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汤兰兰案：“官家”内战，罗生门里的中国舆论场

1月31日，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澎湃新闻》在“一号专案”栏目刊出一篇法治报导，题为《寻找汤兰兰》。报导谈及一宗2008年发生在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某村的案件：一位名叫“汤兰兰”（化名）的14岁女孩指控家人强奸自己，将包括父母在内的十余人告进监狱。然而其中不少人坚称案情有冤，接连上访。报导将故事线聚焦在汤兰兰母亲的不解和困惑上，传递出“寻找汤兰兰”，重新对证的信号。

尽管使用了化名，并未提及真实地址，报导中出现的户籍信息也在关键位置加了马赛克，但这篇稿件还是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了大规模反感：网民认为，记者以“寻找”当事人的方法书写一宗可怕的群体强奸案，完全不考虑受害女孩的感受。在文中暴露出的信息更属于泄露隐私。于是，许多人进而主张，媒体报导汤兰兰案，意在和辩护律师、当事人“串通”共谋，在流量经济推动下炒作话题，消费苦难。

随即，当日晚些时候，五大连池市官方发表声明，指案件早已定案，媒体报导属于刑满释放人员“借助少数媒体肆意炒作”。这则声明迅速转载于包括共青团中央、《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岛”、国务院旗下“紫光阁”在内的多个微博、微信帐号。似乎官方已经下了定调。

《澎湃新闻》很快撤回文章，再无进一步表态。倒是北京的《新京报》持续跟进汤案，除刊出多篇评论呼吁重新审视疑点之外，还在2月3日深夜放出一段影片（视频）报导，不仅采访了喊冤的当事人，也播放了一段据说是汤兰兰向亲戚索要钱财的录音材料。

《新京报》的影片，在不少媒体人看来意在“提供更多真相”，反映出案情的疑点和复杂性，然而舆论并不领情。对《澎湃新闻》和《新京报》的质疑、声讨声浪迭起。2月5日，网民发现两家媒体的微博都不再更新，其后则传出两者均被微博禁言72小时的消息。

乍看来，网民及舆论对“汤兰兰案”中媒体“不实报导”的声讨，似乎得到了相关部门肯定，但事件激起的讨论和谜团却毫不因此而减弱。首要的问题便是——为何媒体要披露这宗案件的案情？

“官家”内战，诡异的舆论场

回看媒体报导的前后始末，稍有了解中国媒体生态的人，无不会皱起眉头：怎么《澎湃新闻》和《新京报》在一则报导上走到一起了？

要知道，《新京报》虽然在2011年之后便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但其一向被视为“南方系”在北京打下的阵地。其创办之初，由南方报业集团与《光明日报》合作，继承了“南方系”冲击新闻禁区、不吝批评政府的风格。尽管其也随之屡遭打击，在北京的报纸中仍然算是“冲得很猛”的一家。

而《澎湃新闻》与《新京报》完全不同。这家2014年创刊的网络新媒体，虽然和前者一样有市场化运作，其出身却是相当“根正苗红”。《澎湃新闻》创立的2014，正是刚整肃“南方系”之后。为了填补原先被“反对派”媒体所“控制”的主流媒体空间，政府专门计划建设一批互联网新媒体，以抢夺“意识形态阵地”。《澎湃新闻》在2014年7月上线，东家是国企新闻业巨头上海报业集团。同年8月，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专门谈及要“强化互联网思维……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也被坊间认为是《澎湃》一类媒体建设的肇因。因而，浓重官方色彩的《澎湃》和“南方系余孽”《新京报》此次同一个调门，可谓奇怪。

更重要的是，参与报导汤兰兰案的媒体不止如上两家。最早和《澎湃》一起参与报导的，据说还包括《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只不过稿件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出街），而《中国新闻周刊》、《财经》等媒体，后续也仍然跟进了汤兰兰案。

乍一看，“资本”可以用来解释这种蜂拥而至。在汤案中，舆论最大的质疑，莫过于“资本操纵舆论”。人们怀疑：媒体是否看到了汤案巨大的流量效应与爆点经济上的潜在收益，和律师、上诉方相互勾结，炮制出一场“以舆论向司法施压”的闹剧？但持此一论者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澎湃》这样的官方背景新媒体，在涉及政府、司法等问题上相当谨慎，为何会选择一个极易触犯众怒的话题？

另一种解释是，《新京报》这些“南方系”旧部，有意选择这样的话题挑战政府权威。但这种理解，则无法说圆《澎湃》等更“官家”媒体的介入原因。何况，对于相当敏感的事件，官方的惯例是快速掐灭网络讨论，不予任何媒体再刊出文章。而这一次，舆论管制却没有如此行动。

如此一来，无不让人猜测，是否是多家媒体同时得到了某种授意，才有了最终刊出的稿件？尤其是，媒体圈中，流传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约见伸冤人的消息。而相比五大连池市政府和政法委的通告，黑龙江省高院7日发出声明指将重新审查处理喊冤诉求，更显得此案不是五大连池一方所称的那样毫无疑点。

但另一方面，舆论场上的官方自媒体行为，也显得奇怪。

此次带头批判媒体的，是一部分中央级别官方机构的自媒体帐号，比如共青团中央、国务院的“紫光阁”等，《环球时报》一类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市场化媒体也参与其中。而如果了解微博舆论的历史，我们也不难看到，“资本操控舆论”、“媒体打压正义声音”一类的语言，早见于旧年“赵薇、戴立忍事件”中的共青团中央微博帐号。那时，共青团、紫光阁与社科院的另一帐号“思想火炬”聚群批判赵薇，和其他官媒隔空骂战，甚至团中央微博帐号还直接发文讽刺《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岛”与《澎湃新闻》，起因则是这两家嘲讽了民族主义的过激一面。

回看这次舆论对媒体的围剿，“资本操控舆论”仍然成为攻击一方的强有力动员武器。而正统的“喉舌”却多少保持了沉默。如《人民日报》采取了中立姿态，他们批评媒体要有报导准则，却也并不站在五大连池一侧。其旗下“侠客岛”曾转载五大连池声明，但次日就悄悄将声明撤下。

正统官媒与部分官方自媒体的定调，在汤兰兰案上相距甚远，官方自媒体围攻市场化大媒体的方式和语言，则让人想起曾经围剿“南方系”的网络声浪。而尽管《澎湃》和《新京报》受到了微博禁言的惩罚，但其他媒体的跟进报导意味着新闻主管部门并没有下令封杀此事。舆论场此次诡谲的混乱，可谓是“官家内战”，就算汤案最终得出结论，我们恐怕都未必能看懂混战的来龙去脉。

中式“后真相”的困境

其实，今天的媒体状况，是中国的党—国体制和政府监管，在过去数十年间与媒体市场化进程不断冲突、博弈、适应的过程。对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恐怕也必须面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安排。

传统上来说，在列宁主义政党的安排下，媒体都应该是党的喉舌，具体而言，党内形成某种共识，然后通过媒体去推行，以凝聚民间共识，领导群众。但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的浪潮使得媒体领域不断产生新的变化。“南方系”与“公民社会”的结合，更直接挑战了党—国体制。在这种变化下，中国政府一方面整肃媒体市场，另一方面则在近年不断调整试验，试图将市场和管控结合起来控制媒体，使媒体重新“姓党”。

具体而言，在整肃整个舆论空间之后，媒体和一系列公民行动的连结被打断了，像“南方系”这样的“体制内反对派”也被拆散。但尽管如此，媒体人仍然是具体的个人，对现状不满，参与批评，这在媒体人，尤其是市场化媒体的采编团队中非常普遍——无论是官方组建的新媒体（如《澎湃》）还是经过整肃的老媒体（如《南方周末》、《新京报》），都是如此。

因此，政府对市场化媒体的控制，像是一场不断互相试探的战争。管控部门允许媒体有一定的自主采编权力，但通过不断下发各类通知，调控热点事件的报导热度，用种种条条框框将媒体报导的自主性限制在政府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媒体不扮演任何“独立”和“监督”的角色，将其吸纳为党—国家的一部分，但也利用其自发的报导功能，为后者提供观察民意、调整政策、传达意识形态的“建言献策”渠道。

在这种形势下，市场并不是问题，因为党—国家对媒体既通过制度内手段控制，也通过市场方式调节。对“听话”者，有种种市场优惠和补贴的奖赏；对“不听话”者，有种种封杀和打击的手段。而在此之外，市场化运营的媒体反应快，有一定深度，文字并不“党八股”，能够引领“主流价值”，也成为党—国家通盘布局中必不可少的成分之一。

但是，在新一轮意识形态争夺的布局下，党的宣传机器不仅仅投入建设传统媒体与大型网络新媒体，也将触角伸到网络世界的各个角落。在主流媒体之外，这一体系还包含了不断打击对手的微博、微信自媒体群落。这些群落从2016年翻墙洗版，到不断在各种网络争论中攻击自由派“大V”，打开了主流媒体所不能及的粉丝群与网络混战空间。

以推动舆论浪潮为动员方式的官办自媒体群落，和官办新媒体、传统媒体，从意识形态到具体市场利益上都随时会发生利益冲突。须知，主流媒体在宣传机器眼中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常常代表知识分子与精英，可以潜移默化地对人“洗脑”。但在微博、微信自媒体时代，精英对舆论渠道的控制已经消失，庞大的中产阶级也让精英与大众的身份界线彻底模糊。对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来说，官办自媒体既是与自身竞争市场和读者的对手，也是媒体形态截然不同的危机制造者。而对以吸引年轻人为要务的官办自媒体而言，“主流”和“精英”本就是要挑战，要攻击，要解构的价值，打击传统媒体与大型网络新媒体平台，足以证明自己在文宣系统中更具价值。

对中国互联网舆论的管控方而言，将“网络舆论阵地”划分为“主流”、“亚文化”、“边缘”等多个范畴，根据不同范畴，以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分而治之”，已经成为屡试不爽的称手招式。这些不同的媒体形态，在欧美媒体世界已经拼得你死我活，在不同力量的作用下，为争夺“真相”而大打出手。但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治下，它们却曾经被认为可以和平共处。

可以说，汤兰兰案掀开了这一虚假和平的伪装。在高层没有统一口径乃至没有下达禁令的前提下，身为下游的市场化媒体与官办自媒体，在种种争议议题上随时可以爆发冲突——这些争议可以有关一场悬案，也可以关于朝鲜、农村问题、市场经济问题……对管制者而言，最大的纠结在于，管制下的任何一边都不能打倒另外一边， 拿捏好其中的平衡，才可以让管制者时刻处在战场之外，扮出一副“公平裁判”的抽离角色——尽管很多时候，真正分裂、举棋不定而各类力量缠斗不休的，恰恰是管制者本身。

在欧美，主流媒体衰落而自媒体、新媒体、社交媒体崛起，带来的是“后真相”时代——民众不相信媒体，认为媒体是政治建制的喉舌与某派别政治正确的代表，和资本权力勾结而丧失公信力。这个现象，似乎并不适用于舆论管控力强大，“党领导一切”的中国互联网。但也许，汤兰兰案足以说明，“中国特色”的“后真相”时代已经降临，只不过，这个“后真相”，到底削弱了什么权威，加强了什么权威呢？

（杨山，媒体人，中国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