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晓东：刮起外交风波的沙特女性，与黑纱下的缓慢变革

今年8月初，加拿大外交部及驻沙特使馆先后在推特上发文，呼吁沙特阿拉伯政府释放两名在押的女权活动人士，引发沙特国内强烈反应。沙特指责加拿大干预内政，不仅驱逐加拿大大使，还宣布中止双方一系列合作、撤回在加拿大的留学生，并在金融市场上抛售其持有的加拿大资产。随后，两国高官纷纷披挂上阵指责对方。而7月30日当天，沙特政府毫无征兆地逮捕了现年37岁的女权活动家Samar al-Badawi，更成为引发两国激烈外交冲突的导火索。

另一方面，早在2015年即被捕入狱过的什叶派女性人权活动家Israa al-Ghomgham，则因涉嫌参与沙特东部地区抗议活动，于8月6日与丈夫及其他3人人共同出现在专审“涉恐案件”的“利雅得特别刑事法庭”上。有消息称检察官将判处5人死刑。案件终审结果将于今年10月28日对外公布，现年29岁的Israa al-Ghomgham极有可能成为首位因人权问题被判死刑的沙特女性。

Samar al-Badawi和Israa al-Ghomgham虽然都被沙特政府逮捕，且皆为女性，但二人性质稍有不同。Samar al-Badawi为女权活动家，而Israa al-Ghomgham为人权活动家，其什叶派身份背后深深触动著沙特的地缘政治。但女性活跃在政治领域，在沙特本来就少见，因此二人的遭遇瞬时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此前已向Samar al-Badawi家人提供政治庇护的加拿大政府反应尤为强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杜鲁道）亲自喊话表达关注，加拿大外交部及驻沙特使馆更在推特上发文，公开呼吁沙特政府释放女权活动家Samar al-Badawi及其他人权活动家。

沙特对此强烈反弹。前段时间沙特解放女性权益的改革步伐迈得太大，遭保守势力触底反弹。沙特此次的强硬，恐怕也是为了将国内矛盾转化为外交纠纷，以减轻王室和政府的压力。

沙特女权运动的前世今生

总的来看，亲自策划并推进“2030愿景”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Muhammad bin Salman）以国家改革的“总设计师”自居，承诺将沙特带入现代化国家行列。执政高层相对开明的态度、女权运动者借助网络社交媒体的舆论造势，以及沙特国内社会结构的变迁，都成为了促成女权运动取得成就的积极因素。

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女权运动无异，沙特国内的女权运动宗旨也是建立公正的社会伦理秩序，争取男女间的机会平等，获得女性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自由。但由于当代沙特阿拉伯王国建国较晚，且深处阿拉伯沙漠腹地的各传统部落长期对外封闭保守，因此沙特女权运动错过了由西方掀起的、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第一代女权运动，直至进入现代女权运动时期（20世纪60年代）后才逐渐觉醒。

由于君主制国家的特殊性，沙特女权运动的兴起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王室高层自上而下推进的。在沙特历任国王中改革意识最强的费萨尔（Faisal bin Abdulaziz al-Saud）和阿卜杜拉（Abdullah bin Abdulaziz al-Saud）二人，对于女权运动发展的态度最为开明。

从时间上来看，笔者认为沙特女权运动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由费萨尔国王推动。生于1906年的费萨尔国王在年仅13岁时就曾代表沙特政府出使欧洲，参加“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自1930年起便长期担任沙特外交大臣。因多次出使欧美各国的经历，费萨尔拥有远胜其他王室成员的开放发展理念。在1953年成为沙特王储后，他与妻子Iffat Al Thunayan共同设立了完整的现代女子教育体系，完善了与之相对应的政府管理机制，包括：1953年开设第一所现代女子学校，1960年设立女性教育总局、1964年设立女性海外留学奖学金以及1968年开设第一所女子师范高中等，通过提升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在经济生活中的参与度，进而抬升其社会地位。

在这个阶段，沙特女性地位的变化仍有赖于王室及政府的主导，女性自身主动寻求变革的意识并不强烈，但女子教育的发展与普及孕育了女权意识，见证了沙特历史上首个女性组织“al-Nahda”（意为复兴、崛起）在首都利雅得成立。该组织主要依照《伊斯兰教法》，通过实施一些人力资源开发等社会福利项目提高女性能力水平，促进女性就业。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即哈立德（Khaled bin Abdulaziz al-Saud）及法赫德（Fahd bin Abdulaziz al-Saud）两任国王执政时期。这期间的沙特女权运动发展脚步相对缓慢，但女权主义者开始崭露头角，大胆声索自身权益，如选举与被选举权、参政权、就业和自主择业权、体育活动参与权、驾驶及自由出行权等。虽然这种声索仍遭到国内保守派势力的反对，但女权运动仍为沙特女性争取到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的突破。

2001年，1300名女性首度获得沙特公民身份证（注1）；2003年，沙特首次举行“国民对话（National Dialogue）”，召集包括宗教领袖在内的国民代表与会，男性与女性首次在同一平台上平等对话，讨论如何切实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注2）。但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逐步提升，女权主义者们与以“惩恶扬善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Virtue and Prevention of Vice, CPVPV）及其下辖的“宗教警察”等保守势力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许多保守派人士借1979年沙特国内宗教极端分子占领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大清真寺，Grand Mosque）事件炒作（注3），施压政府对女性的日常生活划定严格的清规戒律，一直延续至今。

第三阶段是2005年至今的阿卜杜拉及萨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Saud）两任国王执政时期，也是沙特女权运动的繁荣时期。一方面，处于后现代女权运动大潮中的沙特女权运动愈发重视争取和掌握话语权，自发组织各类女性解放运动的主动意识不断增强，活动日趋频繁，诉求亦愈发多元，从解禁驾驶权到禁止童婚、从参与市政选举到反对公共场所的性别隔离等等不一而足。

另一方面，随着沙特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越来越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沙特女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回应这些女性对于自身权利的要求。同时，2010年末至2011年初发端于北非国家突尼斯和埃及的“阿拉伯之春”，也再度点燃了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世界女权运动的火种。女性权利在同样开明的阿卜杜拉国王治下取得最具突破性的两项进展：2009年设立了首座男女混校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2011年沙特女性获得期盼已久的政治权利，可参与2015年的地区议会选举。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沙特政府推行的“2030愿景”（Vision 2030）改革计划，在改善国内女性权益方面更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积极进展，放开了沙特女性进入更多公共空间的权利，除在今年6月24日正式解除女性“禁驾令”外，政府还限制“惩恶扬善委员会”及宗教警察的权力、批准女歌手举行公开演唱会、允许女性进入体育馆观看赛事等，并开放多个行业领域鼓励女性就业，在政府和企业出现了一批女性担任高管职务。

总的来看，亲自策划并推进“2030愿景”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Muhammad bin Salman）以国家改革的“总设计师”自居，方方面面效法前国王费萨尔，并继承了前国王阿卜杜拉未竟的改革计划，承诺将沙特带入现代化国家行列。执政高层的相对开明态度、女权运动者借助网络社交媒体的舆论造势，以及沙特国内社会结构的变迁，都成为了促成女权运动取得成就的积极因素。所有这一切都让沙特内外欢欣鼓舞，即便是常常带着有色眼镜批判沙特改革政策的西方媒体，也不得不认可当地社会改革的成就。

一切似乎都如坐在汽车驾驶座位上的沙特女性们所看到的那样，朝着乐观的方向前进。

进三步、退两步的女性处境

出现这样历史倒退的原因，在于沙特各项改革措施都是自上而下推行，决定沙特改革性质和步伐的只有且只能有王室。在这样的威权改革体系下，沙特王室需要的仅仅是借助女性的力量，却不希望听到女权活动家们独立自主的声音。

女性驾车权是近年来沙特女性权利扩张的热点之一。从技术上来说，直至1990年，女性驾车在沙特都算不上是违法行为，但是不成文的规定限制了女性驾车上路的自由：过去50年沙特从来不准妇女驾驶，她们外出要么需依赖男性亲属代驾，要么花高价召唤车辆。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于沙特专制君主政体对女性合法权益无端束缚与压制的激烈辩论。1990年，曾有47名女性走上街头为此抗议，随后遭到官方逮捕并在24小时内被交换给其男性监护人。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间，激进的女权活动家Manal al-Sharif等多名女性因在社交媒体上传和转发自己的驾车照片和视频而遭官方惩戒。其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Loujain al-Hathloul在2014年还因试图从阿联酋驾车进入沙特境内而遭沙特当局拘押逾两个月。

就在禁驾令解禁前两个月，沙特17名女性发起运动，要求进一步解除女性驾驶限制，包括放宽签发驾照规定等，结果遭当局拘留，9人至今未能获释，包括上文提到的Loujain al-Hathloul。

除此以外，自5月中旬以来，沙特至少有13名人权和女权活动人士被逮捕，罪名是威胁国家安全，包括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国际知名女性学者Hatoon al-Fassi及知名女权活动家Samar al-Badawi。

出现这样历史倒退的原因，正如前文所言，在于沙特各项改革措施都是自上而下推行，决定沙特改革性质和步伐的只有且只能有王室。只有在王室是改革唯一“代言人”的前提下，沙特的当权者才会信任和推进改革。在这样的威权改革体系下，沙特王室需要的仅仅是借助女性的力量，却不希望听到女权活动家们独立自主的声音。

实际上，沙特社会改革的作用及影响不宜过度放大。从政治上看，解除女性禁驾令意味着宗教保守势力在沙特国家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影响被削弱，但绝不意味着王室的沙特家族（al-Saud）与代表传统保守势力的瓦哈比教派之间彻底割裂。统治合法性的维护，仍要求二者继续维持联盟关系，因此不能就此判断沙特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开放和自由。反倒是象征着国王萨勒曼及王储穆罕默德两人的威权统治不断强化，政治上的反对声音遭到毫不手软的打压。

从经济上看，解除女性禁驾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女性就业的障碍，有利于提高其在劳动中的参与度和作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但沙特女性就业仍面临着文化和监管方面的多重壁垒，比如仍需要男性监护人的授权才能工作，在一些被认为危害健康或在工作环境中涉及与异性交往的工作领域仍禁止女性参与。

此外，沙特不佳的经济表现也制约了该国女性的就业发展空间。自“2030愿景”出台以来，沙特政府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经济难以创造足够就业机会，而女性受此影响最大。根据官方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17年底，沙特女性失业率高达31%，而男性失业率仅为7.5%。考虑到沙特经济恢复强劲增长的动能不足，未来数年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速度仍会较慢，或进一步限制沙特女性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争夺更多话语权。

“教法”优先、女权靠边

教育的普及与完善造成了不同代际女性之间关于女权的认知代沟，沙特国内城乡发展不均衡的二元结构则进一步拉大了代际之间以及不同成长环境造成的距离。2009年的那场请愿运动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结果。

对于同情沙特女性的西方女权主义者而言，支持沙特女权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破除禁驾令，将沙特女性从父权社会的压迫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解除禁驾令”绝非沙特女权运动的终极目标，而实际上沙特女性要争取到更多的权利和自由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

最核心的几个问题包括：何为沙特女性心中的女权定义？它与西方主导的传统女权定义有何不同？沙特女性都支持女权运动吗？如果不是的话，原因何在？

2016年12月发布在Youtube的一首名为《Hwages》（意为“关切”）的音乐录影带似乎告诉了我们前两个问题的答案。视频中，三位出镜表演的沙特女性，虽然“勇敢地”分别驾驶汽车和摩托车，歌唱着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但更让人瞩目的则是这3位女性身上紧紧裹着黑色长袍（Abaya），脸上蒙着黑色面纱（Niqab）。

在西方女权主义者看来，黑袍和黑纱都是沙特女性持续遭受压迫束缚的象征。沙特政府规定，任何年满12岁的女性，不论国籍，在该国境内都必须身着黑袍，这一政策屡遭外界批评和谴责。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Hilary Clinton）以及前总统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Michelle Obama）在访问沙特期间，均拒绝身穿黑袍以示无声抗议。但沙特女性却将黑袍和黑纱等传统服饰视作该国独特文化的象征，即便是被沙特政府拘押的女权人士，如Samar al-Badawi、Manal al-Sharif、Souad al-Shammary、Wajeha al-Huwaider、Loujain al-Hathloul等均是自愿而非被迫身穿黑袍。

本文提到的几乎所有沙特国内女权人士均认为，西方定义的女权主义在沙特存在严重“水土不服”的情况。学者伊泽贝尔（Isobel Coleman）在其著作《脚下的天堂：女性如何改变中东》（Paradise Beneath Her Feet: How Women are Transforming the Middle East）中谈及，西方版本的女权主义对沙特国内的父权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美国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带去了高离婚率和助长滥交的负面刻板印象。因此，在沙特推进女权运动的最佳方式就是学会在《伊斯兰教法》限定的范围内采取行动，而非突破它。概括起来就是：“教法”优先、女权靠边。

此外，她们也拒绝认同明显西化的沙特女权人士（例如Wajeha al-Huwaider和Mai Yamani）在西方电视节目中对沙特女性权利的评论意见。在她们看来，这些常年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女权人士仅剩下一副沙特人的面孔，其理念也与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并不相容。

这些争议之处也恰恰揭示出当前沙特女权运动面临着的又一重大挑战。仿若20世纪初西方国家女权运动的遭遇，对沙特女权运动最尖锐的批评恰恰来自于女性群体本身。许多研究沙特女权运动的文章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了2009年那场名为“监护人最了解我”的请愿运动：发起人Rowdha Yousef是一位时年39岁的沙特普通全职太太、3个孩子的母亲，她与其他15名全职太太一道，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征集到了5400多个国内女性的签名，呼吁当时的阿卜杜拉国王拒绝“自由主义煽动分子关于赋予女性政治权利、驾车权利和取消‘监护人’制度的无知无礼要求”。“监护人”是男性，在沙特，每位女性不论年龄及地位，都必须有一名男性亲属作为其监护人，他们在法律和个人事务上对被监护人负责。

长久以来，沙特在对待国内女性人口的方式方法上与世界其他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在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沙特国内的老一辈女性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基本上都安于宗教势力强加给她们的性别角色。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沙特年轻一代女性不仅可以接受完整的教育培养，还有大量出国留学接收外部新鲜事物的机会。如今，沙特国内60%以上的大学生均为女性。

教育的普及与完善造成了不同代际女性之间关于女权的认知代沟，沙特国内城乡发展不均衡的二元结构则进一步拉大了代际之间以及不同成长环境造成的距离。2009年的那场请愿运动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结果，如美国《纽约时报》在2010年5月的一篇文章所言，代表着“沙特社会的传统保守势力与自由主义改革派围绕女性权益的激烈争执”。

突破的关键

这些普世价值能否得到捍卫取决于沙特统治者们能否将宗教与司法这两个体系相剥离，而这对于沙特这样一个更符合政教合一传统的保守国家而言，堪比动摇国之根本。

对于沙特王室和政府而言，需要高度警惕的是女权运动问题的政治化倾向。“2030愿景”改革计划不仅是一份经济改革蓝图，还是后石油时代维护沙特王室统治的“生存路线图”。沙特王室需要借此与被统治民众间重新建立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考虑，沙特王室必将在女权运动这个问题上，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好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平衡。

在除却理想目标之外，对于沙特女权运动本身而言，未来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关键则在于如何解读《伊斯兰教法》中关于女性权益的规定。例如，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中明确提及，如果外出旅行的时间超过三天，则女性必须有监护人的陪同方可出行。而这一古老的规定是否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就好比当代对于法律条文的司法解释，女权活动家们无疑希望有更为进步和现代的解释以便让女性得到更多自由，但同时那些保守的宗教人士更倾向于依照原有的字面意思，限制女性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普世价值能否得到捍卫取决于沙特统治者们能否将宗教与司法这两个体系相剥离，而这对于沙特这样一个更符合政教合一传统的保守国家而言，堪比动摇国之根本。沙特女权运动的未来发展，仍将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

（王晓东，北京外国语大学海湾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1：Tripp, Harvey; North, Peter (2003). Culture Shock, Saudi Arabia. A Guide to Customs and Etiquette. Singapore; Portland, Oregon: Times Media Private Limited. p. 94.

注2：”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in Women’s leadership in Saudi Arabia” (PDF). Researchplusjournals.com. March 2017. Retrieved 2 April 2018.

注3: 1979年11月20日，约200名全副武装的极端主义者攻占位于伊斯兰教圣城麦加的大清真寺，扣押了6000余名朝觐的穆斯林为人质。这些极端主义者宣称，必须要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性，清除来自西方的“邪恶”影响，包括将当时引入沙特国内的电视、收音机视为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物品；要求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管教女性行为举止，禁止女性外出工作等。虽然沙特政府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夺回了大清真寺的控制权，但沙特王室忌惮于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不得不在当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依照《伊斯兰教法》为国内社会生活划定了诸多清规戒律。

注4：参见英文原句：a larger tussle in Saudi society over women’s rights …… for reformers and conserva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