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罗四鸰：清除“低端人口”──伤害的制度化，会使人渐渐习惯

什么是“低端人口”？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讲两个小故事。

1959年或是1960年的一天，我的外公从苏北农村离家出走了。那个时候，村子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饿死了，其中包括我外公唯一的儿子。我外公想不明白，发誓不再做农民，于是就走了。在杳无音信一两年后，我外婆收到了外公从遥远的江西深山里寄来的一张汇款单。于是，我外婆凭着这张汇款单，带着我的母亲千里寻夫，找到了在江西深山林场开荒的外公。在这里，虽然一无所有，但是我的外公外婆和我的母亲从此成为了“公家人”，有了一个城镇户口和粮油供应证，从此他们不再担心会被饿死。

孙志刚事件发生的前几年时，我在省城南昌一个考研村里，用80元租了一个小房间，成为考研专业户。这个村算是典型的城中村，村里的人土地基本卖了，基本家家户户都出租。那里住了很多像我这样从江西各个乡镇来的老师，在江西教育学院进修，实际上大部分是来考研的，大多是没有读过高中大学而怀着大城市梦想的农村人。有一天晚上，突然有人砸门，我吓得打开门，是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男子，用南昌话问我是不是南昌人？这是我经历过最可怕的事情。我试图争辩，因为我在南昌的身份是一位来省城进修的乡下中学教师，算不上三无人员。但因为恐惧，我浑身发抖，语无伦次。幸亏，这几位男子不过是敲诈，我给了他们几十块钱就走了。可是，村里另一位带着孩子来考研的母亲，却因此吓得抱着孩子跳了窗户，幸亏没有出事。这件事被本地记者知道并报导了，结果也只是不了了之，但那一年，村里算太平了。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在南昌租房子需要暂住证吗？他们有什么法律依据半夜砸我的门？难道仅仅因为我不是南昌人，是一个外地人？

几年之后，孙志刚事件出来。一个有合法工作、一个合法身份证和正常住所的人，被送进收容所，三天后死了。不久，众所周知，收容遣送条例被废除。但是我常常疑惑，孙志刚悲剧的最终原因是收容遣送条例吗？难道从此之后，就不会有人半夜砸门，把你赶出家门吗？

“低端人口”与户籍

11月18日，北京大兴“聚福缘公寓”突发火灾，19个人死亡，其中有八名儿童。22日，《中国经营报》发出报导《大火后的北京边缘》，讲述了火灾发生地新建村中，几位外地到北京打工者的故事。这篇报导的记者之一郭婧婷，在采访时被房东告知，因为房子不符合政策不能再租。她与另外一名记者在附近小旅馆连夜赶稿时，结果凌晨因为小旅馆要被拆赶出门。

在郭婧婷的报导中，她没有使用“低端人口”一词，但这个词，在这场大火之后，立即火起来。因为北京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清理“低端人口”的行动。据估计，有超过十万名外地人被迫迁离。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内，许多人把自己的头像打上水印“低端人口”。11月25日，导演马莉执导的《囚》获得“最佳纪录片奖”，在颁奖典礼上，马莉说到，自己就属于会被当局清理的“低端人口”。

那么，什么是“低端人口”？11月29日，洪振快发表《“低端人口”概念：由来、内涵与争议》，考证了“低端人口”这个词“在官方早已开始使用，连最高领导人的报告中都已经写进来。”并认为“2007年之后的几年中，北京朝阳、顺义、昌平的发展对策中，‘抑制D端人口的迁入’、‘压缩D端人口就业空间’、‘坚决把D端人口涌人控制住’等表述屡见不鲜。2010年以后，全国一线城市如北上广深的城市规划中，已经经常性地提到‘D端人口’。”

低端人口指的是哪些人呢？从各个论述中，洪振快总结到，低端人口一般指“指低学历、低技能、无城市户籍、干体力活、从事低端产业的农民工、蓝领等。但也被用于其他情况，如仅仅指受教育水平低。”

不过，在我看来，在洪振快总结的低端人口定义中，其实只有一点──“无城市户籍”是“低端人口”标识，其余不过是相关的因素。只要你没有这个城市的户籍，即便是大学生、记者、教师或是导演，你也有可能成为被驱逐的“低端人口”。

1958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户籍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将所有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这一套户籍制度主要有两个用处，一是实行资源分配；二是限制人口流动。

1950年代初开始，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定量供应。这种供应只提供给非农业户口的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户口户基本和这种供应无缘。这导致大饥荒时，饿死的基本是农村的人。这也是我的外公，为什么宁愿跑到江西深山开荒的原因。即便在90年代取消计划经济之后，城乡户籍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差异，无论是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农村与城市基本是天壤之别。

户籍制度的另一个作用是“限制人口流动”。当年，我的外公逃离死亡的村庄其实是一种冒险，在当时是违法的。只不过，我外公幸运地找到了江西的一家林场。当时林场条件非常艰苦，招收了大量逃难的难民作为国营林场工人。但在许多地方，逃荒被视为违法行为，为此很多农民被禁止逃荒，活活饿死在村庄。中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人口流动虽然已经成为常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流动。户籍制度犹如一道道无形的门槛，将一个城市的居民分隔起来，犹如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一般。孙志刚之死，在我看来，不是死于收容遣送制度，而是户籍制度。当时他到广州不到一个月，很明显是一名外地人。

那么，什么是“低端人口”呢？我的朋友老萧认为，这是“一个混杂了无数种身份的新群体，特征是以离开家园去奋斗，但又难以回到家园的一种新时代的阶层。这个群体不仅仅是农民工，还包括了小企业主，甚至是大企业主，还有白领，刚毕业的大学生等。”当然，这些人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外地人，他们的户籍不属于他们生活的城市，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驱赶出现在生活的城市。

从制度化伤害，到伤害制度化

这些天，我一直在网上关注着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信息和视频。视频中，穿着黑衣的警察一进门就是砸，所有的东西都被砸碎。寒冬中，“低端人口”拖家带口拎着行李离开自己栖身的地方，那种浩荡的场面，很容易让人想起纳粹时期被驱赶到限制居住地或是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也让我想起近日读的一本书《邻人》。

《邻人》是普林斯顿大学波兰裔历史学家格罗斯（Jan T. Gross）的名作，他从一个庭审纪录出发，探索了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在二战期间发生的一场大屠杀。在1941年7月，这个小镇上的一半人口──1600名犹太人在被各种谋杀之后，剩下的全部被活活烧死在一个谷仓里，仅七名犹太人幸存。究竟是谁一天之内杀死了1600人？从目击者证词可以看出，当时占领这个小镇的德国军官和士兵并没有干预这件事，杀死这些犹太人的，正是那些曾经与他们朝夕相处的邻居。为什么会如此呢？究竟是谁下令屠杀这些公民的？为什么屠杀会可以进行得如此顺利呢？在这本书的前言，历史学家格罗斯分析了其中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是：“极权主义的政治方法与政治目标一样，会使得社会彻底瘫痪，而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对憎恨的制度化。”

什么是憎恨制度化呢？在《1984》中，奥威尔有过生动的描写：大洋国的居民都需定期参加“两分钟仇恨”和“仇恨周”的活动，去恨假想的敌人。这是维持极权统治的法宝。“两分钟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须参加表演，而是要避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不出三十秒钟，一切矜持就没有必要了。”于是，人们开始进入集体催眠时期，每一个人都变得癫狂而易于控制，所有的问题和错误都归结到假想敌人的身上，因此仇恨变得正义凛然，在充满正义的激情中肆意地进行屠杀。在这个时候，法律已经彻底失效。

耶德瓦布内小镇的仇恨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有着悠久的文化背景和宗教背景，但最关键的是两个时期：苏联占领时期和紧接着的德国纳粹占领时期。在被这两个极权主义政权占领的时期，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仇恨被利用，从而变得制度化与合法化，最终，社会彻底瘫痪：小镇上的1600名犹太人被一天之内屠杀干净。这个时候，甚至都不需要德国纳粹的命令甚至吩咐，因为此时一种仇恨的机制在自动生效。当德国的盖世太保与镇政府代表开会时，问他们会如何对待犹太人，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死。甚至当德国人建议每一个行业留一家犹太人，这些镇上的领导，包括镇长，都认为犹太人一个活口都不能留。《邻人》中提到一位邻居，他在家里勇敢地收留了几名犹太人，但即便在战争结束后，这位邻居也不敢说起这件事，甚至因为仇恨不得不逃离了家乡。这便是憎恨制度化的结果。

同样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北京可以几天之内驱逐数万名“低端人口”呢？或许，回顾耶德瓦布内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非常类似的原因：那就是对这些“低端人口”的伤害的制度化。虽然近年政府已经取消“农业”和“非农业”的划分，但从1958年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对于“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的歧视与伤害，不仅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一直被视为是正当的。长此以往，一种制度化伤害已经变成一种伤害制度化，人们已经渐渐习惯了这种歧视与伤害，哪怕这种伤害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伤害制度化一旦形成，就意味着这种伤害变成是合法的，而且常常是政府行为。

这些天在北京，一位母亲抱着孩子在冬夜哭泣；一对小夫妻匆匆被驱逐出去，甚至都未能取下墙上的结婚照；一位妈妈只能从垃圾箱为一岁半的孩子捡三只小布娃娃；一位小服装厂的老板彻底关门回家……而这一切都是以“排除安全隐患”名义进行的。

哲学家齐泽克说，极权主义的“伦理之恶”总是披戴着不容争辩的“道德命令”。为此，我常常疑惑户籍制度，这一套实行多年影响了几代人的制度，会是以什么名义完成的？

（罗四鸰，70年代后生人，现居波士顿，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