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伟大领袖”到“现代皇帝”：晚年费正清为何重写中国历史？

2017年中共十九大结束后，“哈佛中共学”突然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城市大学等地出现一系列研讨会，“十九大精神和中国未来”俨然成为中美两国学界共同津津乐道的话题。

什么是“哈佛中共学”呢？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在这波热潮中的简要介绍：“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费正清带领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布兰特（ Conrad Brandt）、赵国钧等年轻学者在哈佛大学开创了系统的中共学，提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的重要观点，积极主张承认新中国。费正清等人的中共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和政治影响。1955年，费正清等在哈佛大学正式成立东亚研究中心，标志着美国学界以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研究为核心的中国学正式形成。哈佛大学成为‘国际中共学’研究和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学术重镇。”

作为东亚研究中心的创立者，费正清理所当然地成为“哈佛中共学”的开创者，他的观点更是“哈佛中共学”的代表。不过吊诡的是，在这些热闹的研讨会和文章里，都只强调费正清早年对中共的评价，从不提及他晚年的最后一部、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事实上，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他对中共及其领导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评论。

本文暂且不论“哈佛中共学”这种提法的科学性，仅仅从费正清的著作出发，分析他一生的学术思想流变，以此更好地理解所谓“哈佛中共学”——如果这门学问的确存在的话。

China Hands：对中共的审慎期待

1946年10月2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费正清的文章《来自中国心脏的挑战》（A Chanllenge From china's Heart），这是他为白修德（Thodore White）和贾安娜（Annalee Jaceby）的新书《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所写的书评。这篇书评几乎是费正清最早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的文字。

白修德是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学生，本想研究历史，但费正清认为，白修德身上有和斯诺一样的记者素质，因此建议他做记者。1939年，拿着费正清的介绍信，白修德来到重庆，成为《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在这里工作将近八年，可以说是中国抗战的重要见证者与记录者。

与那个时代多数驻华美国记者一样，白修德对当政的国民党及其腐败持有强烈的批判。1942到1943年，河南饥荒，灾民多达数百万，国民党政府毫无救灾计划。白修德深入灾区，对大饥荒进行报导，在美国引起轰动，也使得国民党政府受到巨大压力。这就是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中的故事原型。

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与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费正清当时的观点与白修德基本一致：对于国民党治下的中国表示失望，同时对于共产党抱有审慎的期待。

白修德的报导引发了他与《时代》编辑以及老板亨利·鲁斯（Henry R. Luce，路思义）之间的矛盾。当时美中是同盟国，美国政府全面支持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看到有关后者的过多负面新闻。为此，1945年，白修德在发回封面报导的时候还附了一封电报：“如果《时代》有限公司执行的是绝对的、无条件支持蒋的政策，我们就极端地损害了美国千百万读者的利益，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我们认为杂志应当是超党派的，应朝向民主与和平解决方案这一中间道路，如果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就考虑将此信作为我们脱离杂志的声明，并请解除我们现有的任务。”

这封电报颇能代表一年后出版的《中国的惊雷》的观点：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彻底失望。此外，在该书中，白修德对当时外人知之甚少的共产党抱有审慎的期待，并预言，中国必定会发生内战，而且国民党会溃败。

作为白修德的老师，以及当时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与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费正清当时的观点与白修德基本一致，甚至当时一批驻华的美国记者都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富有同情心，对于国民党治下的中国表示失望，并对当时美国政府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表示怀疑，同时，他们对于共产党抱有审慎的期待。这批人在美国新闻史上被称之为“China Hands”。

在书评中，费正清描述了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并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政策表示了怀疑，并通过副标题发出直接的警告——“如果不能从我们的民主中得到真正援助，她有可能拥抱共产主义”。同时，他也写下对当时共产党的看法：“同样令人惊骇的，是那些共产党人的情景，他们把历史当作工具、把农民当作原材料一般来行事；他们深入到每个村庄的黑暗之处，并从中将其召唤出来。 ”

从亚历山大到列宁，“无人成就比肩毛泽东”

这篇书评发表时，费正清已经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任职，回到哈佛大学教书，同时也正在写他最负盛名的一本书《美国与中国》。该书于194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如今回看这本书，多是对中国历史通俗性的介绍，但对于当时的美国读者来说，仍是不可多得的读物。在民国部分，费正清对国民党腐败政权表示失望，并对共产党表示了期待，与1946年发表的书评观点一致。

随着时间的延续，这本书也不断修订，1958年出版第二版，增加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建政后头十年的历史。1971年出版第三版，增加了接下来十几年的历史，其中写道：“凡是在1949年前到中国各省游历过的人，只要深入到今天的农村，就会在各方面看到大革命的成就——一个面貌一新的民族，一片经过改造的国土······国家复兴的证据在全国遍地可见、不可胜数。一百多万辅助医务人员‘赤脚医生’采用中国的新医疗法，如针刺麻醉和电吸人工流产等，把公共卫生和医药服务带到农村。”

1983年，这本书出版第四版，内容也随之增加到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这便是目前最为普遍的版本。在序言中，费正清说这个版本主要受两件事的影响，一是“在人民共和国实际观察所得”。1972年5月至7月，受周恩来的邀请，费正清与妻子对中国访问了六个星期；1979年又访问了两次。“我们发现这已是崭新的国家和崭新的人民了。”二是“得益于许多国家的学者和记者近年来所发表的几百部重要的专著、论文及文章和报告。”

在这一版本中，费正清在解释中国革命过程时，对毛泽东首先做了一番总结性的评价：“毛泽东生平的一些简单事实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在一个4亿人口的广大国土里，一个28岁的人和其他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政党并在其后50年取得了政权，组织和改造了人民，改变了山河——历史上没有见过比这更伟大的成就。亚历山大、恺撒、查理大帝、欧洲所有的国王、拿破仑、稗斯麦、列宁——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能比肩毛泽东，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古老、这样大。”

接下来，费正清对中国革命史和新生共和国头几十年的历史做了简略的叙述，虽然也触及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政治灾祸，但基本都是简略带过，在叙述到毛泽东去世时，他对毛泽东做了一个简略的盖棺之论：“毛泽东则像汉朝和明朝的创业皇帝那样，是以崛起于民间的英雄人物身分统一国家的。他胜过前辈，并且能够在长江里游泳，以激励他的人民去利用和征服自然······他的思想意识以承担历史使命为己任，虽然没有公开说是受命于天。一旦掌了权，他的政府就把土地和人口一起加以考察、分类和重新进行分配。他靠暴力起来执掌政权，但他仍然保护中国文化，雇用学者整理前一政权的档案，并指出其衰亡的教训。他用古典体裁的诗词来庆贺革命胜利，他的书法点缀了许多公共场所。他的榜样对周围国家有很大影响。”

费正清对中国革命的乐观与理想性期待，更为明显地表现在1986年出版的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中，如书名所示，本书涵盖的历史从清末、民国再到中共“改革开放”，用费正清的话说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长期灾难、斗争和再生的个人记述”。在费正清看来，“1949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公正地征服了中国。”此后，“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和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因此，虽然他在叙述新中国历史的时候，没有避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但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仍给予很大肯定。

类似的评价还散见费正清的其他学术著作、文章或是回忆录中，而这些著作，如《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的思想与制度》《中国：传统与变迁》《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等，几乎都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大陆，除开一本书外，这就是费正清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中国新史》。

晚年定论：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

1991年9月12日上午，84岁高龄的费正清，将自己写了两年的书稿《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亲自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费正清便心脏病复发，两天后离开人世。

1992年，该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台湾正中书局推出中文版。历史学家余英时为中文版作序，指出只有对照读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才能了解他的‘晚年定论’之所在”。而书名中的“new”，余英时认为，“‘六四’屠杀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原是一当头棒喝。不少以前相当同情中共政权的人都在一夜之间转变为暴政的谴责者和人权的维护者，费正清也不例外。他的书名叫做‘新史’，这个‘新’字恐怕在潜意识中含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特别是有关中共政权的论断。”

只要翻开这本书，不难发现，一向对中国未来表示乐观的费正清变得非常悲观，他曾经说，“共产主义虽然在美国是坏事，但它在中国看来却是好事”，但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认为“中国既有其独一无二的历史，就得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未来。这个结论尽管令许多人感到不安，却与另一项世界性的共识相重叠，那即是：人类自己正濒于灭绝。二十世纪已经眼见比以往时代总和还多的人为的苦难、死亡，以及对环境的侵害。也许中国人终于走向外面的世界，正赶上参与世界毁灭。但有少数比较不悲观的观察者认为，到头来，只有中国人三千年来所表现的生存耐力能够救大家。”

“毛有两个生涯，一个是造反头子，另一个是现代版的皇帝。他已经得到了后者的权势，显然却仍保留着前者的形象不改。”

在这本书第四卷、也即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叙述中，费正清不再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认为是“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的势不可遏运动，而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他用了一小节专门评价毛泽东称：“外人必须发挥一番想像才能够理解毛泽东本人。首先要认清他至尊地位的本质。毛有两个生涯，一个是造反头子，另一个是现代版的皇帝。他已经得到了后者的权势，显然却仍保留着前者的形象不改。由于权威在中国是由上而下的——即便走群众路线也是如此，共产党一旦当权，其领导人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但是一般人民膜拜的对象，而且在党组织之内也是高高在其他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内部靠毛泽东促成的部分太多，简直可以说党就是他创造的。如果他要改革党，那也是他的特权。我们非得把他看成一朝的皇帝，才有可能想像，素来被训练得忠心不二的共产党领导班子为什么顺着毛的意，让毛把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全部消灭。”

费正清在这本书中，不仅对中共及其领导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评论，而且还在书中反思自己过去为什么会回避中共犯下的错误。这一点，余英时先生在序言中特别指出：“最有趣的是他公开表白过去为中国讳饰的心理。他说，西方汉学界有一种职业病，大概出于‘第二爱国’或‘爱中国’的心理，即不肯暴露他们所研究对象的坏处。他特别在附注中加上一条‘夫子自道’：我在1972年十月号《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的一篇文章中竟说：‘毛泽东的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数百年来仅此一件的‘最好的事’（页176）。这样的公开的自责，确表现了学人的良知。”

致敬良知，不为尊者讳

1986年5月9日，白修德去世。美国保守主义政治评论家、《国家评论》的创办人小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为前者写了一篇讣告，赞扬其“将杰出的头脑、艺术家的才干和巨大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完美的健康、对人类真诚的关爱。”并“彻底革新了政治报导的艺术”。不过，他同时也批评白修德犯了一个错误：“他对革命者理想的估量过高，而低估了他们极权主义虐待狂的能力。”巴克利的这个批评，不仅适合于白修德，也适合于费正清，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China hands知识分子圈。

为什么他们会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呢？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城邦与人》的序言中曾提及：“曾几何时，共产主义在许多有教养的西方人眼里（姑且不论没有教养的西方人），还只是一个与西方运动并行不悖的运动，就好像这个有一点点不安分、野蛮和任性的孪生子终究会变得成熟、耐心与温和。”

“只要共产主义还在现实中而非仅仅名义上存在一天，共产主义就始终是僭主的残暴统治。”

然而施特劳斯随即对这种心理机制的破产做出精彩分析：“尽管西方运动与共产主义目标一致，即自由与平等的男男女女所组成的普世繁荣社会，但它们在手段上无法达成一致：对共产主义而言，目标是全人类的普遍善好，也是最神圣的事物，它能证明任何手段的正当性；一样事物只要有助于实现最神圣的目标，就能分得目标的神圣性，从而自身变得神圣；一样事物只要阻碍该目标的实现，就是邪恶的。······因此，我们就能看到，西方运动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不同不仅在于程度，也在于类别。还可以看到，这种不同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手段的选择。······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再也无法否认下述事实：只要共产主义还在现实中而非仅仅名义上存在一天，共产主义就始终是僭主的残暴统治；随着僭主对宫廷革命的恐惧，这种残暴的统治要么缓和，要么加强。唯一能让西方重拾一点信心的约束，便是僭主对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恐惧。”

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在那个时代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像施特劳斯这样清醒（尽管这位哲人在对当代中国的影响问题上不无争议），所以本文并非是对费正清先生的学术进行苛求，实际上恰恰相反，本文试图对费正清先生的学术成就做出一个更为准确、更具陈寅恪先生所言“了解之同情”的评价。尤其是当今“哈佛中共学”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总是忽略费正清先生最后一部、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著作。这种忽略或取舍，恐怕才是对费正清先生最大的不敬。

（罗四鸰，70年代后生人，现居波士顿，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