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專訪《紅色工程師》作者安舟：了解今天中國，不可能避開毛時代

一個幽靈，毛澤東的幽靈，在中國上空遊蕩。知識分子群體自文革結束之後，經歷了1970年代的創傷修復、1980年代意氣風發之後的挫折，又在2000年開頭的公民社會呼號之後，遇上了膽戰心驚的「重慶模式」。2012年初，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落馬，人們以為可以喘一口氣，然而之後的政治氣氛，卻並沒有為之放鬆，甚至國家機器對社會的控制日漸增強，對意識形態的關注也愈發收緊。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知識界在去年迎來了文革50週年紀念。今年1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一場研討會，再次傳遞出了中國知識界對文革的主要批判路徑：文革的關鍵詞包含了暴力、個人崇拜、狂熱、非理性與不民主。這些幽靈似乎隨時會反撲，需要盡力予以預防。

而在這場會議上也出現了有趣的場景。一名在場的「毛派」搶到發言機會，先是質問演講者如何看待鄧小平，之後又高呼毛派口號，抨擊鄧小平走向資本主義。講者和聽眾也許是未料到會有人如此「砸場」，現場頗為混亂；發言提問也變成了火藥味甚濃的罵戰。在毛派的紀錄中，這場罵戰以學者們出醜收場。但現場的鬨笑聲、嘲諷聲，其實多半是對着毛派而去。在參加會議的老中青眼中，這些「文革餘孽」大概是時空隧道中穿越過來的產物。

然而，在現實面前，這種荒誕感本身已經足夠荒誕。政治大環境與接二連三的「鄧相超事件」們（編按：鄧相超是山東建築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山東省政協委員。因在微博批評毛澤東時代被免職），不斷宣示着知識分子言論空間的縮窄。作為歷史記憶的文革，也就愈發被掛在人們嘴邊。文革本身的歷史卻也變成一種禁忌之物──只能作為黑暗的，非人性的存在，關在囚籠裏不得見光。

然而在一些學者看來，文革不能只被簡單看做一場災難。美國社會學者安舟（Joel Andreas）就是其中一員。今年年初，安舟早年的成名作《紅色工程師的起源》（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剛剛刊行中文版。早在此之前，這本書就以其「辯護」式的文革書寫引發過學者們的爭議。在《紅色工程師的起源》一書中，安舟的立論是：文革是中共革命路線中要求抹平階級差異的結果，在1949年建政之後，中共試圖將新政權打造成一個消除不平等的理想烏托邦。然而雖然中共打擊了傳統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但舊文化精英仍然利用自己在文化領域的優勢與中共快速工業化的需要，通過教育系統將自己的下一代打造成新的精英階級。因此，毛澤東在1960年代發動文革，是這一階級動力學推動之下的結果。安舟認為，文革不僅僅意味着權力鬥爭和個人崇拜，也意味着在大學實行新的教育實驗。這套實驗包括了工農兵學員、新的推薦制度，學生、教師、工廠相結合的授課和教育制度，而這些都是為了削弱文化資本在生產新一代特權階級中所扮演的角色。

安舟並不認為自己的立場與正統的反思文革路線相矛盾。他說他一直試圖用自己的研究為中國左派和自由派提供相互理解的橋梁。但這樣的結論，顯然會激怒不少文革研究者與普通讀者。畢竟，文革意味着毛的個人獨裁與全國範圍的浩劫、混亂，這已經是包括中共在內都蓋棺定論了的。

無獨有偶，近年另一本新書《邊緣的文化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也對文革作出了類似的解讀。在這本2014年出版的著作中，身居加拿大的學者吳一慶研究了文革中的「邊緣人」及他們的行動：遇羅克對《血統論》的批判、楊小凱（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大字報，以及廣州署名「李一哲」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吳在書中認為，毛主義本身有非常激進的革命一面，也有要維護黨機器的保守一面，激進的面向在1966年到1968年的混亂年代中，帶來了供造反派使用的社會空間，而保守的一面，則在1968年之後帶來了「軍管」下的「秩序恢復」與鎮壓造反派。比如，在遇羅克事件中，《血統論》在全國紅衛兵攻擊黨─政府機器時藉助毛主義的語言進行反出身論的宣傳，獲得了諸多論辯勝利；但在其後旨在恢復社會「秩序」的「一打三反」運動（1970）中，遇羅克獲罪被殺。

這些著作無一例外都試圖擴大文革的意義，將之視為更長時段中的一起事件。安舟將文革和1990年代江澤民一代「工程師治國」聯繫起來：文革之前中共試圖培養「又紅又專」的精英。在發現他們會形成新的利益集團之後，毛用文革打擊他們，試圖以更紅的工農兵教育取代他們，而鄧的復歸意味着重啟並再次製造「又紅又專」的一代人。吳一慶則將文革拉長至1989年，「六四」瓦解了不斷動員的，藉助革命話語組織的廣場政治與毛式「大民主」。

相比反思文革、避免悲劇重演的思路，這些對文革的再闡釋，有「危險」之處──它像是為毛時代的統治辯護，用理想主義實驗的理由為政治悲劇開脱。但是它提醒我們注意這樣的問題：中國政府的政權合法性，並不一定僅僅建立在經濟績效之上，毛時代有迥異於今天的一整套革命論述，其中包括了消除階級差距、抹平貧富區分；鄧時代將這套論述束之高閣，代之以經濟發展。在這兩套合法性論述的背後，則是1960年代至今的社會分層問題：什麼人擁有特權？特權者如何再複製自己的下一代？被壓迫者又是誰？

安舟也許沒有在書中解釋清楚，或者說忽略了的是，中共作為一個列寧主義政黨，不僅僅有一套消滅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政治願景，還有一整套高度集中化的，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機器。這套機器需要的是秩序，是將一切都「管起來」，而階級政治則依賴自發，依賴階級自身的組織。黨機器事實上要求中共成為一種精英統治，而階級政治則要求打破精英的代際複製。兩者之間的結構矛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組動力。尤其是，1949年之後的中國，事實上缺少足夠自主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在此基礎上分析階級，階級將始終是一個可以被規劃、被安排的文化乃至身份概念，而非政治意義上的行動主體。

儘管如此，安舟描繪的文革史仍然能夠給予我們豐富的啟發：將文革視為一個社會各種力量均參與其中、社會的結構性矛盾提供其動力的龐大現象，而不是只當做個人崇拜與全體國民頭腦發熱的結果，將社會的動力歸因於政治經濟因素的推動產物。在今天這個時代，這種社會想像，可能尤為重要。

《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

作者：安舟 （Joel Andreas）

譯：何大明

譯、校：董一格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作為新書推介的一部分，安舟教授接受了簡短的郵件採訪，簡要介紹了《紅色工程師的起源》的來龍去脈與其中想要表達的主要觀點：

問：可不可以簡單為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你從事這一研究的經歷？在你看來，研究文革最重要的價值是什麼？

安舟：了解今天的中國，就不可能避開了解毛時代。毛時代的幾十年徹底改變了中國，形塑了今天的黨─國關係和中國社會。而如果不了解文革，我們也就不能了解毛時代。文化大革命不是偏離正常軌道，恰恰是毛的革命願景的表現。這種願景深植於中共最早的計劃之中。而正是毛死後文革的失敗，把中國帶上了今天的軌道。它也並不僅僅是一段中國歷史，也關乎世界。文革在很多方面是毛時代試圖抹平階級差異的典型案例，它也在很多方面是20世紀共產主義實驗的典型──發軔於消除階級差異的理念。

我讀到過很多文革狂熱的、很令人痛心的結果。但是，我想了解的是文革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我第一次到訪中國是1996年，我去了清華大學，有朋友建議我去和唐少傑（文革研究者，清華大學教授）聊聊他的研究。我知道，清華大學在培養紅色專家幹部中間扮演了關鍵角色，這一角色也使得清華在文革中間變成了鬥爭的關鍵一環，我從而意識到，我可以研究清華的文革歷史──這會是一個研究文革細節的很好例子。

問：你可否為我們介紹一下「紅色工程師」是指哪些人？這些人是怎樣崛起的？他們和文革的關係是什麼？

安舟：1949年之後，清華大學被視為「紅色工程師」的搖籃。這意味着「又紅又專」的專家幹部，中共領導人需要他們來把中國變成一個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源於蘇聯模式。一開始，毛很支持培養紅色工程師，然而之後，他開始懷疑蘇聯模式。他認為蘇聯的紅色工程師們變成了一個精英階層，並且試圖固化他們到手的特權和政治權力。毛擔心清華和其他大學的紅色工程師們走上相似的道路，於是他把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指向了這些學校──以清華為首。在文革的年代中，他試圖把清華當做模範學校，來推行一套新的，不同的技術教育模式，即「工農兵學員」，這些人能夠戒絕精英的自命不凡和野心勃勃。當然，在他死後，一切都取消了，清華重新訓練又紅又專的工程師。不僅如此，文革之前的紅色工程師們──比如朱鎔基和胡錦濤，最終成為了毛之後中國的領導人。

問：在書中，你將文革前的中國統治精英分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這兩者如何區分？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知識分子看起來很容易被諸如「反右」一類的運動所打擊，他們的權力和政治精英相同嗎？

安舟：文化精英當然更加脆弱。因為中共尤其不信任他們──他們聯繫着舊時代的特權階級。儘管中共需要他們的服務，但它並不喜歡文化精英們在社會中的精英位置，想把他們趕下神壇。於是文化精英們處境不好。然而共產黨的幹部們也遭遇了一段困難時期，因為黨的領導人們通過運動讓幹部們經受從上到下的控制與從下到上的「群眾監督」。「三反」（1951年展開的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 ）與「四清」（1962年開始的政治運動，最初是「清工分，清帳目，清財物，清倉庫」，後來擴大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也讓幹部們吃了不少苦頭。這些都發生在文革之前。在文革中，舊的文化精英和新的政治精英們遇到了一整套更嚴厲的新攻擊。

問：為什麼研究文革要追溯1949至1966年的中國教育史？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在其中的地位是怎樣的？

安舟：教育系統是文化資本的必備支撐。教育系統分配文化資本，在這個過程中抬升那些獲得了文化資本的家庭的社會地位。清華大學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位於這個系統的頂點。中共承諾要消滅基於文化資本的階級不平等，但它自己依賴這些機構來訓練新的專家世代。

問：書中，你似乎指出共產主義和技術專家治國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關聯，並且認為文革的目的之一便是避免這種「聖西門主義」（以技術精英統治實現社會公平）的傾向。這種關聯具體是什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安舟：共產黨政權消滅了經濟資本，並且推行經濟計劃，這樣就加強了文化資本的力量。同時他們也推行了最終會製造出一個技術官僚階級的議程──當然這並不是有意為之。文化大革命是試圖阻止這一進程的失敗嘗試。

問：文革如何改變了中國的權力與精英階層？根據你的研究，這種變遷如何影響1976年之後的中國社會？

安舟：在文革之前中國並沒有精英階級。那時候的中國有兩種不同的精英。一是文化精英，二是政治精英。他們非常不同──其中一批人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來自於社會高層；另一批人來自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民革命者。但是他們的不同不止於此，他們的生活習慣也不同。毛不斷的社會運動──很多都針對舊的、受教育的（文化）精英──則激化了其中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發動大眾同時攻擊兩種精英。這一行為在開始時大大激化了兩種精英之間已有的矛盾，但最終，在毛死後，他們一起譴責文化大革命。他們之間的新團結，來自於譴責一切抹平階級差異的努力，把這些放進歷史垃圾堆，為兩個群體的崛起清掃道路，接下來的幾代人中這一清掃任務得以完成，創造出一整個統治階級。

問：你在書中提到，文革從一開始的運動，變成了後來的制度化。制度化是什麼意思？這兩個階段有什麼區別？

安舟：從1966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混亂，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難以控制的、自我組織的造反團體。整個國家被團體間的鬥爭割裂開來。在造反組織被強行解散之後，文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是，毛試圖推行激進的政策，改革中共曾經建立的機構。文革後期的這個階段開始於軍管，結束於激進派和保守派的制度化衝突之中。

問：有人說，你的著作弱化了毛澤東在文革發動中的獨斷作用，你會如何回應這類批評？

安舟：我不覺得我低估了毛的無上權力。我相信任何理解這段歷史的人都會意識到，毛決心要加強自己的權力，是因為他相信只有自己才能夠帶着中國重新回到中共的革命理想──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問：你提到中國第四、第五代領導人的精英身份是符合當下的中國資本主義的，是否意味着你將他們視為中國的統治階級？你認為中國是一個資產階級國家嗎？

安舟：我會覺得今天中國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了。資本主義有很多種形式。而在這些形式中，中央政府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國這種角色尤為強大。為什麼說中國是資本主義呢？因為經濟活動是為了利益最大化而進行的。今天的中國企業和過去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統治階級正在形成。在此之前，這個階級是一群擁有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官僚。過去三十年，公共財產被轉化為了私人財產，在這個過程中經濟資本的作用大大加強了。

問：2015年，中國召開了「世界馬克思大會」，北京大學還修建了「馬克思樓」，中共在不斷拓展自身資本力量的同時又重新擁抱馬克思，這意味着什麼？

安舟：習近平在嘗試着復甦共產黨的革命遺產，用以加強黨衰弱的合法性──尤其是在下層階級中。這些人在近幾十年的結構中處於弱勢。然而最後還是得看他具體怎麼做。

問：作為一個美國人，研究文革和中國，對你理解美國和其他地區的歷史與現實，有哪些幫助？

安舟：世界上沒有地方像中國這樣，而文革又是一場非常特別的事件，你找不到它的對等物。美國也很特別。儘管如此，我們可以通過比較其不同，對每個國家都獲得更多了解。如果你僅僅是熟悉一個國家，你就不知道它有何特別之處，所以你就不會真正好了解它。了解是從比較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