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張宇韶：政治結構轉變──民進黨與柯文哲分合的關鍵

政經秩序與集體意識的劇烈轉變，往往促成政治結構的轉型，行動者如果能夠審時度勢，將其理性選擇鑲嵌其中，則將建構出新的典範建制。學理對此稱之為「有限理性抉擇」或「歷史制度主義」，直白地說叫作「時勢造英雄」。這是柯文哲效應產生，以及民進黨與其合作與分手的生動詮釋。

很明顯地，這個結構的轉變就是公民社會、太陽花學運以及兩岸關係的變化，這使得舊的秩序與典範正在解體中；柯文哲聰明地將自己的角色置入其中，然後民進黨儼然成為夷平舊秩序的後台推手。

太陽花學運與公民社會浪潮後崛起的柯文哲

2012年前後，台灣社會集體意識出現了新面貌。政黨惡鬥引發政府失能與政治失靈，在代議政治的疲乏下，新民粹或審議式民主呼聲日漸崛起。這股社會力量，恰巧撞上在經濟不景氣與貧富分化下，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訴求，使得各種公民不服從運動蓬勃發展，並將矛頭指向兩岸交流紅利分配的扭曲。

太陽花世代所接受的政治社會化內涵，多為民主化之後發展出來的新世界觀、國際觀與歷史觀。有別於國民黨威權時期的黨化與意識形態教育；新的公民與社會價值，建立在民主人權、多元文化、本土意識，以及國際關係的整體結構中。從社會氛圍來看，台灣的公民社會內涵，在太陽花學運後已經走向一個新的里程碑。政經運作典範與社會集體意識已從傳統的「中國中心／經濟成長／社會和諧／道統論」，逐步轉化為「台灣中心／經濟發展／公民社會／轉型正義」的內容。

柯文哲不過是將自己形象與政治訴求，務實地鑲嵌在這個新的社會結構中：白色力量代表的是新政治的期待與想像，而他自己是這套價值論述體系的最佳代言人。這可從柯文哲的當選感言一窺究竟：

「從白衫軍到太陽花學運，公民運動造就了台灣新政治的來臨。公民社會的崛起不是否定政治，而是開拓公民參與的契機。政黨與政治人物必須更謙卑面對公民社會，這也會是台灣政治的正面發展。意識型態的高牆就要倒下，這是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

相對來說，國民黨對於這股社會意識的變化，始終採取保守抗拒的態度，甚至搞混了太陽花學運出現的因果關係，誠如蔡英文在總統大選時的文宣所描述：「人們在找尋解決問題的政府，政府在解決找問題的人們」。問題是在當權者，公民不服從運動是批判政策欠缺正當性的手段而已。

深入觀察，國民黨在跨越太陽花學運與公民社會浪潮前後，其展現的政黨形象一夕之間竟由「掌權者與加害者」轉換成了「被剝奪者與被害者」。國民黨人的政治論述不僅蒼白無力，對其所存在的正當性與歷史意義，亦刻意選擇「缺席」或是「不在場」的消極態度，彷彿白色恐怖的歷史不曾存在，追討不當黨產是執政黨的政治追殺，轉型正義的訴求反成為另類的「綠色恐怖」。他們由於恐懼改革的後果，因此選擇回溯過去執政時期的「美好年代」，這在國民黨復古懷舊的政治文宣驗證了這個現象，蔣經國效應尤為明顯。

更戲劇性的是，2014年與柯文哲競爭台北市長位置落敗的連勝文，其政經背景更是鮮明的「對照組」。連家在台灣政界頗具爭議，連勝文祖父連震東是一介公務員，卻因「經商有方」累積龐大財產；父親連戰是太陽花學運中被隱射的兩岸「買辦」；連勝文則是集合「政二代」與「富二代」的人生勝利組。相較之下，柯文哲醫生的身份反受到台灣社會的尊重，許多台北市民都可以在醫院看到柯氏夫婦的身影；柯文哲騎自行車上班的樸實形象，自然與連勝文的豪宅跑車印象產生巨大的反差。

這使得反國民黨的各方社會力量，都可以在柯文哲身上找到天衣無縫的投射與期待，最終自動集結成選票並徹底摧毀連勝文的選情。鑑於如此，四年前在野的民進黨基於柯文哲的政治素人形象、回應公民社會的期待、全殲連勝文的支持基礎，以及匯集反國民黨的各方社會力量，做出「兩階段初選」以及「首都在野大聯盟」的決定。從2014與2016年兩場大選結果來看，民進黨「退一步，進兩步」務實策略取得了最大化的效果。

簡言之，柯文哲的進步，象徵着國民黨的保守落伍。與其說是柯推倒了意識形態的高牆，不如說是他與民進黨共同聯手，在這個社會氛圍中聯手終結掉那套政經典範與社會秩序。諷刺的是，國民黨高層與深藍群眾迄今沒弄清楚，或是內心極度不願承認這個事實。

在兩岸冰河期，遊走兩岸的柯文哲

平心而論，民進黨柯文哲的合作之路，除了務實回應了台灣社會的期待外，公民社會不出現質變、政黨政治可以穩健運轉，以及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更是民進黨與柯文哲合作的前提。這剛好是作為彼此良性互動的兩條「內外軸線」。

從兩岸關係的發展來看，兩岸關係的對峙僵局以及柯文哲遊走兩岸立場是關鍵的轉變因素。在民進黨執政之前，柯文哲成功透過2015年的雙城論壇累積個人的政治資本。因為他深知在紅藍綠三方的博弈中創造自己的存在價值，特別是在三方的灰色模糊地帶，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次佳方案」。

早在民進黨執政之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地動山搖」的威懾，以及國台辦所謂「未完成考卷」的定性下，已挾着中斷官方的互動與交流的政策性緊縮，希望蔡英文政府對於兩岸政治定位進一步表態，特別是「兩岸同屬一中」與「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的立場。這對北京而言，已是不可讓步的政治底線。由於民共之間欠缺信任基礎，柯文哲非綠的政治立場以及「一五新觀點」與「兩岸一家親」的說詞，
遂成為紅綠之間的「緩衝地帶」。

對於台北來說，蔡英文不直接接受「九二共識」的全部內涵，在選前多次表示「九二共識只是兩岸關係的選項之一」。在2015年，蔡英文訪美與就職演說宣示將透過「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維持兩岸現狀」（所謂「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是由「法理性質」的憲法本文、憲法增修條文、大法官釋憲、《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兩岸人民既有交流的「客觀條件」與「九二歷史事實」所組成），試圖以此建立與九二共識截然不同的兩岸政經架構與新詮釋。

深入來看，蔡英文的兩岸論述邏輯早在2015年提出的「兩岸關係三個有利、三個平衡」看出端倪，此一說法企圖平衡了國際、國內與兩岸三方的政治需要，將區域權力平衡，公民社會的萌芽與中國崛起的因素融合在符合台灣戰略利益的整體性架構中。此後，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維持現狀」的內涵中，她闡述了其中國政策法理、客觀與歷史的意義。這個立場有別於過去國民黨時期傳統「建設性戰略模糊」的策略，因為這種思維隱含着黨對黨之間由上而下的默契，有違主權在民與公民社會的精神。然而民進黨也深知北京接受這套論述的難度，柯文哲非藍的身份遂成為民進黨彼時在兩岸關係中「試錯」的功能。

柯文哲判斷，在太陽花學運與馬習會之後，國民黨所主張的「九二共識」的論述正當性與政策實踐性已經深受民眾質疑與挑戰，其政治影響力將快速式微與崩解，這個假設很快在2016年總統大選的結果得到解釋。柯文哲同時認識到，民進黨雖然將「九二共識」的否認態度，修正為「兩岸關係其中的選項」，但對其所涉及的兩岸政治定位（兩岸一中）持抗拒態度，執政之後將面臨兩岸交流的冰河期，這個預期也不難得到印證。重點是，柯文哲也相信北京以「一中原則」取代「各自表述」的輪廓已經日益浮現，持續施壓雖然是未來對台政策的主軸，但仍需要對台統戰的具體對象，這才符合「和戰兩手、軟硬兼施」的統戰本質。

直言之，2015到2016年的時空背景提供了柯文哲穿梭兩岸的契機與舞台。聰明如柯文哲，當然懂得運用自身的優勢去創造累積政治資本的條件，並在兩岸關係的宏觀環境中產生效果。在兩岸停滯的僵局中，沒有政黨屬性的柯文哲自然能夠在紅藍綠的灰色地帶中游刃有餘且創造最大效應，這種「公共財與工具性」的功能，正是民進黨在前兩次雙城論壇舉辦時能夠保持中立的潛在因素。

然後隨着蔡英文執政後兩岸關係對峙與逐漸升溫的情勢，柯文哲的工具性質日益明顯，柯文哲與民進黨之間的矛盾日益浮現。這個現象在去年上海舉行的雙城論壇中可以嗅到這樣的氣氛。

柯文哲在行前與上海期間談及「兩岸命運共同體」、「兩岸一家親」、「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兩岸關係怪怪的」、「床頭吵床尾和」的各種觀點，雖不是一中原則的最佳詮釋，但足以成為北京對台新統戰作為的切入銳角。

簡單來說，中國官方可借力使力，透過柯文哲對於台灣青年世代的影響力，操作「三中一青／一代一線」（註一）的政治效應，同時也可達成對民進黨政府中國政策的牽制效應。去年底上海市台辦透過外圍團體在台大舉辦演唱會引發的風波就是例證，市府對此則保持低調回應的態度。更重要的是，柯文哲未來的政治發展對北京來說更具有曖昧遐想，關於這點他本人未曾否認過，這也是柯文哲精明之處。

民進黨柯文哲爭取話語權

雙城論壇所埋下的心結，在柯文哲舉辦世界大學運動會（世大運）光環與動人的演說中暫時拆除了引信，但是民進黨已經漸漸深入地闡述兩岸關係與公民社會的關聯性，其目的就是搶回此一議題的話語權。去年民進黨黨慶時，蔡英文的「堅持改革、看好台灣」的演講內容就有這樣的特徵。

蔡英文在演講中表明了落實憲政主義與公民社會的內涵，這即是民進黨所強調「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實質意義，其論述的邏輯含括層面自然超過馬英九當年的「中華民國憲法下維持兩岸關係不統、不獨、不武」的說法。關鍵是民進黨透過「九二共識也是兩岸關係的一個選項」的說法，不僅將其納入憲政法治的規範內容中，無形間也稀釋了「九二共識」不可替代的神話：政黨之間的政治默契豈能凌駕憲法與國民主權正當性之上？

這樣的論述自然是希望和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與「生命共同體」產生鮮明對比：民進黨已經將國家認同推展至國民主權與「公民國族主義」的階段；柯文哲的說法，則停留在傳統的想像共同體與國族主義的概念上，與公民社會的內涵明顯有矛盾。

讓雙方矛盾直接浮上台面的，是年初蔡英文總統的質疑：「柯必須對『台灣價值』再做一次確認，讓民進黨支持者感覺柯文哲是能一起作戰的人」。對於民進黨支持者而言，面對北京對台政策的緊縮、打壓與利誘，蔡英文總統以「台灣價值」作為底線，希望柯文哲能夠回到綠營所堅持的台灣主權與主體性的基本立場。柯文哲顯然沒有嚴肅正面看待這個問題，因此試圖採取典型柯式語法裝傻含混過去，等到3月以來北京採取一系列包括斷交、軍事威懾、經濟誘因等和戰兩手統戰作為後，綠營基層對於柯文哲的不滿焦慮達到高點。普遍相信這是壓死雙方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民進黨選對會近期提出「啟動徵召」的說法後，已經正式宣告與柯文哲的合作關係正式結束，基於政黨政治與責任政治的原則，民進黨仍選擇「走自己的路」。回顧前文的脈絡，雙方關係的起落與公民社會內涵，以及兩岸關係的情勢變化，有着密切的關係。

（張宇韶，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註一：太陽花學運後，中共對台政策的重點工作開始出現調整，將其統戰目標轉為「三中一青」，即「中小企業」、「中低階層」、「中南部民眾」及「台灣青年」；民進黨執政後又進行一次調整，對台工作着重於兩岸年輕人與基層民眾的交流，並以「一代（年輕一代）一線（基層一線）」的新提法，取代以往的「三中一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