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安徒：不断下沉的2017年香港

2017年，香港人过得一点都不平安。

政治上，前特首梁振英的任期告一段落，本是值得高兴的事，可是情况并非如此。过去数年以来，香港不少人都将香港的困局归咎于梁振英，甚至把“倒梁”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期待一个情况不致太坏的“后梁振英年代”。可惜的是，梁振英其实只是一个被指认的象征，一个权力的载具，甚至只是更大的权力游戏下的一只棋子。

这一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接着梁振英下台而来的“后梁振英年代”，并没有换来一个较佳的政治环境，让香港社会的内部撕裂状态得以复修，让政府与社会之间减少疏离。反而是，香港社会抵抗难以聚焦，香港人要面对更强大的威权、更多的不确定性的“梁振英2.0”年代。

2017年的香港，基本上以半年为界：上半年的政治动力，就是环绕特首选举而旋转。这一台戏吸尽了所有眼球，既吸纳了主流泛民，也吸干了这几年随雨伞运动所释放出来的政治活力。不过，与社运民运老手们预期不一样的是，这些来自普通市民的政治活力并没投入抗争，反而希望走捷径、扮聪明、玩策略，以为妥协可以粉碎“伪激进”带来的挫折，为香港郁闷的困局找到出口。虽然这是一场并没有市民一人一票的“选举”，但却骑劫了这几年雨伞运动所带起的政治热情，卷起了前所未见的情绪投射，把本土情怀转化为但求无功无过的怀旧，希望以众筹数目、造势大会、候选人走访街头等来竞赛民望，影响选委们策略投票，抵挡北京方面的全面操纵。可惜的是，事与愿违，民望竞赛和小圈子投票博弈并不能丝毫动摇早已由幕后操盘的结果。当一切都按既定剧目进行，完成了梁振英时代版本1.0向2.0的升级，2017年的下半年就是一个“没有梁振英的梁振英时代”，亦即威权主义强势出场的半年。这一年来，值得回望的焦点包括：

一、赤膊上阵，中央全面操盘

一面劝退梁振英寻求继续连任，一面钦点林郑月娥继位，再而向曾俊华早早亮起红灯，并且通过所有渠道和宣传机器，排除在建制派阵营内再现上一届特首选举的派系政治机会。严密到滴水不进的组织、协调和统战工作，将任何会萌生地方力量集结的可能性消灭，扼杀有人在小圈子选举游戏钻缝隙、找漏洞的可能；甚至不讳言这种干预的存在，以致于把这些行为合理化。中共的策略并非再如过去，说服世人相信香港还是实行“高度自治”——那怕只是小圈子选举，还是可以按本地规则选出特首。相反地，今年特首选举，中共的目的却是尽量要让人知道谁是香港的操盘人，让任何怀异心者“知难而退”、“站好队”、绝对服从。

二、看风驶艃，建制派资本家全面称臣

面对中央强势，本地资本家一如既往，在鸡蛋与高墙之间选择站在高墙一边。在政改僵局和雨伞运动风潮中形成的一种“倒梁”心思，一度把民主派当中的温和派与妥协派弄得神魂颠倒，投怀送抱，以为可以与这些手持选委票的建制派结成“ABC”（Anyone But CY）联盟，左右特首选举，放弃以群众运动来应对小圈子特首选举游戏。可是，高墙分子软弱的买办本性命定了他们欠缺捍卫地方自治的决心，于是“阿爷吹鸡，一律跪低”。中央一旦出手劝退不讨本地资本欢心的梁振英，建制派就立即凝结成一块，放弃独立思考和自主意志，全数归队拥戴林郑，亦默许之后的威权主义出场。

三、薯粉现象，反建制派进退失据

雨伞运动经过2015年及2016年沉淀，锐气消失。激进的本土主义声势一度高涨，可是战略步骤并不协调。一边是目标含糊的勇武抗争，一边是把能量全数投放于选举游戏。可是，香港的鸟笼民主背后并不是坚实的自由民主法治基础，而是殖民威权所设置的捕兽器。2016年立法会选举后的宣誓风波，残酷丑陋。社会上厌战、妥协情绪漫延，“倒梁”变成“急务”，凌驾了在立法会换届后非建制派重整合作互信的真实需要。

相反地，一场本来没有多大干预能力的特首小圈子选举，却演变为非建制派内部延续冲突、激化新的内部矛盾的诱因。这场特首选举，竟然环绕是否挺建制派候选人曾俊华的问题，把非建制内本来就错综复杂的派系分割再度沿“原则主义”和“现实政治主义”的缝隙，撕成所谓“白票党”与“薯粉”的对立两阵。加上右翼本土主义阵营在选后的无限分裂，整个非建制派陷入全面的碎片化，谁也不服谁。犬儒与消极就随谩骂和怨愤支配了志气低沉的非建制圈。

四、威权主义君临，秋后算帐

7月1日回归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象征了威权主义的降世，坏消息有如雪崩一样的一个紧接着一个到来。7月13日异见人士刘晓波以在囚之身逝世，悲恸刚临，7月14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就裁定刘小丽、梁国雄、罗冠聪和姚松炎在去年10月12日所作的宣誓无效，四人的立法会议员资格自当日起被取消，民主派也因此而丧失了立法会分组点票否决权。庞大的诉讼开支，丧失的议员薪津、职位，从物质基础上重挫新与旧的政治组织。

8月7日，因为参与旺角暴动，三人罪成，其中两人被判三年刑期。8月15日，2014年立法会审议新界东北发展前期拨款期间发生的示威冲突案判决，上诉庭裁定律政司胜诉，把原来已完成社会服务令的13名青年示威者重判8至13个月的监禁。8月17日，“双学三子”在雨伞运动爆发期间冲入“公民广场”一案，也被复核刑期至监禁6至8个月。这一批被称为“13+3”的社运青年被判重刑，引起社会强大反响。非建制阵营中间互相谩骂亦开始稍息，以支援香港出现新的“良心犯”和“政治犯”为旗号，不同的青年社运领袖不约而同发出和解呼吁。8月20日，有数万以上的人参加示威支援，是近来最具人气的集体政治行动。

五、星移物换，法治无险可守？

这一连串青年抗争者受刑的坏消息，说明了香港法治体系实在极其脆弱，不单只法院受制于人大释法的现实，牺牲了关于普通法一般并无追溯力的原则，律政司一人否定了律政司署的专业判断，坚持选择性地对青年抗争者复核刑期，也暴露了法治体系专业性的漏洞。香港一些法律专业组织和领袖也一反过去站在维护香港人权法治前线的作风，对法治体系的疏漏多加辩解……香港人通过这些事件突然猛醒，威权主义已经兵临城下，“站队”、“归边”的风气也入侵到公民社会各界，改变着政治力量的均衡。香港人惯于享用自由，30年来一国两制相对保持平稳，亦未能一下子认清政治环境的丕变，更遑论适应新的游戏规则。

六、剪除异见，院校成为斗争第一线

在法治体系之外，“威权压境”的大势在今年下半年也持续冲击大学校园。9月初大学开学，中文大学校园出现政治性横额，当中一些写上“香港独立”，挑起了中国内地学生和本地学生之间的冲突和骂战。而教育大学（教大）亦出现标语，挖苦刚好上任的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儿子自杀身亡。其他院校也有零星的呼应事件出现。亲建制派人士及蓝丝媒体猛烈攻击，教大校长张仁良亲自公开谴责“凉薄言论”，令事件升温，亦进一步把压力投向各大学当局，逼使其管制校园言论，甚至促成大学校长联合表态反对港独。一连串事件令人更为忧虑大学受压于政治势力，影响校园言论自由，以至学术自由。

由于港独的政治诉求与言论的道德尺度问题纠缠一起，形成了让亲建制派可以利用道德民粹主义作动员的借口，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和学生。蓝丝团体不但多次组织群众走进校园撕毁示威标语，更与部分学生发生对骂事件。政客何君尧等亦趁机发起“反港独、反冷血、反伪学——革走戴耀廷呐喊大会”，意图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警诫知识分子。不过，因为他本人在集会上也用上“杀无赦”等带有恐吓和煽动成分的口号，惹来舆论强力反弹，这浪校园风暴才暂时停止。

不过，这股规范政治异见，尤其是“港独”思想在校园散播的趋势，已经在学校之间开展，蓝丝媒体“揭露”校园内教师的政治倾向并予以攻击的事件此起彼落。年底“港专”毕业典礼发生小部分学生拒在奏国歌期间站立的事件，校方竟然公开归咎校内社工系的“黄老师”，可见以政治标籖异见，并加以打击制裁的威权主义现象，已经在校园出现。及至年底，一批关心和研究香港政治及社会运动的台湾学者，甚至在港工作过的知名文化界人士先后被拒入境香港，北京与港府合作压制思想、学术及言论自由的威权手腕已经愈来愈肆无忌惮。

七、 立法会失守，议会抗争无效？

在六名新任议员因宣誓风波而被取消资格的情况下，建制派乘势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杜绝日后议员以“拉布”作抗争的手段。这项任务在今年年底已经完成。无论是阻挡议事规则的修改及“一地两检”的方案，势孤力弱的非建制派根本无险可守。非建制派的议员也无法在这些课题上动员群众。这是势所必然，非战之罪。但当“拉布”这项其实实际效用成疑的手段也在新议事规则下掉失了，所谓议会抗争如果不是告一段落，也必然需要新的思维、新的想法。

事实上，从年底的一地两检事件可见，中央公然以以我为主的姿态为充满问题的一地两检安排背书，实质上是进行了一场预先的“释法”，把立法会的功能也进一步弱化。这会不会成为某种新的威权主义模式，索性在重大议题上以“例外状态”为借口绕过立法会，实现一定程度的人大直接管治，实在是考虑未来议会及选举在民主运动上的作用时不可忽视的新现象。

不过，在负面消息一个接一个、迎来威权主义的2017年，也不是完全没有值得欣慰的事。例如，在伞运期间发生的七警袭击曾健超的案件，以及警司朱经纬公然以警棍殴打行人事件，虽然都是耽搁了颇长的时间，最后还是在今年了结。涉事的警察都被绳之于法，初审被判有罪，总算是使公义得以彰显，抚顺了部分雨伞运动所做成的一些伤痕。而港大学生会前会长冯敬恩在冲击校委会事件中获轻判，社民连议员梁国雄在收受黎智英捐款案中得直，都是一些较为正面的消息，在低迷的社会氛围下留下一点喘息的片刻。

小结：告别“虚拟自由年代”的适应期

香港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一方面是因为雨伞运动所凝聚的反抗意志消散，重组队伍的工作未上轨道，以及由盲动主义走上机会主义的失败策略使然，但另一方面也是更大的客观趋势造成。事实上，香港面临的威权主义只是随中国大国崛起而来的天朝主义现象的派生物，香港人不免要经历一段告别“虚拟自由年代”的适应期。而这个让习近平一时权倾天下的形势，也是借助于欧美进步主义的退潮，西方右翼民粹主义蜂起的世界乱象而来的。欧洲忙于应付解体的危机，美国在亚洲进退失据，中国不断在亚洲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新地缘政治格局，划分势力范围，对台湾和香港等周边地区改换政策，是香港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的主要成因。在这些外在宏观因素未有改变之前，香港内部的抗争谈不上会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和突破。在这个世界日趋灰暗的世纪变局底下能保不失，枕戈待变，互相提携，以免滑入犬儒或装睡的陷阱，学懂以耐性去与时间竞赛，或者是未来一年可以期盼的积极目标。

（安徒，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学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