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教堂门钉《九十五条》的人？500年后，当代如何重新认识马丁路德

谈起新教（Protestantism），大概无人不知新教的源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谈起马丁路德，除了他在囚禁时翻译的德文圣经外，大概无人不知他在威登堡诸圣堂（Schlosskirche，维滕贝格诸圣堂）门前钉上《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后世传诵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

500年前，年仅33岁的年轻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赎罪券议题上，不认同时任教宗利奥十世（Pope Leo X）与道明会传道者特次勒（Johann Tetzel），亦不理解为何德意志地区美茵兹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von Brandenburg）会容许后者在其教区宣传赎罪券，以金钱换取缩短在炼狱受刑的时间。因此，他先写信给阿尔布雷希特，继而公开书信，把一纸《九十五条论纲》钉在诸圣堂门上，借此抗议教廷和主教的做法，以及挑战对于赎罪的理解。

或者连马丁路德也料想不到，一纸论纲，竟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由此掀起波澜壮阔的新教改革运动，对全世界影响极为深远。后世学者，无不认为《九十五条论纲》的重要性，可堪与《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联合国宪章》等文件比拟。

但是，数百年的光景后，我们有否重新认识马丁路德，重新认识其《九十五条论纲》？马丁路德在赎罪券上的神学思想，如何影响后世的社会政治思潮？

赎罪与赎罪券的争议

赎罪券的争议，首先来自赎罪（indulgentia）。

在传统中世纪的神学传统，只有品格超凡、极为虔诚圣洁的人，才有资格直接上天堂。大多数人，纵然没有干犯十诫，作奸犯科，但免不了小恶，难称圣洁，因而不能直入天国，永享福乐。同时，他们又不致于永堕地狱，长年受烈火所折磨。于是，有所谓“炼狱”的概念。但丁的《神曲》，令这炼狱的想像更加绘形绘声。

人在炼狱中，既触不到天堂，又下不到地狱。按中世纪的神学想法，只有人在炼狱中，为生前之恶受短暂的惩罚，洗净罪孳，自然能重生和得救。因此，留在炼狱的时期长短，视乎人在世上的行为。

故此，在生者总希望预先偿还罪债，以便死后毋须太多折腾，早登天国。在世偿还，自然需要做好事，为在世的其他弟兄姐妹奉献，其方式有很多，如祈祷、参与公益善事、施舍予穷人等。而因为每场弥撒均象征耶稣的受难和拯救，因此信徒总祈求领受和好圣事，即告解忏悔，让罪获赦。但这赦罪仍不彻底，除非得到教廷的大赦，获享基督和圣徒们的功德，方可一定程度获赦。原先，只有在禧年（jubilee）前往罗马朝圣者始得大赦。但后来，未能前往者，透过捐献给教堂同样可获得大赦，甚至发展到，在生者可为过世亲友捐献赦罪。因此，赎罪券的概念稍稍成形。

然而，在1517年前后出现赎罪券争议，是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利益瓜葛。首先是出于教廷。利奥十世的前一任教宗儒略二世（Pope Iulius II）在1506时，为了追求一个壮严雄伟、充满文艺复兴色彩的圣彼得大教堂，不惜工本，结果欠下巨债。为此，儒略二世选择透过大赦，以赎罪券筹钱建教堂，之后利奥十世亦要在建造期间大赦筹钱。

另外，在1514年，德国三大主教区之一的美茵兹（Mainz），其大主教职位出缺。年轻的勃兰登堡（布兰登堡）选帝侯之子阿尔布雷希特希望能够选上。为此，他不惜向银行借下巨款，以便登上大主教之位。而罗马同样希望这德国高地贵族能选上，以便加强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因此，利奥十世广发赎罪券，一方面是为了支付教堂建造开支，另一方面亦能协助阿尔布雷希特偿还债务。

所以，阿尔布雷希特委托特次勒在其教区广为宣讲赎罪券的的益处，亦因此有了往后马丁路德对特次勒在赎罪券上的批评。马丁路德着力批评这制度或概念没有充分的神学基础。于是，有了广为人知的《九十五条论纲》。

门上钉声明，真有其事？

古今中外，数百年来，无数人绘画过、描述过马丁路德把声明钉在诸圣堂门上的情景。其革命性和震憾性，500年来从未止息，仿效者更是数之不尽。例如2009年，一群德累斯顿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resden）的学生领袖，为抗议学费加幅，把请愿信钉在市政厅门口；2015年，位于哈雷（Halle）的马丁路德大学（Martin Luther University of Halle-Wittenberg），一批左翼学生为争取教育多元化，把声明钉在学校教务处门上。

这些事件，不过冰山一角，事实上500年来，马丁路德的行动启发无数后来者追随模仿，引发一浪又一浪的改革浪潮。然而，有些学者会质疑，到底这极其象征性的事件，是否真的在历史上发生过呢？在当代，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早于1968年，德国历史学家Erwin Iserloh便曾出版一本名为《论纲并无刊登》（The theses were not posted : Luther between reform and Reformation）的书，质疑这件事件的真伪。

今年同样有学者加入这场大辩论。Peter Marshall，一位英国华威大学的历史学家，今年出版了一本名为《1517》的新书。在书中，Marshall不单仔细分析关于马丁路德钉声明事件的真伪，更进一步探讨，此事何故会在历史上迅速发酵，成为500年来最重要的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之一。

首先，到底马丁路德有没有把《九十五条论纲》钉在诸圣堂门上？Peter Marshall告诉我们，从种种证据和迹象显示，这件事真实发生过的机会极微。

当时的马丁路德只承认他曾私下撰写信件予有关的神职人员，即美茵兹区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但因阿尔布雷希特没果断采取行动，马丁路德于是公开有关的抨击。但所谓公开（went public），是否指涉那件戏剧性的钉声明事件，马丁路德并无明言。而按Marshall所言，在所有马丁路德的书信、神学和牧师布道著作、其追随者和学生的回忆录或轶事中，均没有关于那件事的正面描述。

但是，德国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曾在1546出版的《路德的一生》中清楚指出，马丁路德为了点明特次勒的错误，“他在1517年诸圣节前一日，把95条论纲，公开地贴在威登堡一间教堂。”

然而，Marshall提出几点质疑。第一，梅兰希通并无亲睹那件事件，因为他在下一年才抵达威登堡，所以只可能从听闻中获知。第二，在1519年一封由梅兰希通写的书信，他讲述路德对大赦的批评时，完全无提及那次行动。但当1544年，负责为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校对和抄写的Rörer，在注释中清楚地提及这事，因此Marshall觉得晚年的梅兰希通是被“唤起记忆”，因而觉得1517年曾发生过那件事。

另一个问题是，为何此事往后会不断流传，以至于变成众人的文化回忆？如何回忆、为何回忆这件神话般的事件，这正是历史学家Peter Burke所主张的“回忆的社会历史”。

1617年，刚好是马丁路德钉声明神话的百周年，也是三十年战争的前夕。为了回应福音派，教皇刻意提早几年进入禧年，表面是以求悔罪和赎罪，并保护教会免受敌基督的侵害，实质是为了令新教教会难以庆祝百周年。这一决定令彼此的冲突进一步升温。事实上，17世纪对马丁路德的纪念，很大程度上是新教跟天主教的对抗之际，需要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以统合不同的新教势力，对抗仍然庞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天主教力量。

到了18世纪，纪念马丁路德的意义又变得大为不同。马丁路德摇身一变，成为德国民族的英雄。早在1766年，德皇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早已有言，“路德，作为祖家的保护者，早该获得一个祭坛来世代供奉。”德国著名浪漫主义哲学家Johann Gottfried Herder，同样觉得单纯把马丁路德视为德国新教教会的源头，是低估了他的历史重要性。他认为，马丁路德把德国民族从异国的文化与习俗中拯救出来，让德国民族得享自己本真的语言、宗教、信念、信仰和心智。自此，马丁路德成为德国民族魂，在推动德国统一与民族主义的路上，产生重要的功能，情况大概如同贝多芬的音乐，被政权视为德国民族典范而大力鼓吹一样。

往后对马丁路德钉声明的传颂，成了后世一代代人的文化记忆，以至于影响整个历史的轨迹。至于马丁路德是否真的把《九十五条论纲》钉在诸圣堂门上，反而成为次要的事。

现代政治思想的新基础

当代除了在社会历史角度重新认识马丁路德外，亦有学者在政治思想发展史的面向，回看马丁路德的重要性。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家Quentin Skinner，正是其中一位十分重视马丁路德对于现代政治思想影响的学者。他在其经典之作《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第二册中，正是探讨这个议题。

对于Skinner来说，马丁路德至少有两方面的想法，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影响深远。首先是两个王国的世界观：马丁路德在《论世俗政权》（Von Weltlicher Oberkeit）中，认为世间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王国：上帝之国和世俗之国。前者只关顾灵魂，且保护真心归信的信徒；后者则管治所有国民的肉身。

基于上帝之国只管治信徒，而信徒们理应会彼此相爱，关顾需要，因此根本无需用任何暴力或者制度强制或禁制人。但由于在现世，依然不是所有人都是信徒，那么那些不义之人自然容易走歪路，伤害他人或自己，因此“需要法律来教育、强逼、劝导人行善”。由于信徒跟非信徒一样，同样需要服从世俗之国的管辖，因此教会都应服膺于政权的管治之下。

马丁路德的想法，自然是基于圣经中保罗的书信，认为世上世俗之国的政权权力均来自上帝，因此所有信徒均需要服从在世俗之国下。而由于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上帝，因此国王亦应跟随上帝之道而为，尽心服侍臣民，让百姓安居乐业、富足而快乐。这是真理对政权的命令。因此，国家不是国王的私有产物，不是封建主的私人花园，可以任凭其意愿随意改变。普世的政治决策者，都是上帝在地上的仆人。他们的权力全建基于此。对于神权仍然当道，世俗政权才刚刚方兴未艾的年代，马丁路德的政治思想无疑带来极大的震撼。

另一方面，即使马丁路德认为，信徒应该忠心地服从于世俗政权，并且极之反对人应推翻国王，但这服从并非无条件的。若然国王撕破自己作为神的权柄的世俗代表面孔，要求臣民行不义之事，或者离弃自己的宗教，那么信徒理应凭良知，拒绝服从。马丁路德认为，这限制仍然是源于保罗思想的精神：所有权力均源于上帝。

Skinner把马丁路德思想及其后学，称为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皆因马丁路德有不少观点，不断在往后的重要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中再现和深化。例如在新教兴起的英国都铎王朝，理察胡克（Richard Hooker）在《论教会政体的法则》（Of the Lawe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ie）中，点明国王理应管治肉体而不是灵魂，因此所有教会神职人员或其他社会成员，均服从于政治的管辖范围内。而法国政治思想家博丹（Jean Bodin），更在此基础上提倡宗教自由，开后世自由主义之风。

因此，在《九十五条论纲》500周年前后，回看当代对马丁路德的思想和历史研究，一方面有助今天的读者，摆脱僵化的历史记忆和印象，以更丰富的文化记忆角度，重新理解和思考记忆的政治性；另一方面，马丁路德亦不止是作为新教改革的起点，其政治思想的前卫和批判，亦掀起往后思想史的蓬勃发展，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后学。由此观之，重新发掘马丁路德的思想资源，有助我们重新认识思想史的发展，了解到现代政治思想的源流及当中的可能性。对于思考今天的政治议题，不无帮助。

（李宇森，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