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夏明：我和王沪宁的十年交往

无论立场是非，我们必须肯定，在一个有14亿人口的基因池里出类拔萃的人，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中南海“厚黑”政治中，王沪宁只身一人进入深宫，服务三代君主，并能官运亨通、一路高升，确实反映了他过人的智商和情商。至少下列两个判断是不会有太多争议的：他既有完成工作、应付挑战的能力，又有讨人欢喜、深藏若虚的本事。但时下对王沪宁的讨论还过于停留在“外行看热闹”的水准，尤其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是非。本文试图为读者分析点门道。

我的“透角”

王沪宁喜欢造词。我就在小标题里引用他的一个词，来说明一下我对他的观察视角。我和他从1981到1991年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有十年的交往。那时他还不那么高高在上，不那么神秘，所以还有机会看到他的真实面目和性情。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尽管不再与他有个人来往，但朋友圈子的交谈和我自己的中国政治研究，也没有忽略对他仕途和学术的关注。

说起来我们先是系友，同住一个7号宿舍楼。1981年我到复旦读本科，王是比我年长10岁的硕士研究生。后来他毕业留校任教，在1982至83年教授我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课程。所以，我们有师生关系，但没有产生相互的吸引。王的学术轨迹始于正宗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陈其人的师传，后来又进入新创建的政治学教研室，跟随于王邦佐讲师。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兴起和政治体制改革热的上升，王沪宁又渐渐拓展学术空间，进入比较政治制度的领域。随着1980年代“体改热”的增温，我和王沪宁的兴趣越来越相交。我的导师和他分别主持了“十三大政治报告”分报告的写作工作，他的课题是“党政分开”；我参与了我导师主持的“权力下放”的分报告。但在采纳“新权威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取向上，我们渐行渐远。

我们都是在1984年加入共产党的。我和他长期在一个支部里，办公室也只是相隔几步之遥。在我就读研究生和留校的几年期间，复旦每年校庆都有各院系“打擂台”、举办学术讨论会的传统。王沪宁总是特别吩咐组织人要把我安排第一个发言。后来这两位朋友告诉我，他们问过王沪宁其中缘由。王回答说：“夏明总是有新观点，他打头炮会把气氛搞活。他的起手很高，也会把讨论定位在高层次。”在此期间，我与王也有合作，比如参加了他主编的《腐败和反腐败》、他和他妻子周琪翻译的尼克松的《领袖们》（可惜未出）的项目。

但1989年，我们不自觉成了一场“零和游戏”的竞争对手。那年2月，学校举行了学生投票评选“最受欢迎的青年教师”，我得票第一（我的一位担任学生会副主席的学生告诉了我），但“民主”后“集中”的结果是王沪宁当选。很快，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爆发。王毫不犹豫选择了与党和官员站在一起，而我则站在了学生一边。我们开始分道扬镳。这一事件导致我决定西去留美读博，恐怕也是王后来北上当官入阁，步步高升的节点。

嫁给党国的学者

在众人眼里，王沪宁是有多重光环的学者。其实，他留有时代给他带来的创伤。至少在上个世纪末的复旦，有一种看法认为：复旦本科生质量要强于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要强于博士研究生。但王从未读过本科。就学术培养来说，我在美国攻取了博士学位，也培养出无数博士，知道博士作为学术最高学位包含的分量。可以说，系统本科教育奠定了一个学者的基础知识厚度，顶端博士培养决定了一个学者的高度。培养过博士生的王沪宁，应该也能认识“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但王既无本科，又无博士学位，所以有点不上不下。

在研究上，由于缺乏系统的规范训练，王的一个重大缺陷是缺乏科学的设计和完善的方法论。在实证分类上，王缺乏科学概念化，许多非学术化的描述被罗列排比起来。比如在他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一书中，他把腐败的手法归类为“单据加工”、“巧立名目”、“以职谋私”、“内外勾结”、“名取暗夺”、“利用职权”。因为没有分类的标准，所以我们无从理解为何“以职谋私”和“利用职权”要分开并列，为何“单据加工”不是“巧立名目”的次类。在这些分类下面，又有“飞过海”、“打秋风”、“全家福”、“雁过拔毛”、“卡脖子”之类别，概念化根本无从说起。在这些定类变量的分类中，既没有考虑是否遵循了所有类别符合“穷尽原则”，也未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遵循了“互斥原则”。实证科学的可操作性也无法顾及。用我们共同导师陈其人教授的话来说，理论思维需要“抽象”和“舍象”：核心原因（主要独立变量）要被抽象出来，繁芜杂乱的因素要被舍弃掉。但在王沪宁的研究中，他的“历史─文化─社会”的“景观分析”只能停留在微观细描阶段，很难上升到明晰的因果链条。最后，他就陷入了“国情论”、“生态分析”和“文化相对主义”。

但王沪宁找到了制胜的秘诀。在《反腐败》一书中，王认识到“中国社会公共权力的全面性和总体性”。他写道：“中国社会的公共权力体系有四大基本部分构成：执政党体系、行政体系、经济管理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每一个体系都由错综复杂的高低职位阶梯构成，这是公共权力全面性和总体性的骨架。这四大体系分解着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具体体现在每个职位上，通过成千上万个职位来控制和分配社会资源和价值。”王的整个人生轨迹也就是不断靠近、卡位每一个职位，然后利用职位垄断的资源寻找上升更高职位的阶梯。王的每一本书的前言，都在披露他如何利用职位，调动办公室、资料室、图书馆、研究生等各种人力、财力、智力资源来使自己有所成就。

我们必须明白，王获得的资源，只是党国对他所表现的政治忠诚的报答。王定位自己为体制内的文人（或者用他的一位得意门生的话来说：选择做“补破褂子”的活），是有多重根源的。王出生于上海一个局级干部家庭，后来与同学周琪结婚，而其岳父是北京现代国际研究所（是附属于国家安全部的）的教授级高级研究员，这都决定了王沪宁天生与体制共生共存。

1980年代早期，复旦校园有魅力和地位的年轻学者，基本上都在自由主义阵营。复旦哲学系的研究生在桂林会议上向马列主义发难，引发了“反精神污染”运动。校园内分化严重。1984年王沪宁入党，成为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邦佐培养的对象，某种目的就是要抵制自由化思潮。很快，王沪宁被讲师王邦佐一路保驾护航，火箭式提拔为复旦最年轻的副教授，从此各种荣誉头衔紧跟而至。王沪宁被打造成一个“人造美女”，为党国备用。可能王在此时也成为“第三梯队”培养对象，为曾庆红所注意。在1986年参与起草和讨论十三大政治报告时，王就开始表现出强烈的“新权威主义色彩”，抵制中国的自由民主化思潮。1989年民主运动发生，王沪宁挺身而出捍卫因整肃《世界经济导报》而陷入麻烦的江泽民，而后者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受到自由派学者的讨伐。六四屠城的结果，就是中国政治和学术界的自由派遭遇灭顶之灾。而作为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王沪宁从此青云直上，成为一个日渐反动的政治体制的设计师和化妆师。

王并非一个才华横溢、咄咄逼人的学人。他有的是兔子的胆小和狡黠，对外界细心的观察和刻意的算计。在公开场合，王早期并不愿多表白自己的观点、立场，总是模棱两可、首鼠两端。在六四以后，我受到清理和处分，复旦的89、90级新生全部要到无锡部队接受军训。我向已作系主任的王沪宁请示：希望自己能与学生一起到部队去，同时会完成一部《培养红色接班人》的政治社会化著作。王马上否决，说：你去看出了问题怎么办？

帝师的各宗师，中国的福与祸

王沪宁的选择，其实只是重复了人类历史上许多文人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王沪宁受到的马列主义、欧洲大陆政治学说的影响较深。在他教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我记得他对柏拉图的“哲学王”、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都很欣赏。他的硕士论文谈论的是法国政治哲学家布丹（Jean Bodin）的主权理论，他热衷于讨论如何帮助君王建立绝对专制制度来终结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他偏好从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也反映在他指导的学生，也就是其第二位夫人的博士论文选题上：主权理论。王沪宁就是中国的黑格尔，为一个专制体制论述存在的合理性、国家即是“地上行走的神”。王沪宁也是中国的海德格尔，欲成为一个法西斯政权的第一号思想家。当我们读到十九大政治报告的“四个伟大”：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难免会想到德国法西斯的另一位思想家卡尔．施密特。施密特把政治界定为：“政治，昭然若揭地，涉及朋友和敌人。也就是说，事情的核心是谁和你在一起，谁是那些你要斗争的人。争斗和死亡的可能是政治的必要条件。”

在王沪宁的《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他的亚洲挑战理念：日本的“太阳帝国”在上世纪的二战在军事上和80年代在经济上胜过美国。他认定这都归于同样的逻辑：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输给了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可以想见，他和习近平要打造的“红太阳帝国”梦想具有何种价值取向和历史结局。

当下，王沪宁主持的十九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强国强军”之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的指导思想，最终走到德国和日本的历史结局并非妄测。王沪宁在《政治的人生》中写道：“更可怕的事情是：人类往往不能从残酷的历史中觉悟。今天的世界上，不是每天依然有活生生的生命在战争中逝去吗？”有人说，王沪宁是真正的“大隐隐于朝”。他可能给一些人带来某种一厢情愿，但他从未欣赏或践行过苏格拉底的“社会的牛氓”和“世界公民”的理想，也只是把批评精神单向性地用在批判西方制度上。不知他能否否定和超越自己，结束自己与专制制度的同构，把中国推向一个更民主自由的方向？

1991年在我申请赴美留学、离开复旦时，遇到了各种阻碍。后来王沪宁与我谈话，说了三点：第一，你走我不阻拦。第二，美国是一部大机器，你一旦进入就必须马上跟上节拍，否则会被碾成虀粉。第三，只要我在复旦有影响，你任何时候想回复旦，我都要你。第一点对我是有恩的，第二点对我是有益的，希望第三点对我还会有用。

王沪宁在《政治的人生》中写道：“政治承诺是一个值得开发的概念，可能是建立中国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但承诺不应该是浮士德与魔鬼的契约。于国于己皆应如此。

（夏明，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