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3月2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总合政策学部教授小熊英二来港演讲，主题是“全球化下的社会运动”。演讲主要围绕三个问题： 一、自2011年开始，包括日本在内，为何全世界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二、这些社会运动与过去的有何不同？；三、 运动背后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此文为当日的演讲稿，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张彧暋翻译，黄善如整理与笔录。端传媒获授权编修刊载，以飨读者。

一、2010年代全球的社会运动复兴？

自201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正在发生不同形态的社会运动，例如：纽约、西班牙、东京、台北、首尔、香港。2011年时，以色列也曾发生过大型的社会运动。为何当地会发生大型的社会运动？大概就是源于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格差”（编按：阶层差距）不断扩张，很多人即使大学毕业也无法找到好的工作。我到过许多不同的国家，但却听到同样的故事。大家都说“没有好的工作”、“地价上升”、“阶级分野愈来愈大”。全世界都面对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各种社交网络和互联网的服务不断扩大，令同样的故事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编按：见下文），它们的背景全都是一样的。2016年时，我在韩国也是听到同样的故事。这些社会运动的背景与之前的有什么不同？简而言之，20世纪的政治形式已无法配合现在的社会形态。现在就来说说20世纪和21世纪的社会形态有什么不同。

20世纪的社会政治安定化

在20世纪的时候，社会能提供大量安定的工作予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劳工。这些教育程度低的工人有较安定的工作，并有着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工会成员身份，这一切会导致“政治安定化”。这些有安定工作和传统家庭的社会阶层会支持关注社区和家庭的保守政党。简而言之，大量安定的工作令这批工人支持政党，政党也因为他们的支持而安定下来。同时，反社会党或工党的体制也会安定下来。

欧洲、美洲和日本也有相同的结构和背景。欧洲有两大主要政党，一种是以“社区和家庭”为主的保守派政党；另一种则是以“工会”为主的社会民主派党。由这两种政党组成的政治体制也随之安定下来。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也有类似的构造。这个时代的大众媒体（例如：电视和报纸）亦为这个体制提供了非常有效和安定的力量。这些媒体体制背后有大型的放送局（电视台）或印刷厂支持，而媒体也有中央化、集权化的倾向。21世纪的社会形态则截然不同。

21世纪的各领域不稳定

全球化和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令一些工业开始离开原来的社会和国家。透过网络，人们可以电子邮件把设计图传送到世界不同地方制造，不用在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中设立工厂。全球化与传播技术的发展，会一同带动社会变迁。首先是选择增加，其次是可能性增加。当选择和可能性增加，竞争自然也会增加，随之而来的就是安定性降低。企业不用再在国内设厂，可以选择到不同的地方，享受当地的优势，所以全球竞争亦增加了。企业在一地设厂后，也不一定要请当地人，而可以请其他地方的人来工作。安定性因而降低，稳定的权威或权力架构也会变得不稳定。简单而言，只要该劳工不喜欢，便可以转到其他地方或公司工作，所以不会稳定下来，选择、可能性和竞争亦因此而一同增加。

竞争亦会令地价上升。大家都想住在方便的地方，而人人都选择那些方便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地价便会上升。金融投资的自由化令人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来居住，在东京买地和在伦敦买地也是同样道理。因此，地价会随竞争而上升。我在不同地方（三藩市、墨尔本、柏林和华沙）都听到同一个说法──“五年前买楼便好了！”这种不安定化会引致身份认同的不安定化。“为何我要住在这样的地方？”、“为何我们要面对这样的国家？”、“到底我是哪个国家的人？”、“为何我会在这里？”……当然也可以换另一个角度来想，“这个地方一定要有我的存在？”、“为何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生存？”。这就是所谓的“地域主义”。在加泰罗尼亚、威尔斯和冲绳，人们都会说“为何我们一定要留守或守卫这个地方？”这也是同样的道理。

国族主义亦在渐渐加强。不安定导致认同感降低，继而令大家产生想透过历史寻找“我到底是谁”的倾向和冲动。在不同地方也会发现有许多人说“自己最近突然喜欢上历史”。人人都认为身处的地方和时代很差，不断听到“30年前不错”和“50年前不错”的说法。在冲绳，有许多人说：“如果冲绳没被归还给日本便好了”、“冲绳回归日本后，工作变得不稳定”、“家族又不安定”、“自然被破坏”和“失去人情味”。香港也是如此。在全世界也听到同一个说法 ──“70年代不错”、“50年代不错”。

家庭、社区、工会的凝聚力亦在慢慢降低。“我为何与这个人结婚直到现在呢？”、“我其实可否再选择其他人？有其他可能吗？”、“我为何要留在这样的工会当中？”一旦有这样的想法，家庭、社区和各种工会的凝聚力也会自然降低。

政党代表不同声音的能力也会随之降低。昔日的政党之下有工会，而工会亦了解其下的工会运动和劳动情况，所以政党能较准确地掌握工人的情况。昔日的保守政党会到社区与不同的领袖接触，而领袖若知道社区的真实情况，那政党便能掌握社区的实况。现在的日本自民党正面对各种的苦恼，其中一个苦恼是这样的：“现在的町内会会长和商店街会长只知老人家的情况。地方的祭典只有老人家参加。即使聆听社区领袖的意见，也无法了解整个社区的运作情况。”因此，政党也开始不理解民众的想法和发生什么事。这并不只是因为政党的人懒惰，而是因为他们听工会领袖或地区领导的意见，但这群领袖也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

我最近在澳大利亚和德国也听到一样的故事，那就是政党不太清楚人民的想法。其实最容易了解到一个地方的社区凝聚力的方法，就是到教会。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星期日到教会，去看看的话便大约知道这个社区发生什么事。有一次，我在星期日到柏林的教会，但发现只有老人家才会到教会。因此，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也不知道下面的社区的情况。所以说，所有国家的保守政党也有同样的烦恼。

大家都觉得自己被现有的政党／政治体系排除在外，所以人人都会说“政治家并不理解我们的想法”和“政党不了解我们的想法”。有这种想法的人也愈来愈多。

各种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SNS）和互联网的影响愈来愈大。昔日的大众媒体需要有自己的配套设施（Infrastructure）来支持它。若你要自行录制影片并对外公布，是一件超级麻烦的事，但现在却变得十分简单。人人都可以自己录制影片并向公众发布，所以一些规模小的团体的动员力也渐渐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小事件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加。人人也不快乐，每个人的不安感增加、竞争增加、选择增加，然后又不了解政党的想法，所以每个地方也有引发社会运动的契机。每个人都透过社交媒体知道世界各地正在发生不同的事情。

那么，到底日本旧社会运动家与新时代的社会运动家有什么不同呢？

昔日，主导日本社会运动的是工会、左翼政党或团体。知识分子、学生、教授、家庭主妇、少数群体和受工业发展及环境污染影响的群体也会参与社会运动。

现时在日本东京参与社会运动的又是什么人？他们是一群受过教育但不安定的劳动者。他们不是依靠“体”力劳动而是靠“脑”力劳动的工人，当中包括：从事IT、设计、研究、出版、自雇的企业家、兼职的大学讲师，以及背负巨额学债的学生。

在2015年，日本出现了一个由学生成立的社会运动组织，名为”SEALDs”。 在一次运动中，组织的学生代表曾说自己已经背负着600万日元的学债。他们团积了许多不满，觉得社会有问题。这些参加者具备不同的技能，例如：电脑、设计、研究等。所以，我发现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的海报也设计得不错呢。他们懂得如何操纵社交媒体、设计网页和海报。他们全部都做得不错，因为参与社运的人本身就是专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

那么，到底现在的社会运动是以怎样的形态展开呢？

二、21世纪社会运动的动员方法与行动模式

我曾研究过在2012年和2015年，为何日本人会走到国会前示威。现时的社会运动中，有愈来愈多的小团体出现，这些团体并没有办公室、没有特定的领袖和固定的会员制，而是譬如说，同一所学校有10人，同一个职场有20人或同一所学校的毕业生有十多个人等。小团体内的10人当中，有人会从不同的社交网络得到情报继而参与这个活动。小团体中的人继而又会把情报传递给其他小团体。不同的小团体得悉有关情报后，又会自动自觉地参与这些大型活动。

由多个不同的学校、职场和亲戚的细小团体组成的社会运动，当中的情报并非分给小团体内每一个独立的人，而是小团体内的某些人，而这些人又会在自己亲密的团体内把情报散布开去。当在虚构空间里的某些情报流传到现实空间中的某些团体，社会运动便会开始建立起来。我在2014年10月曾到访香港，在金钟考察时发现有许多细小的帐幕，每一个小的帐幕就是一个小团体，这场社会运动正是由多个不同的小团体所组成。

除此之外，我发现许多不同的社会运动也会占领一些公共地方来议论和演说。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各地也有发生，例如：美国纽约、以色列和东京。大家都想透过占领得到一种安定的感觉，这个情况与想要一种安定的工作感也有点类似。在这些运动当中，我们好像产生了“我在世界上有一个安定的地方”或“我占领了这个世界上某一个细小地方”的感觉。不同的社会运动也有类似这种“想要占领某地继而得到安定感”的情况出现。

日本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是不断移动的，参加者会在不同地方游行。相反，21世纪的社会运动中，“想要占据某地方”、“静止”的感觉变得十分强烈。我花了一段时间去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大家知道地震发生的机制吗？

三、运动背后：新世界秩序冲击旧秩序

地震是指地幔（Mantle，地函）内的岩浆对流作用带动板块移动（分离、碰撞或错动），当所积聚的应力超过岩层所能承受的时候，便会断裂并释出能量，形成地震。地震集中于板块边界。同样道理，当昔日既有的制度和新的社会转变不相配，便会引起各种制度的机能障碍或不全（Dysfunction）和社会运动的出现。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也会觉得现时的教育制度、政治制度不配合现实状况，在这情况下便会产生社会运动。

当代的世界秩序也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简单而言，其实现时大部分的国家也是二战后才成立的国家，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印度（1947）、德国（1946）和日本（于1945年放弃“大日本帝国”之称号）。现时日本的国境与昔日是不同的。简而言之，战前日本的国境是包括韩国、台湾等地。二战后，才成立现时国境的境界线。现在的世界基础秩序是二战后成立的。二战前的秩序就是由各种的金融恐慌、社会运动和独立运动所打破继而形成新的秩序，例如：30年代的金融恐慌、共产主义运动、纳粹主义运动和独立运动（印度、中国和各个非洲国家）。这些运动打破了旧有的秩序继而促成现时的世界秩序。

因为有地震，才会有新的世界秩序。虽然这个秩序已经成立了，但各种社会变化（如：工业结构的改变、传播技术的改变、交通、教育和人权意识的扩张等）也在不断威胁或影响它的稳定性。这些所谓新的制度不知道旧的世界秩序是怎样的，所以对旧秩序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世界秩序或社会秩序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落差，有落差便会发生地震。60年代末、80年代末和2010年代的各种民主运动也对社会秩序产生震荡。大家知道这三个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简单而言，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某些国家都曾面对民主化所带来的震荡。会否有人觉得80年代只有东欧发生民主化运动呢？其实在1980年代末，菲律宾、韩国、台湾也有发生同样的民主化运动。（然而，在1989年，中国和缅甸的民主化运动遭受挫折。）这些民主化运动感染了东欧，并令当地出现民主化运动。1993年，阿塞拜彊民主化运动也开始。为什么那里会出现民主化运动？首先，菲律宾民主化运动成功，然后韩国学生透过卫星电视得悉有关事件，继而产生一系列连系起来的民主运动。因为卫星电视的出现，台湾和中国的学生又模仿了韩国的学生运动和民主化运动。

卫星电视的出现令不同地方的学生互相模仿，所以我刚才提到交通、传播技术和工业结构转型也会带来这些民主运动。这一切也是紧密连系起来的。我调查过60年代的学生运动，以前只有工会或政党才会有自己的大型印刷机，但60年代末时，印刷技术的改善令学生可以自行印刷并派发传单。然后就是电话的出现，人人都用电话互相联络和交流情报。各种社会变化会引发不同的潮流。

总括而言，社会的不安定和各种政治制度的机能不全会令世界各地出现不同的社会运动。至于为何会有不同形态的社会运动发生？这是因为每个地方人与人关系的紧密程度、社会的不稳定性、教育程度和电脑技术均存在差异。这些社会运动到底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他们的共同背景就是20世纪的政治结构不符合21世纪的社会变化。

四、问答环节

问：2010年代后，在全球化下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运动或社会潮流。在全球化下，中国、新加坡和香港似乎是一些例外的个案，这三个地方既有新媒体出现，但又非常稳定。首先，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后，其政权竟然变得更保守和专制，即使有新的社交媒体出现仍然十分稳定。其次，新加坡拥有一个与中国比较来说相对开放的网络，但只出现零星的小规模社会运动。至于香港，我们有大型的社会运动，但比较“占中”前、后的时期会发现，“后占中的时期”的香港，其社会运动和公民运动是突然停滞下来的。即使取消了多个议员的资格，也不会再有人走出来参与大型的社会运动。

小熊英二：社会运动、政府威权化和社会不安化都是连动的东西。简单而言，昔日的政党或政权能了解社会和民众的真正情况时，便不需要利用力量或暴力来镇压有关事件或社会运动，也能令社会完满地运作。当政党和政权不能把握人民的想法时，则只可以用力量来镇压事件。刚才提到当认同感变得不稳定时，便可能促使地域主义和国族主义的出现。

波兰和匈牙利，就是政府威权化后各国族主义同时发生的明显例子。1990年代，当旧政权（波兰人民共和国，Polish People’s Republic）倒下然后新的政权（波兰共和国，Republic of Poland）出现，政权更替后，贫富间的“格差”扩大，工作变得不稳定，并开始产生认同感的不安定化。政府威权化、国族主义和新政党人气急速上升也会同时发生。在同样社会不安定的情况下，在些地方则会演变成威权化社会、国族主义社会，或是地域主义的社会。

问：刚才的分享曾提到1960年代、1980年代和2010年代也有社会不安的情况。因为媒体技术的提升促使社会不安定化。香港或中国境内的华人圈在60年代、80年代和2010年代也会记得不同的政治事件。如：60年代的人会记得六七暴动、文化大革命。80年代则是苏联接近倒台或改革和八九天安门事件；2010年后则是普京（Pútin，普丁）的政权和最近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的规定。有许多评论家指这些时期的社会不安是由专制政权所引起的，你有什么想法？

小熊英二：我不想太傲慢呢，所以关于香港和中国的情况我就不说了。一般而言，无论是什么政权，若背后没有强势的领导人是很难运作下去的。放在一般人身上去想的话，若背后没有强大力量支持的话，要驱使他行动是十分困难的事。政权也是一样。支持的方法有两种：一、理解大家意见后再作改善；二、“派钱”。

“派钱”的方法只有两种：一、自己拥有许多天然资源所以能向民众派大量金钱；二、透过“公共建设”派钱。“派钱”是不需要聆听大众的意见也可以做到，但一直派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历史上的独裁政府面对这种情况往往无法继续下去，除非该国拥有金、石油和天然气等。但这些国家的弊处是，如果原油价格下降，便会引发政治危机。因为平时国家富有，派钱可减少人民的反对声音，但一旦面临财政危机，人民便会反抗。既没有石油，又没有金的国家，又应该怎样做？

以日本为例，1970年代利用税金进行公共建设。现在仍然有许多国家透过兴建公共建设分配资源，但这种办法的效率很低，只要经济增长稍为下降一点，政府便要再投放更多金钱去维持社会的经济成长。最快出现这种负担不了的情况的国家，就是日本。为何日本还能坚持？因为借了很多钱。我最担心就是日本呢。最根本的问题是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政权是难以维持下去的。若要人民支持你，又要回到刚才提及的两个办法，即是听取人民意见或“派钱”。一般而言，若国家通过“公共建设”派钱，只有一成人能取得经济利益。若有九成人能分享经济利益，便有九成人支持政权，政权便能维持下去。然而，这些国家都很神经质，因为它们知道实际上没有人支持自己的政权。很多情况是，看似有许多人支持政府，但实际上不是，政权因而变得神经质。

这些神经质的政权出现的话，会怎样呢？最好的对应办法就是，若人民有不满就正正经经地说出来。若不正确地表达出不满，这些政府和地方政府会变得愈来愈神经质或不敏感。若你对许多事情也不敏感，就会积累更多不满。当缺乏表达意见的渠道而政府聆听不到意见，政府就会变得更加迟钝。即使你无视政府，政府也会很神经质地想了解人民的想法。与其无视政府，倒不如直接地说出自己的不满，这倒是更易处理。

到底正正经经地表达出自己的不满有什么好处？政权不断派钱其实没什么好处呢，这只会团积更多不满。若不表达出来，只会令不满更加强烈；若正确地表达不满能防止事情进一步恶化。我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地方，只是普遍而言就是这样。

譬如，纳粹德国政府是非常神经质的，既没有具真正意义的民主选举，又没有稳定的政党，所以只好运用秘密警察不断调查大家对政府的想法，从而收集意见。当时纳粹德国政府是非常在意人民到底支持政府与否，以及人民的不满，而没有正式经历过民主化进程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为何纳粹德国能继续运作下去？因为政府投放大量金钱于公共建设以维持政权。经济大恐慌出现后，纳粹政权夺取了政权，当时其他地方的经济情况也很差，纳粹政权需要投放大量金钱于公共和军事建设以维持经济景气。即使当时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若干年后，纳粹德国的政权也会破产。这当然是一般论。

问：老师提到上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新的世界秩序。现在的世界秩序很不稳定，你会否预期在可见的未来又会发生战争，继而产生新的世界秩序？

小熊英二：我的个人意见是，所有的世界秩序都是维持三个世代左右。因为发生革命、战争或各种运动建立新秩序时，第一个世代的人是能够亲身地体会和记着这些变动的发生。第二世代的人透过父母能大概能了解当时发生什么事。然而，第三个世代的人已无法了解祖父、祖母那一代人的经历。

第三世代没有亲身经历，又不知道当时发生的事，继而便会出现政权支持率下降的情况。这时候，政权便会开始进行历史教育，透过历史课让大家了解现有的政权和秩序是如何建立出来的。我也稍稍看过南斯拉夫的历史。1989年，南斯拉夫解体。这个国家是在二战后透过革命而得到政权的。1980年代的政权通过历史教育，尤其是带学生游览革命的圣地、战场，走到山上看看当时如何革命。这些政权的共通点是通过这些战争或革命、立国时的记忆来得到政权的合法性。

因为无法继承这些革命或政权合法性的记忆而失去政权的国家，例子多不胜数。当然也有许多国家是透过“派钱”或“公共建设”来维系正在失去合法性的政权。然而，只有三种国家可以继续运作下去：一、正在继承革命或独立战争记忆的国家；二、继续派钱；三、处理好政治问题。若果不处理好政治问题，又不派钱的话，基本上是无法继承记忆的。可否只靠历史教育来维持政权呢？当然不可以。我刚才曾提到世界在二战后建立新的秩序。世界秩序出现变动与地震的发生的时间，就是社会运动出现的时间。刚才提到1960年代、1980年代和2010年代，许多人也视为世代战争，也是由同一个原因导致，而不只是因为新世代的工作不稳定、生活不稳定、社交媒体的出现，就能令这些情况出现。简单而言，新的世代其实没有上一世代的记忆。

回到最原初的问题，到底旧的秩序开始崩坏，有没有新的秩序出现呢？一个简单的结论，我认为旧的秩序已经不能维持下去，旧年代的记忆根本没有继承下来。世界各地，不论亚洲还是欧洲的政权也了解到这件事，所以他们不断进行历史教育。因为每个地方的政权都了解到，若不进行历史教育，就无法继承记忆了。

上一个的世界秩序 （即“帝国主义”） 是由18世纪末开始成立，19世纪达到高峰，然后在一次世界大战后完结，大概维持了一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完结到现在，大约有八十多年。十年至二十年后可能有新的秩序出现，那时候情况可能会很严重。这段时间从事历史相关工作，可能会成为赚钱手段呢。为什么呢？阅读历史引起的争端和冲突会愈来愈多，当形势和政权开始改变时，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对历史的争议，所以不论政权还是在野党，也希望有历史学家去帮他们。

问：你的看法是旧的政治制度无法处理新的问题。若有新的政治制度出现，你认为这个制度会有什么特征？你刚才提到一些神经质的政权想了解人民的看法，但这些政权却没有积极回应，否则他们没有需要删掉本身民主的制度。一方面想知道人民的看法，同时又没有认真处理回应，这是不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

小熊英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呢。如果我能解答的话，我就变成神了（笑）。首先，这些政权若做得不好，到底他们是维持着些什么呢？综观历史便能发现，这一类政权维持着的是政权核心人物的地位和性命。其实所有政权走到最后，也是维持自己的地位、性命和财产。一般来说，若政权在崩坏前仍能维持自己的地位已经算不错了，例如：委内瑞拉的社会即使大混乱也好，政权核心人物仍然很努力地维持自己的财产和性命。在最恶劣的的情况，他们只要能维持自己性命，根本不会理会人民的不满声音。不知道这样能否解答你的问题。

究竟之后新的世界秩序会是怎样呢？说不定以国家、国界为单位的形态会出现变化。

当市场或经济制度、国境、国界等相符的话，这个系统会是一个相当有效的系统。好像日本那样，政府用中央的辨法来收集资源和税金，继而打造出国家经营的邮政系统或道路系统，便可以令国家经济整体成长，而这个做法在以前是非常有效的。在这个时候，若政治和经济都在同样的既定国境中，且相对地重叠的话，事情（国家运作）便能够完满地进行。在昔日，只要政治国境能维持货柜系统、道路系统和邮政系统，一切相符，便能同时得到人民对政权的认同和经济发展。

然而，网络不是国家的公共建设，Facebook也不是国家的公共建设、比特币也不是国家的制度。当以国家运营但又出现了刚才提及的东西时，便会阻碍了事情的运行和发展。可能将来新秩序的发展方向，就是尽量排除这些阻碍发展的旧有境界制度，但这种新的秩序是好是坏，便是另一个讨论话题了。可能会出现一个超级不平等的“格差社会”。简单来说，50年前的社会便是国家内的格差比较少，但国与国之间的格差比较大，例如：美国和印度国家层面的不平等可能非常大，但美国或印度国内的不平等相对较小。90年代的变化就是国家内的不平等增加，但国家与国家间的格差缩少。

一个国家内只有小撮人能掌握大量金钱、知识、信息、技术，而其他人则没有，继而国家内的格差便会扩大。反观，各个国家中拥有大量金钱、知识和信息的那群人，他们之间的格差却缩小了。举例来说，美国国内的格差不断扩大，但美国和印度国家内那群拥有大量金钱、知识和信息的人的差别却愈来愈小。

第二个可能是在这种发展情况下，“国族主义”可能会慢慢地增强。简单而言，昔日美国没有如此严重的不平等，所以美国人会认为以前的生活较好，会怀念往昔，国族主义的气氛也会随之慢慢上升。因此，现在美国人才会想夺回以前的美国社会。这两个发展是同时进行的，而这两种秩序也同样地动摇着世界的旧有秩序。

简单而言，目前同时有两种力量：一种是“维持旧有体制的力量”，另一种则是“尽量破坏旧有体制”的力量。想要维持旧有秩序的人是想要维持那种所谓“安定的力量”，现在保持自己力量和地位的人会害怕失去这一切。面对新潮流和新秩序而认为自己会输的人，便会倾向支持国族主义和维持旧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