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宇韶：政治结构转变──民进党与柯文哲分合的关键

政经秩序与集体意识的剧烈转变，往往促成政治结构的转型，行动者如果能够审时度势，将其理性选择镶嵌其中，则将建构出新的典范建制。学理对此称之为“有限理性抉择”或“历史制度主义”，直白地说叫作“时势造英雄”。这是柯文哲效应产生，以及民进党与其合作与分手的生动诠释。

很明显地，这个结构的转变就是公民社会、太阳花学运以及两岸关系的变化，这使得旧的秩序与典范正在解体中；柯文哲聪明地将自己的角色置入其中，然后民进党俨然成为夷平旧秩序的后台推手。

太阳花学运与公民社会浪潮后崛起的柯文哲

2012年前后，台湾社会集体意识出现了新面貌。政党恶斗引发政府失能与政治失灵，在代议政治的疲乏下，新民粹或审议式民主呼声日渐崛起。这股社会力量，恰巧撞上在经济不景气与贫富分化下，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使得各种公民不服从运动蓬勃发展，并将矛头指向两岸交流红利分配的扭曲。

太阳花世代所接受的政治社会化内涵，多为民主化之后发展出来的新世界观、国际观与历史观。有别于国民党威权时期的党化与意识形态教育；新的公民与社会价值，建立在民主人权、多元文化、本土意识，以及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中。从社会氛围来看，台湾的公民社会内涵，在太阳花学运后已经走向一个新的里程碑。政经运作典范与社会集体意识已从传统的“中国中心／经济成长／社会和谐／道统论”，逐步转化为“台湾中心／经济发展／公民社会／转型正义”的内容。

柯文哲不过是将自己形象与政治诉求，务实地镶嵌在这个新的社会结构中：白色力量代表的是新政治的期待与想像，而他自己是这套价值论述体系的最佳代言人。这可从柯文哲的当选感言一窥究竟：

“从白衫军到太阳花学运，公民运动造就了台湾新政治的来临。公民社会的崛起不是否定政治，而是开拓公民参与的契机。政党与政治人物必须更谦卑面对公民社会，这也会是台湾政治的正面发展。意识型态的高墙就要倒下，这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

相对来说，国民党对于这股社会意识的变化，始终采取保守抗拒的态度，甚至搞混了太阳花学运出现的因果关系，诚如蔡英文在总统大选时的文宣所描述：“人们在找寻解决问题的政府，政府在解决找问题的人们”。问题是在当权者，公民不服从运动是批判政策欠缺正当性的手段而已。

深入观察，国民党在跨越太阳花学运与公民社会浪潮前后，其展现的政党形象一夕之间竟由“掌权者与加害者”转换成了“被剥夺者与被害者”。国民党人的政治论述不仅苍白无力，对其所存在的正当性与历史意义，亦刻意选择“缺席”或是“不在场”的消极态度，仿佛白色恐怖的历史不曾存在，追讨不当党产是执政党的政治追杀，转型正义的诉求反成为另类的“绿色恐怖”。他们由于恐惧改革的后果，因此选择回溯过去执政时期的“美好年代”，这在国民党复古怀旧的政治文宣验证了这个现象，蒋经国效应尤为明显。

更戏剧性的是，2014年与柯文哲竞争台北市长位置落败的连胜文，其政经背景更是鲜明的“对照组”。连家在台湾政界颇具争议，连胜文祖父连震东是一介公务员，却因“经商有方”累积庞大财产；父亲连战是太阳花学运中被隐射的两岸“买办”；连胜文则是集合“政二代”与“富二代”的人生胜利组。相较之下，柯文哲医生的身份反受到台湾社会的尊重，许多台北市民都可以在医院看到柯氏夫妇的身影；柯文哲骑自行车上班的朴实形象，自然与连胜文的豪宅跑车印象产生巨大的反差。

这使得反国民党的各方社会力量，都可以在柯文哲身上找到天衣无缝的投射与期待，最终自动集结成选票并彻底摧毁连胜文的选情。鉴于如此，四年前在野的民进党基于柯文哲的政治素人形象、回应公民社会的期待、全歼连胜文的支持基础，以及汇集反国民党的各方社会力量，做出“两阶段初选”以及“首都在野大联盟”的决定。从2014与2016年两场大选结果来看，民进党“退一步，进两步”务实策略取得了最大化的效果。

简言之，柯文哲的进步，象征着国民党的保守落伍。与其说是柯推倒了意识形态的高墙，不如说是他与民进党共同联手，在这个社会氛围中联手终结掉那套政经典范与社会秩序。讽刺的是，国民党高层与深蓝群众迄今没弄清楚，或是内心极度不愿承认这个事实。

在两岸冰河期，游走两岸的柯文哲

平心而论，民进党柯文哲的合作之路，除了务实回应了台湾社会的期待外，公民社会不出现质变、政党政治可以稳健运转，以及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更是民进党与柯文哲合作的前提。这刚好是作为彼此良性互动的两条“内外轴线”。

从两岸关系的发展来看，两岸关系的对峙僵局以及柯文哲游走两岸立场是关键的转变因素。在民进党执政之前，柯文哲成功透过2015年的双城论坛累积个人的政治资本。因为他深知在红蓝绿三方的博弈中创造自己的存在价值，特别是在三方的灰色模糊地带，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次佳方案”。

早在民进党执政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地动山摇”的威慑，以及国台办所谓“未完成考卷”的定性下，已挟着中断官方的互动与交流的政策性紧缩，希望蔡英文政府对于两岸政治定位进一步表态，特别是“两岸同属一中”与“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的立场。这对北京而言，已是不可让步的政治底线。由于民共之间欠缺信任基础，柯文哲非绿的政治立场以及“一五新观点”与“两岸一家亲”的说词，
遂成为红绿之间的“缓冲地带”。

对于台北来说，蔡英文不直接接受“九二共识”的全部内涵，在选前多次表示“九二共识只是两岸关系的选项之一”。在2015年，蔡英文访美与就职演说宣示将透过“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维持两岸现状”（所谓“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是由“法理性质”的宪法本文、宪法增修条文、大法官释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两岸人民既有交流的“客观条件”与“九二历史事实”所组成），试图以此建立与九二共识截然不同的两岸政经架构与新诠释。

深入来看，蔡英文的两岸论述逻辑早在2015年提出的“两岸关系三个有利、三个平衡”看出端倪，此一说法企图平衡了国际、国内与两岸三方的政治需要，将区域权力平衡，公民社会的萌芽与中国崛起的因素融合在符合台湾战略利益的整体性架构中。此后，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维持现状”的内涵中，她阐述了其中国政策法理、客观与历史的意义。这个立场有别于过去国民党时期传统“建设性战略模糊”的策略，因为这种思维隐含着党对党之间由上而下的默契，有违主权在民与公民社会的精神。然而民进党也深知北京接受这套论述的难度，柯文哲非蓝的身份遂成为民进党彼时在两岸关系中“试错”的功能。

柯文哲判断，在太阳花学运与马习会之后，国民党所主张的“九二共识”的论述正当性与政策实践性已经深受民众质疑与挑战，其政治影响力将快速式微与崩解，这个假设很快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得到解释。柯文哲同时认识到，民进党虽然将“九二共识”的否认态度，修正为“两岸关系其中的选项”，但对其所涉及的两岸政治定位（两岸一中）持抗拒态度，执政之后将面临两岸交流的冰河期，这个预期也不难得到印证。重点是，柯文哲也相信北京以“一中原则”取代“各自表述”的轮廓已经日益浮现，持续施压虽然是未来对台政策的主轴，但仍需要对台统战的具体对象，这才符合“和战两手、软硬兼施”的统战本质。

直言之，2015到2016年的时空背景提供了柯文哲穿梭两岸的契机与舞台。聪明如柯文哲，当然懂得运用自身的优势去创造累积政治资本的条件，并在两岸关系的宏观环境中产生效果。在两岸停滞的僵局中，没有政党属性的柯文哲自然能够在红蓝绿的灰色地带中游刃有余且创造最大效应，这种“公共财与工具性”的功能，正是民进党在前两次双城论坛举办时能够保持中立的潜在因素。

然后随着蔡英文执政后两岸关系对峙与逐渐升温的情势，柯文哲的工具性质日益明显，柯文哲与民进党之间的矛盾日益浮现。这个现象在去年上海举行的双城论坛中可以嗅到这样的气氛。

柯文哲在行前与上海期间谈及“两岸命运共同体”、“两岸一家亲”、“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两岸关系怪怪的”、“床头吵床尾和”的各种观点，虽不是一中原则的最佳诠释，但足以成为北京对台新统战作为的切入锐角。

简单来说，中国官方可借力使力，透过柯文哲对于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力，操作“三中一青／一代一线”（注一）的政治效应，同时也可达成对民进党政府中国政策的牵制效应。去年底上海市台办透过外围团体在台大举办演唱会引发的风波就是例证，市府对此则保持低调回应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柯文哲未来的政治发展对北京来说更具有暧昧遐想，关于这点他本人未曾否认过，这也是柯文哲精明之处。

民进党柯文哲争取话语权

双城论坛所埋下的心结，在柯文哲举办世界大学运动会（世大运）光环与动人的演说中暂时拆除了引信，但是民进党已经渐渐深入地阐述两岸关系与公民社会的关联性，其目的就是抢回此一议题的话语权。去年民进党党庆时，蔡英文的“坚持改革、看好台湾”的演讲内容就有这样的特征。

蔡英文在演讲中表明了落实宪政主义与公民社会的内涵，这即是民进党所强调“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实质意义，其论述的逻辑含括层面自然超过马英九当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下维持两岸关系不统、不独、不武”的说法。关键是民进党透过“九二共识也是两岸关系的一个选项”的说法，不仅将其纳入宪政法治的规范内容中，无形间也稀释了“九二共识”不可替代的神话：政党之间的政治默契岂能凌驾宪法与国民主权正当性之上？

这样的论述自然是希望和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与“生命共同体”产生鲜明对比：民进党已经将国家认同推展至国民主权与“公民国族主义”的阶段；柯文哲的说法，则停留在传统的想像共同体与国族主义的概念上，与公民社会的内涵明显有矛盾。

让双方矛盾直接浮上台面的，是年初蔡英文总统的质疑：“柯必须对‘台湾价值’再做一次确认，让民进党支持者感觉柯文哲是能一起作战的人”。对于民进党支持者而言，面对北京对台政策的紧缩、打压与利诱，蔡英文总统以“台湾价值”作为底线，希望柯文哲能够回到绿营所坚持的台湾主权与主体性的基本立场。柯文哲显然没有严肃正面看待这个问题，因此试图采取典型柯式语法装傻含混过去，等到3月以来北京采取一系列包括断交、军事威慑、经济诱因等和战两手统战作为后，绿营基层对于柯文哲的不满焦虑达到高点。普遍相信这是压死双方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民进党选对会近期提出“启动征召”的说法后，已经正式宣告与柯文哲的合作关系正式结束，基于政党政治与责任政治的原则，民进党仍选择“走自己的路”。回顾前文的脉络，双方关系的起落与公民社会内涵，以及两岸关系的情势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宇韶，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注一：太阳花学运后，中共对台政策的重点工作开始出现调整，将其统战目标转为“三中一青”，即“中小企业”、“中低阶层”、“中南部民众”及“台湾青年”；民进党执政后又进行一次调整，对台工作着重于两岸年轻人与基层民众的交流，并以“一代（年轻一代）一线（基层一线）”的新提法，取代以往的“三中一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