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王曉東：颳起外交風波的沙特女性，與黑紗下的緩慢變革

今年8月初，加拿大外交部及駐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使館先後在推特上發文，呼籲沙特阿拉伯政府釋放兩名在押的女權活動人士，引發沙特國內強烈反應。沙特指責加拿大干預內政，不僅驅逐加拿大大使，還宣布中止雙方一系列合作、撤回在加拿大的留學生，並在金融市場上拋售其持有的加拿大資產。隨後，兩國高官紛紛披掛上陣指責對方。而7月30日當天，沙特政府毫無徵兆地逮捕了現年37歲的女權活動家Samar al-Badawi，更成為引發兩國激烈外交衝突的導火索。

另一方面，早在2015年即被捕入獄過的什葉派女性人權活動家Israa al-Ghomgham，則因涉嫌參與沙特東部地區抗議活動，於8月6日與丈夫及其他3人人共同出現在專審「涉恐案件」的「利雅得特別刑事法庭」上。有消息稱檢察官將判處5人死刑。案件終審結果將於今年10月28日對外公布，現年29歲的Israa al-Ghomgham極有可能成為首位因人權問題被判死刑的沙特女性。

Samar al-Badawi和Israa al-Ghomgham雖然都被沙特政府逮捕，且皆為女性，但二人性質稍有不同。Samar al-Badawi為女權活動家，而Israa al-Ghomgham為人權活動家，其什葉派身份背後深深觸動着沙特的地緣政治。但女性活躍在政治領域，在沙特本來就少見，因此二人的遭遇瞬時在國際上掀起軒然大波。此前已向Samar al-Badawi家人提供政治庇護的加拿大政府反應尤為強烈，加拿大總理特魯多（Justin Trudeau，杜魯道）親自喊話表達關注，加拿大外交部及駐沙特使館更在推特上發文，公開呼籲沙特政府釋放女權活動家Samar al-Badawi及其他人權活動家。

沙特對此強烈反彈。前段時間沙特解放女性權益的改革步伐邁得太大，遭保守勢力觸底反彈。沙特此次的強硬，恐怕也是為了將國內矛盾轉化為外交糾紛，以減輕王室和政府的壓力。

沙特女權運動的前世今生

總的來看，親自策劃並推進「2030願景」的沙特王儲穆罕默德（Muhammad bin Salman）以國家改革的「總設計師」自居，承諾將沙特帶入現代化國家行列。執政高層相對開明的態度、女權運動者藉助網絡社交媒體的輿論造勢，以及沙特國內社會結構的變遷，都成為了促成女權運動取得成就的積極因素。

與世界其他各地的女權運動無異，沙特國內的女權運動宗旨也是建立公正的社會倫理秩序，爭取男女間的機會平等，獲得女性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自由。但由於當代沙特阿拉伯王國建國較晚，且深處阿拉伯沙漠腹地的各傳統部落長期對外封閉保守，因此沙特女權運動錯過了由西方掀起的、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的第一代女權運動，直至進入現代女權運動時期（20世紀60年代）後才逐漸覺醒。

由於君主制國家的特殊性，沙特女權運動的興起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王室高層自上而下推進的。在沙特歷任國王中改革意識最強的費薩爾（Faisal bin Abdulaziz al-Saud）和阿卜杜拉（Abdullah bin Abdulaziz al-Saud）二人，對於女權運動發展的態度最為開明。

從時間上來看，筆者認為沙特女權運動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由費薩爾國王推動。生於1906年的費薩爾國王在年僅13歲時就曾代表沙特政府出使歐洲，參加「一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自1930年起便長期擔任沙特外交大臣。因多次出使歐美各國的經歷，費薩爾擁有遠勝其他王室成員的開放發展理念。在1953年成為沙特王儲後，他與妻子Iffat Al Thunayan共同設立了完整的現代女子教育體系，完善了與之相對應的政府管理機制，包括：1953年開設第一所現代女子學校，1960年設立女性教育總局、1964年設立女性海外留學獎學金以及1968年開設第一所女子師範高中等，通過提升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在經濟生活中的參與度，進而抬升其社會地位。

在這個階段，沙特女性地位的變化仍有賴於王室及政府的主導，女性自身主動尋求變革的意識並不強烈，但女子教育的發展與普及孕育了女權意識，見證了沙特歷史上首個女性組織「al-Nahda」（意為復興、崛起）在首都利雅得成立。該組織主要依照《伊斯蘭教法》，通過實施一些人力資源開發等社會福利項目提高女性能力水平，促進女性就業。

第二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本世紀初，即哈立德（Khaled bin Abdulaziz al-Saud）及法赫德（Fahd bin Abdulaziz al-Saud）兩任國王執政時期。這期間的沙特女權運動發展腳步相對緩慢，但女權主義者開始嶄露頭角，大膽聲索自身權益，如選舉與被選舉權、參政權、就業和自主擇業權、體育活動參與權、駕駛及自由出行權等。雖然這種聲索仍遭到國內保守派勢力的反對，但女權運動仍為沙特女性爭取到了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個領域的突破。

2001年，1300名女性首度獲得沙特公民身份證（注1）；2003年，沙特首次舉行「國民對話（National Dialogue）」，召集包括宗教領袖在內的國民代表與會，男性與女性首次在同一平台上平等對話，討論如何切實提高女性社會地位（注2）。但隨着女性社會地位的逐步提升，女權主義者們與以「懲惡揚善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Virtue and Prevention of Vice, CPVPV）及其下轄的「宗教警察」等保守勢力之間的衝突日益激化。許多保守派人士借1979年沙特國內宗教極端分子佔領伊斯蘭教聖地（麥加的大清真寺，Grand Mosque）事件炒作（注3），施壓政府對女性的日常生活劃定嚴格的清規戒律，一直延續至今。

第三階段是2005年至今的阿卜杜拉及薩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Saud）兩任國王執政時期，也是沙特女權運動的繁榮時期。一方面，處於後現代女權運動大潮中的沙特女權運動愈發重視爭取和掌握話語權，自發組織各類女性解放運動的主動意識不斷增強，活動日趨頻繁，訴求亦愈發多元，從解禁駕駛權到禁止童婚、從參與市政選舉到反對公共場所的性別隔離等等不一而足。

另一方面，隨着沙特的政治經濟發展，需要越來越多接受過良好教育的沙特女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回應這些女性對於自身權利的要求。同時，2010年末至2011年初發端於北非國家突尼斯（突尼西亞）和埃及的「阿拉伯之春」，也再度點燃了包括沙特在內的阿拉伯世界女權運動的火種。女性權利在同樣開明的阿卜杜拉國王治下取得最具突破性的兩項進展：2009年設立了首座男女混校的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KAUST）；2011年沙特女性獲得期盼已久的政治權利，可參與2015年的地區議會選舉。

在過去兩年時間裏，沙特政府推行的「2030願景」（Vision 2030）改革計劃，在改善國內女性權益方面更是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積極進展，放開了沙特女性進入更多公共空間的權利，除在今年6月24日正式解除女性「禁駕令」外，政府還限制「懲惡揚善委員會」及宗教警察的權力、批准女歌手舉行公開演唱會、允許女性進入體育館觀看賽事等，並開放多個行業領域鼓勵女性就業，在政府和企業出現了一批女性擔任高管職務。

總的來看，親自策劃並推進「2030願景」的沙特王儲穆罕默德（Muhammad bin Salman）以國家改革的「總設計師」自居，方方面面效法前國王費薩爾，並繼承了前國王阿卜杜拉未竟的改革計劃，承諾將沙特帶入現代化國家行列。執政高層的相對開明態度、女權運動者藉助網絡社交媒體的輿論造勢，以及沙特國內社會結構的變遷，都成為了促成女權運動取得成就的積極因素。所有這一切都讓沙特內外歡欣鼓舞，即便是常常帶着有色眼鏡批判沙特改革政策的西方媒體，也不得不認可當地社會改革的成就。

一切似乎都如坐在汽車駕駛座位上的沙特女性們所看到的那樣，朝着樂觀的方向前進。

進三步、退兩步的女性處境

出現這樣歷史倒退的原因，在於沙特各項改革措施都是自上而下推行，決定沙特改革性質和步伐的只有且只能有王室。在這樣的威權改革體系下，沙特王室需要的僅僅是藉助女性的力量，卻不希望聽到女權活動家們獨立自主的聲音。

女性駕車權是近年來沙特女性權利擴張的熱點之一。從技術上來說，直至1990年，女性駕車在沙特都算不上是違法行為，但是不成文的規定限制了女性駕車上路的自由：過去50年沙特從來不准婦女駕駛，她們外出要麼需依賴男性親屬代駕，要麼花高價召喚車輛。這也引發了外界對於沙特專制君主政體對女性合法權益無端束縛與壓制的激烈辯論。1990年，曾有47名女性走上街頭為此抗議，隨後遭到官方逮捕並在24小時內被交換給其男性監護人。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間，激進的女權活動家Manal al-Sharif等多名女性因在社交媒體上傳和轉發自己的駕車照片和視頻而遭官方懲戒。其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Loujain al-Hathloul在2014年還因試圖從阿聯酋駕車進入沙特境內而遭沙特當局拘押逾兩個月。

就在禁駕令解禁前兩個月，沙特17名女性發起運動，要求進一步解除女性駕駛限制，包括放寬簽發駕照規定等，結果遭當局拘留，9人至今未能獲釋，包括上文提到的Loujain al-Hathloul。

除此以外，自5月中旬以來，沙特至少有13名人權和女權活動人士被逮捕，罪名是威脅國家安全，包括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的國際知名女性學者Hatoon al-Fassi及知名女權活動家Samar al-Badawi。

出現這樣歷史倒退的原因，正如前文所言，在於沙特各項改革措施都是自上而下推行，決定沙特改革性質和步伐的只有且只能有王室。只有在王室是改革唯一「代言人」的前提下，沙特的當權者才會信任和推進改革。在這樣的威權改革體系下，沙特王室需要的僅僅是藉助女性的力量，卻不希望聽到女權活動家們獨立自主的聲音。

實際上，沙特社會改革的作用及影響不宜過度放大。從政治上看，解除女性禁駕令意味着宗教保守勢力在沙特國家經濟和社會事務中的影響被削弱，但絕不意味着王室的沙特家族（al-Saud）與代表傳統保守勢力的瓦哈比教派之間徹底割裂。統治合法性的維護，仍要求二者繼續維持聯盟關係，因此不能就此判斷沙特在政治上變得更加開放和自由。反倒是象徵着國王薩勒曼及王儲穆罕默德兩人的威權統治不斷強化，政治上的反對聲音遭到毫不手軟的打壓。

從經濟上看，解除女性禁駕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女性就業的障礙，有利於提高其在勞動中的參與度和作為消費者的消費能力。但沙特女性就業仍面臨着文化和監管方面的多重壁壘，比如仍需要男性監護人的授權才能工作，在一些被認為危害健康或在工作環境中涉及與異性交往的工作領域仍禁止女性參與。

此外，沙特不佳的經濟表現也制約了該國女性的就業發展空間。自「2030願景」出台以來，沙特政府實施財政緊縮政策，經濟難以創造足夠就業機會，而女性受此影響最大。根據官方統計結果顯示，截至2017年底，沙特女性失業率高達31%，而男性失業率僅為7.5%。考慮到沙特經濟恢復強勁增長的動能不足，未來數年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速度仍會較慢，或進一步限制沙特女性在經濟社會活動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爭奪更多話語權。

「教法」優先、女權靠邊

教育的普及與完善造成了不同代際女性之間關於女權的認知代溝，沙特國內城鄉發展不均衡的二元結構則進一步拉大了代際之間以及不同成長環境造成的距離。2009年的那場請願運動就是這樣一種矛盾的結果。

對於同情沙特女性的西方女權主義者而言，支持沙特女權運動的首要任務就是破除禁駕令，將沙特女性從父權社會的壓迫束縛中解放出來。但從發展的眼光來看，「解除禁駕令」絕非沙特女權運動的終極目標，而實際上沙特女性要爭取到更多的權利和自由還面臨着更為複雜的挑戰。

最核心的幾個問題包括：何為沙特女性心中的女權定義？它與西方主導的傳統女權定義有何不同？沙特女性都支持女權運動嗎？如果不是的話，原因何在？

2016年12月發布在Youtube的一首名為《Hwages》（意為「關切」）的音樂錄影帶似乎告訴了我們前兩個問題的答案。視頻中，三位出鏡表演的沙特女性，雖然「勇敢地」分別駕駛汽車和摩托車，歌唱着一個沒有男人的世界，但更讓人矚目的則是這3位女性身上緊緊裹着黑色長袍（Abaya），臉上蒙着黑色面紗（Niqab）。

在西方女權主義者看來，黑袍和黑紗都是沙特女性持續遭受壓迫束縛的象徵。沙特政府規定，任何年滿12歲的女性，不論國籍，在該國境內都必須身着黑袍，這一政策屢遭外界批評和譴責。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Hilary Clinton，希拉蕊）以及前總統奧巴馬（歐巴馬）的夫人米歇爾（Michelle Obama）在訪問沙特期間，均拒絕身穿黑袍以示無聲抗議。但沙特女性卻將黑袍和黑紗等傳統服飾視作該國獨特文化的象徵，即便是被沙特政府拘押的女權人士，如Samar al-Badawi、Manal al-Sharif、Souad al-Shammary、Wajeha al-Huwaider、Loujain al-Hathloul等均是自願而非被迫身穿黑袍。

本文提到的幾乎所有沙特國內女權人士均認為，西方定義的女權主義在沙特存在嚴重「水土不服」的情況。學者伊澤貝爾（Isobel Coleman）在其著作《腳下的天堂：女性如何改變中東》（Paradise Beneath Her Feet: How Women are Transforming the Middle East）中談及，西方版本的女權主義對沙特國內的父權社會構成了嚴重威脅，因為美國影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帶去了高離婚率和助長濫交的負面刻板印象。因此，在沙特推進女權運動的最佳方式就是學會在《伊斯蘭教法》限定的範圍內採取行動，而非突破它。概括起來就是：「教法」優先、女權靠邊。

此外，她們也拒絕認同明顯西化的沙特女權人士（例如Wajeha al-Huwaider和Mai Yamani）在西方電視節目中對沙特女性權利的評論意見。在她們看來，這些常年生活在西方國家的女權人士僅剩下一副沙特人的面孔，其理念也與傳統的《伊斯蘭教法》並不相容。

這些爭議之處也恰恰揭示出當前沙特女權運動面臨着的又一重大挑戰。仿若20世紀初西方國家女權運動的遭遇，對沙特女權運動最尖銳的批評恰恰來自於女性群體本身。許多研究沙特女權運動的文章都幾乎無一例外地提到了2009年那場名為「監護人最了解我」的請願運動：發起人Rowdha Yousef是一位時年39歲的沙特普通全職太太、3個孩子的母親，她與其他15名全職太太一道，在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就徵集到了5400多個國內女性的簽名，呼籲當時的阿卜杜拉國王拒絕「自由主義煽動分子關於賦予女性政治權利、駕車權利和取消『監護人』制度的無知無禮要求」。「監護人」是男性，在沙特，每位女性不論年齡及地位，都必須有一名男性親屬作為其監護人，他們在法律和個人事務上對被監護人負責。

長久以來，沙特在對待國內女性人口的方式方法上與世界其他國家有着顯著的不同。在20世紀絕大部分時間裏，沙特國內的老一輩女性幾乎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基本上都安於宗教勢力強加給她們的性別角色。但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沙特年輕一代女性不僅可以接受完整的教育培養，還有大量出國留學接收外部新鮮事物的機會。如今，沙特國內60%以上的大學生均為女性。

教育的普及與完善造成了不同代際女性之間關於女權的認知代溝，沙特國內城鄉發展不均衡的二元結構則進一步拉大了代際之間以及不同成長環境造成的距離。2009年的那場請願運動就是這樣一種矛盾的結果，如美國《紐約時報》在2010年5月的一篇文章所言，代表着「沙特社會的傳統保守勢力與自由主義改革派圍繞女性權益的激烈爭執」。

突破的關鍵

這些普世價值能否得到捍衛取決於沙特統治者們能否將宗教與司法這兩個體系相剝離，而這對於沙特這樣一個更符合政教合一傳統的保守國家而言，堪比動搖國之根本。

對於沙特王室和政府而言，需要高度警惕的是女權運動問題的政治化傾向。「2030願景」改革計劃不僅是一份經濟改革藍圖，還是後石油時代維護沙特王室統治的「生存路線圖」。沙特王室需要藉此與被統治民眾間重新建立一種社會契約關係。出於維護政權穩定的考慮，沙特王室必將在女權運動這個問題上，更加小心謹慎地處理好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的平衡。

在除卻理想目標之外，對於沙特女權運動本身而言，未來取得進一步突破的關鍵則在於如何解讀《伊斯蘭教法》中關於女性權益的規定。例如，先知穆罕默德的聖訓中明確提及，如果外出旅行的時間超過三天，則女性必須有監護人的陪同方可出行。而這一古老的規定是否適應當前的社會發展狀況？對於這一問題的解答就好比當代對於法律條文的司法解釋，女權活動家們無疑希望有更為進步和現代的解釋以便讓女性得到更多自由，但同時那些保守的宗教人士更傾向於依照原有的字面意思，限制女性的權利。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普世價值能否得到捍衛取決於沙特統治者們能否將宗教與司法這兩個體系相剝離，而這對於沙特這樣一個更符合政教合一傳統的保守國家而言，堪比動搖國之根本。沙特女權運動的未來發展，仍將是一個極其緩慢的過程。

（王曉東，北京外國語大學海灣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1：Tripp, Harvey; North, Peter (2003). Culture Shock, Saudi Arabia. A Guide to Customs and Etiquette. Singapore; Portland, Oregon: Times Media Private Limited. p. 94.

注2：”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in Women’s leadership in Saudi Arabia” (PDF). Researchplusjournals.com. March 2017. Retrieved 2 April 2018.

注3: 1979年11月20日，約200名全副武裝的極端主義者攻佔位於伊斯蘭教聖城麥加的大清真寺，扣押了6000餘名朝覲的穆斯林為人質。這些極端主義者宣稱，必須要恢復伊斯蘭教的純潔性，清除來自西方的「邪惡」影響，包括將當時引入沙特國內的電視、收音機視為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物品；要求嚴格執行《伊斯蘭教法》、管教女性行為舉止，禁止女性外出工作等。雖然沙特政府立即採取軍事行動奪回了大清真寺的控制權，但沙特王室忌憚於宗教極端勢力的影響，不得不在當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依照《伊斯蘭教法》為國內社會生活劃定了諸多清規戒律。

注4：參見英文原句：a larger tussle in Saudi society over women』s rights …… for reformers and conserva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