作“洋跃进”，结果也是华被邓小平取而代之，停止输出革命，转而实行改革开放。而第三次“大跃进”，则始自2013年。“一带一路”像是新的大跃进，也就是土法炼钢、赶英超美的“低端全球化”模式。

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胡鞍钢的“中国实力第一论”，或者何谓“中式帝国”背后的一切？

按照胡自己的解释，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提出的“赶英超美”是他论述的历史起点，也是逻辑起点。而“赶英超美”，亦即中国大跃进的背景，却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报告后，中苏开始隐形分裂、中国意欲争夺世界共运领导权。

毛和赫鲁晓夫当年所达成的中苏势力划分——中国支援和争取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方式，发端于1958年土法炼钢式“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模式，连同后来林彪提出的世界范围内“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号召，成为中国输出革命的模式。

在今天，昔日土法炼钢、“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输出革命模式，则演变为着力于中亚、东南亚、非洲和南美等新亚非拉的“一带一路”战略。胡鞍钢的“中国实力第一论”自然便是其中最快捷的中国模式概括，省却了让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殚精竭虑的麻烦。

然而，胡氏论证之简单粗糙，引起了清华校友的激烈不满，中美贸易战暴露出中国制造水准和科研水平之低下，更是让这些校友的不满与公众的不满联系在一起，成为全社会的共情。因为公众透过中兴公司案件看到的，恰恰是《厉害了我的国》所制造出来的第三次“大跃进”幻象的破灭。

历史上，第一次大跃进发生在1958年，随后迎来连续三年的大饥荒，毛被迫退居二线，输出革命也遭遇1965年印尼“930”事件的挫败。第二次大跃进发生在1978年华国锋主政期间，也被称作“洋跃进”，结果也是华被邓小平取而代之，停止输出革命，转而实行改革开放。而第三次“大跃进”，则始自2013年。其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向中亚和东盟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并在2018年上升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

就当中美贸易战加码进行之际，美日欧通过（或将要协商通过）双边零关税谈判，俨然形成了一个WTO之外新的自由贸易区，而中国的应对，却仍沿袭毛向亚非拉输出革命的路线，也表明了“一带一路”政策的战略意图，正是习近平今年7月在南非“金砖国家会议”上所宣示的，打出“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旗号，实则拒绝民主的中国模式威权主义，区别于美日欧的发达国家民主阵营。

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参照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对全球化的立场声明，通过“一带一路”联结全球化的中国模式，无论是否被外界批评为新殖民主义或修正主义全球化，看起来都更像是新的大跃进，也就是土法炼钢、赶英超美的“低端全球化”模式。

人类学家麦高登（Gordon Mathews）曾观察香港重庆大厦，那里汇集了来自拉各斯、内罗毕、孟买和加拉加斯的商人，将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卖到非洲、南美和中东地区，形成一条相对于华尔街-法兰克福-东京-上海-新加坡的全球化的低端路线。

而“一带一路”所做的，不过是沿着这条以重庆大厦商人为代表的路线，输出中国的过剩生产，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巩固当地的威权政权，压制当地人民的反抗，以此维系中国对本国民众反抗进行镇压、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警察行动的合法性。贸易战中受损严重的中兴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公司一方面高度依赖美国芯片与软件，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地区为主要市场，并且帮助伊朗等国家发展电信监控，都生动代表了中国模式所处于低端全球化的领导角色和地位。

然而，这种低端全球化模式、亦即“中国模式”的输出，更可能是脆弱的、难以持续的，一如中兴公司、或者海航模式，或者如中国1960年代对印尼共产党的支持一般。

因为，在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对全球化可能创造出的新帝国的预言看来，全球化带来的“新帝国”，不是传统帝国的疆界弹性所塑造的，而是因为其位于历史的终点——中式帝国既是对冷战时代输出革命模式和大跃进发展模式的重复，也是胡鞍钢、王绍光、汪晖、赵汀阳等“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梦想的“天下体制”的现实版。后者不过是对朝贡体制的怀旧，永远地停留在了前现代。

而中国目前也在效仿美国在世界范围展开部署，从海地到南苏丹、索马里和即将展开的叙利亚，都以小规模的警察部队或维和部队的方式，尝试学习向一个帝国转变。但中式帝国所能立足的，并不是真正的全球化，而是“低端的全球化”，实质则是“地方化”，以及这种“地方化”的无限扩张——沿着“一带一路”为地方化的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统治，寻找更为广阔、但却并非普世的脆弱纵深。

也因此，当这种帝国的雏形刚刚显现，就已经暴露出其脆弱性和不可持续，“一带一路”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抗，最激烈的就像是马来西亚的选民一般，通过选出新的领导人，来对抗“一带一路”的扩张。不仅如此，对雏形初现的中式帝国来说，最麻烦的问题，可能还不是来自中美贸易战、或者东南亚和非洲，而是来自俄罗斯——

基辛格这位曾经成功改变冷战美苏中三角关系的人，近月就抛出了“联俄抗中”论。而俄罗斯大报《独立报》也在最近刊文，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指其制造腐败和破坏生态，威胁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而且激发当地日益高涨的反华意识。

清华“红色工程师”的反击，能否导致中国未来路线的调整？

随着“新三届”的出道和干部专业化，工农兵学员备受歧视。清华校友们对胡鞍钢浮夸学风的不满，在在指向最高决策层的同样问题。围绕“驱胡”的运动，应该是各方心里都清楚其厉害的一次火力侦察。到底能走多远，还在于路线之争的调整。

姑且不论这些接踵而来的国际麻烦，将会如何挑战中国，清华校友们对胡鞍钢所代表群体的强烈不满，也并不见得只是单纯因为国际社会的反弹。而更在于他们所代表的“技术专家”群体，对胡鞍钢为代表的群体的歧视。

对清华校友们来说，胡鞍钢的浮夸学风固然可能令中国、特别是中国精英们付出沉重代价；他近乎无知无畏的政策主张，也与行政当局激进主义政策之间，存在无法切割的关联；但是，几乎所有清华人可能都明白、却无法明言的，还在于一个贯穿清华校史的情结，来自他们身为“红色工程师”，而对胡鞍钢教育背景的内在歧视。

纵然胡鞍钢有据说双博士的头衔，自动化和经济学博士，本科教育学历却是河北矿冶学院，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理工大学，在一向强调“三清团”背景（注：指本硕博皆为清华学生）的清华校友看来，这种第一学历的不足和后来从自动化向社会科学的跨界，都成为他浮夸学风的根源。

不仅如此，据美国学者安舟(Joel Andreas)《红色工程师的崛起》一书的研究，清华校长蒋南翔治校期间，所确立的“又红又专”的清华模式，极大影响了中国官僚的成分和价值取向，也是中国能够取得改革开放成功、连续保持高增长的关键——1989年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先后执政，便代表着这一“红色工程师”取代此前革命老干部的技术专家统治模式。

相比之下，现任国家领导层以及执政伙伴，却更多是清华的工农兵学员，即文革期间以推荐方式入学的，是1975年上学后两年后，清华校园即迎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正规大学生。安舟的访谈，也证实了当时的教师们将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这些新学生身上，对仍然在校的工农兵学生不闻不问。

在此后的中国社会，随着“新三届”的出道和干部专业化，这一代工农兵学员备受歧视。而这一心结，也成为清华校友们评判过去六年各项政策专业性与否的一个重要心理参照。他们对胡鞍钢浮夸学风的不满，在在指向最高决策层的同样问题。

更进一步论述，学历和学风问题，则很容易上升成为官僚集团对整个红色集团的不满。官僚集团整体上，都被过去六年的反腐运动所压制。即使中组部有意从清华毕业生中挑选后备干部，也只惠及少数青年干部，因此难以弥合官僚群体和红色集团间日渐增大的罅隙。

两者相互角力的情形，越发接近1960年代初发生在延安干部和白区干部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毛、刘（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斗争。历史上，这一斗争在毛泽东极力推动的“四清运动”中，逐渐上升为路线冲突，并且因为印尼革命的挫败而加大了压力。在中国的刻下政局里，中美贸易战引发的“实力超美论”，也正在上升成围绕“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混乱和路线冲突，这才有压抑已久的许多声音爆发：包括反对个人崇拜的党内传统，也被重新提上公共舆论的议程。

不难预期，虽然胡鞍钢充其量只是一介吹鼓手，但却属于一个清华的国家主义学派所代表的帝国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一旦胡鞍钢被放弃，便可能让对手窥见破绽，可能引发整个系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关系整个系统主张的存亡。因此，可以相信，围绕“驱胡”的运动，应该是各方心里都清楚其厉害的一次火力侦察。到底能走多远，还在于路线之争的调整。那需要等待北戴河会议的务虚讨论结果，或者中美贸易战的进一步发展。

而对于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或许最终会意识到，他们的智库和专家已经不再值得信任，当权者反而需要从他们的对手身上，去更多地学习，从他们所驱逐的反对者那里，去更多地倾听。

[注]一名被网友人肉搜索出曹姓外地人，在北京右安门地带辱骂北京本地人，引发了一场群体事件，曹姓外地人被迫自首，据媒体报导称愤怒的北京本地人“围攻派出所”，现场视频流传甚广。

（白信，政治学博士，社运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