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熠：“暴力促统”， 台湾和香港公民的共同威胁

台下抗议者高高举着的气压喇叭震耳欲聋，冥纸一叠一叠撒上天空，“台湾独立”、“拒当中国台湾大学”的布条像盾牌，掩护着抗议“中国新歌声”的青年学生从入口蜂拥入场、攀上舞台。

台下的抗议者早已多过观众，台上的歌手、舞者仍然得照着节目表演出，只能当抗议者不存在。他们依着既定的套路陶醉地尖叫，或者（装作）忘情高喊“下面的朋友动起来”时，还是让旁观者先是哑然失笑，但回过神来，更多的是为艺人们感到尴尬和不忍。

下午4点40分，基于“维安考量”，台湾大学校方要求活动结束。歌手一撤退，舞台随即被抗议者攻占。接着发生了一场暴力冲突，连续几天争议不断。

在一个隐隐然即将显现的文明倒退趋势里，去定义某一件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既违和也其实让人非常沮丧。但“中国新歌声”于9月24日在台大校园的冲突事件，恐怕就是这样的一座“里程碑”。它开启了台湾统、独两翼的基本教义派，进入“ 群众斗群众”的对抗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路线，在台湾和香港同时出现，其运行的方式、造成的后果惊人地相似。

以台大“中国新歌声”事件主角之一的“爱国同心会”（同心会）为例，这个团体的前身原本是国民党内派系的外围组织，在李登辉主政时期，爱国同心会以“反李”、“反本土化”、“追求统一”为号召集结人马。但日后蓝营枱面上的人物逐渐淡出，同心会日渐走向“行动派”，同时在政治路线上也有重大改变：除了延续在台湾内部政治的“反李登辉”、“反陈水扁”外，被北京政府定性为“分裂势力”的人士，也开始被框进他们的攻击范围里。

一个具代表性的例子是2003年11月，四名爱国同心会成员由会长周庆峻带领，进入圆山饭店攻击中国异议人士曹长青。被捕后接受警察讯问时他们说，攻击曹长青是因为他“公开发表台独言论，涉嫌分裂国土”。

另一个例子是今年1月，当时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朱凯廸和姚松炎，连同社运人士黄之锋等人访问台湾，在机场遭到追打，周庆峻同样名列其中。事后他接受《环球时报》访问时，宣称香港自决派就是“港独分子”，攻击他们是为了“警告汉奸、消灭汉奸”。

台大“中国新歌声”事件的另一个主角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统促党），领导人张安乐原本因为涉刑案流亡中国，2005年在中国创立“中华统一促进党”的组织实体（为什么在中国可以公然宣称“组党”，这一点就不必问了）；2013年张安乐回台湾投案，也把“中华统一促进党”积极宣扬“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理念带回了台湾。2014年太阳花运动、15年高中生反课纲运动进行当时，张安乐率众前往被占领的立法院和教育部附近，但被警方强力阻挡在外围，隔着封锁占领群众对呛，白狼站在宣传车上那一句“你们是中国人生出来的孽种”，以及一句完全不适合写出来的言词，堪称他回台湾之后“反独促统”的两场代表作。

张安乐具有帮派背景，这一点在台湾不是秘密。但行事却和一般江湖中人截然不同，就如同香港黑帮14K教父级人物“胡须勇”曾经叮嘱徒众“政治高危，不要掺和”，台湾帮派大老也鲜少对政治高调表态。但张安乐不同，清晰的亲共促统立场，加上徒众行事高调，使得张安乐始终处在争议之中，而且他自己似乎也乐在其中。

台港“爱国”团体的暴力边缘路线

在香港，“香港青年关爱协会”（青关会）和“爱港之声”等团体，和台湾“同心会”或“ 统促党”行事风格极为相近。联系起台、港的重要观察点之一，是彼此行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法轮功。

法轮功和中共政权的关系毋须多言，台、港反制团体使用的手段也如出一辙，一句话总结就是“暴力边缘路线”。例如以高音喇叭播送粗俗不堪的怒骂，有限度地推推挤挤或者动员身份不明的“黑衣人”包围对手等等。在大多数的情形下，他们不会做出明确的暴力行动，防止构成“罪行”。在香港和台湾这样的法治社会，警察对他们也只能劝离，但今天劝离了明天可以回来；稍微过激的行动可能被移送检方，但移送了也只是“微罪”；就算上了法庭，最多也就是判罚金或缓刑。吃定了台、港法制体系的莫可奈何，这些暴力边缘团体的套路因此大行其道。

“言论自由”是另一张保护伞，例如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公开宣称搞港独者应该“杀无赦”；这和张安乐在台大“中国新歌声”事件后，公开回应“打得好”，彼此相互呼应。对他们而言，似乎只要能够达到“爱国”、“促统”、“反独”，使用的手段可以毫无边界。

“青关会”、“爱港力”是不是当代地下党？“同心会”、“统促党”是不是岛内第五纵队？ 没有证据都不该妄加议论，但他们的行动作用在台、港社会造成的效应却是一致的：当公民参与、评论政治时，只要批评中国共产党，就时时刻刻面临暴力的压迫，至少也是高强度的精神骚扰。而这些反文明的举止行为，都因为这一群人所宣称的“爱国”而变得理所当然。

更有甚者，这些激进团体很可能进一步激化对抗者“以暴易暴”。台湾本土独派原本就不乏“冲组”（编按：“冲组”为台语，指反对运动中习惯以肢体冲突对抗当局的群众 ），“中国新歌声”这一役，各路抗议人马虽然一直到主办单位宣布活动结束才冲上舞台，但仍然严重骚扰了一场合法申办的演唱会──尽管笔者也同意，“中国新歌声”在台湾的系列活动的确有相当的统战色彩。因为上海市台办主任李文辉在今年年初的一次讲话中，就是把“中国新歌声赴台湾高校和社区巡演”当作对台工作的成绩来介绍。事后的追踪报导也指出，台湾大学校方原本在4点就要结束演唱会，但因为李文辉迟迟不同意，硬是让结束时间向后拖延了40分钟。

而在近日媒体陆续追踪、还原事实后发现，在独派人士与“同心会”、“统促党”成员的肢体冲突中，少数独派人士同样有动作和言词挑衅，骂人的言词非常不堪入耳。这样的行动确确实实削弱了公民社会对“抗议统战”的支持力道，也让统促党纠众打人找到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虽然公众实在不了解，为什么一场宣称“一般商业演唱会”的活动受到不当干扰时，是由统促党人出头暴力围事，而不是向台湾警察报案求助。

这样的效应在香港也可以看到。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就传出伞运支持者被疑似帮派人士及建制激进团体打伤。接着在“七一”、“六四”这种民主派行之有年的纪念日里，香港建制派外围团体开始更有组织地动员，在活动场地周边反制，例如去年“六四”，“爱港之声”就在路边设摊宣传，和民主派政团“香港众志”成员发生肢体冲突。更接近的例子是中文大学民主墙事件期间，“爱港力”成员直接进入中文大学，将“这里就是中国”的标语强行贴上民主墙，同时撕去“港独标语”，引起冲突对骂。

看到台湾和香港惊人的相似性，以及这些亲北京团体诉求的同一指向，可以发现纵使北京直接金援的证据并不明确，但从台、港亲中报章的言论走向可以看出，中共政权内部，至少一部分势力，是乐见这些团体在台湾和香港发展、坐大的。这些团体愈是横行无阻，两地政治圈和公民社会就时时刻刻陷在“以暴易暴”的争论里无法脱身。这些争论对中共政权毫无影响，因为它是最不在意文明沦丧的一方。而这一类争论持续久了，最可能的结果之一就是反抗极权阵营的自我裂解，温和派疲于应付内部批斗。

再者，对抗极权政治最重要的工具就是“道德性”，若反抗者一旦被亲北京建制团体的言行激怒而以暴力相抗，等于是自己丢弃一个最重要的武器。何况，不管两岸或者中港之间，如果真的要以暴力对决，哪一方拥有更强势的暴力？哪一方行事更无底线？答案不是很清楚吗。

必须从这个角度，才能真切看到台湾的中央政府和台北市政府在“中国新歌声”事件的疏失有多严重。

台北市政府的失能

回顾马英九执政初期，曾经为了一意推动“两岸交流”付出社会撕裂的沉重代价，2008、09年底中国海协会长陈云林两次访台的历史是证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高雄遭泼漆是另一次惨痛教训。在马英九执政，两岸官方关系号称“六十年来最佳”时台湾社会民心尚且如此，更何况今天：中共政权对台湾“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前提未解；解放军在蔡英文上任之后频频在台湾四周演训……

笔者不反对两岸交流，也认为确实对相互了解有帮助，但问题是在现在的两岸关系里，任何的交流都可能因为或大或小的原因（例如“台北市台湾大学”的用辞）引发本土力量以行动抗议，接着进入的就是“爱国无底线”同心会和统促党出手。因此手握行政权的台北市政府，必须确保所有交流活动里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被降到最低。例如审查活动申请时，其实有权力要求演唱在室内举办，以利秩序维护；也可以要求主办单位不得在宣传文件上出现“台湾区”等矮化台湾地位的文字；如果发现网络上已经有反制行动号召，在外场部署警察隔开不同阵营的团体更是必要的处置。但在“中国新歌声”系列活动里，外界看不到台北市政府曾经做出任何准备。

看到这里，肯定有读者要问：不过是一场演唱会，需要这样吗？的确，是很荒诞。但这样的荒诞，乃是源于现实两岸关系下更大的一场荒诞局面。现实的情况就是两岸之间，不可能存在毫无失控风险的“纯文化交流”。这就是“中国新歌声”和（如果有）“美国新歌声”的根本差别。

这场冲突发生之后，问及台北市政府的反应，市长柯文哲先说自己在这场活动中的角色是“协办单位”，以此论定自己“该做的都做了”。但柯文哲忘了的是，他领导的团队除了是“协办单位”，更应该是一个能够预判局势，维持秩序的“政府”，而“政府”这个角色，在这场冲突中是完全失能的。

如果柯文哲至今仍然坚称台北市政府“没有疏失”，那只说明了一件事：他其实不知道他领导的政府该做什么。

（李熠，台湾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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