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经典重读：当代恶之华──让·热内《小偷日记》

从小偷到作家

让．热内（Jean Genet，1910-1986）的生平比其作品更富戏剧性。热内的母亲是一名妓女，在热内七个月大时，她弃子而去。热内之后由巴黎的社会福利机构安置，被一个农村家庭收养。热内六岁入学，成绩优异。十岁时，他被控告偷窃，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法国著名哲学家、小说家沙特（Jean-Paul Sartre）于《圣热内，戏剧演员和殉道者》（Saint Genet, Comédien et martyr）中说，这次指控构成了热内人生传奇的底色，热内的自我认同自此之后便被凝定了下来──他选择了以小偷为志业，决定成为别人口中所指控的那个他，去做别人指控他所做的一切。

热内的名著《小偷日记》，便是他为自己的身份、为罪与恶而辩护的一份自白书。他在《日记》第三段写道：“在这部日记里，我不想掩饰我沦为小偷的种种原因，而最简单的动机就是要吃饭。在人生的选择过程中，我未曾掺进任何反抗、痛苦、愤怒或诸如此类的情感。我精心准备自己的冒险（……）为了犯罪，我早已雄姿勃勃，箭在弦上。”

这本宣称要歌颂罪恶的作品是热内的一部自传体小说，1949年出版，内容是关于作者1932年至1940年间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中欧等地区流浪的生活。本来，按自传体小说的严格定义，此类文类是要以回忆的方式来写作者的生平，特别是作者性格构成的历史，如卡缪的《第一人》、屠格涅夫的《初恋》等。但热内本人就说，偷窃、背叛和同性恋才是《小偷日记》的基本议题。而且，有别于一般自传体小说平实的叙述语言──为了追求仿真、忠于历史的效果，《小偷日记》用的是诗化的抒情语言，因为热内说，他要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奇。

从小偷到作家，热内在法国文坛的名声多得三个人物的加持，分别是谷克多（Jean Cocteau）、沙特和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谷克多使热内获得特赦，并把他介绍给巴黎文坛。沙特那篇长达六百多页的评论《圣热内，戏剧演员和殉道者》，援引热内的童年经历，指出热内从被排除于社会之外，到摆脱其他人的眼光，成为一名作家，最后成就了他的“为自身而存在”（être pour soi）。很明显，沙特不是单纯地想把热内的作品介绍给法国读者，而是视热内为一个个案去阐述他自己的存在主义式的心理分析。巴代伊则在《文学与恶》一书中，把热内列在波特莱尔、萨德侯爵、卡夫卡等作家之后，分析他们的恶的书写，以及他们的文学如何违抗道德。在巴代伊笔下，热内像一位永不知倦的骑士，不停地追求那些社会规范以外的经验，如死亡、情欲、犯罪等。巴代伊认为，去到最后，热内追求的甚至是一种纯粹的恶，就像宗教人士追求一种绝对的善一样。

理想化的恶

沙特和巴代伊都关注到热内的恶的书写。什么是恶（le Mal）呢？这是一条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利科（Paul Ricœur）于《恶的象征》（La symbolique du mal）中以不同的神话为样本，区分了三种类型和目的的恶。

第一种是描述诸神起源的神话，于其中，恶是秩序建立之前的混乱状态，换言之，恶即是没有秩序。在此类神话中，把恶制造出来的不是人类，恶先于人而存在，人类只是找到了恶然后继续行恶而已。第二种是悲剧性质的神话，恶来自于英雄遇上了宿命，抵抗而不得，如我们熟悉的伊底帕斯（Oedipus，俄狄浦斯王）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神话。第三种就是阿当神话，伊甸园的阿当和夏娃受蛇所引诱，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实，于西方的基督教论述中，这是人类第一宗罪，也是一切罪恶的开端。三种神话中，唯有第三种把恶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连系在一起。

《小偷日记》中的恶比较贴近我们日常的经验，它主要涉及偷盗、卖淫、打架、赌博、欺诈、逃避法律机构的命令等。可以说，这些恶指的更多是犯罪，与当时社会法律违背的行为，而不是描象意义上的恶。而《小偷日记》中的恶既是理想化的，又是情欲化的，既是一些抵抗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又是一些具有宗教神圣意味的行为。我们看看《小偷日记》首几段描写便知道了：

“要完成犯罪，需要许多机缘巧合：脸蛋漂亮，身强力壮，风度翩翩，犯罪有瘾，环境允许，具有承受这种命运的精神强度，能经得起命运的严惩和酷刑，具有不以为耻，反引以为荣的内在气质。”

“这些毁灭性的生命来去匆匆，包含许多运动，每个动作都简单而直接，就像一个大画家大笔一挥那么干脆（……）而他们现在经受的暴烈犹如一种厄运，里面装着火药，而同时，外部弥漫着火花，把他们团团包围，却把我们照亮。”

叙述者“我”把罪犯形容成一个仿佛是希腊悲剧中的主角：面容端正、身体强壮、风度翩翩，并有承受命运的精神力量。又把罪犯的生命比喻为烟花，迎向世界的暴烈时干脆利落，来去匆匆，却照亮了其他人。悲剧中的英雄、璀璨易逝的花火，当中都包含了一种崇高和悲壮。

如果按阿里士多德《诗学》的说法，这些显示出崇高与悲壮情怀的描述手法应该更适用于刻划高尚人物的行动。他说：“诗按其固有的特质而分为两类，比较严肃的人模仿高尚的行动，即高尚之人的行动，比较轻浮的人则模仿卑下之人的行动，他们最初写的是讽刺诗，正如前一种人最初写的是颂神诗和赞美诗。”热内写的是罪犯，按阿里士多德的说法，作者应该以讽刺诗去批评他们，因为他们是卑下之人，而热内却用了赞美诗的风格去写。此外，热内笔下的儿童犯是亲切的淘气鬼（gracieux voyou），卑鄙的行为是美的（belle），谋杀是荣誉的（glorieux），偷盗者的行为是英雄的（héroïque）。他用一些原本用来形容善的形容词来形容恶，把事物的性质改变了。于是，热内笔下的恶是一种理想化的恶。沙特也是从这一点出发，说热内创造了自己的价值，一种不是他者指定给个体的价值。

情欲化的恶

与上述引文同一部分的描写中，恶同时是以情欲的象征表达出来的：

“狱中淫荡的游戏揭示了一个难以启齿的世界，只有情侣们的窃窃私语得以描述。”

热内如萨德侯爵一般，把情欲和痛苦、暴力连系在一起。不过，他们的目的并不一样。萨德侯爵是一名诺斯底主义者（Gnosticism），此教派教义庞杂，其中一个教义是视身体是实践与上帝同一的工具，所以身体应被引领至极限，或禁欲苦修或经验极端的愉悦，从而达至一个像被卷入漩涡的状态。至于热内就是以情欲的比喻来象征恶：狱中淫荡的游戏只能以情人间的窃窃私语来描画。又例如《小偷日记》的其他例子：偷盗时用的小刀是阳具的象征；被偷钱的士兵自信在粉碎，身体就像涂抹了一层娇柔的、淡淡的脂粉。

其实说起来，恶和情欲都有某程度的相似性。例如巴代伊认为，在压迫的暴力中，我们的身体会屈从于一种狂怒，这种狂怒会使我们不再辨认到自己平时的性格。同样，性高潮会引起一种自我的崩解，因为在性高潮中，我们也像失去控制般，丧失了平时的状态。所以说，如果有一个所谓“正常”的我，那恶和情欲都令我不再可以辨认我自己，而热内每每以情欲来比喻恶，他既指出两者与平凡世界的不一样（他要写的是传奇，而不是历史） ，也突出了恶带给他的愉悦，就像情欲带给人快感一样。

仪式化的恶

此外，热内笔下的恶具有一种表演性质，他另一部于1947年出版的戏剧《女仆》（Les Bonnes）已见端倪。《女仆》开始时，一名夫人于华丽的房间里趾高气昂地差使女仆为她拿衣服和擦鞋子。其间，夫人不断用言语羞辱女仆，突然间，放在旁边的闹钟响了起来。读者此时才知道原来这两名女仆趁女主人不在家之际，由妹妹装扮成夫人，然后姐姐饰演妹妹，并藉演出来发泄她们对女主人的不满，闹钟就是为了提醒她们表演时间已到，夫人可能随时回来了。之后，两名女仆有一个弑主计划，计划失败后，她们又转移到戏拟中表演，以满足弑主的欲望。

如果《女仆》中的两个女仆是因为没办法反抗主人而戏拟弑主，借由表演来完成恶的任务，使恶具有一种表演性质，那《小偷日记》中的恶就带有一种宗教的、仪式的神圣意味，就如书中所说：

“这个千夫指骂的极地 （作者按：监狱），对我来说是纯洁无邪地谈情说爱的理想处境，也就是说，是为死灰举办盛大婚礼的下流所在。”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最后一批苦役犯正返回法国。报纸报导了这条消息。我像王位继承人被共和国剥夺了加冕登基权那样感到一片空虚。”

叙述者把监狱视为举办盛大婚礼的场所，苦役营关门了，他就像王位继承人剥夺了加冕礼一样。罪恶之地被视为重要仪式举行之地，因为热内视恶为世俗的神圣性，要进入这个神圣的国度，就必须从某些仪式里获得认可，例如进入监狱或在苦役营服役。而进入这些罪恶之地的经验就只有结婚、王位加冕等重要时刻的经验可比拟，因此它们都带有一种仪式表演的性质，以表明自己获得失落园的进场资格。甚至，犯罪过程也具有某种宗教仪式的神圣价值：“所有这一切都使偷窃行为具有某种宗教仪式的神圣价值（……）我常常把作案作为向某人的献礼。”

恶与阳刚气质

从《小偷日记》中恶的三种形态──理想化的恶、情欲化的恶和仪式化的恶，我们可见到热内颠覆了主流社会的道德框架。他以恶为善，视卑劣为崇高，于罪恶中找到英雄气慨。和其他同样写恶的作家比较，如二十世纪以前的波特莱尔和萨德侯爵，二十世纪以后的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和利奈尔（Jonathan Littell）等，热内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他把恶和阳刚气质（masculinity）连上关系，认为恶是男性特征最完美的表现方式。而阳刚气质往往展现在他的小说中同性恋叙述者所爱慕的对象身上，如小偷、罪犯、水手、冒险者、士兵等。

什么是阳刚气质呢？首先，这又是一条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因为从来没有一组举世皆然的阳刚气质模式，不同年代和不同的文化分别建构了不同的阳刚特质。但如果从《小偷日记》出版的时代背景（1940年代末的法国）出发，阳刚气质，简单来说应该是指具冒险性、能干、自信、勇敢、有决心、有事业心、身体强壮等特质。而热内所指的阳刚气质就在以上所列的标准上多加了一项──要有行恶的经验，要有有别于社会道德规范的道德。这一项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小偷日记》的叙述者说：

“在我看来，美一词用于男子汉，就是指男性优雅的体貌、令人赏心悦目的特质。美往往伴随着妙不可言、作威作福、至高无上的动作。我们不妨想像一下，十分独特的道德态度才决定有这种种动作，而且我们总企望通过我们自身对这种道德体验的文化为我们苍白的脸面、病弱的身躯注入活力（……）。”

独特的道德态度决定了男子汉的美，决定了男子的动作是否至高无上、妙不可言。《日记》中叙述者爱慕的对象是他在巴塞罗认识的。这名男子当时与乞丐、小偷、男妓和娼妓为伍，而叙述者笔下的这名男子是一个完全符合阳刚气质的人：身材高大健壮，走路步子既灵活又沉重，既敏捷又缓慢，性格精明强干又下流放肆。除了这名男子外，叙述者说“那些委身罪恶的人们并非个个英俊潇洒，但却具有男子汉气派。”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热内有一种大男子主义（Machismo）的心态。事实上，在《小偷日记》之前，热内曾写过一首名叫《爱歌》（Un Chant d’Amour）的长诗，他说这首诗是献给霸权阳刚气质（dominant masculinity）的诗歌。如果更宏观地从热内的创作生平来看，他在1942至1947年间写的作品，包括《繁花圣母》（Notre-Dame des fleurs）、《玫瑰奇迹》（Miracle de la rose）、《高度监视》（Haute surveillance）等，皆有大男子主义的描述。而这些描述往往是由一个同性恋叙述者的视角带出。于其中，具有阳刚气质的男子不一定是同性恋者，他们只是叙述者爱慕的对象。后者用华丽的辞藻来描述他们，使他们成为一个姿势，一个意象。所以有论者认为，这些人物过于修饰，有时甚至会变成美则美矣，但毫无灵魂。而且，论者会批评这些崇尚阳刚气质的描述呈现了一种二元的性别架构，即一个阴柔的同性恋叙述者，驯服于一个阳刚气质的对象之下。这样会使同性恋者被框限于一个传统的性别定型之中。

此类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想想热内创作这些作品时仍是1940年代，所以这些说法可以说是来自一种后来的眼光。不论如何，这批被叙述者所爱慕的对象，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具有阳刚气质，同时又沉醉于对恶的追求之中。

综合来说，恶是这些作品中同性恋叙述者所追求的道德，阳刚气质的男子是他吟诵的对象，而行恶则是判别男子是否具有阳刚气质的重要条件。

总结：以恶为善

《小偷日记》中几乎没有女性角色，唯一一个有女性出现的片段，是热内本人终生的幻象。小说中的叙述者流浪到西班牙时，被警察捉了起来，警察从他身上搜到一管凡士林药膏。代表正义的警察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同性恋的叙述者，这管凡士林成为“卑鄙下流的象征”。但叙述者却说：

“这管凡士林，用途你可想而知。它似乎让我进入一种梦幻的境界，沿着城市漆黑的小街小巷，冒出了一个女人的面庞，那个女人就是我最亲爱的母亲。”

在别人眼中，凡士林是行恶的工具（同性恋性交的用具），但在叙述者眼中，恶使他进入一个梦幻的国度，当中有那个于他七个月大时弃他而去的母亲。其实这个梦幻的国度除了有他的母亲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主流社会以外的道德秩序──一种以恶为善的秩序。
就法国文学史来看，《小偷日记》不是第一本以恶为善的小说。巴代伊的《文学与恶》按时序编排，把热内列为最后一位讨论的作家，于笔者看来，这最后一位也是压轴的一位，因为热内是唯一一位明确向世人宣称自己要歌颂同性恋，也不讳言要为同性恋建立一种新的道德秩序的作家。《小偷日记》中的叙事者说：“背叛、偷窃不仅可能使我回到道德世界，而且有可能使我重归同性恋行列。”恶的世界，就是这个新的道德秩序所栖身的世界。而文学就是他建构这个世界的工具。也因此，热内的作品于1960年代翻译成英文并传至美国后，旋即成为酷儿研究的对象。那些阅读《小偷日记》，《繁花圣母》、《玫瑰奇迹》，还有热内其他作品的人，或许从中获得了承认自己是非主流性向的勇气。

热内于1949年至1955年间出于严重的心理问题而完全放弃写作，当他1955年再次出版时，他不再写同性恋和罪恶等令他成名的议题，他的作品变得非常政治性，如《黑鬼》（Les Nègres）关心欧洲的种族歧视，《屏风》（Les paravents）涉及法国在非洲的殖民暴行。有人说热内的创作生涯出现了一个前后断裂的状态，但也有人认为他没有，因为综观来看，他关心的对象一直以来都是那些非主流社会以外的人，包括同性恋、被奴役者、被殖民者、被歧视者等──那些被伤害与被侮辱的人们。

（Sabrina Yeung，巴黎索邦学院法国文学及比较文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