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专访潘鸣啸：经历五月风暴的汉学家，如何思考伞运、文革及习氏施政？

潘鸣啸（Michel Bonnin）或许不是人们想像中那种典型的法国人，他甚至不是典型的汉学家或者典型的左翼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生活了几十年，他普通话和粤语说得都不错，甚至熟稔中国人的酒桌文化、面子逻辑，他懂得一切官僚式的话语，在科层制的语境中游刃有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圆滑而世故。

从青年时代起，潘鸣啸就是个充满好奇心且很有主见的人。在1960年代，中国对于大多数法国人来说是一个神秘、未知、甚至是缺席的国度。但未及弱冠的潘鸣啸选择了中国哲学作为攻读方向，如果没有五月风暴，研习孔孟之道的潘鸣啸或许会继续置身象牙塔内，成为浸淫在古籍孤本中的汉学家之一。但是，历史长河中总是泛起偶然的浪花，每一朵浪花都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在五月风暴之前，潘鸣啸对政治并不太感兴趣，却格外关心异域文化中的诗和远方，如同所有受到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化影响的年轻人一样，潘鸣啸对于探索与流浪十分着迷，甚至想要不顾一切去印度“朝圣”——这一“宏伟理想”最终因为受到惊吓的父母藏起了他的护照而作罢。而这种对于“远方”的憧憬，最终与五月风暴的洪流汇聚在一起，为这位未来的汉学家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出于戴高乐家长制政府的不满，年轻的法国学生们1968年走上街头，呼吁一场彻底革命，潘鸣啸也一度怀抱着“改天换地”的理想加入其中。彼时，毛派、托派、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左翼思潮“百花齐放”。同一时期，中国的文革也如火如荼，于是很多人对这个远东国度产生朦胧的向往，也正是在那时，潘鸣啸决定放弃“孔孟之道”，去现实的中国看一看。

1971年，潘鸣啸买了一张半年内往返的廉价机票来到了香港，却没想到，他再也没有用上那张返程票，因为在香港一待就是好几年，一边教英文，一边学中文。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他的笑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他说起当时去“拜师”学中文，老先生热情地招待他“吃虫子”，这大概是他二十几年的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为了拜师，最终他还是把虫子吃下去，那味道几十年后都难以忘怀；刚来香港的时候中文不太流利，尤其是书写，他唯一写得端端正正的，是繁体的“法国”二字——因为要给家里寄信……

也正是在香港，潘鸣啸接触到了知青。当他在海峡彼岸遥望闭关锁国的大陆之时，发现了一批狼狈的青年偷渡者，在他们的讲述中，那片神秘的红色大陆终于揭开了面纱，露出了苍凉悲怆与满目疮痍。或许正因同为60年代人的“惺惺相惜”，他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找到了自己曾经的理想和坚持，因为同情，他决定将这一代青年人作为研究的对象，若干年后，他的学术生涯扛鼎之作《失落的一代》终于面世。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潘鸣啸在知青一代中名声很好，后者觉得他是“自己人”；而面对官方，无论和什么级别的官员、部门打交道，他都能不卑不亢，彬彬有礼；对于异见人士群体来说，“老潘”也是个可以吐露心扉的可靠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墙头草。实际上，他有着一以贯之的价值观：他同情文革中的知青、1989年的学生、雨伞下的香港市民——甚至还因为被某些“不明真相”的大陆网民称为“汉奸”而颇为得意。

他像是一位睿智又秉持赤子之心的旁观者，会参与自己并不欣赏的那种日常生活，也会平静却坚定地表示自己的不赞同，他会让步，但不退缩；即使是身处五月风暴中的街垒之夜，激进手段也从来不是他的选择。他既非著作等身、也不调门高亢，却一直身体力行地为了实现青年时代那个“美丽新世界”而奋斗。五十年之后，透过成熟而平静的眼神，我们看到的，依稀是当年牵着女友的手、穿越街垒去包围索邦大学的那个法国少年。

端=端传媒
潘=潘鸣啸

亲历1968：“他们朝着警车扔石头，我也扔了”

端：法国1968年一个风靡全球的著名口号，是“要做爱，不要作战”，这同时关联两个方面，一是性自由、二是反越战，您当时在法国，对这两个方面有什么感受？

潘：在1968年之前，我本来不太关注政治，那个时候我更多受到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影响，看到了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在印度流浪的经历，也想退学去印度。不过因为父母强烈反对，没有去成。

我对政治的兴趣始于1968年，当时我正好在五月风暴的摇篮——南泰尔大学（后来的巴黎十大）读书。很多人都把南泰尔大学的宿舍问题当成五月风暴的导火索，事实上这不是1968年的新问题，此前一年男生已经要求有权进入女生宿舍，但被压制了，学校的纪律委员会惩罚了一些学生。到了1968年初，这个运动卷土重来，最终引发了五月风暴。

很多人都把南泰尔大学的宿舍问题当成五月风暴的导火索，事实上这不是1968年的新问题。

当年南泰尔大学新建了一个游泳池，落成典礼邀请了戴高乐政府的体育部长参加。德国学生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就宿舍问题向部长发难，要求“性自由”，当时该部长说，不如你去游泳凉快凉快降欲火吧。这位部长可能觉得，一方面这样的回答是以幽默化解尴尬，另一方面，他大概也真的觉得年轻人不应提这种要求。孔-本迪很激烈地反驳他说，你可以去给希特勒当部长。对我们来说，戴高乐政府的确是“古板”甚至“古老”的化身。

当时在法国，性压抑的气氛没有中国“文革”时期那么严重，但是社会还是很保守，道德压力很大。受美国影响，1960年代法国开始推动性解放。1968年之前，男女同居的情况其实已经开始变得普遍。那时刚刚开始允许避孕，但避孕药仍然很少见，堕胎更是不被允许，我当时两位好友是情侣，他们同居后女生怀孕，但没有办法养育孩子，于是去“黑医生”那里堕胎，那个经历非常可怕。到了1968年5月，我也和当时的女友在拉丁区同居，所以五月风暴的时候我正好在拉丁区里面，亲历了整个过程。

当时有些学生组织活动反对美国越战，一部分人被抓了，其中有一个是南泰尔大学的学生，所以南泰尔大学有些学生活动分子就搞了一个运动。3月22日晚上，我在听音乐会，突然就看到了孔-本迪跳到了舞台上，大喊“我们现在占领了行政楼”、“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运动，叫322运动！”当时在青年群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孔-本迪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用“322”这个日期来笼统地命名这个运动，不要任何的政治纲领，而是要完全“自发”。

端：“五月风暴”留给后世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大规模抗议示威，甚至发展到同军警的暴力冲突。您是南泰尔大学的学生，当时又正住在拉丁区，参与这种冲突了吗？

潘：我真正开始参加运动是在5月10日，也就是著名的“街垒之夜”那一天。当天下午，我们发起游行去“包围”索邦大学。因为最早学生们在南泰尔大学里搞反越战活动，后来南泰尔的校长就叫警察来清场，把学校封闭了。南泰尔大学的学生于是去索邦大学闹，而索邦的校长也叫警察来赶学生，但事态并没有平息，反而越来越严重，到了5月6日已经变成了比较尖锐的冲突，所以政府决定封闭索邦大学。“322”组织说，既然你们要封闭索邦大学，那我们就要包围它！我们要占领拉丁区！

在法国有一个源自中世纪的传统——除非出于校长的要求，警察不允许进入大学，尤其是索邦大学这样的神圣场所。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警察进入大学是不对的。尽管校长提出要求的话，是符合法律的，但只能说校长不对。当然，当年学生们有一些暴力行为，但这种行为往往是警察来了才出现的。

“我发现，挖出第一块石头很难，一旦挖出第一块，剩下的石头就很容易挖。”

10号那天，我刚到拉丁区的时候，天还亮着，气氛很好。虽然警察封锁了周围的大道，但你可以在街上走来走去，和其他人辩论。我记得还碰到了南泰尔大学一位哲学老师和他太太。我们当时都不觉得会有武装冲突，认为我们只是“占领”，毕竟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有权利表示“不同意”。

可是后来，就有人开始撬地上的铺路石，我是反对这样做的；而且不光我一个人反对，很多人都反对。我们觉得自己是和平、文明的，可是那些人要“革命”，他们要学巴黎公社，学法国大革命，总之要“搞事情”。他们不理会我们，继续挖石头。我发现，挖出第一块石头很难，一旦挖出第一块，剩下的石头就很容易挖，于是他们很快就建好了街垒。

我本来反对他们挖石头、搭街垒的做法，可是后来警车朝我们冲过来了，差一点就撞上。人群开始愤怒，朝着警车扔石头。我也扔了。但是很快我就停手了，怕自己扔得太高，打到对面的同志们。

后来警察就向我们发射了催泪弹，我第一次见到催泪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催泪弹的效果很可怕。我和我女友整晚都在跑来跑去，看到那些抗议者把街道上停着的汽车翻过来，放在街道上当街垒。有时警察施放的催泪弹会直接导致这些车爆炸。后来警察就排成队列、拿着棍棒朝街垒冲过来，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开始流血。

看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就住在拉丁区，所以决定还是先回家。在家里，我们收听私人的广播电台，因为当时国营广播电台不允许报导这件事——你看，戴高乐政府就是这种权威主义、家长主义的制度。可是还好法国不是共产党国家，我们还有私营的广播电台，24小时直播。我们听着广播知道了当天夜里的大体事态。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1968年的“失败”是件好事

端：对于“五月风暴”的遗产，历来众说纷纭。您身为亲历者，如何判断这场运动的“失败”或“成功”？

潘：这个过程比较复杂。一开始在5月份，我们觉得自己很成功——竟然获得了这么大的影响力。学生们在晚上和警察打得很凶，好像战争一样，可是白天却完全不一样，警察都不见踪影，可是治安很好。当你走在街道上，会有一种节日的感觉，遇见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觉得他就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志”，这种关系令人极度兴奋。当时大家都在参与辩论、都有一种感觉——“我们要书写历史”、“我们要创造历史”，对日常生活中的一般问题根本无暇理会了。

顺便说，这种感受并非五月风暴所独有。我和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一些参与者谈过，他们当初也有和我们一样的感觉。当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会一辈子怀念的。

当你走在街道上，会有一种节日的感觉，遇见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觉得他就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志”，这种关系令人极度兴奋。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在政治上失败了。当时我们都觉得戴高乐要完蛋，运动中一句著名口号就是“dix ans, ca suffit”（十年，我们受够了），但是戴高乐成功度过危机，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且获得胜利。如果从“改朝换代”的角度来说，我们没有成功。

可是另一方面，戴高乐不可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他不得不进行改革。而且1969年时，他发动全民公决失败，于是辞职，第二年就去世了。当然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是议会民主制的成功——出现了这么大的危机，还可以自己改造。

最重要的是，在家庭、工厂、学校、医院等社会各方面，旧秩序从此被打破了。积累了很久的各种不满被释放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完全改变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说也是一个成功——但我们也是在1970年代慢慢发现的这些。如果没有这个运动，法国的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可能会推迟很多年。

端：1968年是一场“革命”吗？虽然它和严格意义上的革命不同，没有导致政府更迭。但您作为参与者，有没有一种融入革命洪流的历史感？

潘：我们在1968年时都有种“革命幻想”——就像在苏联那样，期待一夜之间旧制度全部崩溃，出现新的政权。我们那个时候都觉得，革命是很好的，可惜1968年我们失败了。6月底的议会重选中，大部分法国人投票给了戴高乐，这是我们挫败感和失落感最强烈的时刻。

我们慢慢地改变了思想，认识到这种所谓“彻底革命”是死路一条，因为问题在于——革命之后，你做什么？

但如今回头来看，我觉得这个“失败”是件好事。在1970年代，我们慢慢地改变了思想，认识到这种所谓“彻底革命”是死路一条，因为问题在于——革命之后，你做什么？

而且在1970年代，我们开始了解到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苏联，与我们在1968年的想像完全不一样。当时最震撼人心的，是索尔尼仁琴（Soljenitsyne）的《古拉格群岛》的出版，这本书的法文版先于俄文版面世，所以我们在法国很早就看到了。这种阅读让我们发现，自己的父母一代人曾幻想是“天堂”的地方，实际上是“地狱”。所以我们觉得，搞这样的“革命”是没有意义的，反而很可怕。

慢慢地我们觉得，1968年的成功之处在于，右派政府不得不改变很多，比如劳动合同的完全改变，赋予工人和职员很多新的权利。另外成人年龄从21岁降低到18岁，1974年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上台之后，通过了允许堕胎的法律，等等。甚至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1981年当了总统，肯定是因为借了1968年的“东风”，否则右派还会一直掌权。

2018年的法国，无法重回1968

端：2018年的法国，包括学生、铁路在内的各种运动风起云涌，似乎有种重演1968年的感觉。而且一些口号也让人想到1968年......

潘：我觉得今年的情况和1968年没有什么可比性。有时候示威者和媒体的用词试图显示出和1968年的关联，可是情况不一样。马克龙现在对学生、对铁路工人的态度比较强硬，是因为竞选时他说自己要改革，如果不改就会骑虎难下。而且他上任刚刚一年，即便支持率降低了，也还有四年时间。如果现在不改，到后来会越来越难。

马克龙面对的也不是1968年的情况，彼时，戴高乐执政已经10年了，积累下很多不满。而且我们已经看透了戴高乐，他是个无可改变的右派。相反马克龙上任才一年，态度不左不右，虽然好像是越来越右，但是也不是那么明显。另外他面对的工会力量也不一样，现在的工会比起1968年的工会力量要小得多。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整个社会的心态非常不同。现在年轻人的问题是，他们没有一个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当年我们有很多幻想，比如很多人支持法共，也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没参加什么组织，但同样抱有信念，觉得可以搞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但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这样想了，也没有人相信可以完全改变这个制度。马列主义的那些东西，已经完全没有市场了，基本上没有人相信了。

我们现在缺少一个新的“乌托邦”。当然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一些mouvement alternatif（另类运动），甚至是全球性的，但是这些运动还是很边缘化，很难变成一个主导力量。我们当时有理想——虽然很多是幻想——也部分成功了，比如妇女解放、性自由等等。这种成功不是一劳永逸的，人们还要继续奋斗，可是毕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那时候的确是非常乐观的，觉得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创造新世界。也许我们的确是很幸运的特殊一代吧。

端：今天法共、社会党等左翼党派——甚至整个欧洲范围内左派的衰落，和缺少乌托邦有关系吗？

潘：对。社会党原来是很有力量的，密特朗1981年上台，也和1968这股浪潮有很大关系，但这种力量现在没有了。可以说，这种失落基本上就是全球化的结果。

全球化打破了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个模式使得法国很难和中国这样没有自由、没有工会的地方竞争、也很难和美国这样的福利制度薄弱的国家竞争。所以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最大的是西方底层民众。而受益者是中国、印度等低工资国家，以及西方社会的高端阶层，比如跨国企业的高管。

所以，全球化对于法国的社会福利模式造成很大冲击。为什么马克龙可以上台？因为实际上没有人可以提出别的模式。奥朗德的模式当然是不错，可是问题在于，国库里没钱怎么办？投资都去了别的地方，怎么办？法国有很好的福利，可是支撑福利的钱从哪儿来？还是从产业来。社会党政府之所以失败，从理论上和从政策上都难以避免。

习近平想做的，其实是回到刘少奇

端：经历1968年之后，您来到香港和中国大陆，投身当代中国史研究，成为文革期间知青“上山下乡”研究的专家。在您眼中，“五月风暴”和红卫兵运动有可比性吗？

潘：我觉得完全不一样。文革时《人民日报》说，法国青年要搞文化大革命，是“法国红卫兵”——现在还有很多中国朋友叫我“法国红卫兵”，我觉得很有趣。可事实上，我们和红卫兵完全不一样，最大的区别是，没有一个领袖号召我们做什么。

红卫兵在很年轻的时候有过参加政治活动的经历，这一点和我们很相似。虽然他们被“伟大领袖”利用和摆弄，可是当时很多人都感觉不到。1970年代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开始“反思”，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质疑和批评；毛还没有去世时，就有了“四五运动”，这个运动表面上是怀念周恩来，实际上是反对毛和“四人帮”。更最明显的，则是1978-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基本上就是知青一代参加的。这一点和我们也很相似——我们也是在1970年代时反思以前想要搞共产革命的幻想。在反思后，我们还是回到了法国的启蒙传统，重提人权和法制的重要性。

事实上我们和红卫兵完全不一样，最大的区别是，没有一个领袖号召我们做什么。

知青那一代人在1970年代的农村进行反思。文化大革命太可怕、太极端、太残酷，他们觉得要想办法避免这样的事。怎么避免？知青们自己找到了这些答案——民主与法制。为什么毛泽东可以搞这么荒唐的事？因为没有民主，他一个人说话没有人能够反对。为什么那么残酷？那么多的好人被打击、被迫害致死？因为没有法制。我曾经问过他们，从哪儿找到的民主和法制这样的答案？他们说，在马克思的著作里——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也受到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当然这些思想在中国的20世纪初也出现过，知青们“重新发现”了它们。

端：很多人说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有知青经历的痕迹，例如他频繁回顾自己的插队生涯，并且强调同基层的联系等等。您作为那段历史研究的专家怎么看？

潘：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你说习近平代表知青，那我不同意。他代表的基本上是红二代、太子党，或者按照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说法——代表了“新阶级”——就是共产党一上台，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阶级。

习近平的父亲在1960年代初文革之前就因为党内斗争被抓。我想他当时并没有受到父亲的太多影响，反而受毛的影响很多。因为父亲有问题，所以他没有参加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对他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出路。

虽然习仲勋在政治上失势，但是他原本就是陕北地位最高的共产党员。所以习近平还是受到了很多的“好处”，当地的高层和其他知青都知道，他是习仲勋的儿子。这就是习近平与其他的知青的不同。当然，因为他父亲的问题，他要特别努力。他申请多次入党才如愿，但别的知青不会像他这么快就当上了大队书记。后来他又上了清华大学，成了工农兵学员，从此前途一片光明。习仲勋平反后，习近平成了耿飚的秘书。然后就青云直上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是“天然的接班人”，只要听话就有前途。第一批的红卫兵也是这样的，他们为什么能什么都不怕？因为他们是“自然红”，知道未来就是他们的。

端：现在越来越多人担忧，习近平正在试图把自己打造成第二个毛泽东，比如最近几年来大权独揽、个人崇拜明显回潮。您认为二者有可比性吗？

潘：有人说，习近平是“隔代遗传”毛泽东，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习近平不是真的要回到毛泽东，他不会搞一个新的文革。他要回到的，其实是刘少奇的时代。

相比毛泽东的特殊性而言，刘少奇应该更能代表中共。刘的风格是模仿苏联的，这个制度强调“听话”——每个人都要听党的话。虽然也要法制，但是更要听党的话。

而毛是不一样的，他要塑造“新人”、“新世界”。他要在历史上成为和秦始皇一样的伟大人物，改变中国甚至改变全世界。他有极大威信、极高名誉，可以为所欲为。从延安时期起，他就知道利用群众。而且他知道如何利用群众来进行共产党内部斗争。没有别的共产党领导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毛的“专利”。在毛的脑海中，权力的结构是一个三角形，最顶端是他，另外两端分别是党和人民群众。他可以利用党和人民进行彼此斗争，但他始终处在最顶端。

我觉得习近平不是真的要回到毛泽东，他不会搞一个新的文革。他要回到的，其实是刘少奇的时代。

而这种权力结构现在不可能重现。习近平如果允许青年搞自己的组织、刊物，那就很危险了。“六四”之后，共产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让老百姓参加政治斗争。如果共产党内部高层有一些矛盾，比如赵紫阳、胡耀邦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必须在党内解决，不能去搞群众运动。1978年的时候，邓小平允许“民主墙运动”，是因为他需要这个来打击华国锋，但“六四”让他们再度意识到群众运动的危险性。

所以在我看来，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不是毛泽东模式，他的确用了很多毛式概念，比如群众路线等等，但是这是因为在1949年之后，中国只有一种思想就是“毛思想”，没有别的，所以习近平只能用这些东西。现在他们要打击知识分子、维权律师，不是搞群众运动，而是让这些人“失踪”，或者搞一些提前安排好的“审判”或者强迫认罪。毛泽东的风格是“有问题、搞运动”，可是现在依赖的都是“五毛”、网警、国保等等。毛泽东时代虽然有天罗地网，但是基本上是靠普通人的监督，不是靠这些“专业人士”。所以毛泽东虽然影响力很大，但是他是很特殊的存在，不会再有第二个毛泽东。相反可以有很多个斯大林、刘少奇。

“雨伞运动”让人想到1968年，但历史状况完全不同

端：您曾经参与创办香港的“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并在1991-1998年间担任中心主任，对香港形势一直非常关心。从68一代的经历出发，您认为香港的雨伞运动从中能够汲取什么教训？

潘：很可惜2014年时我在巴黎教课，没有实地亲眼观察雨伞运动。我的朋友、汉学家白夏（Jean-Philippe Béja）当时在香港，他也是68一代，他跟我说那种气氛非常像我们当年——就像我之前讲的，每个陌生人都是同志、朋友，每个人都可以在街道上谈话、辩论。并且也是自发的运动，没有人组织他们。这种气氛很相像。

但是，两个运动背后的历史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香港，本来学生运动之前是“占中”。而“占中”我觉得是一个象征性的运动，是向历史表态的运动，甚至是有点“绝望”的运动——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共的倾向，和他们继续拥有自治权、继续拥有自由的期望是相悖的。而1968年时，我们是觉得自己是很有希望的，我们可以改变世界。

我觉得“占中”是一个象征性的运动，是向历史表态的运动，甚至是有点“绝望”的运动。

香港学生坚持了很久，这很难得，但是他们面对的情况和我们当年非常不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而我们当时面对的是一个带有家长主义、威权主义色彩的民主国家。戴高乐本人当然很右派，但他也不得不让步，改组了内阁。所以我们和香港人面对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我非常同情香港人。但同时也非常悲观。我觉得除非在中国大陆有什么变化，否则在香港看不到什么希望。

端：的确，香港近年来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思潮变化是同中国大陆进行切割，对大陆的民主化运动热情也显著下降。

潘：1989年的时候，香港人非常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六四”之后，不要说普通香港人、就连当地的共产党员都很不满。但现在的年轻人觉得，你们这一代民主人士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所以他们就觉得，要独立，至少不认同这个国家——这当然是很“幼稚”的，可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绝望的幼稚”。不是眼光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感到没有希望，这很可怕。而面对这样的一个政权，你只能坚持下去，保持你所能保持的、保护你所能保护的。

契机总有可能出现；所以，不要绝望。

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是文革、六四还是雨伞运动，都没有留下什么正面遗产，因为党想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力。前几年王岐山号召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我觉得他的想法就是：路易十六一开始改革，这个政权就完蛋了。所以他们还在坚持、坚持、坚持。当然总有一天，他们或许坚持不下去了，到时候就会有一个“大爆炸”。

从眼下来看，我觉得他们当然可以坚持，但是不知道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而且，一旦坚持不下去，到时候会发生什么都难以预料。从苏联经验来说，契机是戈尔巴乔夫的出现，他本来不应该当领袖，只是因为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死了，就轮到他了，这是非常偶然的事情，可是历史总是有偶然的事情发生。文革时期很多优秀的人自杀了，我当然可以理解，那时他们觉得绝望，受到侮辱宁愿死去，可是我觉得太可惜了，如果他们现在还在——至少1970、1980年代还在的话，他们本来可以做更多事情。

契机总有可能出现；所以，不要绝望。

（孙佳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英法双语译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