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芳华、通三统与1980年代——中国记忆战火中的左右之争

冯小刚改篇自严歌苓小说的电影《芳华》，跨年之际由影视作品成为文化现象。文革、文工团、部队大院与中越战争，近年鲜有作品触及，这次则同时搬上荧幕。而民间影评，也因此趋于两极。到如今，影评人们兴许尚在争执电影本身，然而一部影片开启的记忆冲突，已经形成了空间——一个超越电影本身的、触及四十年来中国历史记忆的舆论空间。

最令人感慨的画面是，评论《芳华》的知识人们，呈现出莫大的意见分化。传统上，评价现代中国历史题材，人们净皆按左／右两极站队。展现文革与1970年代末历史的《芳华》，按理说概莫能外。但这一次，双方却连内部意见都不能统一。

左右之争与走到头的后89体制

排开彻底的国家主义者不看，广泛意义上的中国左派，常常回溯毛时代，借此批判今日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向。不过，《芳华》既同时为老“毛左”和新一代年轻左派抨击，也被另一支声音保护、赞美。老一代愤慨：《芳华》把那个充满革命热情，崇高且纯洁的时代描绘得下流不堪，男女之间的勾心斗角抹去了记忆中的激情，年轻左派亦有此论——冯小刚把历史庸俗化，变作一代人的“小时代”；另一边，则有年轻左派赞美《芳华》，他们认为冯小刚将那个年代搬回了银幕，展现出其中真实存在的美好记忆，社会主义的集体友爱并不是空谈亦不是虚伪。

自由派内部同样纷争。左派用“小时代”与“致青春”批评电影，许多自由主义者也认可，他们认为，冯小刚的一贯“鸡贼”（编按：指小气、狡猾）手法，将本该被记忆的残酷变成无害的青春年华，而今时今日再如此回忆历史，未免是自我挟持，是自我感动，是“斯德哥尔摩症候”。还有人认为《芳华》不过是对女性身体的淫秽欲望操作着镜头和视角；但另一边，不少经历过文革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也为影片辩护。他们觉得《芳华》尝试开启了对文革、对越战争等历史事件的讨论，有机会重新激活历史，而今天人们理解片中身体、欲望的方式，也并不符合实际上的历史情境。

就这样，围绕《芳华》，中国舆论场上长期争论的左右两派，首先在自身的立场内部争论起来。

回溯中国知识界的“左右之争”，其爆发点，源自六四事件之后的1990年代。在那时，一批“新左派”成熟，建立阵地与自由主义者相争，知识界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左右划分。一派坚持政治自由、民主宪政与自由市场，另一派主张保存社会主义制度、挖掘、整合毛时代遗产。双方都在体制内外坐拥大批支持者与反对者。进入网络时代，论证非但没有共识，反而日渐扩大。2010年前后重庆薄熙来与广东汪洋两位地方大员之间的“分蛋糕做蛋糕”对战——即分配优先还是发展优先的争议，成为这场争论在政治上的最强烈外显。

贯穿整个1990年代直到2010年，“左右之争”的背景一以贯之——市场化改革伴随着些微放松的政治空间。国企改制、价格控制放开、供给制度全面退场、全民下海、私有化扩张，甚至企业家依靠“三个代表”入党。改革开放与毛时代的对立关系明显而彻底，前者意味着自由、改变、现代、中产阶级；后者意味着管制、保守、传统、阶级斗争。在那个“左右之争”时代，你很难说着改革的语言主张毛主义，也不可能喊着毛主义的口号拥护邓小平，主流语言中间不存在这样的空间。而这种语言与意识形态上的泾渭分明，是后1989时代政经体制——一个在西方国家霸权地位下不断改革的中国体制的直接结果，其内外参考系都格外明显。

在对《芳华》，尤其是严歌苓小说文本的解读中，我们仍然能看到这种左右之争的痕迹——它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声讨毛时代的故事，而在另一派人眼中，这是对革命年代的丑化和扭曲。

但到了《芳华》上映，改革开放已经要迎来四十周年纪念，这意味着“改革时代”已经压倒“毛时代”成为历史主流。但这也代表了，后1989时代奠定的“前后三十年”戏剧，行已耗尽它的政治能力。

就在数年前，舆论场上还激烈讨论着习近平对“前三十年后三十年”（指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的“两个不能否定”。在“前后三十年”的语言里，毛记共产时代与邓记改革时代，还以几近水火不容而又势均力敌的方式并列而置。然而到了今天，改革时代已经够长，长到不可能回头，但政治经济环境又多多少少再现着前三十年的政治语言与行事作风——道路自信替代了西化与模仿的冲动（到了2017年，原先似乎铁板一块的冷战后西方自身内部也危机重重）。

事到如今，巨型国有企业已经同海外巨型跨国企业分不出区别，党组织建设又以批评、整顿的方式从上到下铺开。在电商平台上，已无人质疑中国资本运作之狂野与彻底；但在北京“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口号里、在整顿NGO与社会力量的行动里，你也无法否认它维护甚至形式上回到某种“党国模式”的决心。这道时空上的断裂，正是人们回溯历史时各执一词，对原先争论中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这类名词，愈发充斥多元解读的原因。

后89时代结束了，“左右之争”也大概到头了，但新时代是个什么时代呢？

翻转的1980小时代

站在这个后1989体制行将就木的转折点，冯小刚推出了《芳华》。知识分子们就电影是美化还是反思毛时代争论不休，但在大众解读中，它诡异地连接起了当下，和1989年之前的十年。

在许多对《芳华》的怀旧解读，尤其是冯小刚式的“青春怀旧”中，毛时代与后毛时代的截然对立消失了。毛的死带来的是拨乱反正，是地下音乐、情欲复苏和“人性”显露。第一时间，它不触及文工团，不触及激烈的政治斗争。前后三十年之间横亘着一层惆怅，一种回到正常秩序与正常生活的平淡，正如其结尾旁白，用舒缓的语调肯定着一种平缓的日子：“倒是刘峰和小萍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

这正是左右两边批判者对冯小刚的共识：他用温情消除了历史；用和解消除了对立。不知不觉之间，《芳华》代表了2010年之后新时期的主流价值——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哪个都不反对。从这点上，冯小刚塑造的，就是一个“小时代”。而它又不仅仅是将过去变成小时代，而是用今天的小时代重构过去，把今天的岁月静好拉伸、平展，塞进一切历史，它是小时代在时空维度上的全面管制权。

有趣的是，严歌苓在小说和剧本中试图展现的一切，都暴露着她身上浓浓的1980年代烙印。应该说，《芳华》真正试图回忆的，不是1970年代，而是1980年代。

萧穗子这个叙事者，这个作者自己的化身，在电影中平静而自然，但在小说中却是分裂、挣扎的。她一面揣度着刘峰这个“活雷锋”怎么可以这般虚假，满心希望这个道德榜样展露出人性的黑暗面；另一方面她又发自内心相信刘峰是真正善良而乐于助人的人。严歌苓的书写有意无意提供了一个左右飘游、不可靠的旁白，而这一切最后都转向了一个主题：什么是人？这不断问询不断怀疑的心理活动，恰恰来自80年代的文化主题。在那时，在“文化热”和“人性论”的冲击下，反思人性，主张人本主义，阅读佛洛伊德风靡一时。《芳华》延续着同一套对人性的理解，说它是对1980年代文化的某种怀旧，并不为过。

问题便在此刻出现：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伊甸园的1980年代，如何在严歌苓笔下和今天的“小时代”并列起来？中间相隔后1989体制的两个时代，在岁月静好／重新发现人性之间，连接着什么？

如果排开思想层面，阅读1980年代，我们会发现，它在政治和经济上远不如它的思想那样狂飙突进：在那个时代，政治上的文革遗产——1968年镇压民间冲突（以军管和工宣队镇压武斗）之后的稳定政治仍然延续：官僚统治稳固，民间抗议和广场运动也容有空间，从西单民主墙到严打运动，到六四事件，政府和民间的逻辑，并不跳出这种微妙的关系。

1980年代的社会经济则形成事实上的“一国两制”。在1989年之前，绝大多数城市仍然以单位制、国有企业制度为主。改革发生在农村，发生在沿海，发生在城市新生长出的私有部门，但正如1980年代初开始，直到1989年末取消的价格双轨制度，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即以单位制度、官僚制度统筹城市经济，这种高度集中化计划化科层化的模式，这恰恰是毛在文革中试图放弃的），和新产生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并行不悖。前者中的个体获得集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荫蔽，后者中的个体坐拥风险与自由的机会。在两种经济制度之间并不是你死我活，反而是相辅相成，各取所需。

这里所遮去的，是1980年代中国包含的一条内在冲突：毛时代留下的社会主义传统和邓时代新开启的市场—自由化新路线如何协调？改革究竟反映哪条道路？这一层矛盾，直到1990年代之前并未展露，对不同阶级而言，改革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变化，却没有在全国层面形成对改革本身的任何反对。这种局面，得益于经济上的制度弹性，得益于知识分子即知识精英在当时的统治地位，而彼时知识精英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则既拯救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为文革蕴含着打烂整个苏式社会主义的力量），也为新的自由化方向保驾护航。

所以，被《芳华》变成“小时代”的，恰恰不是文革年代，而是1980年代。或者说，它是将1970年代开始的“回归秩序和日常生活”的趋势放大，和今天的时代主题连为一体。它的玫瑰色，是投注于知识精英之外普通民众的生活，是一场颠倒的1980年代怀旧。说它颠倒，是因为在1980年代，社会凝聚的基础源自文革的惨——过去太坏，今天才好。但在今天，在对《芳华》的怀旧解读中，我们读到了新时代的历史叙事：过去不错，今天也很好。

谁的“通三统”？未来的记忆政治

于是，在这样的《芳华》解读中，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和解”了，两者不再是前后冲突互为对手，而是被1980年代中介，而“打通”了。也许，“打通”正是当下这个时代记忆政治的统治方向。

2007年，曾在“左右之争”中被指为新左派的学者甘阳，将他关于“通三统”的论述结集出版。取材于汉儒董仲舒“春秋大一统”的“通三统”，野心勃勃，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反传统的毛泽东时代与反毛时代的改革开放这三股中国历史上互相冲突的力量，一股脑拧在一起，统一成一整套不间断不冲突的叙事，为中国提供新的意识形态稳定基础。

这套论述恰恰赶上了左右之争在2010年前后的高潮，也赶上了2010年之后的变化。

在1989年之后，因应政治反对运动，中国在经济上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1992年到2012年，所有经济改革，几乎都朝向市场化方向。这意味着农业集约化、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崛起。而与此同时，老工人阶级、农民等等团体和城市中产的生活水平拉开差距，发展愈发不均衡。

所以，在漫长的1990年代，国家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呼应了自由派的诉求，而左派则依靠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自由派在意识形态上对峙。在政治层面上，自由派主张依靠经济发展崛起的中产阶级将在中国带来民主制度，而左派则认为只有“人民民主”才是正途。

过去二十年的一大特点是，国家层面不对未来的政治安排提供任何定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仍然是2011年胡锦涛在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重点——这里的民主没有具体所指，左派右派都可以按照他们的理解予以解读。

2010年之后，中国的政经态势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城市中产壮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互联网创业时代让资本流通更加势不可挡。而在政治上，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控制力也前所未有。更有趣的是，这个中产崛起并不断壮大的时代，和中共传统口号、话语复兴几乎无缝地一道进行。经济上的改革并未停顿，但让知识分子感到困惑与担心的“毛时代”阴影，也同步前进。

这正是“通三统”论可以大行其道而左右之争不得不偃旗息鼓的时代。对中产阶级而言，毛时代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平等”，而邓时代则提供了稳定与开放，传统中国则为今天提供生活指南和道德模本，《通三统》提供的正是一套没有历史的叙事——每个时代都很好，没有前一个时代也就没有后一个，而关键是——这些历史都要服务于今天，都要用来肯定、支持今天的稳定与发展。今天站在中产阶级主流的40至50岁人群，其青春时代，正好是1980年代。

面对今天，我们很可能见证一个1980年代的“复制品”——不是说我们会迎来新的思想解放，而是我们很可能迎来一个“左”、“右”传统并行不悖的“安静”时代。左和右在1980年代整合在改革叙事中，而今天，左和右的争论，由中产阶级的安静生活需要来消弭。

所以沸沸扬扬二十年的左派和自由派还能做什么呢？长久以来，这段后1989时代的争论都依仗着历史与记忆的战场，依仗着现实中改革受益者与改革被剥夺者的利益冲突。然而中产阶级的位置，恰恰在这场争执之外。左右两派尽可以借助“芳华”开展批判或辩护毛时代的争执，但这种争执很可能逐渐被排除在这个中产社会的“转型正义”之外。

又或许还存在着一种想像，一种属于1980年代的想像，一种不用颠倒而是直接使用1980年代历史资源的方式。正如左右两边肯定《芳华》的评论所言，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解读《芳华》的方式：在其中我们看到1970年代实现集体友爱的某种可能，看到“雷锋”式的好人并非虚假而是可以有血有肉，看到1990年代的下海热潮如何为官二代大开方便之门，也看到集体主义和活雷锋如何在制度层面互相龃龉……也许回到历史的冯小刚，恰恰用中立的“鸡贼”开启了空间，用直叙为带来了反思。顺着这种思路，也许还存在着另一种记忆政治——前后三十年都有值得重视的价值，前三十年有建设理想社会的激进主义，后三十年有个人自由的不断张扬，这两种传统的结合既可以属于这个时代的中产阶级，成为他们的“诗与远方”，也仍然有机会刺激中产阶级，成为他们反对自身统治的开始。

（秦秋，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