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美国优先”与“联中抗美”外的第三条路：德国如何在中美贸易战中脱困？

当中美贸易战愈烧愈热烈时，中国政府努力争取与欧盟及其个别成员国的合作，企图建立“统一战线”，制衡美国总统川普所推动的保护主义及孤立主义，但这一政治企图，目前看来，已经在欧洲遭遇了失败。

7月25日，欧盟执委会主席荣克（Jean-Claude Juncker）亲自到华府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谈判，努力将越演越烈的欧美贸易纠纷扑灭。虽然美国持续对来自欧盟的钢、铝等金属进口分别课25%和10%的关税，双方却达成暂时的停战协议，决定将以零关税为长远目标进行无条件的谈判。

荣克与川普在谈判后的记者会上意外地融洽，看上去“两情相悦”，或许会令前几天才在北京接见荣克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恍然——中国原以为能够与欧洲联手抗美的合作，似乎被欧盟利用来加强其在华盛顿谈判桌上的杠杆。

外界或许奇怪，在川普貌似有意撕破传统西方同盟，并且倾向与其结盟半世纪之久的欧洲拆伙之际，为何欧洲领导人一方面没有完全拒绝中国的献媚，而另一方面又暂时保持原有的航向，未来更或许在两个强国之外，选择“第三条路”？

作为欧盟最重要成员国之一的德国，或许已经做出了新的选择。

川普“美国优先”政策，破坏了与盟国共同建构的国际秩序

川普对德国及其总理默克尔的人身攻击，在全球领导圈皆属独一无二。美国在川普的领导下，背离二战以来与其同盟国共同建构的国际秩序，积极实行他的“美国优先”政策。而中国，则是美国所建构的世界秩序的极大既得利益者。

七月初，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带著多位部长一同前往柏林，参加自2011年以来举办第五届的中德政府磋商。磋商议程虽然经多次谈判早已确认，可是双方皆无法假装视而不见房间里的大象——美国总统川普及其关税政策。

德国发行量第一的《画报》（Bild）或许最好总结了许多旁观者当时的疑问：“默克尔和李克强会共同谋划反对川普吗？”媒体的各种标题虽然都非常耸动，但实际上国际政治的动态并非一夕之间就会产生骤变。

确实，这一年半以来，美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令欧洲各国领导人感到震惊，川普不仅对北约（NATO）存在的必要性多次提出质疑，他还声称欧盟为美国在经济领域上的敌人（foe）。与此同时，他对德国及其总理默克尔的人身攻击，在全球领导圈皆属独一无二，令人咂舌。

无论在自己推特上，还是在进行国事访问时，川普透过各种管道来动摇现行世界秩序，并干涉其同盟国的内政。在德国联合政府面临近期以来最严重的内斗时，川普在推特上公开支持挑战默克尔难民政策的少数右派政党，他在推文里称“当移民问题动摇原已脆弱的柏林联合政府的同时，德国人民纷纷转为反对他们的领袖”。

同样地，访英期间，川普接受其友人梅铎（Rupert Murdoch）旗下媒体《太阳报》（The Sun）的采访，直接扯特蕾莎·梅首相（Theresa May）的后腿，批评她在脱欧谈判中采取的策略，并说梅伊的劲敌强森（Boris Johnson）其实也会是一个挺好的首相人选。

无论是北约、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巴黎气候协定，或伊朗核协议，美国在川普的领导下，均背离二战以来，与其同盟国共同建构的国际秩序，积极实行他的“美国优先”政策。

回到七月初的柏林总理府，阅读中德磋商的联合声明，我们可以发现中方少见的语调。在声明中，中德共同主张世贸组织（第二章第24条）和巴黎气候协定（第四章第47条）的重要性，双方甚至强调“尊重、保护和促进人人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致力于全力支持”美国六月底才宣布退出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一章第2条），向华盛顿白宫的斥责喊话意味明显。身为主要依赖出口经济体的领导人，对默克尔和李克强而言，国际经贸秩序是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基础，值得一战。

据《经济学人》解析，不久之前，中国政府仍认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是美国帝国主义为控制全球政经动态而发明的工具。然而，当川普打破现行秩序时，中国政府却发现，没有秩序的世界比美国带领的世界还要令人担心。毕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在国际秩序的稳定经贸框架下才得以成真 。

换而言之，中国是美国所建构的世界秩序的极大既得利益者。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近期极力呼吁欧盟共同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现状。就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中欧高峰会上强调，中国和欧盟不能袖手旁观过去的秩序被破坏，不能让国际秩序形成真空状态。

习的这番话唤起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ald Tusk）的共鸣，他在会后记者会上呼吁中国、美国、欧盟，及俄罗斯肩负改善世界秩序、而非予以破坏的共同责任。

中国情报活动与党国活动扩展，让德国无法信任中国

德国这几年最关心的问题有中国的情报活动、共产党对德资企业以及德国在华NGO组织的控制。另外一件令德国商业界担忧的问题，就是中共党国活动的扩张，尤其是共产党近期对外资企业加强管控的趋势。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盟和德国更应该与中国团结起来，以对抗美国在国际上造成的动乱。但实际上，德国和欧盟最终并没有选择跟中国站在一起，经过中国首次开放德资企业在中国合资中持有超过50%的股份比例后，德国甚至阻止了中国在德国的一些投资项目。

由此可见，中国即便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但德国政府对中国还是抱持高度的警觉心与怀疑，即便德国对于川普仍是反感，但也不意味著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会随之消失。

最显著的例子，德国这几年最关心的问题有中国的情报活动、共产党对德资企业以及德国在华NGO组织的控制。譬如2017年底，中国的情报单位才被发现透过专门用来建立工作人脉的网路平台〈领英〉（LinkedIn）来收编在德国联邦议会和政府机关工作的线人。甚至在6月底，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马森（Hans-Georg Maaßen）郑重警告，“我们2018年依旧发现到情报运动数量和质量继续增加的趋势”，而这些情报活动背后的国家行动者主要有三：俄罗斯、中国、伊朗。也因此，来自中国的国家及私营情报行动对知识产权的侵犯，成为了德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的最大挑战之一。

另外一件令德国商业界担忧的问题，就是中共党国活动的扩张，尤其是共产党近期对外资企业加强控制的趋势。去年11月，德国工商大会驻华代表处（AHK）发表声明，并对“最近有关要求企业管理层积极主动建立企业内部党组织的工作”表示关切。工商会还提出具体的警告，“如果此类影响外资的尝试继续下去，不排除可能会有德国企业撤离中国市场或调整在华投资策略。”

除了经济领域上的干预之外，德国政府或许最担忧的是德国各个政党基金会在中国的遭遇。经过中共2017年1月开始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后，无论是梅克尔基民盟的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社民党的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绿党的伯尔基金会（Heinrich-Böll-Stiftung）、基社盟的赛德尔基金会（Hanns-Seidel-Stiftung）、或左翼党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Luxemburg-Stiftung）的驻华办事处都陷于瘫痪，新法规使得他们无法实行推广公民教育、法治、环保、学术交流、进行经济开发合作等工作使命 。（注1）

按照新境外NGO管理法规定，所有的境外非营利、非政府组织，都需要透过业务主管单位的政府部门跟公安部注册。经过德国政府几个月的施压，北京当局2017年5月才帮德国政党基金会安排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CPAFFC）。

不过，令德国政府真正不安的并非跟公安部注册这件事本身。今年初，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通知所有的基金会，境外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及其管理层将会被纳入中国正在多处所排练的“社会信用体系”。7月初，《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就此报导，对外友好协会提供一些具体的社会信用案例：基金会如果从事“危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活动会被扣100分，执行长个人会被扣50分；支持党的建设和草根党组织的工作，反而可以加5至10分。

对外友好协会建议，德国基金会不应该进行类似论坛这种敏感度较高的活动，更不应该讨论民主或公民权。协会的负责人反而建议德国基金会可以专注在英文教学或捐款上。这次的中德政府磋商上，德方为政党基金会挺身而出，在磋商联合声明的第一章第18条展现谈判成果：“双方认可包括政党基金会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为发展双边关系发挥的重要贡献。双方还将为非政府组织开展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合法工作提供必要支持。”德国政府将会持续密切关注政党基金会在华的困境。

另外，中国近年来分裂欧盟的活动也深受德国关注。因此，磋商声明的第一章第4条强调：“中方认同欧盟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尊重欧洲一体化进程，尊重欧盟的权能。”中国在东欧举行的“16+1”峰会等场合，影响欧盟成员国政策的企图，是梅克尔及其他西欧国家领导人这几年来很大的担忧。要求中国“尊重欧洲一体化进程”，仿佛是在效仿中国，要求全球各国尊重“一个中国”原则一般。

从德国政府所关注的议题——中国在德国的情报搜集、对在华德资企业的过度控制、以及中国持续阻止国际公民社会在中国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为什么无法替代美国在德国、甚至在欧盟对外政策的角色。

究其本质，是德国对中国政体的不信任：中国最终还是一个漂游在极权主义界线上的威权国家。对中国的这一判断，连透过释放政治良心犯刘霞向德国示好的政治盘算，都无法有根本改变。

德国的第三条路：既不依赖美国，也不靠近中国

在川普的“美国优先”以及中国继续往极权化迈进的时代，德国选择了第三条路：多边主义及国际组织。

虽然德国拒绝了中国的勾搭，德国政治界仍十分清楚，过去的外交模式已经失效。默克尔总理和外交部长马斯（Heiko Maas）分别在去年5月和今年7月宣称，德国能够信赖美国的时代已结束。

2017年5月28日，默克尔刚从意大利的G7高峰会回来，她在一场竞选活动上的讲话，当时被理解为德国对外政策数十年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她说：“我们能够完全依赖他人的时代，部分已经过去了，这是我这几天所体会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只能说：‘我们欧洲人得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另外，今年7月16日，外长马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不能无限依赖白宫了”，而在推特上，他另外指出，德国务必“重新调整”与美国的关系。

在此议题上，德国的两位对外政策舵手异口同声强调欧洲的内部团结和自主的关键作用。在川普的“美国优先”以及中国继续往极权化迈进的时代，德国选择了第三条路：多边主义及国际组织。

七月底，外长马斯上任以来进行首次的亚洲国事访问，他选择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一个与德国共享民主自由基本价值的国家。为了维护美国正在威胁的世界秩序，以及反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权力扩张，马斯呼吁在志同道合的中等强国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马斯认为，德国与日本因为共享价值应该肩并肩合作，德日若有办法将彼此强项结合起来，两国有望成为国际秩序的形塑者和维护者。如果能团结在一起，德国和日本可望成为未来多边联盟的核心成员。看来，德国和欧盟依托美国，以及对中国抱持幻想的时代真的过去了。

(戴达卫（David Demes），国立清华大学社会所博士生，德国及欧洲时事评论家)

注1：附随自民党的瑙曼基金会（Friedrich-Naumann-Stiftung）的北京办事处早在1996年因为赞助西藏议题相关的活动而被强迫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