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彭丽君：六、七十年代风行世界的毛主义，洗了香港年轻人的脑？

这阵子不少香港作品都在重构本土的1960年代，例如一条裤制作的剧场《1967》、黄碧云的实验纪实文学《卢麒之死》、罗恩惠导演的纪录片《消失的档案》，以及赵崇基导演的剧情片《中英街1号》等。几部作品的风格和言说各异，但都似乎在寻找抗争文化在香港历史中曾经的演练，以至参与者的各种挣扎和困顿。

在今天香港社运低沉的当下，回到火红的六十年代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值得鼓励的，但近日不少评论似乎都特别在意把当中的中国影响和所谓的本土意识分隔开来，称前者是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利用，后者才是真正的本土觉醒和在地民主，例如把66年的九龙骚乱和67年的全港暴动根本地分开处理。这种太在意的区分，其实只是间接表现出问题的复杂性。六十年代的香港抗争文化本来就跟中国的政治状况和毛主义的传播息息相关（注一），简单地把中国跟香港二分，或是把共产党看成是年轻人的思想荼毒和控制者，我觉得对当时的参与者和这段历史都不一定公允。

毛主义对世界左翼的吸引力与影响

我不想在此纠缠什么才是历史的真相，如所有地方一样，当时的香港有各种思想博弈，横看成岭侧成峰，今天我们希望看什么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我反而希望绕一个圈，重看毛主义在国际左翼的位置，以思考左翼的本土可能。毛主义（不一定等同毛自己）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确实都是外来思想，但也同时引发在地的各种新鲜思考和反省，既是有组织的外部影响，也是无组织的民间自发研读。毛主义在世界左翼中最大的吸引之处，正是它的反教条化。人们在毛主义当中看不到一套可以照搬各地的革命蓝图，反而是因为意识到革命没有蓝图，行动者必须尊重在地的特殊性。毛主义在各地很快被吸收为针对自身政治状态的思想资源，难分复制还是自创。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毛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本土主义。

或者，理论和实践之间无法逾越的距离，才是毛主义最失败的地方。作为一种思想，毛主义在六、七十年代能够成为世界左翼的重要理论资源，主要是因为当时西方左翼对苏联政府逐渐失望，无论是史太林（斯大林）的极权，或是赫鲁晓夫（赫鲁雪夫）的反动，似乎都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承诺，世界很多地方的抗争者都需要新的思考予以带领自己的政治实践。

毛提倡个体自主，暴力抗争，但不迷信组织，反而对党的腐化非常警觉，主张人民才是历史主体，这对当时苏联的状况，以至世界很多共产党组织都非常适用；在政治实践上，毛不主张依赖僵化的理论，提出深入调查对政治决定的重要，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他更看重后者；在思辨上，他探讨矛盾对立的复杂面向，把人重新放进历史的不稳定结构中，因此把辨证思想从史太林时代的教条化中解放出来。（注二）这些理念对当时世界各地的年轻左翼知识分子有着重要启发。

其中，毛主义在法国的发酵对它在世界左翼的影响有很大的中介作用，尤其是在68年的“五月革命”中，毛主义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导思想。不过必须澄清，当时法国共产党的党内权斗非常严重，主导毛思想发展的主要是年轻一辈。这些年轻人对毛的激进和反叛极感兴趣，进而发展成一股充满活力的思想潮流。

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一位明星老师，阿图塞（Louis Althusser，阿尔都塞）坦诚指出自己也是被一大堆优秀的学生推着走的，他在自传提及没有巴里巴（Etienne Balibar）、马舍雷（Pierre Macherey，马哲理）、雷诺（Francois Regnault）、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等学生的主动邀请，他可能不会如此深入研究如何更新马克思主义。（注三）虽然阿图塞从没有很清楚解析毛主义对他的影响，但我们知道他曾深入研读毛理论，其“科学马克思主义”和“反人文主义”都显然带有毛的影响；他非常出名的“多元决定理论”，也跟毛的历史观很接近，两人都不相信历史的发展是单由经济因素决定。

更重要的是，阿图塞的很多出色学生，后来都成为带领西方思想界的领袖，例如洪席耶、巴迪欧（Alain Badiou）和米勒（Jacques Alain Miller）等。他们都曾自称是毛主义者，而在他们后来的思想中，还是或多或少看出毛的影子，尤其是巴迪欧，依然承认毛对他的影响。（注四） 还有福柯（Michel Foucault），他在1970年代初成立的半学术半政治组织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有很强的毛倾向，而他当时的监狱研究也明显受毛的影响。（注五）

无疑，今天西方学界对毛主义的兴趣大减，而当时很多毛主义者之后都深刻反省自己义无反顾的支持，有些甚至进入过精神病院，一生潦倒。然而，通过这68一代思想者的吸收和转化，毛的某些思想，已经离开毛主义本来的历史和地域条件，因应不同的语境引出不同的思考，还是很迂回地影响着今天的全球左翼思想，也包括今天的香港。

毛主义的养份与危机

毛主义有很强的理论性，可以滋养各种政治哲学，但它本来更多是实践的指导，为的是解决中国当时的实际政治需要，当中也是矛盾处处。当毛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反叛军或执政党中成为实践的纲领时，它可以有很大的动员能力，甚至成为凶狠的武器，推翻政权。例如在拉丁美洲，毛主义是很多民间前进力量的理论资源，到了今天，印度、菲律宾、阿根廷和尼泊尔还有相当活跃的毛组织。毛对党国腐化和大汉族主义的批判，也可以是鞭挞今天中共的有用资源。（注六） 毛说过自己不是老虎，只是一只猴子，这种猴子精神，不单可以为各地反叛势力呐喊，也可以被适应改造成弱者的武器。

可是，当毛主义成为制度的一部分，它很容易被转化为权力自我保卫的一部分，变身成铲除异己的美丽托词。我们知道，越共和赤柬的高压政权也曾受毛主义洗礼；而我们也很清楚，毛主义在中国把整个社会搞得天翻地覆。毛主义同时是一种高度解放也高度控制的思想，某程度是因为毛主义既提倡暴力，也非常理想化，有一个很高的政治道德标准，而当抽象的人民成为历史舞台的政治主体，以及把矛盾和斗争视为世界的定律时，人民可以是专政和暴力的化身，所有人也可以对号入座，拥有权力，滥用权力。党国本身也可以用它作为延续自己权力控制的手段。

我们今天回看六十年代世界各地的左翼思潮，或多或少看出毛主义的身影，香港也不例外。不过，与其说1967年香港暴动是中共中央指挥领导的一场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不如说67年香港的状态，更多是广州政治斗争的延续，以及香港某些年轻人对革命的信念和想像。对后者来讲，毛主义既代表中国，也代表本土。

可以肯定的是，毛的某些理念曾通过各种渠道，滋养过香港的抗争文化，当中包括有组织的、从上而下的计划，反映深圳河以北的权谋、考量，甚至进退失据；但也有年轻人从下而上的追求和拥抱，是当时全球反殖民反资本抗争的其中一环。（注七）跟其他很多地方相似，六十年代香港的主流是一个反共的社会，除了因为共产党可以为香港社会带来很大的破坏外，也跟香港的移民社会有关，很多居民都是因为逃避中共才逃难来港，非常厌恶毛的斗争文化。

然而正因为香港既是殖民地，也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毛主义在当时一部分香港人中成为一种很有魅力的另类思想资源，把它结合当时香港的本土状态，成为一种反殖民反资本的思潮。只是因为今天中共作为权力的操控者，不肯面对毛主义本身的极度反叛力量，当时的香港左派在今天也因此变得很尴尬。香港的左翼历史，要支持什么，要反抗什么，在大国已经雄起的背景下，都好像无法讲清楚。

重新探索历史为的是开拓视野，而不应该被今天的二元价值局限，历史的多元反而可以为我们今天面对的困局带来新的思考。我们回顾左翼，是希望展现左翼本身的长短优缺，再思考和想像将来的可能，继续蹒跚前行。

（彭丽君，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文化研究学部主任）

注一：在中国国内一般不用“毛主义”这个字，主因毛自己不喜欢，他更喜欢“毛泽东思想”。但本文要指出的主要是毛思想在外国的接收，所以还是用“毛主义”。

注二：参考Pang Laikwan, “Mao’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ossibilities for the Future,” Rethinking Marxism 28, no. 1 （2016）: 108–123. 中文译本：彭丽君，〈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未来的各种可能〉《现代哲学》罗嗣亮、周缝梅译 （2017年第3期） : 44–54.

注三：Louis Althusser, The Future Lasts Forever, trans Douglas Johns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208-209。也可参考 Julian Bourg, “The Red Guards of Paris: French Student Maoism of the 1960s,”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1 （2005）:472 – 490。

注四：见Bruno Bosteels, “Post-Maoism: Badiou and Politics,” positions 13, no. 3 （2005）: 575 – 634。

注五：Richard Wolin 在他的 The Wind from the Eas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花了很大的篇幅详述福柯对毛主义的接收、思考和转化。见第七章。

注六：当然，毛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1949年后，他始终处在一个中央位置，所以不能清楚看见边缘，这是毫无疑问的。

注七：可参考 Robert Bickers and Ray Yep ed.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