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李熠：「暴力促統」， 台灣和香港公民的共同威脅

台下抗議者高高舉着的氣壓喇叭震耳欲聾，冥紙一疊一疊撒上天空，「台灣獨立」、「拒當中國台灣大學」的布條像盾牌，掩護着抗議「中國新歌聲」的青年學生從入口蜂擁入場、攀上舞台。

台下的抗議者早已多過觀眾，台上的歌手、舞者仍然得照着節目表演出，只能當抗議者不存在。他們依着既定的套路陶醉地尖叫，或者（裝作）忘情高喊「下面的朋友動起來」時，還是讓旁觀者先是啞然失笑，但回過神來，更多的是為藝人們感到尷尬和不忍。

下午4點40分，基於「維安考量」，台灣大學校方要求活動結束。歌手一撤退，舞台隨即被抗議者攻佔。接着發生了一場暴力衝突，連續幾天爭議不斷。

在一個隱隱然即將顯現的文明倒退趨勢裏，去定義某一件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既違和也其實讓人非常沮喪。但「中國新歌聲」於9月24日在台大校園的衝突事件，恐怕就是這樣的一座「里程碑」。它開啟了台灣統、獨兩翼的基本教義派，進入「 群眾鬥群眾」的對抗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路線，在台灣和香港同時出現，其運行的方式、造成的後果驚人地相似。

以台大「中國新歌聲」事件主角之一的「愛國同心會」（同心會）為例，這個團體的前身原本是國民黨內派系的外圍組織，在李登輝主政時期，愛國同心會以「反李」、「反本土化」、「追求統一」為號召集結人馬。但日後藍營枱面上的人物逐漸淡出，同心會日漸走向「行動派」，同時在政治路線上也有重大改變：除了延續在台灣內部政治的「反李登輝」、「反陳水扁」外，被北京政府定性為「分裂勢力」的人士，也開始被框進他們的攻擊範圍裏。

一個具代表性的例子是2003年11月，四名愛國同心會成員由會長周慶峻帶領，進入圓山飯店攻擊中國異議人士曹長青。被捕後接受警察訊問時他們說，攻擊曹長青是因為他「公開發表台獨言論，涉嫌分裂國土」。

另一個例子是今年1月，當時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朱凱廸和姚松炎，連同社運人士黃之鋒等人訪問台灣，在機場遭到追打，周慶峻同樣名列其中。事後他接受《環球時報》訪問時，宣稱香港自決派就是「港獨分子」，攻擊他們是為了「警告漢奸、消滅漢奸」。

台大「中國新歌聲」事件的另一個主角是「中華統一促進黨」（統促黨），領導人張安樂原本因為涉刑案流亡中國，2005年在中國創立「中華統一促進黨」的組織實體（為什麼在中國可以公然宣稱「組黨」，這一點就不必問了）；2013年張安樂回台灣投案，也把「中華統一促進黨」積極宣揚「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理念帶回了台灣。2014年太陽花運動、15年高中生反課綱運動進行當時，張安樂率眾前往被佔領的立法院和教育部附近，但被警方強力阻擋在外圍，隔着封鎖佔領群眾對嗆，白狼站在宣傳車上那一句「你們是中國人生出來的孽種」，以及一句完全不適合寫出來的言詞，堪稱他回台灣之後「反獨促統」的兩場代表作。

張安樂具有幫派背景，這一點在台灣不是秘密。但行事卻和一般江湖中人截然不同，就如同香港黑幫14K教父級人物「鬍鬚勇」曾經叮囑徒眾「政治高危，不要摻和」，台灣幫派大老也鮮少對政治高調表態。但張安樂不同，清晰的親共促統立場，加上徒眾行事高調，使得張安樂始終處在爭議之中，而且他自己似乎也樂在其中。

台港「愛國」團體的暴力邊緣路線

在香港，「香港青年關愛協會」（青關會）和「愛港之聲」等團體，和台灣「同心會」或「 統促黨」行事風格極為相近。聯繫起台、港的重要觀察點之一，是彼此行動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法輪功。

法輪功和中共政權的關係毋須多言，台、港反制團體使用的手段也如出一轍，一句話總結就是「暴力邊緣路線」。例如以高音喇叭播送粗俗不堪的怒罵，有限度地推推擠擠或者動員身份不明的「黑衣人」包圍對手等等。在大多數的情形下，他們不會做出明確的暴力行動，防止構成「罪行」。在香港和台灣這樣的法治社會，警察對他們也只能勸離，但今天勸離了明天可以回來；稍微過激的行動可能被移送檢方，但移送了也只是「微罪」；就算上了法庭，最多也就是判罰金或緩刑。吃定了台、港法制體系的莫可奈何，這些暴力邊緣團體的套路因此大行其道。

「言論自由」是另一張保護傘，例如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公開宣稱搞港獨者應該「殺無赦」；這和張安樂在台大「中國新歌聲」事件後，公開回應「打得好」，彼此相互呼應。對他們而言，似乎只要能夠達到「愛國」、「促統」、「反獨」，使用的手段可以毫無邊界。

「青關會」、「愛港力」是不是當代地下黨？「同心會」、「統促黨」是不是島內第五縱隊？ 沒有證據都不該妄加議論，但他們的行動作用在台、港社會造成的效應卻是一致的：當公民參與、評論政治時，只要批評中國共產黨，就時時刻刻面臨暴力的壓迫，至少也是高強度的精神騷擾。而這些反文明的舉止行為，都因為這一群人所宣稱的「愛國」而變得理所當然。

更有甚者，這些激進團體很可能進一步激化對抗者「以暴易暴」。台灣本土獨派原本就不乏「衝組」（編按：「衝組」為台語，指反對運動中習慣以肢體衝突對抗當局的群眾 ），「中國新歌聲」這一役，各路抗議人馬雖然一直到主辦單位宣布活動結束才衝上舞台，但仍然嚴重騷擾了一場合法申辦的演唱會──儘管筆者也同意，「中國新歌聲」在台灣的系列活動的確有相當的統戰色彩。因為上海市台辦主任李文輝在今年年初的一次講話中，就是把「中國新歌聲赴台灣高校和社區巡演」當作對台工作的成績來介紹。事後的追蹤報導也指出，台灣大學校方原本在4點就要結束演唱會，但因為李文輝遲遲不同意，硬是讓結束時間向後拖延了40分鐘。

而在近日媒體陸續追蹤、還原事實後發現，在獨派人士與「同心會」、「統促黨」成員的肢體衝突中，少數獨派人士同樣有動作和言詞挑釁，罵人的言詞非常不堪入耳。這樣的行動確確實實削弱了公民社會對「抗議統戰」的支持力道，也讓統促黨糾眾打人找到了一個看似合理的藉口。雖然公眾實在不了解，為什麼一場宣稱「一般商業演唱會」的活動受到不當干擾時，是由統促黨人出頭暴力圍事，而不是向台灣警察報案求助。

這樣的效應在香港也可以看到。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就傳出傘運支持者被疑似幫派人士及建制激進團體打傷。接着在「七一」、「六四」這種民主派行之有年的紀念日裏，香港建制派外圍團體開始更有組織地動員，在活動場地周邊反制，例如去年「六四」，「愛港之聲」就在路邊設攤宣傳，和民主派政團「香港眾志」成員發生肢體衝突。更接近的例子是中文大學民主牆事件期間，「愛港力」成員直接進入中文大學，將「這裏就是中國」的標語強行貼上民主牆，同時撕去「港獨標語」，引起衝突對罵。

看到台灣和香港驚人的相似性，以及這些親北京團體訴求的同一指向，可以發現縱使北京直接金援的證據並不明確，但從台、港親中報章的言論走向可以看出，中共政權內部，至少一部分勢力，是樂見這些團體在台灣和香港發展、坐大的。這些團體愈是橫行無阻，兩地政治圈和公民社會就時時刻刻陷在「以暴易暴」的爭論裏無法脫身。這些爭論對中共政權毫無影響，因為它是最不在意文明淪喪的一方。而這一類爭論持續久了，最可能的結果之一就是反抗極權陣營的自我裂解，溫和派疲於應付內部批鬥。

再者，對抗極權政治最重要的工具就是「道德性」，若反抗者一旦被親北京建制團體的言行激怒而以暴力相抗，等於是自己丟棄一個最重要的武器。何況，不管兩岸或者中港之間，如果真的要以暴力對決，哪一方擁有更強勢的暴力？哪一方行事更無底線？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必須從這個角度，才能真切看到台灣的中央政府和台北市政府在「中國新歌聲」事件的疏失有多嚴重。

台北市政府的失能

回顧馬英九執政初期，曾經為了一意推動「兩岸交流」付出社會撕裂的沉重代價，2008、09年底中國海協會長陳雲林兩次訪台的歷史是證明；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高雄遭潑漆是另一次慘痛教訓。在馬英九執政，兩岸官方關係號稱「六十年來最佳」時台灣社會民心尚且如此，更何況今天：中共政權對台灣「不排除動用武力」的前提未解；解放軍在蔡英文上任之後頻頻在台灣四周演訓……

筆者不反對兩岸交流，也認為確實對相互了解有幫助，但問題是在現在的兩岸關係裏，任何的交流都可能因為或大或小的原因（例如「台北市台灣大學」的用辭）引發本土力量以行動抗議，接着進入的就是「愛國無底線」同心會和統促黨出手。因此手握行政權的台北市政府，必須確保所有交流活動裏擦槍走火的可能性被降到最低。例如審查活動申請時，其實有權力要求演唱在室內舉辦，以利秩序維護；也可以要求主辦單位不得在宣傳文件上出現「台灣區」等矮化台灣地位的文字；如果發現網絡上已經有反制行動號召，在外場部署警察隔開不同陣營的團體更是必要的處置。但在「中國新歌聲」系列活動裏，外界看不到台北市政府曾經做出任何準備。

看到這裏，肯定有讀者要問：不過是一場演唱會，需要這樣嗎？的確，是很荒誕。但這樣的荒誕，乃是源於現實兩岸關係下更大的一場荒誕局面。現實的情況就是兩岸之間，不可能存在毫無失控風險的「純文化交流」。這就是「中國新歌聲」和（如果有）「美國新歌聲」的根本差別。

這場衝突發生之後，問及台北市政府的反應，市長柯文哲先說自己在這場活動中的角色是「協辦單位」，以此論定自己「該做的都做了」。但柯文哲忘了的是，他領導的團隊除了是「協辦單位」，更應該是一個能夠預判局勢，維持秩序的「政府」，而「政府」這個角色，在這場衝突中是完全失能的。

如果柯文哲至今仍然堅稱台北市政府「沒有疏失」，那只說明了一件事：他其實不知道他領導的政府該做什麼。

（李熠，台灣自由撰稿人）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