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芳華、通三統與1980年代——中國記憶戰火中的左右之爭

馮小剛改篇自嚴歌苓小說的電影《芳華》，跨年之際由影視作品成為文化現象。文革、文工團、部隊大院與中越戰爭，近年鮮有作品觸及，這次則同時搬上熒幕。而民間影評，也因此趨於兩極。到如今，影評人們興許尚在爭執電影本身，然而一部影片開啟的記憶衝突，已經形成了空間——一個超越電影本身的、觸及四十年來中國歷史記憶的輿論空間。

最令人感慨的畫面是，評論《芳華》的知識人們，呈現出莫大的意見分化。傳統上，評價現代中國歷史題材，人們淨皆按左／右兩極站隊。展現文革與1970年代末歷史的《芳華》，按理說概莫能外。但這一次，雙方卻連內部意見都不能統一。

左右之爭與走到頭的後89體制

排開徹底的國家主義者不看，廣泛意義上的中國左派，常常回溯毛時代，藉此批判今日中國的資本主義轉向。不過，《芳華》既同時為老「毛左」和新一代年輕左派抨擊，也被另一支聲音保護、讚美。老一代憤慨：《芳華》把那個充滿革命熱情，崇高且純潔的時代描繪得下流不堪，男女之間的勾心鬥角抹去了記憶中的激情，年輕左派亦有此論——馮小剛把歷史庸俗化，變作一代人的「小時代」；另一邊，則有年輕左派讚美《芳華》，他們認為馮小剛將那個年代搬回了銀幕，展現出其中真實存在的美好記憶，社會主義的集體友愛並不是空談亦不是虛偽。

自由派內部同樣紛爭。左派用「小時代」與「致青春」批評電影，許多自由主義者也認可，他們認為，馮小剛的一貫「雞賊」（編按：指小氣、狡猾）手法，將本該被記憶的殘酷變成無害的青春年華，而今時今日再如此回憶歷史，未免是自我挾持，是自我感動，是「斯德哥爾摩症候」。還有人認為《芳華》不過是對女性身體的淫穢慾望操作着鏡頭和視角；但另一邊，不少經歷過文革時代的自由主義者也為影片辯護。他們覺得《芳華》嘗試開啟了對文革、對越戰爭等歷史事件的討論，有機會重新激活歷史，而今天人們理解片中身體、慾望的方式，也並不符合實際上的歷史情境。

就這樣，圍繞《芳華》，中國輿論場上長期爭論的左右兩派，首先在自身的立場內部爭論起來。

回溯中國知識界的「左右之爭」，其爆發點，源自六四事件之後的1990年代。在那時，一批「新左派」成熟，建立陣地與自由主義者相爭，知識界逐漸形成「中國特色」的左右劃分。一派堅持政治自由、民主憲政與自由市場，另一派主張保存社會主義制度、挖掘、整合毛時代遺產。雙方都在體制內外坐擁大批支持者與反對者。進入網絡時代，論證非但沒有共識，反而日漸擴大。2010年前後重慶薄熙來與廣東汪洋兩位地方大員之間的「分蛋糕做蛋糕」對戰——即分配優先還是發展優先的爭議，成為這場爭論在政治上的最強烈外顯。

貫穿整個1990年代直到2010年，「左右之爭」的背景一以貫之——市場化改革伴隨着些微放鬆的政治空間。國企改制、價格控制放開、供給制度全面退場、全民下海、私有化擴張，甚至企業家依靠「三個代表」入黨。改革開放與毛時代的對立關係明顯而徹底，前者意味着自由、改變、現代、中產階級；後者意味着管制、保守、傳統、階級鬥爭。在那個「左右之爭」時代，你很難說着改革的語言主張毛主義，也不可能喊着毛主義的口號擁護鄧小平，主流語言中間不存在這樣的空間。而這種語言與意識形態上的涇渭分明，是後1989時代政經體制——一個在西方國家霸權地位下不斷改革的中國體制的直接結果，其內外參考系都格外明顯。

在對《芳華》，尤其是嚴歌苓小說文本的解讀中，我們仍然能看到這種左右之爭的痕跡——它可以被解讀為一個聲討毛時代的故事，而在另一派人眼中，這是對革命年代的醜化和扭曲。

但到了《芳華》上映，改革開放已經要迎來四十週年紀念，這意味着「改革時代」已經壓倒「毛時代」成為歷史主流。但這也代表了，後1989時代奠定的「前後三十年」戲劇，行已耗盡它的政治能力。

就在數年前，輿論場上還激烈討論着習近平對「前三十年後三十年」（指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後）的「兩個不能否定」。在「前後三十年」的語言裏，毛記共產時代與鄧記改革時代，還以幾近水火不容而又勢均力敵的方式並列而置。然而到了今天，改革時代已經夠長，長到不可能回頭，但政治經濟環境又多多少少再現着前三十年的政治語言與行事作風——道路自信替代了西化與模仿的衝動（到了2017年，原先似乎鐵板一塊的冷戰後西方自身內部也危機重重）。

事到如今，巨型國有企業已經同海外巨型跨國企業分不出區別，黨組織建設又以批評、整頓的方式從上到下鋪開。在電商平台上，已無人質疑中國資本運作之狂野與徹底；但在北京「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的口號裏、在整頓NGO與社會力量的行動裏，你也無法否認它維護甚至形式上回到某種「黨國模式」的決心。這道時空上的斷裂，正是人們回溯歷史時各執一詞，對原先爭論中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這類名詞，愈發充斥多元解讀的原因。

後89時代結束了，「左右之爭」也大概到頭了，但新時代是個什麼時代呢？

翻轉的1980小時代

站在這個後1989體制行將就木的轉折點，馮小剛推出了《芳華》。知識分子們就電影是美化還是反思毛時代爭論不休，但在大眾解讀中，它詭異地連接起了當下，和1989年之前的十年。

在許多對《芳華》的懷舊解讀，尤其是馮小剛式的「青春懷舊」中，毛時代與後毛時代的截然對立消失了。毛的死帶來的是撥亂反正，是地下音樂、情慾復甦和「人性」顯露。第一時間，它不觸及文工團，不觸及激烈的政治鬥爭。前後三十年之間橫亙着一層惆悵，一種回到正常秩序與正常生活的平淡，正如其結尾旁白，用舒緩的語調肯定着一種平緩的日子：「倒是劉峰和小萍顯得更知足，話雖不多卻待人溫和」。

這正是左右兩邊批判者對馮小剛的共識：他用溫情消除了歷史；用和解消除了對立。不知不覺之間，《芳華》代表了2010年之後新時期的主流價值——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哪個都不反對。從這點上，馮小剛塑造的，就是一個「小時代」。而它又不僅僅是將過去變成小時代，而是用今天的小時代重構過去，把今天的歲月靜好拉伸、平展，塞進一切歷史，它是小時代在時空維度上的全面管制權。

有趣的是，嚴歌苓在小說和劇本中試圖展現的一切，都暴露着她身上濃濃的1980年代烙印。應該說，《芳華》真正試圖回憶的，不是1970年代，而是1980年代。

蕭穗子這個敘事者，這個作者自己的化身，在電影中平靜而自然，但在小說中卻是分裂、掙扎的。她一面揣度着劉峰這個「活雷鋒」怎麼可以這般虛假，滿心希望這個道德榜樣展露出人性的黑暗面；另一方面她又發自內心相信劉峰是真正善良而樂於助人的人。嚴歌苓的書寫有意無意提供了一個左右飄游、不可靠的旁白，而這一切最後都轉向了一個主題：什麼是人？這不斷問詢不斷懷疑的心理活動，恰恰來自80年代的文化主題。在那時，在「文化熱」和「人性論」的衝擊下，反思人性，主張人本主義，閱讀佛洛伊德風靡一時。《芳華》延續着同一套對人性的理解，說它是對1980年代文化的某種懷舊，並不為過。

問題便在此刻出現：作為中國知識分子伊甸園的1980年代，如何在嚴歌苓筆下和今天的「小時代」並列起來？中間相隔後1989體制的兩個時代，在歲月靜好／重新發現人性之間，連接着什麼？

如果排開思想層面，閱讀1980年代，我們會發現，它在政治和經濟上遠不如它的思想那樣狂飆突進：在那個時代，政治上的文革遺產——1968年鎮壓民間衝突（以軍管和工宣隊鎮壓武鬥）之後的穩定政治仍然延續：官僚統治穩固，民間抗議和廣場運動也容有空間，從西單民主牆到嚴打運動，到六四事件，政府和民間的邏輯，並不跳出這種微妙的關係。

1980年代的社會經濟則形成事實上的「一國兩制」。在1989年之前，絕大多數城市仍然以單位制、國有企業制度為主。改革發生在農村，發生在沿海，發生在城市新生長出的私有部門，但正如1980年代初開始，直到1989年末取消的價格雙軌制度，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城市經濟（即以單位制度、官僚制度統籌城市經濟，這種高度集中化計劃化科層化的模式，這恰恰是毛在文革中試圖放棄的），和新產生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全國範圍內並行不悖。前者中的個體獲得集體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蔭蔽，後者中的個體坐擁風險與自由的機會。在兩種經濟制度之間並不是你死我活，反而是相輔相成，各取所需。

這裏所遮去的，是1980年代中國包含的一條內在衝突：毛時代留下的社會主義傳統和鄧時代新開啟的市場—自由化新路線如何協調？改革究竟反映哪條道路？這一層矛盾，直到1990年代之前並未展露，對不同階級而言，改革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社會變化，卻沒有在全國層面形成對改革本身的任何反對。這種局面，得益於經濟上的制度彈性，得益於知識分子即知識精英在當時的統治地位，而彼時知識精英對文革的全面否定，則既拯救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因為文革蘊含着打爛整個蘇式社會主義的力量），也為新的自由化方向保駕護航。

所以，被《芳華》變成「小時代」的，恰恰不是文革年代，而是1980年代。或者說，它是將1970年代開始的「回歸秩序和日常生活」的趨勢放大，和今天的時代主題連為一體。它的玫瑰色，是投注於知識精英之外普通民眾的生活，是一場顛倒的1980年代懷舊。說它顛倒，是因為在1980年代，社會凝聚的基礎源自文革的慘——過去太壞，今天才好。但在今天，在對《芳華》的懷舊解讀中，我們讀到了新時代的歷史敘事：過去不錯，今天也很好。

誰的「通三統」？未來的記憶政治

於是，在這樣的《芳華》解讀中，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和解」了，兩者不再是前後衝突互為對手，而是被1980年代中介，而「打通」了。也許，「打通」正是當下這個時代記憶政治的統治方向。

2007年，曾在「左右之爭」中被指為新左派的學者甘陽，將他關於「通三統」的論述結集出版。取材於漢儒董仲舒「春秋大一統」的「通三統」，野心勃勃，試圖將中國傳統文化、反傳統的毛澤東時代與反毛時代的改革開放這三股中國歷史上互相衝突的力量，一股腦擰在一起，統一成一整套不間斷不衝突的敘事，為中國提供新的意識形態穩定基礎。

這套論述恰恰趕上了左右之爭在2010年前後的高潮，也趕上了2010年之後的變化。

在1989年之後，因應政治反對運動，中國在經濟上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從1992年到2012年，所有經濟改革，幾乎都朝向市場化方向。這意味着農業集約化、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崛起。而與此同時，老工人階級、農民等等團體和城市中產的生活水平拉開差距，發展愈發不均衡。

所以，在漫長的1990年代，國家的經濟政策事實上呼應了自由派的訴求，而左派則依靠更廣泛的「群眾基礎」和自由派在意識形態上對峙。在政治層面上，自由派主張依靠經濟發展崛起的中產階級將在中國帶來民主制度，而左派則認為只有「人民民主」才是正途。

過去二十年的一大特點是，國家層面不對未來的政治安排提供任何定論：「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仍然是2011年胡錦濤在中共成立9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重點——這裏的民主沒有具體所指，左派右派都可以按照他們的理解予以解讀。

2010年之後，中國的政經態勢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城市中產壯大到前所未有的規模，互聯網創業時代讓資本流通更加勢不可擋。而在政治上，中央政府的權威和控制力也前所未有。更有趣的是，這個中產崛起並不斷壯大的時代，和中共傳統口號、話語復興幾乎無縫地一道進行。經濟上的改革並未停頓，但讓知識分子感到困惑與擔心的「毛時代」陰影，也同步前進。

這正是「通三統」論可以大行其道而左右之爭不得不偃旗息鼓的時代。對中產階級而言，毛時代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平等」，而鄧時代則提供了穩定與開放，傳統中國則為今天提供生活指南和道德模本，《通三統》提供的正是一套沒有歷史的敘事——每個時代都很好，沒有前一個時代也就沒有後一個，而關鍵是——這些歷史都要服務於今天，都要用來肯定、支持今天的穩定與發展。今天站在中產階級主流的40至50歲人群，其青春時代，正好是1980年代。

面對今天，我們很可能見證一個1980年代的「複製品」——不是說我們會迎來新的思想解放，而是我們很可能迎來一個「左」、「右」傳統並行不悖的「安靜」時代。左和右在1980年代整合在改革敘事中，而今天，左和右的爭論，由中產階級的安靜生活需要來消弭。

所以沸沸揚揚二十年的左派和自由派還能做什麼呢？長久以來，這段後1989時代的爭論都依仗着歷史與記憶的戰場，依仗着現實中改革受益者與改革被剝奪者的利益衝突。然而中產階級的位置，恰恰在這場爭執之外。左右兩派儘可以藉助「芳華」開展批判或辯護毛時代的爭執，但這種爭執很可能逐漸被排除在這個中產社會的「轉型正義」之外。

又或許還存在着一種想像，一種屬於1980年代的想像，一種不用顛倒而是直接使用1980年代歷史資源的方式。正如左右兩邊肯定《芳華》的評論所言，我們還有另外一種解讀《芳華》的方式：在其中我們看到1970年代實現集體友愛的某種可能，看到「雷鋒」式的好人並非虛假而是可以有血有肉，看到1990年代的下海熱潮如何為官二代大開方便之門，也看到集體主義和活雷鋒如何在制度層面互相齟齬……也許回到歷史的馮小剛，恰恰用中立的「雞賊」開啟了空間，用直敘為帶來了反思。順着這種思路，也許還存在着另一種記憶政治——前後三十年都有值得重視的價值，前三十年有建設理想社會的激進主義，後三十年有個人自由的不斷張揚，這兩種傳統的結合既可以屬於這個時代的中產階級，成為他們的「詩與遠方」，也仍然有機會刺激中產階級，成為他們反對自身統治的開始。

（秦秋，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