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专访《红色工程师》作者安舟：了解今天中国，不可能避开毛时代

一个幽灵，毛泽东的幽灵，在中国上空游荡。知识分子群体自文革结束之后，经历了1970年代的创伤修复、1980年代意气风发之后的挫折，又在2000年开头的公民社会呼号之后，遇上了胆战心惊的“重庆模式”。2012年初，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人们以为可以喘一口气，然而之后的政治气氛，却并没有为之放松，甚至国家机器对社会的控制日渐增强，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也愈发收紧。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知识界在去年迎来了文革50周年纪念。今年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一场研讨会，再次传递出了中国知识界对文革的主要批判路径：文革的关键词包含了暴力、个人崇拜、狂热、非理性与不民主。这些幽灵似乎随时会反扑，需要尽力予以预防。

而在这场会议上也出现了有趣的场景。一名在场的“毛派”抢到发言机会，先是质问演讲者如何看待邓小平，之后又高呼毛派口号，抨击邓小平走向资本主义。讲者和听众也许是未料到会有人如此“砸场”，现场颇为混乱；发言提问也变成了火药味甚浓的骂战。在毛派的纪录中，这场骂战以学者们出丑收场。但现场的哄笑声、嘲讽声，其实多半是对着毛派而去。在参加会议的老中青眼中，这些“文革余孽”大概是时空隧道中穿越过来的产物。

然而，在现实面前，这种荒诞感本身已经足够荒诞。政治大环境与接二连三的“邓相超事件”们（编按：邓相超是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山东省政协委员。因在微博批评毛泽东时代被免职），不断宣示着知识分子言论空间的缩窄。作为历史记忆的文革，也就愈发被挂在人们嘴边。文革本身的历史却也变成一种禁忌之物──只能作为黑暗的，非人性的存在，关在囚笼里不得见光。

然而在一些学者看来，文革不能只被简单看做一场灾难。美国社会学者安舟（Joel Andreas）就是其中一员。今年年初，安舟早年的成名作《红色工程师的起源》（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刚刚刊行中文版。早在此之前，这本书就以其“辩护”式的文革书写引发过学者们的争议。在《红色工程师的起源》一书中，安舟的立论是：文革是中共革命路线中要求抹平阶级差异的结果，在1949年建政之后，中共试图将新政权打造成一个消除不平等的理想乌托邦。然而虽然中共打击了传统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但旧文化精英仍然利用自己在文化领域的优势与中共快速工业化的需要，通过教育系统将自己的下一代打造成新的精英阶级。因此，毛泽东在1960年代发动文革，是这一阶级动力学推动之下的结果。安舟认为，文革不仅仅意味着权力斗争和个人崇拜，也意味着在大学实行新的教育实验。这套实验包括了工农兵学员、新的推荐制度，学生、教师、工厂相结合的授课和教育制度，而这些都是为了削弱文化资本在生产新一代特权阶级中所扮演的角色。

安舟并不认为自己的立场与正统的反思文革路线相矛盾。他说他一直试图用自己的研究为中国左派和自由派提供相互理解的桥梁。但这样的结论，显然会激怒不少文革研究者与普通读者。毕竟，文革意味着毛的个人独裁与全国范围的浩劫、混乱，这已经是包括中共在内都盖棺定论了的。

无独有偶，近年另一本新书《边缘的文化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也对文革作出了类似的解读。在这本2014年出版的著作中，身居加拿大的学者吴一庆研究了文革中的“边缘人”及他们的行动：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判、杨小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以及广州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吴在书中认为，毛主义本身有非常激进的革命一面，也有要维护党机器的保守一面，激进的面向在1966年到1968年的混乱年代中，带来了供造反派使用的社会空间，而保守的一面，则在1968年之后带来了“军管”下的“秩序恢复”与镇压造反派。比如，在遇罗克事件中，《血统论》在全国红卫兵攻击党─政府机器时借助毛主义的语言进行反出身论的宣传，获得了诸多论辩胜利；但在其后旨在恢复社会“秩序”的“一打三反”运动（1970）中，遇罗克获罪被杀。

这些著作无一例外都试图扩大文革的意义，将之视为更长时段中的一起事件。安舟将文革和1990年代江泽民一代“工程师治国”联系起来：文革之前中共试图培养“又红又专”的精英。在发现他们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之后，毛用文革打击他们，试图以更红的工农兵教育取代他们，而邓的复归意味着重启并再次制造“又红又专”的一代人。吴一庆则将文革拉长至1989年，“六四”瓦解了不断动员的，借助革命话语组织的广场政治与毛式“大民主”。

相比反思文革、避免悲剧重演的思路，这些对文革的再阐释，有“危险”之处──它像是为毛时代的统治辩护，用理想主义实验的理由为政治悲剧开脱。但是它提醒我们注意这样的问题：中国政府的政权合法性，并不一定仅仅建立在经济绩效之上，毛时代有迥异于今天的一整套革命论述，其中包括了消除阶级差距、抹平贫富区分；邓时代将这套论述束之高阁，代之以经济发展。在这两套合法性论述的背后，则是1960年代至今的社会分层问题：什么人拥有特权？特权者如何再复制自己的下一代？被压迫者又是谁？

安舟也许没有在书中解释清楚，或者说忽略了的是，中共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不仅仅有一套消灭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愿景，还有一整套高度集中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机器。这套机器需要的是秩序，是将一切都“管起来”，而阶级政治则依赖自发，依赖阶级自身的组织。党机器事实上要求中共成为一种精英统治，而阶级政治则要求打破精英的代际复制。两者之间的结构矛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组动力。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事实上缺少足够自主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此基础上分析阶级，阶级将始终是一个可以被规划、被安排的文化乃至身份概念，而非政治意义上的行动主体。

尽管如此，安舟描绘的文革史仍然能够给予我们丰富的启发：将文革视为一个社会各种力量均参与其中、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提供其动力的庞大现象，而不是只当做个人崇拜与全体国民头脑发热的结果，将社会的动力归因于政治经济因素的推动产物。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社会想像，可能尤为重要。

《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

作者：安舟 （Joel Andreas）

译：何大明

译、校：董一格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作为新书推介的一部分，安舟教授接受了简短的邮件采访，简要介绍了《红色工程师的起源》的来龙去脉与其中想要表达的主要观点：

问：可不可以简单为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你从事这一研究的经历？在你看来，研究文革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安舟：了解今天的中国，就不可能避开了解毛时代。毛时代的几十年彻底改变了中国，形塑了今天的党─国关系和中国社会。而如果不了解文革，我们也就不能了解毛时代。文化大革命不是偏离正常轨道，恰恰是毛的革命愿景的表现。这种愿景深植于中共最早的计划之中。而正是毛死后文革的失败，把中国带上了今天的轨道。它也并不仅仅是一段中国历史，也关乎世界。文革在很多方面是毛时代试图抹平阶级差异的典型案例，它也在很多方面是20世纪共产主义实验的典型──发轫于消除阶级差异的理念。

我读到过很多文革狂热的、很令人痛心的结果。但是，我想了解的是文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第一次到访中国是1996年，我去了清华大学，有朋友建议我去和唐少杰（文革研究者，清华大学教授）聊聊他的研究。我知道，清华大学在培养红色专家干部中间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角色也使得清华在文革中间变成了斗争的关键一环，我从而意识到，我可以研究清华的文革历史──这会是一个研究文革细节的很好例子。

问：你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红色工程师”是指哪些人？这些人是怎样崛起的？他们和文革的关系是什么？

安舟：1949年之后，清华大学被视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意味着“又红又专”的专家干部，中共领导人需要他们来把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源于苏联模式。一开始，毛很支持培养红色工程师，然而之后，他开始怀疑苏联模式。他认为苏联的红色工程师们变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并且试图固化他们到手的特权和政治权力。毛担心清华和其他大学的红色工程师们走上相似的道路，于是他把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指向了这些学校──以清华为首。在文革的年代中，他试图把清华当做模范学校，来推行一套新的，不同的技术教育模式，即“工农兵学员”，这些人能够戒绝精英的自命不凡和野心勃勃。当然，在他死后，一切都取消了，清华重新训练又红又专的工程师。不仅如此，文革之前的红色工程师们──比如朱镕基和胡锦涛，最终成为了毛之后中国的领导人。

问：在书中，你将文革前的中国统治精英分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这两者如何区分？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看起来很容易被诸如“反右”一类的运动所打击，他们的权力和政治精英相同吗？

安舟：文化精英当然更加脆弱。因为中共尤其不信任他们──他们联系着旧时代的特权阶级。尽管中共需要他们的服务，但它并不喜欢文化精英们在社会中的精英位置，想把他们赶下神坛。于是文化精英们处境不好。然而共产党的干部们也遭遇了一段困难时期，因为党的领导人们通过运动让干部们经受从上到下的控制与从下到上的“群众监督”。“三反”（1951年展开的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与“四清”（1962年开始的政治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也让干部们吃了不少苦头。这些都发生在文革之前。在文革中，旧的文化精英和新的政治精英们遇到了一整套更严厉的新攻击。

问：为什么研究文革要追溯1949至1966年的中国教育史？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在其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安舟：教育系统是文化资本的必备支撑。教育系统分配文化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抬升那些获得了文化资本的家庭的社会地位。清华大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位于这个系统的顶点。中共承诺要消灭基于文化资本的阶级不平等，但它自己依赖这些机构来训练新的专家世代。

问：书中，你似乎指出共产主义和技术专家治国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关联，并且认为文革的目的之一便是避免这种“圣西门主义”（以技术精英统治实现社会公平）的倾向。这种关联具体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安舟：共产党政权消灭了经济资本，并且推行经济计划，这样就加强了文化资本的力量。同时他们也推行了最终会制造出一个技术官僚阶级的议程──当然这并不是有意为之。文化大革命是试图阻止这一进程的失败尝试。

问：文革如何改变了中国的权力与精英阶层？根据你的研究，这种变迁如何影响1976年之后的中国社会？

安舟：在文革之前中国并没有精英阶级。那时候的中国有两种不同的精英。一是文化精英，二是政治精英。他们非常不同──其中一批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来自于社会高层；另一批人来自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革命者。但是他们的不同不止于此，他们的生活习惯也不同。毛不断的社会运动──很多都针对旧的、受教育的（文化）精英──则激化了其中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发动大众同时攻击两种精英。这一行为在开始时大大激化了两种精英之间已有的矛盾，但最终，在毛死后，他们一起谴责文化大革命。他们之间的新团结，来自于谴责一切抹平阶级差异的努力，把这些放进历史垃圾堆，为两个群体的崛起清扫道路，接下来的几代人中这一清扫任务得以完成，创造出一整个统治阶级。

问：你在书中提到，文革从一开始的运动，变成了后来的制度化。制度化是什么意思？这两个阶段有什么区别？

安舟：从1966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混乱，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难以控制的、自我组织的造反团体。整个国家被团体间的斗争割裂开来。在造反组织被强行解散之后，文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毛试图推行激进的政策，改革中共曾经建立的机构。文革后期的这个阶段开始于军管，结束于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制度化冲突之中。

问：有人说，你的著作弱化了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中的独断作用，你会如何回应这类批评？

安舟：我不觉得我低估了毛的无上权力。我相信任何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会意识到，毛决心要加强自己的权力，是因为他相信只有自己才能够带着中国重新回到中共的革命理想──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问：你提到中国第四、第五代领导人的精英身份是符合当下的中国资本主义的，是否意味着你将他们视为中国的统治阶级？你认为中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吗？

安舟：我会觉得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了。资本主义有很多种形式。而在这些形式中，中央政府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这种角色尤为强大。为什么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呢？因为经济活动是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今天的中国企业和过去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统治阶级正在形成。在此之前，这个阶级是一群拥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官僚。过去三十年，公共财产被转化为了私人财产，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资本的作用大大加强了。

问：2015年，中国召开了“世界马克思大会”，北京大学还修建了“马克思楼”，中共在不断拓展自身资本力量的同时又重新拥抱马克思，这意味着什么？

安舟：习近平在尝试着复苏共产党的革命遗产，用以加强党衰弱的合法性──尤其是在下层阶级中。这些人在近几十年的结构中处于弱势。然而最后还是得看他具体怎么做。

问：作为一个美国人，研究文革和中国，对你理解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历史与现实，有哪些帮助？

安舟：世界上没有地方像中国这样，而文革又是一场非常特别的事件，你找不到它的对等物。美国也很特别。尽管如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其不同，对每个国家都获得更多了解。如果你仅仅是熟悉一个国家，你就不知道它有何特别之处，所以你就不会真正好了解它。了解是从比较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