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安徒：不斷下沉的2017年香港

2017年，香港人過得一點都不平安。

政治上，前特首梁振英的任期告一段落，本是值得高興的事，可是情況並非如此。過去數年以來，香港不少人都將香港的困局歸咎於梁振英，甚至把「倒梁」作為首要的政治目標，期待一個情況不致太壞的「後梁振英年代」。可惜的是，梁振英其實只是一個被指認的象徵，一個權力的載具，甚至只是更大的權力遊戲下的一隻棋子。

這一年來的歷史已經證明，接着梁振英下台而來的「後梁振英年代」，並沒有換來一個較佳的政治環境，讓香港社會的內部撕裂狀態得以復修，讓政府與社會之間減少疏離。反而是，香港社會抵抗難以聚焦，香港人要面對更強大的威權、更多的不確定性的「梁振英2.0」年代。

2017年的香港，基本上以半年為界：上半年的政治動力，就是環繞特首選舉而旋轉。這一台戲吸盡了所有眼球，既吸納了主流泛民，也吸乾了這幾年隨雨傘運動所釋放出來的政治活力。不過，與社運民運老手們預期不一樣的是，這些來自普通市民的政治活力並沒投入抗爭，反而希望走捷徑、扮聰明、玩策略，以為妥協可以粉碎「偽激進」帶來的挫折，為香港鬱悶的困局找到出口。雖然這是一場並沒有市民一人一票的「選舉」，但卻騎劫了這幾年雨傘運動所帶起的政治熱情，捲起了前所未見的情緒投射，把本土情懷轉化為但求無功無過的懷舊，希望以眾籌數目、造勢大會、候選人走訪街頭等來競賽民望，影響選委們策略投票，抵擋北京方面的全面操縱。可惜的是，事與願違，民望競賽和小圈子投票博弈並不能絲毫動搖早已由幕後操盤的結果。當一切都按既定劇目進行，完成了梁振英時代版本1.0向2.0的升級，2017年的下半年就是一個「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時代」，亦即威權主義強勢出場的半年。這一年來，值得回望的焦點包括：

一、赤膊上陣，中央全面操盤

一面勸退梁振英尋求繼續連任，一面欽點林鄭月娥繼位，再而向曾俊華早早亮起紅燈，並且通過所有渠道和宣傳機器，排除在建制派陣營內再現上一屆特首選舉的派系政治機會。嚴密到滴水不進的組織、協調和統戰工作，將任何會萌生地方力量集結的可能性消滅，扼殺有人在小圈子選舉遊戲鑽縫隙、找漏洞的可能；甚至不諱言這種干預的存在，以致於把這些行為合理化。中共的策略並非再如過去，說服世人相信香港還是實行「高度自治」——那怕只是小圈子選舉，還是可以按本地規則選出特首。相反地，今年特首選舉，中共的目的卻是盡量要讓人知道誰是香港的操盤人，讓任何懷異心者「知難而退」、「站好隊」、絕對服從。

二、看風駛艃，建制派資本家全面稱臣

面對中央強勢，本地資本家一如既往，在雞蛋與高牆之間選擇站在高牆一邊。在政改僵局和雨傘運動風潮中形成的一種「倒梁」心思，一度把民主派當中的溫和派與妥協派弄得神魂顛倒，投懷送抱，以為可以與這些手持選委票的建制派結成「ABC」（Anyone But CY）聯盟，左右特首選舉，放棄以群眾運動來應對小圈子特首選舉遊戲。可是，高牆分子軟弱的買辦本性命定了他們欠缺捍衛地方自治的決心，於是「阿爺吹雞，一律跪低」。中央一旦出手勸退不討本地資本歡心的梁振英，建制派就立即凝結成一塊，放棄獨立思考和自主意志，全數歸隊擁戴林鄭，亦默許之後的威權主義出場。

三、薯粉現象，反建制派進退失據

雨傘運動經過2015年及2016年沉澱，銳氣消失。激進的本土主義聲勢一度高漲，可是戰略步驟並不協調。一邊是目標含糊的勇武抗爭，一邊是把能量全數投放於選舉遊戲。可是，香港的鳥籠民主背後並不是堅實的自由民主法治基礎，而是殖民威權所設置的捕獸器。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的宣誓風波，殘酷醜陋。社會上厭戰、妥協情緒漫延，「倒梁」變成「急務」，凌駕了在立法會換屆後非建制派重整合作互信的真實需要。

相反地，一場本來沒有多大干預能力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卻演變為非建制派內部延續衝突、激化新的內部矛盾的誘因。這場特首選舉，竟然環繞是否挺建制派候選人曾俊華的問題，把非建制內本來就錯綜複雜的派系分割再度沿「原則主義」和「現實政治主義」的縫隙，撕成所謂「白票黨」與「薯粉」的對立兩陣。加上右翼本土主義陣營在選後的無限分裂，整個非建制派陷入全面的碎片化，誰也不服誰。犬儒與消極就隨謾罵和怨憤支配了志氣低沉的非建制圈。

四、威權主義君臨，秋後算帳

7月1日回歸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來訪，象徵了威權主義的降世，壞消息有如雪崩一樣的一個緊接着一個到來。7月13日異見人士劉曉波以在囚之身逝世，悲慟剛臨，7月14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就裁定劉小麗、梁國雄、羅冠聰和姚松炎在去年10月12日所作的宣誓無效，四人的立法會議員資格自當日起被取消，民主派也因此而喪失了立法會分組點票否決權。龐大的訴訟開支，喪失的議員薪津、職位，從物質基礎上重挫新與舊的政治組織。

8月7日，因為參與旺角暴動，三人罪成，其中兩人被判三年刑期。8月15日，2014年立法會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撥款期間發生的示威衝突案判決，上訴庭裁定律政司勝訴，把原來已完成社會服務令的13名青年示威者重判8至13個月的監禁。8月17日，「雙學三子」在雨傘運動爆發期間衝入「公民廣場」一案，也被覆核刑期至監禁6至8個月。這一批被稱為「13+3」的社運青年被判重刑，引起社會強大反響。非建制陣營中間互相謾罵亦開始稍息，以支援香港出現新的「良心犯」和「政治犯」為旗號，不同的青年社運領袖不約而同發出和解呼籲。8月20日，有數萬以上的人參加示威支援，是近來最具人氣的集體政治行動。

五、星移物換，法治無險可守？

這一連串青年抗爭者受刑的壞消息，說明了香港法治體系實在極其脆弱，不單只法院受制於人大釋法的現實，犧牲了關於普通法一般並無追溯力的原則，律政司一人否定了律政司署的專業判斷，堅持選擇性地對青年抗爭者覆核刑期，也暴露了法治體系專業性的漏洞。香港一些法律專業組織和領袖也一反過去站在維護香港人權法治前線的作風，對法治體系的疏漏多加辯解……香港人通過這些事件突然猛醒，威權主義已經兵臨城下，「站隊」、「歸邊」的風氣也入侵到公民社會各界，改變着政治力量的均衡。香港人慣於享用自由，30年來一國兩制相對保持平穩，亦未能一下子認清政治環境的丕變，更遑論適應新的遊戲規則。

六、剪除異見，院校成為鬥爭第一線

在法治體系之外，「威權壓境」的大勢在今年下半年也持續衝擊大學校園。9月初大學開學，中文大學校園出現政治性橫額，當中一些寫上「香港獨立」，挑起了中國內地學生和本地學生之間的衝突和罵戰。而教育大學（教大）亦出現標語，挖苦剛好上任的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兒子自殺身亡。其他院校也有零星的呼應事件出現。親建制派人士及藍絲媒體猛烈攻擊，教大校長張仁良親自公開譴責「涼薄言論」，令事件升溫，亦進一步把壓力投向各大學當局，逼使其管制校園言論，甚至促成大學校長聯合表態反對港獨。一連串事件令人更為憂慮大學受壓於政治勢力，影響校園言論自由，以至學術自由。

由於港獨的政治訴求與言論的道德尺度問題糾纏一起，形成了讓親建制派可以利用道德民粹主義作動員的藉口，矛頭指向知識分子和學生。藍絲團體不但多次組織群眾走進校園撕毀示威標語，更與部分學生發生對罵事件。政客何君堯等亦趁機發起「反港獨、反冷血、反偽學——革走戴耀廷吶喊大會」，意圖以群眾運動的方式警誡知識分子。不過，因為他本人在集會上也用上「殺無赦」等帶有恐嚇和煽動成分的口號，惹來輿論強力反彈，這浪校園風暴才暫時停止。

不過，這股規範政治異見，尤其是「港獨」思想在校園散播的趨勢，已經在學校之間開展，藍絲媒體「揭露」校園內教師的政治傾向並予以攻擊的事件此起彼落。年底「港專」畢業典禮發生小部分學生拒在奏國歌期間站立的事件，校方竟然公開歸咎校內社工系的「黃老師」，可見以政治標籖異見，並加以打擊制裁的威權主義現象，已經在校園出現。及至年底，一批關心和研究香港政治及社會運動的台灣學者，甚至在港工作過的知名文化界人士先後被拒入境香港，北京與港府合作壓制思想、學術及言論自由的威權手腕已經愈來愈肆無忌憚。

七、 立法會失守，議會抗爭無效？

在六名新任議員因宣誓風波而被取消資格的情況下，建制派乘勢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杜絕日後議員以「拉布」作抗爭的手段。這項任務在今年年底已經完成。無論是阻擋議事規則的修改及「一地兩檢」的方案，勢孤力弱的非建制派根本無險可守。非建制派的議員也無法在這些課題上動員群眾。這是勢所必然，非戰之罪。但當「拉布」這項其實實際效用成疑的手段也在新議事規則下掉失了，所謂議會抗爭如果不是告一段落，也必然需要新的思維、新的想法。

事實上，從年底的一地兩檢事件可見，中央公然以以我為主的姿態為充滿問題的一地兩檢安排背書，實質上是進行了一場預先的「釋法」，把立法會的功能也進一步弱化。這會不會成為某種新的威權主義模式，索性在重大議題上以「例外狀態」為藉口繞過立法會，實現一定程度的人大直接管治，實在是考慮未來議會及選舉在民主運動上的作用時不可忽視的新現象。

不過，在負面消息一個接一個、迎來威權主義的2017年，也不是完全沒有值得欣慰的事。例如，在傘運期間發生的七警襲擊曾健超的案件，以及警司朱經緯公然以警棍毆打行人事件，雖然都是耽擱了頗長的時間，最後還是在今年了結。涉事的警察都被繩之於法，初審被判有罪，總算是使公義得以彰顯，撫順了部分雨傘運動所做成的一些傷痕。而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在衝擊校委會事件中獲輕判，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在收受黎智英捐款案中得直，都是一些較為正面的消息，在低迷的社會氛圍下留下一點喘息的片刻。

小結：告別「虛擬自由年代」的適應期

香港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一方面是因為雨傘運動所凝聚的反抗意志消散，重組隊伍的工作未上軌道，以及由盲動主義走上機會主義的失敗策略使然，但另一方面也是更大的客觀趨勢造成。事實上，香港面臨的威權主義只是隨中國大國崛起而來的天朝主義現象的派生物，香港人不免要經歷一段告別「虛擬自由年代」的適應期。而這個讓習近平一時權傾天下的形勢，也是借助於歐美進步主義的退潮，西方右翼民粹主義蜂起的世界亂象而來的。歐洲忙於應付解體的危機，美國在亞洲進退失據，中國不斷在亞洲創造對自己有利的新地緣政治格局，劃分勢力範圍，對台灣和香港等周邊地區改換政策，是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變局的主要成因。在這些外在宏觀因素未有改變之前，香港內部的抗爭談不上會有什麼重大的改變和突破。在這個世界日趨灰暗的世紀變局底下能保不失，枕戈待變，互相提攜，以免滑入犬儒或裝睡的陷阱，學懂以耐性去與時間競賽，或者是未來一年可以期盼的積極目標。

（安徒，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學者、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