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马岳：补选後的香港民主派统合困局

“311补选”是香港民主派的重大政治挫败。不光是输了立法会两席，也不光是输掉反DQ（Disqualify）的政治话语权，而是整个选战反映阵营内的政党组成、动员能力和选战组织，面对对手的日益强大，和民众的反抗意志消沉和参与低潮，民主派未来道路甚是艰难。

有问题的分析起点

补选一个星期后，分析已有不少，不少焦点放在姚松炎的败选及其“失票”，以至民协有多大责任的问题。研究方法往往是比较2016年九龙西区（九西）民主派加本土派的得票，与今次姚松炎得票的差距。

这个做法有个根本的问题：它假设了当年九西的七张名单得票是民主派的基本票源，民主派候选人应该要拿到。可是，当年九西的159998票，是包括了民主党、民协、毛孟静、刘小丽、社民连、黄毓民、游蕙祯七张名单的总得票。在香港政坛上，现在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同时得到游蕙祯、民协、民主党和黄毓民的支持者支持的。假定2016年的57%票是民主派候选人基本盘，其实并不合理。

这做法还有另一个假设，就是[比例代表制][1]和补选的单议席单票制下，选民的投票标准和行为是类似的。这明显也是有问题的。单议席下，选民会较集中候选人个人，以及用两个竞争者直接比较。比例代表制下，候选人名单间的竞争是多维度的，某名单的失票往往不会直接失给主要竞争对手，对胜算影响较少；单议席的议题设定却往往可能较单一，选票此消彼长，而单议席选举最重要应该是中间游离票源，本来就应该是选举常识了。

建制跨党派选举工程的成功

选举制度模塑政党制度。香港的选举制度实行比例代表制已经20年，政党组成和运作都是迎合这制度特色而产生变化的。对民主派来说，此制度在这20年来带来政党碎片化，衍生激进政党，而不同政党会在政治版图中各自找寻位置以稳定票源，但这过程通常要强调自己和阵营内其他政党的不同和相对优势，才可以突出自己。于是本土派会攻击泛民、范国威年前大力攻击民主党后又要以“务实本土”和本土派划界，都种下不同党派选民互不支持的祸根。

今次选举对民主派最大的警号，其实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所说的，建制派“跨党派选举工程”的成功。三个选区三个不同党派背景的建制候选人，补选时却大致可以集合建制派不同组织的力量，“过票”很成功。正如港岛区陈家珮以新民党身份参选，选举经理可以是工联会的曾向群，街头拉票的可以是福建社团联会的基层群众。反观民主派三人的选举工程，基本上都只是候选人所属的派别主导，而没有真正的整合阵营内的组织力量。

以前我们看到建制派成功统合力量，主要见于配票工程，但其实他们一直在区议会补选中占优，因为可在小选区集中动员。这种资源和组织优势，在今次立法会单议席补选中表露无遗。

在比例代表制下，民主派的多党派有时可以互补，因为各有所长，在抢夺游离票源时可以抢多点。例如一批九西的非政治意识形态基层选民，可能会在民协、民建联、民主党、社民连之间选择，大家各分一部分票，结果民主派（正因为碎片化）拿到的可能比建制派多，但放姚松炎下去，单对单之下，便变成输票给民建联。2016年九西民主派拿了57.4%对建制派的37%，但这是七张名单对两张名单竞争的结果，单对单竞争中间游离票源，民主派不见得有优势。

从这个角度看，民主派要在这层面和建制派抗衡，合逻辑的进路是走向政党整合，但现况看来甚为困难：2016年泛民+本土一共派出35张主要名单，包括至少九个政团，不知该如何整合。多年来积累的嫌隙，加上比例代表制下的竞争模式才是常态，补选只是间中出现（将来可能不是），民主派迈向政党整合的阻碍重重。

不要忘记阶级分析

分析单议席选举，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和上次比例代表制的阵营得票差距，因为那些票从来都不真正属于你的。分析可能应该从哪些分区赢、哪些分区输，哪些分区得票高于平均开始。

看一次三区所有的票站的得票数字，结论很明显，民主派三个候选人的得票有很明显的阶层性。最明显大幅获胜的是中产屋苑选区，豪宅区通常输，而公屋基层选区如果没有较好的桩脚，正常也是会吃亏。

以区诺轩为例，他胜幅最大的站是置富（近20%），其余多于10%的包括太古城、鲤景湾、杏花邨、康怡康山、南丰、炮台山，和自己服务的选区利东。湾仔整体输100票，输的是渣甸山、乐活、司徒拔道等富人区和励德邨（公屋）。中西区差不多站站赢，连叶国谦的老巢观龙也赢9票，但山顶两站却大输。公屋区互有胜负，但港岛区公屋人口偏少，并不致命。

姚松炎赢较多的站只有美孚、奥运、富荣、黄埔、荔枝角、嘉道理和宋皇台、旺角东南、差不多都是中产区域。公屋一般都输，只是部分民协的强区会输得较少，但西九豪宅、又一邨等同样是输票的。

范国威对邓家彪胜幅最高的是第一城（30%），一些将军澳的私楼区超过25%，大埔中和富善邨两区（新同盟区议员）赢约20%，输较多的主要是乡村区和部分公屋区。

这个结果不难解读。民主派三人打的反DQ议题，在中产选民中可算是成功的，因为不少区议员是建制派的中产区，民主派都可以明显获胜。自雨伞运动后，选举数字明显反映民主派似乎已丧失了上等阶层的支持。单打DQ议题在基层区域是没有优势的，赢输视乎当区地区服务和桩脚的效应了。过往民主派相信选战要尽量政治化，令更多选民用政治标准投票，从补选看来，这个策略也是要“因地制宜”的。

新东方国珊的故事

似乎不多人分析新界东的数字，但新东的数字是有很大启示的，因为新东有方国珊。

九西和港岛现实上都是单对单的选战，只有新东有个有实力的中间派，可以“左右大局”。方国珊的有趣之处，当然是她有选2016年新东补选，而她今次比当年多了三万多票。

邓家彪拿的票实数和2016年同是建制派的周浩鼎相若，得票率还高了2%，但比较邓、周的得票分布，有一些有趣的发现：邓在北区、大埔和沙田的得票实数都有轻微增长，但西贡区却跌了3000票。第一个猜想自然是因为范国威是将军澳“地胆”，但其实范国威在西贡区只比杨岳桥多了6000票，反而方国珊在西贡区增长超过11000 票。另一发现是周浩鼎得票相对平均，大输给杨岳桥的站不多，输超过20%的只有三个站（维景、第一城和沙田市中心），但今届却达20个，不少是因为邓家彪站得票率跌至25至30%，而维景更低过两成。

这个数据的简单推论，是邓家彪在不少区争取不到很多中间票源，或者说中间偏保守的选民有不少投了方国珊。我在分析2016年新东补选时，曾指出方国珊应该流失了不少个人选票给周浩鼎。2016年新东补选在旺角事件后，激化的政治气氛和“反拉布”的争论，将部分保守票源推向周浩鼎，今年气氛稍缓和，这些票便回流给方国珊。

这个现象的启示是，多元化竞争以及“第三势力”可带来的选票拉扯影响。我们一直看的比例代表制选举，往往是建制派名单占少数、有近半是民主派名单，也有不少中间和独立名单的（于是建制派成功统合压缩名单，其实不利吸引游离票）。民主派名单偏多和有其他选择，是会扯散了游离选票和非政治票源的，但在单对单选战（如新东及港岛），政治票源大约固定下，建制派的统合力量和动员能力在争取中间和游离票源方面会有优势。如果不是方国珊拿走了15.7%，新东选情可以是很不相同的。

（马岳，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研究选举及民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